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起被派参加“三民主义讲习班”，听八股、考八股后，又被派去参加演讲比赛。11月3日，我写信给王尚义、马宏祥、陈彦增报告趣闻如下：
“三民主义讲习班”被抓公差，参加讲演比赛，本人先讽第一营营长不诚实（此人常打一预官朋友官腔，故趁机讽之），继说师长对“班训”解释之错误，然后军中乐园、打炮、女人大腿、anti论、高跟鞋等全部出笼，众大哄堂，我的营长笑得抬不起头，众大笑后继大骇异，盖彼等当兵以来从未见如此庄严场合竟有如此狂人也。事后中队长（第一营营长）以“头发蓬乱，仪容不整，没礼貌”反击我，并嘱“勿放肆”。我演说时另一组回头听者有之；骂我神经病者亦有之；誉我者亦多，而我态度之自然，则任何与赛者所不能望项背也。此次最后一名当然又依步校旧例——仍旧由本人获得。
“历史人物评介”比赛又把我推出来，本拟讲武曌或玉环，因为已受好几个笑脸警告，谓在那种神圣场合安可再及于女人？于是我被硬指定讲关公，在十三四分钟的演说里；在副师长瞪眼睛里；在四五百军官大笑欢呼嗟叹声里；在十几次掌声打断的情况里，我以严肃的脸孔；以台大历史系的金牌子；以嬉笑讽刺的口吻，轻而易举地拆穿了关老爷那张偶像的脸，顺便拆穿了花木兰、包龙图、郑成功等人的真面目，下台后副师长赶忙上去一再强调关公是民族英雄，忠肝义胆，阿兵哥们则人人以一种惊奇而忍俊不禁的鬼脸看我，一位预官说：“我们很久没听你讲演了，你又来了！”另一位说：“你的演说使三民主义讲习班光芒万丈！使预官班光芒万丈！”有的说：“你把关公根本否定了，在你嘴里，关公一个钱都不值了！”一位少校说：“李敖啊！你真有一套，你的历史背得真有一套！”有的叹我游戏人间；有的欲挽我长谈，与我为友，指导员说：“为了讨好听众，你的效果达到了；为了争取第一，你就失败了。我们内心佩服你，可是场合不同，所以你得了最末一名！”颇有人为我得倒数第一不平者，哀哉！
最有趣的，那位第一营营长——神经营长，在12月19日还跟我有一段后话：
在操场冷风中写此日记，值团长及刘蕴富来，相谈甚久。团长言及钱穆及胡适皆为治史的，又杂谈家世及出路，神经营长笑握我手，左手又握上来，我也握过去，四手握在一起。他连说我们是三民主义讲习班同学，我说不敢当不敢当。后来他问我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看我好像有点神经病。我心里想：问这话的人心里就有神经病！他劝我入世后小心讲话。
11月18日，我又记录了军中的鸡奸问题：
连长夜归来，言跳伞事，并为我抄得屏东军中乐园的史料，甚感其意，其两肩伤痕甚多。聚谈中，副座言及连中鸡奸事件，想不到黄吴照班上只有两人幸免，真骇人听闻者也，充员多秘不敢报。我力主从速解决此类事，不可再姑息。副座以难以启口当面指责，只嘱充员于其逼进时赶紧来报告。
11月23日，我又有机会接近屏东三地门的高山族：
午后突来电话，立即撤往振兴，在日光与尘土的昏黄里，静默地走过了这一程。在振兴沟中洗脚，沼中大便，未及晚饭忽有特殊情况，竟得驰赴三地门，路甚直，二又二分之一飞驰，群山在望，右面丛山下层成一形，甚直长，抵堤边后即入市区——所谓市区者，一条土街耳！见到很多高山族，一男人在买烟袋，我和他讲日本话，他笑了，他们多用日本语或部分高山土语交谈，很少会台语的。一店员说在这儿开店要会五种话，即国、日、台、客、高山。高山族女人多又穿裙又穿长黑裤（下开口），好包头，族民皆脏而窝囊，好喝酒、吸烟吃槟榔，男女皆如此。好友则相抱贴脸同饮一杯酒，女郎最惧伊兄，以前一破衣可易一鸡，彼多挑大担柴下山来，卖十元，烟酒槟榔一阵而后返，乐在其中，政府对彼有特殊待遇，念书者皆公费。
这一奇遇使我亲眼看到真正台湾人（高山族）不讲“台语”，原来闽南人的“台语”根本是假台湾话。
11月28日我写信给妈妈，请支援买个手表：
因我已一年四五个月没有表，极感不便与误事，决心下月（12月）买一只Titoni，是最低级的空中霸王表，不算好，但是还可用，约六百五至七百，我想动用稿费、狐朋狗友的乐捐，及你的一部分美援买它下来，你愿意美援多少？不援不好意思。
谈到手表，我正好有一写。我在二十岁以前从来没戴过手表，二十岁生日后第二天，爸爸死了，火葬前他的手表留下来，由我戴上，后来遗失了，从此又没有表。我做预备军官排长，没表极不方便，可是一直没钱买，只好老是向别人问时间，这次由妈妈以下集资买表时，排长生涯已近尾声了。不过，在尾声日近时，我却有了一次离开台湾本岛的机会，十七师调往澎湖。我在澎湖共住了十天。到了2月1日，五十七师那边忽然传来提前退伍的消息，不久证实2月6日退伍。有日记如下：
2月5日
……8时后参加排中欢宴，大吃小喝，敬酒送照片一类，排附即席亮出送我之钢笔。散席后我一一嘱别，德武、永亭等皆惜我之去，难过溢于言表。与他们谈至夜深，收拾东西，忠明强送我“川资”，我强拒之，1时后始睡。
2月6日
4时三刻凤中鸣叫醒我，永亭、德武及陶、郑班长皆来送行。车站候车时，菊生又持早饭来，排附也来，江涛又来送我装饰兔子一对，王宇送王八一对（外包以红纸，上写：“不可泄露天机，至家后再拆！小心放置，不可挤压，王宇赠”字样），陈仪贤送珊瑚领带夹一对。早上在卡车中享受空气——那是一种脱羁的自由的空气，在码头领到退伍证，一纸文书，令人无限感慨……
退伍以后，施珂写诗送我，其中一首是：
小功一个又一个，还有一个也允诺，
幸有李敖小子在，预备军官增颜色。
我想施珂真说对了，我的确为预备军官增了颜色，自有预备军官以来，我想从来没有像我这样认真地从这一年半的军人生涯中汲取经验，留下记录，在磨炼中加工、在困境中周旋，不消极、不退缩、不屈服、不鬼混，最后得其正果。国民党政府以预备军官制度牢笼人，可是我却能冲破网罗，趁势加强了我日后打击它们的本领与本钱！国民党号召做“革命军人”，最后冒出了李敖这种革它们命的军人，可真有趣极了。
在军中一年半时间，我心之所系，在Rosa身上。她是外文系的漂亮女生，我单恋而已。我在军中，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给她，她回信说：“你的文笔是美的，颇动人的，读了你这篇抒情散文，我甚佩服你的想象力及羡慕你的灵感。既然写作是你的癖好，替我写一篇散文如何？作何用？恕不奉告，让我提议一个你很感兴趣的题目——红玫瑰。我相信你定能写出令人废寝忘餐之杰作来。”我为她写了，她用“黎思”笔名，发表在《台大四十八年外文系同学通讯》里了。Rosa一直是我军人时代“性幻想”的主要对象，当我收到她信的时候，一连高兴了好几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