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一般层面上对阅读意义的基本认识。对于鲁迅经典阅读来说，理解这样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显得格外必要。只有在对阅读与人的关系这个本质问题上有准确的把握，才能有效达成鲁迅经典阅读的人学意义和社会功能。此外，“轻松有趣”能否作为阅读的价值取向？经典阅读的审美意义是怎样获得的？或者更进一步说，以何种形式、经历了何种心理历程的阅读才能真正对人的精神产生深远影响？在这里，涉及的是阅读的人学意义和阅读的语言效能两个问题，也就是语文课程属性的重要两极：“人文性”与“工具性”。我们孜孜以求的是两者的和谐统一，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论述的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有学者认为：“必须强调的是，即便我们是为着审美欲求而阅读，我们所期待的仍然是一种‘艰辛的愉悦’，是在摸索学识教给我们行走的隐秘之路，并让我们拒绝轻易得来的快乐（哈罗德·布鲁姆语），否则就与在游戏、饮酒、蹦迪、钓鱼乃至摔东西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快感没有什么区别。阅读经典永远是一种探险，读者伴随着阅读探险历程而打捞到的深刻意义与体验到的愉悦或许只能在经典的阅读活动中才能体悟得到。人们自觉选择经典来阅读，其主要动机并不是为了消遣和快感，而是出于对文学的认知，对文学所能提供的审美经验的认知，并在体验认知的过程中不断集中资源，重塑自我的精神结构、人格和气质。”显然，这段话对我们提出的疑惑作出了精辟回答，它对于我们在阅读中适时地纠正偏颇、提升理念方面带来的启发也是非常深刻的。
（三）壮健崇高的心灵之力：审美现代化
我们在反思语文教材史鲁迅作品选篇美学价值取向的嬗变时，应该清醒地看到，其中迎合时代、迎合大众的媚俗倾向是不容回避的。这种短期行为的实质是另一种社会功利性，它在客观暴露“旧鲁学”弊端的同时，在另一方面，也揭示了鲁迅经典的美学价值未能得到科学认识和有效发挥的真正原因。事实上，鲁迅经典所包含的精神资源是丰富而全面的，它对于现代人的心灵世界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的美学意义，关键是合理地取舍和安排。我们不妨接着上面的内容，继续从美学范畴展开深入的讨论。
对往昔美好一切的珍藏与吟唱是鲁迅经典的题中之义，它包括对童年时光的回忆，对良师挚友的怀念，对故乡江南美景的抒写等内容。课程改革以后，语文教材比较多地选取了鲁迅相关作品。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风筝》《社戏》《阿长与<；山海经>；》《藤野先生》《范爱农》《雪》等，从而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鲁迅精神世界的认识和欣赏范围。这些作品，是蕴藏在作者心灵深处的一汪清泉，是滚动在丹青花叶边缘的晶莹朝露，是晴天碧空中飘过的一抹流云……清澈纯净，在寂寞时光里，它们成了作者最好的慰藉。
从美学角度而言，这些作品属于优美的范畴，其主要特征是纤秀和谐。
优美对象无论是色彩、声音、空间造型等，都能直接引起人的愉快的纯粹的审美感觉。在优美范畴中，没有粗暴强烈的不和谐，没有充满矛盾的裂隙和对立，一切都是那么圆融美满。在舒缓的节奏中，自然展开优雅精致而充满人情意味的书写，从而带给读者一种轻快舒畅的心境。如前所言，“优美”是美的最典型的形态，能从外部特征方面直接给人以愉悦感。因此，能为最大多数的欣赏者所接受，在审美领域也最具广泛性。但“完满和谐的审美形式与人类的生命形式有着原初的适应性，自由协调的审美心理状态与人类追求协调平衡完整一致的本能内在一致”。由此特征决定，优美虽然适合不同年龄、不同性格气质、不同心理水平的人，但无疑尤其适合儿童。因为“与其他美育形态相比，优美的教育是儿童美育的最基本形态。
完满和谐的形式很适合以整体反应为特征的儿童知觉，自由和谐的体验也与儿童相对完整的心灵相协调。优美的直观方式，对于理解力不足而直觉创造力突出的儿童来说，是最适合的，优美的愉悦性也符合儿童快乐无忧的天性”。因此，从学段的安排来看，这些作品最适宜于做小学、初中的阅读教材。它们对于消除由于被政治意识形态化的鲁迅概念所带来的厌倦感、距离感，还原一个具有丰富人性内涵的鲁迅形象，从而贴近鲁迅心灵，无疑是一个合适的切入口。此外，优美所具有的优雅和谐的外部形式，也是人人都乐于接受的，通过诉诸感官通达心灵，能得到广泛的美的享受。
从价值论角度而言，“对人生来说，平衡是暂时的，矛盾冲突都是永恒的；但人的生命却追求平衡，渴望和谐。这体现在审美中，就是赋予瞬间的和谐自由以永恒的价值”。从这一点来说，“优美成为一切审美形态的基本价值尺度”。从发展的趋势观察，21世纪人类面临的仍然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和谐共存的问题，如何构建和谐的文化生态环境，更适宜于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文学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古老民族而言，在深厚的文化积淀背后隐藏的是对于人本身和人的社会发展的沉重阻力。因此，鲁迅的作品中温暖细腻的美好情愫，能滋润生活在物化社会中现代人干涸的心灵。除此之外，正如研究者所观察到的，“就目前人们所选的作品看，缺少鲁迅谈美的文章。
比如对珂勒惠支版画的评价、对朱光潜审美理念的议论、对六朝文的看法。
这里有他思想柔性的东西，也有睿智的闪光。从这个角度进入鲁迅，更有人情味”。因为这样做，对于丰富鲁迅的形象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然而，对于问题我们往往需要从不同的方向去思考。如果一味突出鲁迅人性中温情柔美、闲情逸致的一面，又有可能将其混同于文学史上大量存在的类似作家，而遮掩了鲁迅经典美学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就鲁迅抒写温情的篇章而言，也不纯粹是柔软温馨的，只要稍微用心，就不难体察到其中隐含的思想锋芒和独特别致的美学趣味，这些都是支撑鲁迅文学的骨力所在。正如鲁迅自己所言，在北京冬季的“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浮动的“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里的风筝，失却了原有的轻灵翻飞舞蹁跹的姿态，却给人以忏悔的宗教情结与教育反思的沉重。在絮絮叨叨地完成对童年保姆长妈妈的回忆之后，牵引出来的是对她孤寂无依一生的悲悯与祈祷：“仁厚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虽然他把最美好的文字慷慨地给予了怀念中的江南的雪，但他终于不再执著留恋于往昔的记忆，那滋润美艳犹如壮健的处子的皮肤的雪，那曾经在这雪中留下的童年的玩乐与趣味，都因为江南的雪“成为不知道算什么”而最终决绝地离它而去，转而将赞美的诗情献给那在旋风中“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继之“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的朔方的雪了。那是由作者的生存体验和美学趣味所决定的。至于《藤野先生》《范爱农》等其他各篇所蕴含的深厚而复杂的精神内涵，则更不容轻易忽视。
将鲁迅美学思想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和发展历程来考察，应该是一个适宜的视角。“中国现代文学”就其概念内涵而言，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一个意义指向。在文学史的叙述中，它“同时还是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概念”：“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文学。”因此，“现代文学”包含有“文学现代化”的意义，在整个20世纪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中，它在促进民族“思想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中发挥了特殊作用。由于20世纪人类的文明遽变与民族的内外交困，现代作家内心充满了危机感、焦虑感与叛逆感，“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旧文艺的中庸柔弱格调，是要人“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而新文艺在当时的特殊功能就在于破坏旧轨道，反抗旧传统，开拓新人生。
由此时代精神影响着审美意识的嬗变：总体观之，现代文学的审美理想告别了传统“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而跃向悲凉崇高之现代境界。作为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和重要的启蒙思想家，鲁迅的文学最集中地体现了悲凉崇高的美学风格。“在审美感受上，强调了现代人在纷繁、激烈的社会和人生动荡中，那种痛苦与愉悦、自由与焦灼、束缚与解放等对立的、复杂的情感混合之感受和生命之体验。在审美本质内涵上，突出‘对立’、‘崇高’所反映的近现代社会人与对象之间的矛盾，呈现出近现代以‘力’、‘悲壮’、‘悲凉’和‘孤独’为特征的审美走向。”一个作家的审美意识决定了他的创作风格。在鲁迅文学中，很少有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在多数情况下，往往是社会环境代替了自然环境。即使在散文诗或散文中偶有出现，也绝非符合中国人传统审美趣味的柔婉美艳的景致。在鲁迅笔下，那些用来作为歌吟的客观物象，更多的是乌鸦恶鸟，而非夜莺黄鹂；不是春天里的桃之灼灼，而是“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的枣树；即便同是秋夜，也失却了它原有的明星朗月的高爽，在他笔下，星星瞪着“冷眼”，“月亮窘得发白”，夜空肆意地“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自然在这里显得极不和谐，甚至表现出互相抵触的矛盾。鲁迅曾明确宣示：不愿意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而愿意“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着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鲁迅毫不畏惧死亡、绝望、孤独和苦难，直接进入现代人的心灵世界，大胆地抒写现代人意识的喧嚣和躁动，洋溢着生命的力量和意志所散发出来的热气。其激烈张扬、酣畅淋漓的风格，完全悖逆了安详平和、悠远静穆的民族传统趣味，形成了鲁迅特有的崇高悲凉的现代艺术风格，从而与20世纪人类文学的审美取向相连接。鲁迅的文学世界张扬着“力之美”，“可以构成对中国人心灵的猛烈闪击。在鲁迅的艺术趣味和生命感知中有一种强烈的反甜腻趋苦涩、反柔顺趋凌厉、反肥满趋瘦硬的倾向。他喜爱的现代木刻，他构筑的文学世界，都散发着独具魅力的枯瘦之美、变形之美。这是一种现代之美，是对传统和谐美的超越”。这些充溢着刚健和伟美艺术趣味的作品，对于生活于浮华世俗文化氛围中的当代人，无疑具有强劲壮健的美学理性的牵引力量。适宜地发掘鲁迅经典中的美学蕴涵，使之发挥涵养精神的美育作用与积极意义是毋庸赘言的。
鲁迅经典中包含着丰富厚重的人文意蕴：深沉的忧患意识与不负使命的担当勇气；深刻的孤独意识及超脱凡庸的先行者智慧；对人的身份命运及人生终极意义的探索精神；对苦难现实的承受及超越的非凡意志力量；对绝望人生的彻悟及奋力反抗的生命热情；对民族劫难与众生不幸无尽包容的悲悯情怀，等等。它们均属于“崇高”的美学范畴，对阅读者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鉴于其他几项我们在前面各章已有所涉及，不再赘述。本小节着重讨论鲁迅经典中的悲剧与苦难。
生活于和平安逸环境中的人，往往不愿意谈论苦难。苦难是人生不可回避的一种本质性存在。“只要人的意识不灭，苦难就必然存在。”“苦难意识是人展开对自己生存状态进行思考的一个重要条件。”人只有在生活的不幸遭遇中凭着自觉的毅力进行坚强的承受，才能由童年走向成熟。因此，“苦难意识是成人的意识”。整体观照《鲁迅全集》，不难深切感受到浸透其中的浓重的苦难意识。苦难源自历史深处，却在具体感性的个体生命不幸中显现出来。在小说、散文、散文诗、诗剧等各种体裁中，苦难犹如漫天的雪花洒落在鲁迅经典的字里行间。对于民族苦难，鲁迅不是以革命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予以解放和拯救；也不是以旁观者的姿态隔靴搔痒，或者只是给予老爷式的同情与施舍，而是感同身受，始终怀着深切的悲悯、博爱、忏悔……那是一种宗教的情怀。“文学的宗教情怀，是表达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的一种情怀，是主体精神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它浓缩了作为主体的人对客观现实的疑惑、不满和某种程度上的敬畏，表现了人对未知领域和前途命运的焦虑，当然也寄托了人对超越现实人生的无限幸福的遐想与憧憬。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宗教情怀及其所表现的内容，既可以是人生的逃难庇护所，也可以是心灵自由和至爱的归宿地，或者说是寻找改善人的生存环境，消除罪恶，宣扬人间博爱的精神动力。”在鲁迅经典中，那种情怀向着人类的苦难敞开着，只是由于受阶级革命框架的束缚，我们的阐释视角观照不到那个重要的地方，而那正是可以被称之为“人文”的精要所在。就今天而言，对于语文教材中的鲁迅文学经典，选多少篇数，选什么篇目，都不是意见分歧的焦点。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怎样去阐释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