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4日，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来台湾，和我见了一面，从清早5点50分谈到7点30分。谈话后第二天，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记留台北三周的观感》，最后说：“近年台湾一部分的言论（包括短篇文字与专著），可能有若干也说得过分一些（或在文字上故意卖弄聪明，使人不快），不免与政府及社会若干人士以难堪的刺激，但我们必须知道：人民（尤其是青年）对政府及占有有利地位人士的责难，或对一般现状表示不满，往往不免过分，这在一个专制或民主国家，都是司空见惯的事，用不着十分认真，尤其懂得在今天有同舟共济必要的朋友们，更不可运用刀笔的方式，非把少数人置之死地不可！大家必须了解，真正要阻遏言论自由或禁止某一类书籍发行，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我觉得：关于这一方面，政府与社会有力人士的容忍，精神，还有提高的必要。……”左舜生这些话，显然是为我而发，并且，由于胡秋原写过一本《同舟共济》的书，左舜生文中呼之欲出，更为明显。难怪后来胡秋原要大力攻击他。我对左舜生这一义助，至今不忘。在谈话中，左舜生告诉我一个故事：他在延安时候，见到湖南老乡毛泽东。毛泽东激动地说：“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打出两个太阳给他看！”毛悍气，于斯乃见！
自文星时代起，我虽“暴得大名”，但耐人寻味的是，我的大名，在台湾却被多方面地封锁。封锁的方式众多，有的方式，且已到了有趣的程度，试以方式之一——“不提李敖之名”为例。“不提李敖之名”，情况有三：第一类是“不愿提法”、第二类是“不敢提法”、第三类是“不肯提法”。第一类“不愿提法”像徐复观说的：
本人从不以李敖为文化讨论中之对手。年来每遇友人告以“李敖又在骂你”等类之语言时，本人即闭门不出一语。不仅年来本人笔下，从不写“李敖”一字；即与本人有关之《民主评论》，外来稿件中如有提及李敖之姓名，亦必将该段文字勾勒，不惜因此引起作者之误会。李敖诉状中所称之“李某”，系本人转述一位台大教授之言。今日口中不能不称李敖之名，笔下不能不写李敖二字，乃在法律尊严前所不能不忍受之精神虐待。
徐复观最后被“逼”得“口中不能不称”、“笔下不能不写”李敖了，他好可怜哟！（他的作风，使我想起六朝之时，中国人家讳趋严，绝口不提自己爸爸的名字的事，徐复观当然不会把李敖二字当成父讳，但却巧合如此！）第二类“不敢提法”以俞大纲、方豪等最精彩。俞大纲写《戏剧纵横谈》、方豪写《方豪六十自定稿》，都请我校订，但出书之日，序中只提别人，不敢提李敖。俞大纲、方豪不敢提我名字的时候，只不过时当文星犯讳和被封而已，我已经被敬而远之如此矣，比照后来在我被捕时，台大历史系出版《姚从吾先生哀思录》，把与姚从吾的六人合照上，五人标出姓名，只有一个变成了失姓失名的“等”而不敢提此人即李敖之事，可知一切都在“骨牌理论”中！至于第三类“不肯提法”，试看国泰出版的《二十一世纪彩色百科全书》中没李敖名字；中华出版《中华民国当代名人录》中没有李敖的名字；伪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中没有李敖的名字……就可知道封锁李敖，实在是一件时髦的事呢！尤其后者，值得细表：1990年6月9日，“中国电视公司”赵宁主持的节目中邀我亮相，限定录像范围，只谈风花雪月，我趁机带去这部书。我一面拿着书，一面指出：虽然美国《纽约时报》等都指出我是作家，可是中华民国伪政府却不承认我是作家，由这部书就可以证明。这部书九百多页，可是没有李敖的名字，可见李敖虽写了一百多本书，可是并非作家属实（这一段录像，6月12日的电视上并未播出，也就是说，给剪掉了）。这部书是1984年6月出版的，发行人是伪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奇禄。全书从正文到附录，共收入作家七百零三个。“中华民国”作家从头数，数到七百零三个，还数不到李敖，可见李敖之不入流矣！陈奇禄在该书序中说：“先总统蒋公昭示我们：’文化为文艺的根干，文艺乃文化之花果。‘……本会基于对作家的崇敬，对文学史料的重视，特策划整理近三十年来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可见被国民党文化官僚“崇敬”、“重视”的结果，原来是为“先总统蒋公”的“昭示”做脚注的，这样看来，文化官僚们把柏杨、胡茵梦等七百零三人都当成作家奉献，独开脱李敖而不与，实乃真知我者焉！至于1998年时，头脑不清的女人殷允芃以《天下》杂志开列影响台湾的二百人，不肯提李敖，则是封锁李敖的最新版，如此视而不见，就是这票人的“远见”了。
在文星的读者中，有一位请我吃饭，他是我台大同学王裕珩的父亲王崇五。他曾在俄国留学，是共产党，后来被国民党判死刑。他的舅舅丁鼎丞是国民党大员，就拉他跟国民党合作，免了他的死刑，还做到济南市长。到台湾以后，他担任“国际关系中心”副主任，当时的主任是卜道明，副主任除了他外，还有吴俊才。卜道明死后，吴俊才当上主任，他就退休了。他请我吃饭时，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他给共产党办过《红旗》，他知道什么是好文章，并且知道怎么样办宣传。他这辈子所看过的文章里，能有鲁迅的讽刺、胡适的清晰、陈独秀的冲力，唯独李敖一人耳！他说：“现在是团体对团体、组织对组织的时代，你只是一个人，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杰，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在这里，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多、更兴风作浪？”他又加强语气说：“李敖兄，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岛上无能为力，不要以为你能做的有限。如果毛泽东或周恩来他们一个人来到这个岛上，他们也不能比你做得更多——如果只是一个人的时候，没人比你做得更好。”王崇五的一席谈，使我明确感到我一生的方向，就是我此生大概永远要走向一个人的战斗路线了。但是，现代的战斗是群体对群体、集团对集团、组织对组织。当个人对群体时，个人便变得十分渺小，除非他也进入一个群体，变成寄居蟹，才能受到保护。如果纯粹是一个个人，那就毫无力量。这种现象，表现在企业主管和政府大员身上尤为明显，这种人在台上风光不可一世，但一旦他变成一个个人时，他就什么都不是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台上神气活现、一下台就泄气完蛋的道理。所以，他们看似很强，其实很弱，因为他们变成一个人时就不能存在。想想看：蒋介石如果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绝对不如李敖行。我当兵的时候，我那个副连长每次小便都要拉人陪他去，因为他没有人就不能撒尿，他完全是一个群居动物，根本没有了自己。而我，我完全是一个个人——最有力量的个人。我能够独来独往，也能够孤军作战，我不是群居动物，但我却一再展示个人的力量出来，绝非人海微澜、默默无闻。在现代的战斗形态中，我是最后一位展现个人力量的，可说是“末代个人”。我死了以后，这个世界大概很难再出现这种伏尔泰（Voltaire）式的怪杰了。
在文星时，1963年，美国《纽约时报》的名记者德丁（Tillman Durdin）、美国新闻处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约了我，三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谈话。在德丁提出的问题里面，有一个很有味儿的题目，他问我：“为什么在台湾的这些大学教授们都显得活力不够？为什么他们不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我的答复是这样的：中国大学教授们不是没有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的情况，可惜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五四时代教授们的气象。现在不行了，现在他们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堕落的堕落了。留在大陆的许多第一流的教授都被迫在“思想改造”下苦斗；而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他们在台湾岛上，十足表现出“没办法”和“无能”的丑态，这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只是把持住现状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步与朝气了。为什么我向德丁表示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呢？因为当年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根本不会跟国民党走，换句话说，根本轮不到给国民党来骗——他们早被共产党“骗”走了。当时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不会跟国民党的。相对地，跟国民党来的，其流品也下矣！与德丁谈话后二三十年下来，那些流品也下矣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形成了学阀；并且一蟹不如一蟹，不但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杳不可得，甚至老一代学阀的一些格调，新一代也视而不见。新学阀跟老学阀不同的是，老学阀的缺点新学阀都学到了，老学阀的优点却一点儿都没学到。老学阀没吃过猪肉，还看过猪走路，可是新学阀连猪走路都没看到。如今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自己不但不知第一流知识分子为何物，甚至沐猴而冠，自以为是第一流知识分子了。——人间规格与尺度的混乱，竟一至于此。1989年4月19日，报上登出所谓“二十一名自由派学者”发起的“民间组织’澄社‘”，他们的名字是文崇一、李永炽、李鸿禧、何怀硕、林正弘、林俊义、胡佛、徐正光、张存武、张忠栋、张清溪、张晓春、陈师孟、韦政通、黄光国、黄荣村、叶启政、杨国枢、蔡墩铭、萧新煌、瞿海源，大都是市面上的花瓶学者、座谈会花蝴蝶，总而言之，他们是当年“二流货”和不入流的教授们教育出来的国民党或国民党同路人，其中实为国特者有之、冒充东洋博士者有之、见风转舵兼媚“民进”“台独”者亦有之。这些货色的知识分子，如今单独作秀，意犹未尽；又成群结队，以“澄清天下”为招徕，组织“澄社”。事实上，这些货色又安足以语“澄清天下”？《后汉书》写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范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说新语》写第一流的知识分子陈蕃，“言为世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这种知识分子，他们为人间正义，可以坐牢、可以受刑、可以赴死，可是“澄社”这些货色呢，却什么牺牲全避之唯恐不及，既不敢冒犯暴君于先、又不敢冒犯暴民于后，口口声声说“知识分子不可做政治帮闲”（“澄社”社长杨国枢语）。事实上，他们是最大的政治帮闲！他们口口声声超然于“党政职务”之外，但是他们自己，又几个不是国民党？而他们在发布成立宣言之日，居然立刻聘请党政双修的国民党大佬、“总统府”国策顾问伪君子陶百川为“名誉社员”。这些货色的势利与格调，岂不立刻呈现得一清二楚吗？他们唐突古人陈蕃、范滂之未足，又以外人为依傍，以英国“费边社”（Fabian society）自期。殊不知“费边社”的人物，论才、论学、论品、论胆识、论抱负，都非这些货色所能攀附，这些货色费了半天劲，其实全搭不上边。结论是，“澄社”也者，愈澄愈不清，天下何辜，竟为彼辈所澄，倒霉极了。“澄社”如此，其他什么社、什么团体更等而下之了。德丁死于1998年，活了九十多岁，我想起三十五年前那三人一席谈，想到今天知识分子的嘴脸，愈发好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