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的议会也有党派斗争，为什么他们能妥协，而中国的议会之争，最后都要弄到真刀真枪，战场上见？对一些激进党派的议员来说，从无分享权力的概念，议会之争，本来就不是打算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制造问题。中国有句老话，“先礼后兵”，议会是“先礼”的形式而已，最终都是为了用兵。仔细分析每次议宪失败，甚至连一般常会也难以正常举行的原因，诚如王家襄所说，与议员中的党派纷争有极大的关系。每逢国会讨论重大议题时，总有一部分议员，出尽法宝，捣乱破坏，或制造流会，或展开骂战，或挑起武斗。考其背景，这些议员在反清的革命中，大部分出身草莽、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共和时代，他们进入议会时所定下的政治鹄的，从一开始，就以北洋政府为敌，无论是“二次革命”，还是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只要是反对北洋政府的，他们都会积极参与，在国会里破坏北洋政府施政，也是斗争方式之一，当然不遗余力了。
梁启超从中国人的国民性，透析国会失败的原因。他说：“我们中国人的最大缺点，在没有组织能力，在没有法治精神。”他打比方说，中国人与欧美人，一个一个地比较，绝不输给他们，但欧美人十个人合起来，力量就增加十倍，“中国人不然，多合了一个人，不唯力量不能加增，因冲突掣肘的结果，彼此能力相消，比前反倒减了。合的人越发多，力量便减到零度”。这种现象，在国会中屡见不鲜。这就是中国没有法治精神的结果。
梁启超一针见血地说：“国会省议会，天天看见第几条第几项的在那里议，其实政府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人民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议员自身更没有把他当一回事。”但梁启超并不悲观，他认为人类的开化，总是趋向共同生活的，总有一天会让中国人觉得，没有良好的组织，就没有办法生存。如果不把组织的良能重新浚发出来，这身子就无从托命。什么是组织的良能？粱启超说：“只法治精神便是了。”
这时的粱启超，虽然脱离政治已久，一心从事教育工作，但他对国会过去的失败与未来的改造，开了一剂药方：
试问国会为什么有价值，不是因为他代表国民吗？现在议员却代表谁来？但是现在的情形，只是聚着一群靠吃政治饭的无业游民，挂上一个头衔，便腼然以全国主人翁自居，叫人怎么能对他生出信仰来？即使改选一回，选出来还不是这一班人？换汤不换药，结果依然一样。这等说来，民意机关终久不得实现，政治终久不得改良，国家可要断送了。
要国会恢复价值，根本就要叫国会真正代表国民。我想莫如施行一种职业选举法，两院中虽不妨有一院仍采代表地方主义，必须有一院采代表职业主义。将国中种种职业团体，由国家赋予法人资格，委任办理选举。选举权被选举权，都以有职业为限，像我们这种高等游民，只好在剥夺公权之列，想要恢复，除非赶紧自己寻着个职业来。
若用此法，那吃政治饭的政客，就使未能遵报肃清，最少也什去八九，就算替政界求得一张辟疫符。若用此法，那农工商各种有职业人民，为切己利害起见，提出的政治问题，自然丝丝入扣。若用此法，那“国之石民”和国家生出密切关系，民主政治基础。自然立于不拔之地。若用此法，将来生产事业发达，资本阶级和劳工阶级都有相当的代表在最高机关，随时交换意见，交让利益，社会革命的惨剧，其或可免。”
梁启超言之有理。在议员的背后，应该有无数的社会团体，教师的、学生的、银行的、律师的、农民的、企业的、报业的公司、公会、协会、联合会、合作社、俱乐部，等等，议员的名字应该与这些民间社团产生密切的联系，而不是让人一提起议员，就联想起他们与政府官僚、军阀的关系。国民大会应该是国会的后盾，现在却成了国会的替代品，什么时候要打倒国会，什么时候就把国民大会高唱入云。国会议员如果与民间社会是完全隔膜的，甚至是对立的，他们如何代议？代谁议？
然而，历史终于让梁启超失望了。那个没有法治精神就生存不了的世界，他没有能够等到。
如火如荼的社会革命，已经在南方爆发了。1926年7月，国民政府高喊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在苏俄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的协助下，在共产党的支持下，从广东出师北伐，直如风卷残云，一路追奔逐北，拔帜易帜。10月，国民革命军克复两湖全境，11月占领江西，12月占领福建，1927年3月占领江浙，跨长江而北指。
1926年4月，冯玉祥的西北军在北京再次倒戈。段祺瑞逃入东交民巷，但政变很快失败，段祺瑞得以短暂复出，但已无所作为。奉系表示对于维持执政府已经“无能为力”，只能保护段执政安全离开北京。孙文、张作霖、段祺瑞的反直三角同盟，至此留下一地鸡毛，无疾而终。段祺瑞通电下野。4月20日，黯然离开北京。
段祺瑞，这位两次把宣统皇帝赶下台，一句话可令全国风云变色的北洋之虎，在政海几度沉浮之后，锐气已消失殆尽，怀着无限的凄凉与空虚，到了天津日本租界，过起隐居的生活，持斋把素，打坐念佛，自号“正道居士”，1936年病逝。他留给这个乱世的遗言是：“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
1928年5月，国民革命军攻入北京，张作霖在逃回关外的途中被日本人炸死。北洋政府在统治中国十七年以后，被来自南方的革命军队彻底摧毁。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东三省易帜，国民党终于实现了孙文统一全国的理想。
国民政府时代，行政主导，一党专政，五权分立，国会不存。史家钱穆的《国史大纲》，从上古三代写起，一直写到北伐胜利。他在最后的结论中指出：北洋时代，军阀与党争，是两大祸害，令国家元气，在这种纷扰中损伤不少。直到国民革命，这两种情况，始见摧廓。“以革命的武力来扫荡军阀，以一党专政的理论来停止党争。”“从此，政府再也不必担心受到国会的质询、否决、弹劾，再也不用看议员的脸色了。1931年，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宣布进入训政时期。但放眼全国，依然是遍地烽火，兵荒马乱。
历史已翻到了另一页。北洋时代的国会，转眼已成六朝旧事。梁启超感叹：“其实二三十年光阴，在国史教科书上不过占一页半页，算什么呢？”往事虽已变得暗淡无光，被遗忘在褪了色的书页里，散落在那些无人阅读的字里行间，但有一些人的结局，却还是要略作交代。
张继，第一届国会第一任参议院议长。国民党统一全国后，他历任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国民党三大至六大中央监委委员、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史馆馆长等职。这位议员中的“打架大王”，1944年在自撰年谱中写道：“我生多变化，变化助精神，诚可自足自夸。然昙花一现，遂见遂灭。甘苦备尝，忽存忽亡。回忆过去，百不留一“老冉冉将至，恐岁月之不我予。”12
三年后，张继因心脏病发，在南京逝世，终年65岁。逝世前尚有一插曲。张继与唐代作《枫桥夜泊》的诗人同名，抗日战争时，寒山寺诗碑毁于战火。战后，苏州书画名家吴湖帆忽发奇想，写信请张继书《枫桥夜泊》一诗，拟在寒山寺重新立碑。古今两张继，也成一段佳话。信发出后不久，即在报上看到张继讣闻，吴湖帆不禁废然而返，以为张书必不可得。讵料几天后，竟收到南京寄来张继所书《枫桥夜泊》，诗后并附有跋：“余夙慕寒山寺胜迹，频年往来吴门，迄未一游。湖帆先生以余名与唐代题枫桥夜泊诗者相同，嘱书此诗镌石。唯余名实取恒久之意，非妄袭诗人也。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沧州张继。”书写之日，正是张继病发之时。冥冥之中的分定，教人如何揆度。
林森，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参议院议长，第一届国会参议院全院委员会委员长，西南非常国会参议院议长。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他任常务委员、海外部部长。1928年全国统一后，他出任立法院副院长。1931年，改任立法院长、代理国府主席，翌年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他的性格，晚年愈趋圆融温暾，自称平生“三好、三不”：好佛、好古瓷古玩，好客，不再娶、不治私产、不杀生。虽然官至国府主席，但只是虚位元首，别人说他是“监印官”，他也不以为忤，尝作诗“一曲渔歌一篇咏，归来看我也如仙”。
1943年5月，林森因车祸受伤，从此卧床，8月1日在重庆逝世，终年72岁。在他的陵墓前有一块碑，上镌：“公生平宁静淡泊，勤整廉贞，举措抑扬，不私奸匿，造次颠沛，不离规矩，居常和易，童稚可亲。临大难，持大节，则峥峥岳岳，凛乎如神……”
吴景濂，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参议院议长，西南非常国会众议院议长，国会第二次恢复时的众议院议长。曹锟贿选之后。退出政坛，一直息影津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多次邀请吴景濂回东北主持政务，都被他严词峻拒。吴景濂虽然在政坛打滚大半生，但读书人精神与志愿上的陶养，在他的血液中，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当国家、民族、人道面临存亡断续的关头，便顽强地展示出来。
吴景濂一生，与中国的宪政史分不开，清末立宪运动有他，民初约法草创有他，西南护法有他，曹锟贿选有他，一生宕跌起伏，毁誉悬殊。不过，他的名字，在历史上却并不显赫。他从北京跑到天津时，才五十出头，正值生命的旺盛期，但他刚淡出政坛没几天，便被人遗忘了。他是为国会而生的，没有了国会，也就没有了他。吴景濂在孤寂之中度过了二十年，1944年1月24日，病逝于天津，终年71岁。
褚辅成，西南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1924年国会破产，他在嘉兴创办民丰造纸厂。1926年夏，褚辅成在上海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人，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褚辅成是校董事长。抗日战争爆发，法科大学内迁至浙皖边境，又在四川万县成立上海法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辅成学院，在当地还留下了辅成路、辅成坝等地名，以志纪念。
1944年底，褚辅成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主张民主团结，抗战到底，发扬五四精神，为实现民主与发展科学而奋斗。抗战胜利后，“民主科学座谈会”改为九三学社，褚辅成当选为理事、常务理事。1948年3月初的一天，他在上海不慎摔倒，血压骤升，卧床十几天后，竟至不起，临终时仍心系宪法，强支病体，在遗书中写道：“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终年75岁。
王揖唐，安福国会众议院议长。直皖战争后一度逃往日本。1924年段祺瑞执政时，他重出政坛，宣布解散安福俱乐部，出任安徽省省长并兼军务督办。但不久便在官场的倾轧中，败下阵来，赋闲天津。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揖唐公开投敌，在日伪政府中担任内政总长，兼赈务、防疫两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后改任考试院长。附敌后作恶多端，华北民众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河北高等法院将其逮捕入狱。1948年9月，经最高法院最后复判，将王揖唐判处死刑。9月10日，在北京姚家井第一监狱执行枪决。时年71岁。
这些曾经在国会里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人物，随着时间的淡远扩散，都已飘零而去，化作泥尘。他们是幸运的，成为共和国第一代国会议员；他们也是不幸的，把自己一生托命的代议政制，亲手断送。如果历史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会怎么做呢？也许还是一样，因为天行有常，四时弗僭。一个时代的人，只能做一个时代的事情。
他们的时代，芳华鲜美，然已成追忆。
2012年9月于东山雅筑
注释
1.张玉法《中国现代史》（上）（台湾：东华书局，1977）。
2.《章士钊全集》（四）（文汇出版社，2000）。
3.[日]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1981）。
4.孙文《（中华民国宪法史）前编序》，《孙中山全集》（五）（中华书局，1985）。
5.孙文《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六）（中华书局，1985）。
6.孙文《中华民国》，《孙中山全集》（二）（中华书局，1982）。
7.孙文《关于民主政治与人民知识程度关系的谈话》，《孙中山全集》（十一）（中华书局，1986）。
8.吴景濂《中华民国宪法史前编序》，吴宗慈《中华民国宪法史前编》（大东书局，1924）。
9.王家襄《宪法史前编叙》，吴宗慈《中华民国宪弦史前编》（大东书局，1924）。
10.梁启超《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粱任公近著》（上）（台湾：文海出版社，1923）。
11.钱穆《国史大纲》（下）（台湾：“国立编译馆”，1970）。
12.张继《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