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三十三岁1968年时发生了柏杨（郭衣洞）案，冤狱发生前后，我义助柏杨，做了一些事，前后持续七年之久。我对柏杨的义助，主要乃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从作家标准上看，我从来深信：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当然也不例外。柏杨的专精和博学训练都很差，他没有现代学问底子，作品实在缺乏深度、广度与强打度。柏杨的文字有一股格局，不外是口口声声“糟老头”啦、“赌一块钱”啦一再重复的滥套，他的存货和新货都是很贫乏的，所以只能靠耍嘴皮来作秀，谈不到深度和广度。至于强打度方面，他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于是就“三作牌”得周而复始。我真奇怪一些读者怎么受得了他那点翻来覆去的老调儿，我真怀疑这些读者的水准！杂文以外，他的历史作品写得很热闹，但是颇多错误，给与他同一水平的读者看可以，给专家看就会笑，这是因为他的历史基础有问题的缘故。凭他那点历史基础还要翻译《资治通鉴》，司马光何辜啊！
我与柏杨相识于1965年，并无深交，到了1967年，偶有来往。1968年2月29日晚上十点半，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很神秘、很急迫地说，无论如何要我去他家一趟，于是我去了。他请我到他书房里，神色很是不安。他知道我曾一再被治安机关“约谈”过，经验丰富，乃反复问我被“约谈”的细节，并说他出了一点麻烦。原来1967年5月，他的太太艾玫应《中华日报》社长楚崧秋之聘，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家庭版中刊有“大力水手”（Popeye）卡通。艾玫事忙，编务有时由柏杨代办，柏杨在1967年10月6日到13日刊出的卡通中，选登译文，出了纰漏——被调查局认定有“侮辱元首”之嫌。于是，1968年2月29日这天，艾玫被“约谈”，一连十多个小时后，还没消息，柏杨慌了，乃电话请我去他家，特别对被“约谈”的一般情况，详为打听。我当时只觉得怪怪的，怪柏杨为什么老是问这些问题，并不知道艾玫已被请去，柏杨也没透露。到了12点，我打算告辞了，忽然楼下有汽车声，接着艾玫开门，踉跄而入，大哭大叫，连说：“他们审我一连十五个小时啊！他们连我上厕所都要跟着看啊！……”经柏杨照顾了好一阵子，艾玫情绪才稍稍平静，最后柏杨才向我说出“大力水手”事件的全部情形，并问我意见。我说，看来国民党来意不善，你要有心理准备。柏杨深以为然。我对他们加以安慰后，已是夜里2点，就回家了。第二天清早，果然不出我所料，柏杨也被请去“约谈”了。“约谈”长达二十七个小时，事后（3月2日）柏杨有长信给孙观汉，备述始末，其中一段谈到我：
向先生突然报告这坏消息，实在遗憾，但又怕以后不能再向先生修函，则趁此时机，且做最后一叙，想一想我真是个老天真，见识且不如李敖这个年轻人，李敖先生经常携带一小衣箱及洗脸漱口用具，准备随时被捕，我常讥笑他小人之心，把中国合法政府看成什么了？诚如先生言，社会上多少总有公道，想不到我和艾玫突然受此，不但无颜对祖先，且无颜对李敖。……
柏杨是2日中午放出来的。这封信是2日下午见过我以后写的。我在日记上说：“早为柏老办事（向调查局抗议等），午始放出。下午见一面。”见面后柏杨问我意见，我说：“他们这次放你，只是观察你被放后一时反应或跟什么人联络，我看事情还没过去，你要交代的，就先妥为交代吧！”他听了，决定采纳我的意见，写信给孙观汉，并向艾玫交代“身后事”。他留了一封长信给艾玫，艾玫拿来听我意见，我也做了一些建议。柏杨信中“外务找祖光、李敖”、售出版社“请左焕文、李敖介绍”、“书则赠李敖”、“但盼告寒爵、申虹、紫忱、李敖，俟有机会，为文”等话，前两点是杂务，都由屠申虹他们料理了。柏杨的藏书我一本也没收受，我向艾玫说：“这些藏书是柏老的心血，请给他完整保存，等他回来享用，我是不敢收的。”最后一点倒是我最关心的，但是我已被国民党完全封锁，实在没有机会为文，因此，我决定向海外设法。我的方式有三项：
一、尽量把有关案情的一切文件，偷运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是柏杨自己的答辩书。因为我告诉过柏杨，人一入狱，要想合法传出手写的东西，就难难难；但是若以答辩状等法律文书偷关漏税，则或许能有漏网的机会。因为给律师参考的法律文书，为诉讼所必需，理应放行才是。我相信柏杨会记得我的话，他下笔又勤又快，牢中无事，把自己冤狱详细道来，必然精彩。柏杨入狱后，我请艾玫再做这一暗示给柏杨，果然柏杨就把答辩书陆续供应出来了。我主要透过我的美国朋友梅心怡等的协助，流传海外，使柏杨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
二、尽量把柏杨冤狱新闻，转达给外国记者。在这方面，我主要透过台北美国各大学中国语文联合研习所所长魏克曼（Frederic Wakeman.Jr.）等的协助。在他们的协助下，《纽约时报》在1969年7月3日和9月7日，都有长篇报道；《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在1971年7月17日也有长篇报道。这样更使柏杨的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
三、尽量展开营救行动。在这方面，我主要透过孙观汉。孙观汉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物理学博士，是用闪烁计数器测定中子的第一人，也是用陨石粒子测出月球自行发光的第一人，拥有在美注册的四十种以上的专利。曾任“国立清华大学”原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美国西屋公司放射线与核子研究所所长。我透过孙观汉营救柏杨的事，值得特别细说一下。我在柏杨被捕二十四天后（3月28日），托梅心怡转密件给孙观汉，其中说：
去年读先生写的《李敖和天才》等论我的文字，以及先生给我的信，我就早想写封长信……
关于长信的内容，现在还得推后说，我得先说柏杨的事。从艾玫被传，到柏杨再捕，我都是最接近这件事的一个人。从艾玫被传那天晚上，柏杨约我“商身后事”起，我一直在旁帮了一些忙。如今柏杨失去自由已经二十多天，官方刻意“做案”的态度已极明显，宪法、提审法、刑事诉讼法等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文已被忽略得不成样子，我觉得我必须发出这封自柏杨出事以来我一直想写给先生的信，向先生提供一个也许可行的方法。
我的意见其实先生在给艾玫和寒雾的信中，也呼之欲出了的，那就是请先生出面，以先生声望和号召力，尽快联名李政道等，发表一封公开信，投诸The New York Times 等报，对国民党政府施以压力。——这个政府目前只有海外舆论的压力，可以稍对它的爱面子心理有点警惕作用。除此之外，实无他法。这个方法对救雷震等人无效，因雷震已使他们“咬牙切齿”，所以只有不要脸，不买海外的账；但这个方法对救柏杨却可能有效，因为柏杨只不过使他们“疾首蹙颊”而已，所以他们可能还肯为了爱面子而放开血手一下。公开信方法即使无效，也可收“暴其恶”的效果，同时可使柏杨不做无名英雄，也是给他一种安慰。
3月17号The New York Times 星期日版第7页，有专栏论“文星事件”，也论到我被迫害等事，先生便中不妨参考。我的意思是柏杨事件当向海外报章揭出真相，使作恶者至少知道休想再认为可作恶而无人知。——我觉得这是海外知识人至少该联合起来做的一件事。
设想每在国民党政府作恶一次或有一次违背自由民主的记录的时候，海外知识界就联名发表一次宣示，这该是起码可行的事，也是起码对在苦难中国人的一点声援。不要沉默抗议，也不要写信求情，沉默和求情对这个政权是无效的，也是软弱的。我们要使作恶者知道：只要他们不厌于作恶，海外知识人就不倦于揭发，形成这么一个习惯或“连锁反应”并使他们知道，日子久了，应该就有效果了！
柏杨事件，纯是冤狱。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而竟阴错阳差，被比照“犯上作乱”者处理，硬逼他做英雄，这真是这小岛上的大怪事！咳，观汉先生，我们知心的朋友，您以为如何？……
孙观汉在收到我的信后，曾在7月7日有信回我，这封信当时我未能看到，而是八年以后——我出狱后——才看到的，原来他竟反其道行之，仍旧向当政者求情，“求求你释放柏杨先生”，结果证明无效。五年以后，1973年6月，孙观汉在香港发表《李敖谈柏杨的冤狱》，公开了我给他的密件和他的回信，他公开表示了他营救方向的错误。他说直到1971年李敖被捕了，他才觉悟过来：
这是五年前的事了，现在回头看来，李敖先生有两点先见之明。第一，他说求情是无效的，我却仍去求情，结果被事实证明无用。第二，他主张把压制自由的事件公开发表，我却怕风怕势地因循了好久，才了解公开发表的需要。
为什么我在给孙观汉的信中指出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呢？实在是因为我深知他是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出身，他离开国民党核心，不再得宠，原因是桃色事件，不是思想事件。他即使是在入狱前夜，还深信他的国民党老上司李焕和蒋经国可以帮他妻子出国，他留给艾玫的长信中口口声声“可找李焕先生或径找蒋主任，哀诉，必可获助”、口口声声“蒋主任是热情忠厚之人，李焕先生一向对我关爱”、口口声声“蒋经国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要求出国，英雄必热情，当无问题。……”这些话，无一不显示了他的基本心态，也显示了他跟国民党的深厚关系。柏杨非但不是“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并且其依恋钦慕之情，还大大溢于言表呢！柏杨1968年8月4日的答辩书中，有这样一段：
……自幼受学生集中训练及从事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对总统有一种婴儿对亲长的依恋之情，至于对蒋部长，只举一件事来做说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在定景当中，有一个蒋部长所住过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后来被命名为“日新冈”），我特地定名为“甘棠植爱”，这份钦慕的心意，唯天可表。
而最讽刺对比的，是他在被捕之日，还在《自立晚报》上发表响应“蒋夫人的号召”（1968年3月2日）呢！——不但马屁咚咚朝父子身上拍，还贾其余屁，直奔蒋婆呢！所以，我才说：“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而已。柏杨入狱，是“阴错阳差”，并不是真的反对国民党，更别提反对党中央了。可笑的是，柏杨竟被某些浑人硬当作反国民党的政治犯，这不是怪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