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新闻发布：文化博弈的场域
斯图亚特·霍尔指出，文化与其说是一套东西——小说和绘画，或电视节目和戏剧——毋宁说是一个过程、一套行为。文化首要关注的是在社会和团体成员之间的意义的生产和交换——是意义的给予和索取。当面对完全不同的意义系统时，当眼中的“自然的”或“常识”面对别人的“自然”或“常识”时，就会发生所谓“文化震惊”。文化就是分享和竞争关于彼此之间以及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世界之意义的场所。
一、记者的身份认同与专业主义：中西记者的比较
无论是美国媒体的政治气质（由来已久的“红色偏见”、自由主义的愤世嫉俗），还是商业气质（千方百计讨好公众和广告客户），都将潜移默化地构成美国记者对新闻工作的界定、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以及对自己的认识。这一系列与职业相伴生的价值尺度将在记者与同行、记者与其他群体的工作交往与生活交往中得到校正、强化或者妥协。正是社会化的过程塑造了记者群体独特的职业文化。
我们经常用“职业认同”和“专业主义”这样的学术话语来抽象职业价值规范。前者意味着，记者如何看待自己在整个社会、在传媒行业中实际扮演的与应该扮演的职业角色；后者意味着，记者在新闻工作中奉行怎样的专业理念和操作规范。如陆晔和潘忠党认为，新闻职业的“专业主义”概念除了包含职业的基本社会学特征之外，它还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可见，职业认同和专业主义是相辅相成的一组概念，有什么样的职业认同，就会相应产生与此相统一的专业主义理念。
在西方，新闻职业认同和专业主义的争论大体在两个名称中展开——记者应当扮演“守门人”还是担当“倡导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
认为记者应当扮演“守门人”的角色，基于如下假设：通过记者的努力，客观真相是可以被认识的，客观是可以实现的。在这一角色期许下，记者应当以社会实证研究为工具，严格地报道客观事实而不是意见。
认为记者应当扮演“倡导者”的角色，基于如下假设：记者是否有能力在时间和资源的限制下发现客观真实，这一点是难以确认的。另外，这类角色的支持者认为，正是相互冲突的各种利益构成了真实的不同面向，记者的职责是确保这些不同的观点能够充分地呈现在媒体上。这一角色期许记者能够成为评判者和解释者参与到社会倡导的过程中。记者应该尽可能展现社会竞争性组织的观点和利益，特别是那些边缘和弱势群体的观点和利益。
比较中西记者新闻职业观念的时候，应该认识到，两者的确存在着不同，这些差异是由两个群体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差异所决定的。但是，另一方面，组成记者群体的都是活生生的、存在于社会交往关系网中的人，便同样会受到政治的浸染、商业的诱惑和种族价值观的影响。正如约翰·坦布尔所指出的，美国的新闻从业者正挣扎于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而愈加倾向于后者。值得注意的是，坦布尔并未将政治的利益从私人利益的范畴内撇清，而特别着重强调了记者在塑造政府形象上的代言人作用。
从主观能动性上来看，在国家利益面前，即便是怀揣着“守门人”理想的记者，也不可能主动背弃自己的祖国而选择所谓“真实”。当“真实的中国”与“遏制共产”的美国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一位美国记者会如何选择自己的报道角度，将毋庸讳言。
从被动的角度来看，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将成为记者们勾画世界、描写“他者”的“原型”，这是浸入骨血和记忆的影响，难以逃避。中国作为遥远的、神秘的“他者”形象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西方人的脑海中，成为李普曼所说的“刻板印象”。这些都将不留痕迹地呈现在记者的笔下、镜头中。
在中国，一位美国记者，当他（她）路过一盆摆满鲜花的广场和角落里的垃圾堆时，他（她）会毫不犹豫地把镜头对准垃圾桶，而不是鲜花。当你问他（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她）会告诉你，职业的敏感促使他（她）这样做了。那么，按照西方的专业主义理念，他（她）是不是应该既拍摄鲜花广场，也拍摄垃圾堆呢？他（她）当然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出的新闻不好看，没有冲突性，没有负面性，吸引不了观众的眼球，也赢得不了广告商。还因为，他（她）脑海中关于中国的形象，或许就是一个落后的、本该肮脏不堪，而不是芳香四溢、生机勃勃的国家。
二、一次地震，两个图景：中美媒体关于四川地震报道的解读
对于2008年“5·12”四川地震这一举世关心的重大灾难议题，媒体可供选择的报道角度是多元的：可以报道灾区人民的英勇无畏，也可以把镜头对准后方的感人事迹；可以聚焦灾区人民如何安置生活、恢复生产、卫生防疫、堰塞湖险情消除，也可以关注“范跑跑”、“郭跳跳”之类的“非主流”热点问题；可以表现灾民一夕之间亲人失散的伤痛，也可以展示他们重建家园的喜悦……
如果将所有关于“四川地震”的报道视为一个整体，进而考察这些报道在主题分布、传播节奏、话语风格等方面的共性和差异，便可以大致描绘出一幅媒体建构的“四川地震”历史图景。这些图景源自现实，却又不等同于现实。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体与中国国内主流媒体所建构的灾难叙事差异鲜明。那么，这场发生在“赤色的”、“异域的”国度之上的地震灾难在西方媒体眼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对于这样一场空前的公共危机，中国的官方媒体又是如何通过主流叙事进行舆论引导的？
下面选择美国《纽约时报》和我国中央级党报《人民日报》作为样本媒体，将两家报纸在2008年5月12日至2008年6月30日期间所有涉及“四川地震”的报道作为研究文本，通过历时分析与结构分析对议题分布的趋势和结构进行对照，从而探索其背后的报道框架和权力关系。
1.《纽约时报》版“中国·四川地震”
在对《纽约时报》关于四川地震的68篇新闻报道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在5月19日前后、5月24日前后其报道的主题发生了两次转换。以这两次转换为时间节点，将《纽约时报》地震报道划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发生”背后暗含的“破坏”
第一阶段的报道旨在告知读者“发生了什么”，暗含“地震破坏了什么”这一潜在主题。这一阶段报道覆盖的议题非常分散，包括灾情、救援、遇难者家属的伤痛、生还者的故事、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的表现、中国军队的表现、遇难儿童及其家长、对校舍建筑缺陷的质疑、对中国地震信息公开的看法、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隐患、救援技术存在的问题、都江堰险情、四川籍外出者对家人的担忧、地震带来的核辐射隐患、网络谣言给中国官方带来的困境以及国际援助等16个主题。
从关注度上看，《纽约时报》在这一阶段对四川地震的报道力度较大，地震新闻在编版上均放在重要版面，其中5月13日、5月14日、5月15日、5月16日和5月18日均在头版进行了报道。
报道在交代灾情和伤亡数据、救援情况等基本问题之上，采用了美国媒体惯常使用的人性化、故事化、个案式的报道模式，并适时插入目击者和幸存者的亲历讲述，使5个“W”得以细节化和生动化，在表现灾情“触目惊心”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报道“触动人心”。
值得强调的是，深入考察这些报道之后我们发现，这些报道内设了一明一暗两条主线：明者——发生了什么？暗者——破坏了什么？明线以公正客观面貌呈现，暗线则以表达对中国的质疑和否定为主。仅有一篇报道“In China，Skittish Pandas，Then Exploding Cliffs”（中国，敏感的熊猫，岩石爆裂）为正面、肯定性报道，记述了一个外国游客被中国熊猫饲养员英勇救助的故事，但是从报道的标题上却看不出这种倾向性。
（2）第二阶段：酝酿“转变”的短暂正面
第二阶段的报道转向了另一个主题，即“地震改变了什么”，在倾向性上偏向正面。但这些“正面报道”普遍存在一个预设：地震的发生使中国原来存在问题的社会、政治状况有所改变，即“原来的中国并不好，地震发生了，很多情况才发生了转变”。
这一阶段的代表性议题包括：中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公开，媒体控制得到突破；地震使中国的民主产生飞跃；地震昭示着中国人权观念的进步；“80后”在地震中舍己救人和顽强的求生精神使其自私自利、不负责任的形象得以扭转。这些主题在5月21日报道“China's Class Divide”（中国的阶层分野）、5月22日报道“Earthquake and Hope”（地震和希望）、5月23日报道“Earthquake Shifts Tone of Games”（地震改变了北京奥运会的基调）、“Stillness Returns，Sadness Lingers”（沉寂回来了，悲伤徘徊着）均有所体现。
这一阶段“正面报道中国”的持续时间并不长。随着中国地震哀悼日的结束，自5月24日起，《纽约时报》对华报道倾向便急转直下。
（3）第三阶段：深度反思和批判
进入第三阶段，《纽约时报》关于四川地震的日均报导量较前明显下降，大多数报道从要闻版和头版的位置回归国际版，关注主题不再是第一阶段对“灾情、救援”等事实细节的描述，对地震的“反思”文章比重加大。
其中，涉及学校建筑安全的报道9篇，是数量最多的报道主题。其他遭到质疑的问题还包括：
a.遇难者尸体的处理问题，如5月24日报道“China's Rush to Dispose of Dead Adds to the Agony of Uncertainty”（中国急匆匆地处理尸体增加了身份无法确定的苦恼）；
b.地震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如5月25日报道“Where Breathing Is Deadly”（呼吸致命的地方）；
c.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给遇难儿童家庭带来的困境，如5月27日报道“One.Child Policy Lifted for Quake Victims'Parents”（计划生育政策给遇难者父母带来的）；
d.地震之后受灾群众的心理问题，如5月27日报道“Amid Tremors，a City Trembles With Dread”（在恐惧中震颤的城市）描述了成都市民余震中遭遇的内心恐惧和忧虑；
e.对地震预测技术的质疑，如6月4日报道“Experts Warned of Quake Risk in China”（专家警告中国的地震风险），报道引用中国某位科学家的话，“指出地震预测失败是导致此次灾难的部分原因”；
f.对中国军队救援能力的质疑，如6月25日报道“Quake Revealed Deficiencies of China's Military”（地震暴露中国军队的缺陷）；
g.值得注意的是，随着6月4日的到来，西方媒体关于“六·四”事件的常规性集体报道在这一阶段也有所体现。与往年不同的是，在这一年，记者、编辑们对地震与“六·四”之间进行种种可能的比较而大做文章。如6月4日的报道“China's Grief，Unearthed”（中国的伤痛未曾落地）。
更值得重视的是，这一阶段的报道强化了一个预设：“地震暴露了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等几乎各个方面的缺陷，这些缺陷在地震之后只会更加恶化。”了解这一预设，便会理解如下三个焦点议题背后的“深意”：
a.美国媒体对学校“豆腐渣”工程的高度关注旨在揭露所谓“中国的集权统治与贪污腐败”；
b.美国媒体对遇难者尸体处理问题的关注、对灾民心灵恐慌的描绘均意在揭露所谓“中国人权观念的落后”以及“中国对环境保护的长久漠视”；
c.美国媒体对遇难儿童家庭的关注，其目标便在于“证实”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存在的先天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