它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实施文化领导权的一个必然结果”。所谓“一体化”概念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指的是一种文学形态——左翼文学经过延安整风演化为居绝对支配地位的文学；其次是指在文学生产、传播等方面的高度组织化特征；再次是指这个时期文学在题材、主题、艺术风格、方法等方面的趋同倾向。文学“一体化”的出现，一方面是“中国当代文学文化深受苏联的影响，社会主义的文化属性和执政党的地位，也决定了它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有国家文化主体的领导地位，在有关文学组织制度的制定、运行和规范方面都直接发挥着重要的决定性的指导作用。而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政党制度来实现对国家政权和思想文化的有效掌管，的确也是现代民主和法治国家的主要的政权形式”。
20世纪50-70年代，毛泽东的文艺观对我国整个文艺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由此决定着这个历史时期的文艺政策、方针、体制，文学家生存状态等一系列问题。“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学理论遗产和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加以选择、融会、改造，在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形成了体系性的关于文艺问题的观点。这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论著中。”在这些论著中，毛泽东对文学的服务对象、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评价标准等问题都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由于“毛泽东不是作为纯粹的文艺理论批评家而首先是作为革命的政治家，从中国革命整体战略出发来思考和谈论文艺问题的，因而他必然会首先关注文艺的政治功能和文艺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效用”。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和政治同属于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经济基础起着反作用。马克思从“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认为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社会变革时代来临时，必然带来因为经济基础的变革引起的“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或快或慢的变革。在此，马克思主义是将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诸种意识形态范畴共同作为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系统的组成部分，它们整体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并由经济基础所决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道：“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在这个论断中，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位置和关系与马克思的阐述已经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将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位列于经济之前，不但与经济基础一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高于经济基础起着更为直接的决定性作用。在《讲话》中，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一步被表述为“文艺从属于政治”。
毛泽东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新时期，人们通过反思认识到：“文艺与政治同属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各种因素之间有大小、强弱、久暂的不同，但起最后作用的还是经济基础。说文艺从属于政治，既否认了经济基础的最后决定作用，又否认了上层建筑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文艺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独立性。”关于“政治”，毛泽东在《讲话》中认为：在当时，“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在民族矛盾激化，民族命运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只有团结各个社会阶层，将思想、文化、艺术等一切力量集中到民族救亡的伟大历史实践中来，一致对外，才能力挽狂澜，扭转危局，取得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因此，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一切从政治出发的提法也不失为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有效策略。问题在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整个政治局面和历史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意识形态却没有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及时调整，致使文艺发展受到阻碍。
鲁迅的精神文化价值是早为革命领袖认识到的。从史料记载来看，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对鲁迅作出评价，是1937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周年祭日在陕北公学所作的演讲《鲁迅论》。在这篇演讲词里，毛泽东将鲁迅纳入当时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的框架里，并由此来确定鲁迅在中国革命史中的地位。认为鲁迅“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并从“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三个方面概括了鲁迅的精神特质。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再次高度评价鲁迅：“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毛泽东的评价同时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革命政党将鲁迅置于伟大的民族革命进程中来阐释和估价鲁迅，并将鲁迅作为一种巨大的文化资源融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构建的意识形态中，为即将建立的新政权奠定话语基础。这既显示着政治家的英明远见，同时也是由鲁迅反专制统治的正义立场，同情和倾向正在成长中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选择，以及他对中华民族解放所寄予的希望所决定的，应该肯定它有着积极的一面。但随着党的政权的稳固和新的国家的建立，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在后来的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成为一种占绝对统领地位的意义阐释体系和接受范式，给鲁迅研究和传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总原理，但是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不总是直接对应的，其中隐含着诸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由于文艺是更高的悬浮于上层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因此，要发挥文艺的社会功能，使之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必须经过“中间环节”。19世纪中叶，以斯达尔夫人和丹纳为代表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流派，以及拉法格、梅林等人的观点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简单化倾向。恩格斯在晚年曾对这个问题有所察觉，提出了“中间环节”和“总的合力”说。认为除了经济基础、社会政治制度等客观因素之外，还包括由社会心理、民族文化传统等组成的一些主观因素，它们共同推动着社会及文学艺术的发展。
蒲力汗诺夫在恩格斯理论的基础上，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细分为生产力状况、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社会政治制度、社会心理以及反映这种社会心理特征的各种思想体系等五个层次。蒲力汗诺夫认为，文学作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是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发生的，而“社会心理”是最为直接的一环。毛泽东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由此可见，“毛泽东是将政治作为文艺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中间环节’来看的”。由于文艺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中间环节”被忽视，因而被表述为文艺直接为政治服务。由此决定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文艺为短期的社会政治任务服务，表现出浓厚的功利性和实用主义色彩。鲁迅及其研究也遭受着同样的命运。
毛泽东将鲁迅纳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框架中加以诠释，固然有其积极的历史进步作用，但也使得“鲁迅不可能不受到严格的意识形态限制，并且鲁迅思想中显然只有跟新民主主义话语相符合的那部分才有其合理的存在意义，换言之，鲁迅的意义在此不可能获得充分敞开，它只能在意识形态的遮蔽下获得颇有限制的呈现”。此外，文学经典因其意蕴的丰富性决定了多元阐释的可能性，作为革命领袖，毛泽东对鲁迅的接受是在特定角度上的接受，“这种接受是从鲁迅的社会表现中获得灵感的，而不是从他的作品的自身直接获得的灵感。正是因为如此，在毛泽东的评价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高度整合了的鲁迅，而不是充满了全部复杂性的鲁迅；是一个完成态的鲁迅，而不是有着曲折复杂的思想历程的鲁迅；是一个理解、同情并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鲁迅，而不是如何看待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鲁迅。”“文革”时期由于极“左”政治的干扰，几乎完全抽空了鲁迅精神的本原性内涵，根据政治需要任意地把鲁迅扭曲、篡改成一个“既没有血肉和生活，也没有一位文学家、思想家的文化蕴藉与个性趣味”的政治符号，“极端化、概念化的斗士”，产生了消极的历史影响。这些对鲁迅本身、鲁迅的学术研究以及鲁迅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和文化遗产的实践价值，都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综上所述，由于文学“一体化”与社会政治价值取向等客观因素，使文学家的思想和艺术空间受到束缚。鲁迅与鲁迅研究由于承载了过多的国家意识形态使命，也逐渐失去了独立品格以及与当代对话的生命活力，成为政治的附庸和实用工具。其结果是鲁迅研究时时受到限制和冲击，很难回到学术本身。这在十年文化浩劫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状况，一直到新时期到来，以1981年的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为契机，才得以开始转型。”这个转型是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分不开的，它表明，鲁迅研究的政治意识形态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需要我们持历史主义观点冷静审视。
（二）意识形态的实践品格与鲁迅成为一种“民族接受”
从现代文学史角度来看，鲁迅的地位主要是由于他的文学成就而确立的。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随着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学术专著《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等文集的出版，逐步确定并扩大了他在国内外的文化影响。不过，鲁迅研究的“阶级革命”与“政治革命”框架，却是在抗日战争以及后来的政治革命环境中逐渐形成的。
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这一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鲁迅研究，它是与中国的政治革命密切相关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意识形态性质。自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新时期以来，人们越来越理性地认识到“意识形态化”对鲁迅研究以及文艺发展形成的桎梏，并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猛烈的冲决。但又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意识形态”泛化成一种具有某种否定性的政治倾向而加以一概批判了。对此，以运动的而不是静止的，以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观点，辩证地考察意识形态的历史阶段性和实践品格等理论问题，就显得很有必要。
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直接相关的观念系统，是代表着一定阶级、社会集群利益的价值观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具有极大的整合和规范功能。“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作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这段话表明，由于意识形态强大的整合力所决定，“在某种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可能任何社会意识（材料）都要被意识形态‘加工’成意识形态，完全独立的社会意识形式也可能有，但已经不重要了”。这些意识形式也包括了文学艺术等一些感性的材料和想法。这些内容被意识形态包容和整合进去的时候，人们是无意识的。如恩格斯所言，“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至于被何种意识形态包容，“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自“五四”以来，从“启蒙的鲁迅”、“阶级的鲁迅”、“政治革命的鲁迅”、“思想革命的鲁迅”到“民间的鲁迅”，鲁迅形象被不断重构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原理。在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等社会变革激烈动荡的年代，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
每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都是一种复杂的存在，一般有三种不同的体系：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已经消亡了的旧的意识形态残余；“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并为建立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服务的新的意识形态”。（参见“百科名片”）从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它经历着生成、发展直至衰亡这样几个时期。因而，意识形态本身有着进步与落后之分，其价值判断标准就是“在实践中证明了某种学说、思想是有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促进社会进步的，表现了其自身的有效性，那么它就是积极的意识形态”。这首先要看思想家在完成意识形态过程中的动力问题，即他是否能自觉地意识到，他的思想是依据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的需求与合理关系而提出的，有着符合历史与现实发展的理性深度，并能在实践中产生社会变革的力量。在恩格斯看来，这是区别真实的积极的还是虚假的落后的意识形态的重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