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的变迁和语言的变迁是杂糅在一起的，并相约反映在文明的演进和文化的变迁进程中。媒介话语对于文化历史的关系，类似于地质学——古生物学的关系。我们通过历史遗留下来的语言考证当时代的社会关系，同样，当今飞速发展的媒介现实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为未来的文化考古提供可靠的资讯呢？媒介话语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文化发展的阶段联系起来看，会对文化的生态有新角度的理解，同时，这也是上个世纪中后期英美学界将媒介文化研究纳入文化研究大系的主要原因。
从文化建构的视角来看，美国社会人类学家布鲁斯·林肯（Bruce lincon）认为，研究不同形态的话语，就是要探讨它们如何被作为“有效的工具，用以对现有社会形式的重现，更广泛地说，是对社会自身的建构、解构和再建构（construction，deconstruction，and reconstruction）”。林肯认为，神话、仪式、意识形态都属于不同形态的话语，是社会建构所必不可少的工具，它们可以用于意识形态说服（ideological persuasion）和情绪的唤醒（sentiment evocation）。当作为活动的主体的某一阶级（或社会力量）将这二者结合运用到最佳状态时，社会变革（主体是现存社会秩序中被压制者）或社会秩序的稳定（主体是社会秩序的建构者）就会实现。话语的这些不同形态的具体运用表现于它们各自的特性：有的是能够在时间上联系现在和过去，并从过去挖掘出对现存秩序的合理、合法性（legitimacy）的判断（如神话）；有的能够在空间上维系社会个体，再创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并唤醒他们社会认同基础上的情绪（如仪式）；有的建构或解构社会秩序中所必然包含的类别、分类标准、及类别之间的关系（如分类，classification）（潘忠党，1997，pp.71-72）。
现在，神话、仪式、意识形态都在媒介话语中找到了栖身之地，媒介话语也已经实现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过程，它不仅完全植入人们的生活，而且发挥着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话语是将言语、语言与“权力”和“关系”结合后的东西，是它的内面——“思维的模式”（爱德华·萨丕尔，2002，p.19）。因此，对媒介话语的研究并非什么单纯理论上的需要，而且是现实的需要。现实需要将媒介话语进行表象上的总结，以利于认识理论上的提升，从而有利于人们更深地认识和利用媒介话语。因此，对这些新旧词的研究，要超越新闻修辞学范畴，超越对媒介话语仅仅以视神经和脑中枢神经不同的细微刺激和光波的运动来解释媒介话语的层次，因为它对于媒介话语力量的真正理解太过遥远。从上述文化和文明的关系、媒介话语的视角进行归纳整理，探究其内涵和外延，并从其产生开始关注其介入本土文化的路径，本土文化对它吸收使用所反映的思想背景和趋势，进而探讨不同文化语境下不同文明元素的彼此进入带来的文化变迁，或将是一个新的课题。由此带来的传播过程的研究，因为视角的置换，自然带来理论范式的转型，或可开启传播学新的理论话语体系。
4.跨文化的实质是话语的跨越
从当前中国文化建构的背景来看，这是一个跨文化传播走向兴旺的时代，也是最需要跨文化理解的时代。身处这个时代的人为各种动力驱使着，来到了异种文化相会的桥头。不管是直面异文化之人（旅游、商业谈判、偶遇）、还是阅读异文化文本（合同、教材、小说、报告、杂志、报纸）、面对屏幕（电视、电脑、电影）、倾听声音（音乐、广播），不同文化相会的渠道是如此广泛，每一个群体都因渠道的不同而建立起各自的理解体系从而开辟出一条通往理解的小径。这些小径的组合，成就了当今史无前例的跨文化传播的盛况。
跨文化传播的终极目标之一是要在这些迥异的话语组合的尽头搭建一座或多座桥梁，让一个话语组合的人可以通过这座桥梁走到另一个话语组合的森林，且能自己走回来。而跨文化传播理论是要为两个话语组合的人相会构造思想的桥梁，并为握手而准备所有必要的第三种言语、语言和话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跨文化传播理论可以称为“第三种话语”——重建文化巴别塔的话语。
跨文化传播的实践从大众传播的视角来看，始终立足在一些具体的行为组合中。不同的主体、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作用于一定的媒介，从而获致某种文化传播的具体效果；传播理论迄今的研究告诉我们，不同媒介自身的特质和规律将奠定跨文化传播的基调和效果；媒介自身同时兼具文明要素和文化系数两大角色，是文明演进历程的代表和文化变迁的推手，本身就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过程中；因为数字技术的推动，媒体逐渐褪去政治和文化操盘手的光环，新媒体一出现就把所有的媒体打回原形，不管是网络收音机，还是网络电视（IPTV），都变成网络上和基于网络技术的媒介的一种。传播理论的研究由此自然而然地需要从传统的“大众媒体”（mass media）视野中走出来，借助以往基于“媒体”的研究成果而研究“媒介”（medium）的特质和规律。
5.跨文化的过程是跨媒介的文化传播过程
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媒介推动特定目标的实现。比如，傣族的泼水节，苗族身上的银饰，藏族的哈达，中东地区妇女的头巾，汉族的饮食，二战后期欧洲战场上美国兵嘴里嚼的口香糖；中国古代的烽火台，海军的旗语，聋哑人的手语；不同国家的国旗，组织机构的会旗，不同旅行团的信号旗；汉语、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朝鲜语等等不同语言的译转；不同国家见面的握手、拥抱、亲吻（吻额头、脸颊、手）礼仪；吃饭时的刀叉、筷子和手等等；甚至不同的个体用以区别自我和他人的文身、胡须、发型；同一事件发生后，通过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手机等不同媒体进行传播等等。不同主体之间的接触，首先是上述这些介质的接触和跨越、介质组合的跨越，从而实现文化主体、主体文化的跨越。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介质的个性和传播过程，长时间以来，都被大众媒体所强力吸附，整编为它的内容和外延，变成“媒介化”的泼水节、媒介化的哈达、媒介化的……，甚至构造了一个媒介化生存的社会。现实如此，理论更是如此。就在我们抽身关注作为单数形式的“媒介”（medium）的时候，发现身处的是一个“大众媒体”（mass media）神话时代，基于对大众媒体传播现象的观察所构筑的传播理论依然是我们当今的主体，思考的起点，甚至是新闻传播研究学科的存在依据。但自20世纪后期涌现的新兴传播方式，也一方面在置换大众媒体传播零件和过程的同时，也使得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传统意义上的传播理论研究处于停滞状态。
当人们无法对自然现象做出解释的时候，初民创造了神话和宗教，通过它们社会和人心被安抚。当现代性展示出它飞速解构人性的一面以后，原始的神话已经无法与现代性神话相抗衡，于是，技术、政治和宗教神话三向分立，共同构成对民众思想意识的控制。当传播学界群体停职反省，观看新媒体对传统传播理论的冲击的时候，发现每个人都方式不同地参与了媒体神话的构造过程：大众媒体被打造成最大的“特洛伊木马”，通过多方的合力置放到了民众的意识之中，媒体话语成了神话话语，媒体成了神话的渊薮，媒体从此也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神话破坏了完整的世界观，使人的思维支离破碎、趋于瓦解，造成虚假的世界图景。人们似乎已被由大众传媒强行灌输到意识中的神话所操纵”（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2003，p.38）。媒体与现代性相扶相携，将二者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
这样的问题若求缓解甚至逆转，数字技术的发明、互联网传播技术的普及，以及在此基础上文化和文明新的逻辑函数关系思维视角的更新或可助一臂之力。
6.数字技术改变媒介概念进而改变传播的生态，理论研究视角亦为之一变
当前进行的，是以数字技术为龙头，以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3G技术）为突破口，以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兴媒介为基本载体，以电视、电脑、电信融合化（所谓三网融合）为路径，以信息的无障碍传播为内容、结果和目标的信息革命。如果说以前的变化是对人类既存生活模式的不断巩固、完善并逐渐有所变乱的话，那么，这次以数字化为突破口的革命则将是对我们现存生活模式的彻底颠覆（姜飞，2006b）。
相对于以前的信息传播模式和效果，在这样的时代里，信息革命包含了这样几个质的飞跃：信息覆盖人群数目、信息传播技术水平、信息传播方式对人类思维和生存方式的改变程度等。而这些飞跃的实现则奠基于技术上的数字化升级、传媒业务形式的汇流、传播内容的下游多样化、专业化以及建立在资源和社会整合基础上企业的大整合。具体来说就是，传播技术升级带来信息传播技术的革命，传播形式汇流带来信息传播形态的革命，内容多样化、专业化带来信息内容产业的革命，企业整合带来信息组织形态的革命。
就像当年的印刷技术使得人手一本《圣经》，带来了宗教文化革命一样，数字技术也使得传播的过程下移，传播准入的门槛降低，由以前高高在上的、有一定的资金和能力的集团所掌握的传播过程，下移到每一个人，每个人都成为传播者。从IPv4向IPv6跨越和物联网发展的结果是，每一台家电都有一个专属IP地址，卡车也成为重要的传播媒介，大家都在网络上互联互通，如果技术允许，可以彼此通话。此时，原来被神话化的大众媒体，比如电台、电视台等，将“堕落”为和诸如卡车、手机、网站等一般传播介质一样的地位，甚至，因为它以前的话语霸权而渐失人心，有可能整体性地蜕化为传播公路上的恐龙。
那么，大众媒体被去魅的过程，也正是理论研究视角变迁的过程。以往过多关注大众传媒所建构的传播宏大话语，因为数字技术的“点石成金”，一般性的媒介、继而一般性媒介的组合焕发出大众传播的潜能；尤其是在跨文化传播的实践中，既往的大众传播媒体对一般媒介传播特点和过程的话语整合作用逐渐式微，专业电视频道的出现，比如体育频道、音乐频道等，更是通过自身特质的全景呈现把大众媒体打回原形——迫入管道、介质的本来面目而为一般媒介的传播服务。而网络电视（IPTV）作为传统媒体在新媒体上的再生尝试，则更是在和其他介质并列的过程中，凸显它自身曾经妄图成为全媒体的局限，在网络上其他媒介异彩纷呈的背景下，甚至更凸显它的自说自话特点——尤其是它给使用者的感觉是还要继续作“霸权”的话。
当我们把“媒介”的含义从当前关注的大众媒体（电视、电影、报纸、广播）拓展出去，将其界定为所有传播、传递信息介质的“一种”的时候，我们发现，此时所谈“媒介话语”，恰是传播学；媒介话语的研究，恰是传播学的内生理论话语系统。由此来看跨文化传播的实施过程时，我们发现，传播学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本身即跨文化传播的结果和过程本身；跨文化传播的整个过程，即跨媒介的文化传播过程。尝试在将媒介话语界定为通向跨文化理解的最主要因素，进一步将媒介话语界定为传播学的内生话语系统的前提下，从媒介言语、媒介语言、媒介话语的特点的分析，将当前媒介话语的研究从修辞学的层面推进到逻辑话语的层面，语言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由此概括出来的文化传播规律和路径，似乎可以担当起传播学研究的“货币”角色——像“货币”成为经济学的入口一样，媒介话语成为传播学的入口，数字技术背景下也同时是建构一个新的中国文化的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