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谈，是我近一些年在敦煌文学研究中时时闪现在头脑中的想法。刘进宝教授要我写一篇关于敦煌学研究今后发展问题的短文，便把这些想法略事疏理，写了出来。如有不当，尚祈赐教。
回顾与期盼
杨际平
杨际平，男，1938年生，福建平潭人。196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81年厦门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主要论著：《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文选》、《5－10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杨际平、郭锋、张和平合著）、《麴氏高昌田赋制度再探》、《天宝四载河西豆卢军和籴会计文书研究》等。
我接触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始于1980年，时正以不惑之年，师从韩国磐先生学习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一次偶然机会我在图书馆阅览室看到了《敦煌资料》第一辑，便深深地被它所吸引，直觉告诉我，这是研究北朝隋唐经济史、研究北朝隋唐均田制实施状况的绝好资料，从此我便一头扎进去，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汉唐经济史便成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当时学校图书馆阅览室所能见到的敦煌资料也只有《敦煌资料》第一辑这一种，除此之外，线装书库还有《敦煌缀琐》、《沙州文录》、《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碎金》、《敦煌石室真迹录》、《敦煌秘籍留真新编》、《敦煌变文集》等，为数也非常有限，可谓屈指可数。后来听说日本已出版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我便急忙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熊德基先生处复印了一份，视为至宝。我于1981年完成的研究均田制实施状况的硕士论文基本上就是靠这些资料写成的。当时可参考的论文，主要是日本学者的论文、论著，国内学者写的，为数不多。当时我们曾多次建议校图书馆买《敦煌宝藏》或敦煌文献的显微胶卷，可惜都未能如愿。
80年代以后，各种敦煌学的书籍开始大量出版。利用敦煌吐鲁番资料研究北朝隋唐均田制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1981年—1991年，《吐鲁番出土文书》1－10册与《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5辑，先后出版。我也就利用这些资料，在自己硕士论文基础上，于1991年出版了《均田制新探》（2003年修订再版时改名为《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这期间我还利用敦煌吐鲁番资料研究了北朝隋唐赋役制度、租佃制度、会计制度、家庭家族关系等等。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社会经济史成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可以说，我受敦煌学之惠夥矣。
我在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实践中，深切体会到研究社会经济史必须是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相结合，两条腿走路。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有很强的互补性，可以相得益彰：传世文献中有关政治史的资料相对较多，有关社会史、经济史的资料则很少，而且不大具体。出土文书则相反，有关政治史的资料相对较少，而有关社会史、经济史的资料就很多，并且很具体；传世文献有关州郡以上层级和社会上层的资料多，反映乡里基层与社会下层的资料少，出土文书则相反，基本上都是反映乡里基层与社会下层的资料，反映州郡以上层级（特别是中央政权）和社会上层的资料绝少；传世文献，特别是正史，关于典章制度的记载较多，关于这些制度的实施状况的资料很少，出土文书又恰好相反。出土文书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它是原始的、实证资料。传世文献都是要给别人看的，经过作者的加工。因为经过作者的加工，所以既可能更有参考价值（廿四史、政书等等即如此），但也可能因此失真或部分失真。出土文献除墓志、碑刻等外，并不准备留给后人看，而是无意中留传下来的，这类出土文献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原始记录，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状况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但出土文书往往残缺不全，背景不明，如果对传世文献（特别是其中的典章制度）不熟悉，就很难宏观把握，准确应用，充分发挥其史料价值。所以，研究敦煌学，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又须臾离不开传世文献。
研究敦煌学，利用敦煌吐鲁番资料还要注意其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普遍性与特殊性都是相对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敦煌吐鲁番文书所反映的情况也是如此。如唐代“均田制”，敦煌、吐鲁番“均田户”的户籍、手实，都按《唐令·田令》的规定登记各户的应受田、已受田、未受田，应受田对象、各种应受田对象的应受田额也都符合《唐令·田令》的规定；民户“初授田”时，如唐贞观十四年九月李石柱户、安苦（右口右知）延户手实所示，将各户原有田土登记为各户的已受田；土地还授之际，各户的田土进行帐面调整，凡此也都符合《唐令·田令》关于“先有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与“其退田户内有合进受者，虽不课役，先听自取”的规定，由此又导致各户的“已受田”，无论是按户计，或是按丁计，都极不平均；永业田常足，口分田常不足，无永业田者悉无口分田；兄弟分家时，平分“已受田”，各人所得份额大体相当，而不管他们应受田之多少，永业田、口分田、勋田也是通同计算；各户的田土相当零碎等等。凡此都表明唐代敦煌、吐鲁番“均田户”户籍、手实所反映的唐代均田制的实施状况无疑带有普遍性。虽然如此，它们又都有其特殊性：敦煌地区虽地水较宽，但各户“已受田”基本上都不足，但在户籍登记上却按宽乡标准计算应受田，吐鲁番地区为特狭乡，户均占有田土不足10亩。
这些又都是其特殊性。唐代西州土地制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它同时存在着两种授田制：一种是我们习称的所谓的“均田制”，一种是“官田给百姓”制度。前者的令制依据是《唐令·田令》，后者的令制依据是贞观十六年《巡抚高昌诏》。前者的应受田对象是丁男，十八以上中男，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以及黄、小、中男女及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当户者；后者的应受田对象基本上都是丁男，偶及中男，绝未见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以及黄、小、中男女及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当户者；前者的应受田标准是一丁60亩（20亩永业，40亩口分），黄、小、中男女及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当户者35亩（20亩永业，15亩口分），后者是一丁合受田10亩，4亩常田，6亩部田；前者的田土都在本乡里，未见隔越在别乡、别县者；后者的田土常在它乡、它县，此乡之田土常授给它乡之人，而此乡之人又常受田于它乡、它县，各乡人氏的田土犬牙交错。两种授田制并存，反映了唐代西州土地制度的特殊性。
但此种特殊性也是相对的。唐前期的兵制，既有府兵制，又有募兵制；选官制度既有科举制，又有门荫制等等；在赋税制度方面，既有租庸调制，又有户税、地税。唐前期的兵制、选官制度、赋税制度等既然都可以是几种制度并存，那么，唐代西州在田制方面同时并存两种授田制，就不难理解。现在我们虽然没有证据证明，除唐代西州外，其他地方也有两种授田制并存现象，但也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唐会要》卷八五《逃户》记：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提出营公田的建议：“窃料天下诸州，不可一例处置。且望从宽乡有剩田州作法。窃计有剩田者，【不】减三四十州。取其剩田，通融支给。其剩地者，三分请取一分已下。
其浮户，请任其亲戚乡里相就，每十户已上，共作一坊。每户给五亩充宅，并为造一两口屋宇，开巷陌，立闾伍，种桑枣，筑园蔬，使缓急相助，亲邻不失。丁别量给五十亩已上为私田，任其自营种，率其户于近坊，更供给一顷，以为公田，共令营种”。裴耀卿的建议如果被采纳，也就是均田制之外的另一种授田制。唐前期西州，丁男计租六斗，这也是唐代西州的特殊性，但就唐代边远地区而言，赋役制度不同于内地，则又带有普遍性。
我在接触敦煌学过程还有一个体会，就是感觉出土文书入门很难。出土文书多数残缺不全，接触出土文书还不多，对出土文书的行文格式、习用语等还不熟悉时，贸然利用，就很容易出错。记得我在初接触敦煌吐鲁番文书时，就曾将“合当乡”当作乡名；在排比唐代西州常部田分布情况，把不是高昌县的田土也当作高昌县的常部田；在研究吐蕃时期敦煌计口授田情况时，把“部落”置于“将”之下。或即因此，很多人明知出土文书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却徘徊于出土文书的门外，而不敢入其门。其实，研究出土文书，难就难在入门，一旦对相关的出土文书比较熟悉，对有关的典章制度也比较熟悉，利用起来就很方便，常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根据自己接触敦煌学的经历与体会，我想对今后敦煌学的发展提几点希望。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首先，各种敦煌学的书籍（包括资料汇编与研究成果）大量出版。大中型的图书馆，有关敦煌学的书籍可谓琳琅满目。现在要查找敦煌吐鲁番资料，比过去方便多了。为了敦煌学的继续发展，我希望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人与出版社今后能协同出版更多的敦煌吐鲁番文献分类录文。现在虽已出版了大量影印的敦煌资料，如《英藏敦煌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甘肃藏敦煌文献》等等，但这些多是卷帙浩大的、以佛经内容居多的图版本，价格不菲，即使是较大型的图书馆，也很少都能买齐。
较大型的图书馆如此，私人就更不必说了。这些卷帙浩大的、以佛经内容居多的图版本，对于敦煌学专业工作者来说自然非常必要，但对于不以敦煌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利用率恐怕不很高。事实上，我们也很难要求研究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学者遍览这些卷帙浩大的、以佛经内容居多的图版本敦煌文献。对于不以敦煌学为主要研究方向，而只是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的学者来说，更切合需要的还是分类辑校的录文本，如现已出版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敦煌变文讲经文姻缘辑校》、《敦煌变文集》等等。这些分类辑校的敦煌吐鲁番文献录文本，比较便宜，便于私人购买、收藏；卷帙一般不很大，也便于通读、利用。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接触敦煌吐鲁番文献，认识敦煌学的价值，在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与这些分类辑校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出版，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分类辑校的敦煌吐鲁番文献可谓功不可没。也正因为如此，我希望今后能够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出版工作，能出版更多的分类辑校的敦煌吐鲁番文献；已经出版的希望能不断予以充实、提高，以嘉惠更多的学人，进一步实现敦煌学的价值。
这些年，研究敦煌学的队伍日益壮大，敦煌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与研究人员都比80年代初大有增加。现在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中青年多数有硕士、博士学位，经过专门训练，大有作为。敦煌学研究不仅后继有人，而且会青出于蓝而更胜于蓝。再次，虽非以敦煌学为主要研究方向，而又利用敦煌吐鲁番资料或吸收敦煌学研究成果，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的学者也越来越多。这表明敦煌吐鲁番文献的资料价值越来越为广大学者所认识。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我希望敦煌学的这种发展势头能长期持续下去。我希望有敦煌学背景的学子能更多地接触传世文献资料，熟悉并掌握传世文献，为敦煌学的研究工作打下宽广坚实的专业基础，进一步提升敦煌学的研究水平；没有敦煌学背景的学子，能更多地接触敦煌吐鲁番文献，熟悉并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进一步提升相关学科的研究水平。
改写中国文学史
项楚
项楚，浙江永嘉县人，1940年生。1962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1968年四川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现为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主要论著有《敦煌文学丛考》、《敦煌变文选注》、《王梵志诗校注》、《寒山诗注》、《唐代白话诗派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