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朵云
台北气候已阴霾多日，此刻天空却是难得清澈，就只有那么长长一片干净利落的薄云，仿佛是天使不小心露出的一只翅膀，又像是宇宙工画师在试笔，只是那么潇洒地一挥一抹，便让落日时分的苍穹带了灵气。
那是我在《家庭月刊》工作时的办公室窗外一景。日日远眺的视野早已疲乏无奇，但当日留在公司加班的我，却被这幅突然出现的异象迷住了。
这朵云若是横在山上或海边都不足为奇，浮在城市上空，却有了独尊之势。整个办公室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个人，周遭静寂无声，连自己的心跳都听得见。天地之间，仿佛就只剩下了我和这朵云。
“老天是借着你在传达讯息吗？”我愣望着天空，默默探问，“我的未来是什么？”
那年的我二十八岁，进入这家杂志社已三年，结婚不到一年，人生习题才开始了三分之一。如今年过花甲，对老天当时没给的答案，我已可列出大半。三年后，儿子出生，我开始做电视节目、写书、开展览。再过六年即永别了这栋耸立于商业地段的办公大楼，有如飞离老树的孤鸟，细细碎碎地衔枝含草，于幸运觅得的小树枝头筑窝，在十来年间成立暗房工作室，出更多的书，开更多的展览，创办出版社、杂志社，周游列国，在大学教书，直到展开人生全新的一页，加入慈济当志工。
遥想三十三年前的那个傍晚，再一抬头，那朵云已无影无踪。老天要说的话，我现在已了然于胸：世间万象缘聚而成，缘灭而散。
大台北左岸
下班时间，车队越来越挤，慢慢就堵了起来，交通号志也不管用了，虽是绿灯却寸步难移，杵在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也只能干瞪眼。
这是二十多年前，台北交通日日上演的“桥段”。台北县、市由贯穿盆地的淡水河为界，两岸建设有别，房价悬殊。由乡下进城的大批劳动人口多半在县境栖身，每天越过忠孝桥上下班。我在《家庭月刊》工作期间，有阵子在三重蜗居，天天都得在桥上耗。河水污染严重，每当卡在桥上动弹不得，再想到桥下川流不息的肮脏，那种郁闷真会让人怀疑：何苦来城市受这种罪？
在三重受难，最苦莫过于缺水。由于住处位于供水末端，每当尖峰时刻，我们就无水可用，只得半夜起床开水龙头，在浴缸里贮水。可是，左邻右舍都有志一同，因此水龙头总是点点滴滴、断断续续的，就是扭到全开，一整夜也流不满一缸。
有一晚，也不知怎么回事，水量特丰。醒来下床，两脚竟然踩在水中，只听到自己的尖叫——“哈苏！”浴缸早已满溢，房间淹成汪洋一片。我那台向公司借贷、才买不久、得分两年由薪水扣还的昂贵的中型相机，昨晚搁在矮凳上，今晨泡在水里。
婚后在台北市租了间小公寓。拍这张照片时，我从台北车站的天桥望向忠孝桥，感想只能用“逃出三重”来形容。
看看今天的台北县、市，还真是值得庆幸。谁能料到，在我住过的菜寮一带已盖起了栋栋豪宅。淡水河整治有成，如今，沿河小区被建筑商美其名为“大台北左岸”。
何种动物，何类人物？
这一幕在早年可算噱头。商场员工扮成动物大玩偶，见人就送礼，为的就是招揽顾客进场消费。想当年，市民周末假日的全家同乐便是逛百货公司。在出省不易、郊游不便的年代，买些用不着的东西，便是中产阶级解闷的主要出路。
以今天数码相机的科技水平，很难想象使用胶卷底片，在夜间街头捕捉人来人往的动态画面有多困难。传统相机一切都需手动操控：首先得将底片的感光度提高，再用特殊药水配方强迫显影，才有办法将瞬间动作凝住、不模糊。光是这项技术，就有些摄影人不大愿意开诚布公，以便保有夜间摄影权威的头衔。
昔日的这些摄影技术门槛，在今天已彻底瓦解。人人都能拍照了。就在昨天，我还看到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拿着数码相机，从不同角度记录一栋新建豪宅的外观。或许她是想买房子，要把心目中的新家拍回去给无法同行的老伴看，用的虽是傻瓜相机，慎重的态度在现代人身上却已难得一见。这才是真正的使用相机，而非被相机驱使。相机是眼睛的延伸，岂能将快门瞎按一通。观看必须有道，方具摄影真义。
目睹老妇对屋取景，再看台北旧照，不禁感触良深。科技越进步，人们的做事态度就越退化。时代在变，生活兴味也大不如前。今天，很多人连逛百货公司都懒了，整天只愿面对计算机，需要什么就网购，拿起相机不是拍宠物就是向着自己。我自己也愈来愈少逛街了，因为不喜嘈杂。百货公司招揽生意的手法千奇百怪，如今不知时兴扮成何种动物，何类人物？
历史的残影
这家位于西门町电影街的小馆，当年可是台北最火的日本料理店，装潢就如同从东京原宿的某个街口原封不动地移过来。店里店外都是日语招呼声，酒过几巡之后，日本歌谣或猜拳酒令此起彼落，真是让人有回到殖民时代、或是远赴东瀛旅行的错觉。
这是历史的残影。在老一辈当中，不少人有恋旧情结，喜用旧制对照，怨叹现今的时政与世风。无论时代的脚步有多快，他们宁可躲在“什么町”“几条通”的居酒屋麻痹自己。看到这些“欧吉桑”在巷弄昏暗路灯下的酩酊身影，实在令人感慨！
我们家族也有两位叔叔自小就受日治公学教育，能讲一口漂亮优雅的老式日语。老日文汉字居半，从他们的藏书中，我知道了不少日本作家，甚至煞有介事地将上、下两册的《人间的条件》看了一遍。当然，半猜半读很有可能错到离谱，但那种有趣的想象力游戏，的确排遣了我中学时期无处发泄的精力。
两位叔叔可时髦了，都在镇公所任职，还与友人组了一个西式管乐队。戒严时期不得聚众，他们却时常在家中偷偷举行舞会。家族分产后，叔伯们搬离了祖宅，那间“舞池”便成了我的书房、画室。两人留下来的一套双声道音响为我开启了一道门，让我接近了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进入宽阔的心灵世界。
叔叔们虽已往生多年，但每当看到有日本情调的老事物，还是会让我忆及，在当年那封闭小镇的保守环境里，他俩开舞会时所带来的禁忌的欢乐。
张三的歌
最近常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汽车广告，背景音乐是一小段十分熟悉的旋律和嗓音——李寿全唱的《张三的歌》。他是红极一时的流行音乐制作人兼作曲、作词、演唱者，近年来虽然淡出乐坛，却从没停止过创作。佛教慈济慈善基金会的多出音乐手语剧都是由他谱的曲，旋律流畅入心，让男女老幼都能将佛经朗朗上口，可谓功德无量。
一而再地听到这首歌的歌词“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是会让很多人思念他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这是他1986年所出的专辑《八又二分之一》中的一首歌，其余还有《占领西门町》《我的志愿》等共九首；唱片封套和内页歌词还是我帮他配的图。
记得当初接到李寿全的电话，我虽感意外却十分开心，因为素昧平生，他却邀我替新专辑配照片，并为其中的每首歌都写一句话。有感于他的盛情，从不接受商业委托的我答应了这个任务。初次见面约在新开张的麦当劳西门店，这张照片就是在店内拍摄的，坐在第三排，长发、蓄须、若有所思的就是他。
那九张配图，有四张被我收入了自己的摄影集。九句短札则一直尘封在黑胶唱片的封套内，今日拿出来一看，其中一句是：“总是念着什么时候才会停止流浪，事实上，人生就是流浪。被过去赶着逃，被未来牵着跑。”
重听这张唱片，惊觉岁月已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发鬓已白的我，早忘了什么是流浪。
一辈子去一回
说我古板也好、土包子也好，在城市生活四十多年，酒吧、歌厅、舞厅、卡拉OK厅、按摩店等场所我从不涉足，生怕沾了边就会上瘾，就连理容院也很少去，因为不习惯受人摆布。若是太太懒得帮我，我就自己对镜动剪。可是，为了摄影，有些地方，哪怕是浑身不自在也非去不可，一辈子就只去过那么一回！
二十多年前，台北最夯的几家夜店都在东区。这儿是忠孝东路四段，同一个地下室既有MTV又有酒吧，招牌小到几乎看不见的U2酒廊还是名气最响亮的，报纸社会版或娱乐版时有相关消息，里面不是哪位明星出糗，就是某位富二代滋事。
那天，我鼓足勇气，尾随着几位打扮入时的帅哥美女踏入酒廊，才进门就好像犯罪似的，全身神经紧绷。整间屋子乌烟瘴气，香烟熏人、酒精味儿刺鼻，对我而言，实在是毫无吸引力。在众人皆醉的氛围中，清醒者简直就是异类。我佯装找人，在吧台和雅座之间快速绕行一周后，几乎是夺门而出，再也待不下去了。
没拍到室内情景，只有在对街远远望着进出的男女宾客。从他们的表情看来，仿佛能来这些地方消费，就代表着自己走在时尚尖端，高人一等。如今，都市人的休闲花样愈来愈多，酒吧大概早就不稀奇了。看到媒体报道某些夜店不堪入目的情景，倒让我觉得以前那些人还真老实，顶多就是麻醉一下自己，胡言乱语一番罢了！
被光线牵动的傀儡
那天，一位在报社当记者的学生设法打通门禁，让我进入当时台北最著名的迪斯科舞厅拍照。才推开厚重的隔音门，整个人就血脉贲张，如同掉入噪音制造机的涡轮里。体内的每条神经都被迫与巨响声声共振，耳膜从没承受过如此高分贝的音压，一阵阵地剧痛。这哪算音乐啊，只不过是破碎的嘶吼罢了！
所有舞客却是如醉如痴，随着闪烁不停的探照灯、雷鸣般的节奏摇摆着身子。每个人都是爱怎么动就怎么动，毫无章法，看起来不像舞，倒像肢体失去控制。盯得稍微久一点就眼花缭乱了，看起来人不像人，倒像动物。
整个场面荒谬至极，才按几下快门，我就拍不下去了。放照片时，我从几格底片中挑出这张人人呆立、看不出舞池的场景。刻意拍成这样，是因为当时最强烈的感觉便是，所有人都像是被一束束光线牵动的傀儡。有时，拍照不只是记录当下，也是暗示现象、预测未来。社会乱象总是先在都市现形，娱乐场所更是欲念横流之处。人们在肆无忌惮地放纵感官的同时，心灵的空虚却也一一显影。
其实，揭露、批判或指控的拍照方式并非我的强项。对我而言，摄影是一种肯定与礼赞，是发掘美好生命的过程。在面对自己无法认同、却又不得不拍的对象与场景时，只能在按下快门的一刹那轻轻叹息。声音随着快门起落，淹没在震耳欲聋的狂乱氛围中，连自己都听不到。
温习恋爱
烛光下，高楼上的这对情侣双手紧握、四眸含情，窗外的车灯在马路上画出道道光迹，隔壁大楼屋顶上的广告牌显示着当时的气温——22摄氏度。在黑暗中，光亮的数字不只照明，还代表了温馨与希望，助人忘却入秋的凉意。
除了他俩，偌大的空间里还有其他二十余对情侣。每一对都坐在点着蜡烛的小桌旁，照着麦克风传来的指示做着相同的动作。这是一个教会主办的活动，叫作“再恋爱一次”，参加的都是夫妻，其中不乏婚姻已出现疲态或危机的。
来拍照之前，我其实很怀疑。互相容忍不了，甚至已经撕破了脸，藉由精心设计的约会，就能让怨偶们重返热恋时光吗？可是，整个晚上的所闻所见，又让我极愿意去相信那种可能性。
每对夫妻都是下班后各自前来报到的，进门时显得垂头丧气、疲惫不堪，压力与煎熬无法掩饰地浮在脸上。双双向婚姻咨询讲师鞠躬致意，腼腆的笑容透露着挽救婚姻的努力。
那天，讲师说的话其实谁都明白。任何法则都有可能是解决问题的要领，也有可能成为互相攻击的凭据。夫妻之间，就算争赢了也是输，能不能包容才是功夫。可是，当重现第一次约会的实境课程开始时，我还是被感动了。人人都知道这是“假戏”，可是旁观的我却从相机镜头中看到了“真做”。
但愿这对夫妻真能重修旧好。若是如此，算算岁数，两人现在已该抱孙子了！
歌厅和红包场
那天的表演节目我全忘了，倒是在后台化妆室拍的照片，勾起了我对歌厅秀时代的印象。歌厅秀在台湾风靡了十几二十年，在鼎盛时期，歌厅、西餐厅、夜总会达两三百家，受欢迎的演艺人员，一天赶七八个场子是常事。
这家龙头秀场经常重金礼聘巨星，舞台设备极尽奢华，入场券动辄要价上千，可在我去拍照时已是回光返照，来年便关门大吉，其他秀场也陆续歇业。歌厅文化逐渐淡出小市民的生活，因素包括黑道介入、餐厅秀录像带兴起、电视台开始制作综艺节目等。
相较之下，小歌星驻唱的“红包场”却似乎永远存在。这种听歌场所是外省人来台之后渐渐形成的，最早是从路边搭棚或茶室开始。早期歌手演唱的多半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上海流行歌曲，以“小白光”“小周璇”“小李香兰”等为艺名。对离乡背井、妻离子散的大陆人，尤其是老兵而言，这些歌厅不只是消愁解闷的场所，更是寄托乡情的所在。
他们各有梦中情人和百听不厌的老歌，听得欢喜，便掏出怀揣在兜里的红包奉上。在喜爱的歌星驻唱期间，他们几乎是天天报到，随着在老家常听的歌曲摇头晃脑、泪水盈眶。那种氛围让我不忍直视顾客的脸庞，也不敢将相机从包中取出。
绚丽夺目的歌厅秀，在我看来就是一片喧乱。散场后，我试着在后台化妆室捕些镜头，红歌星回复了为生活奔忙的身段，电话中尽是烦人的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