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秉性凸显的就是这种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本身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新知识的生产过程。
文化工作者需要有意识地提升到新知识生产的层面来思考问题。
新的国际国内文化背景和深度跨文化/文明传播需要新的知识的生产。
“新知识的生产”是一个新的命题，对它的理解需要从知识生产的假设开始说起。
人类有文字的文明开始于知识的生产。知识的生产对应于一定文明状态，在该文明发展阶段上，运用自己的语言和言语，阐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关系的话语总体。最初是一些大师有关世界、人生的根本思想，成为后来知识生产的起点；紧接着是经典阐释时代，通过阐释经典进行知识的生产。工业革命带来生产的扩张发展，同时，人们对世界和社会、自然的认识也逐渐拓展和深化，知识的生产从经典中脱离出来，开始面对现实的社会和自然、人生来进行。于是，出现在人类面前的，就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对知识生产方式方法和思想的彻底颠覆，就像恩格斯描述资本主义焕发出的巨大生产力一样，工业革命也焕发出了庞大的知识生产能力，以至于到今天我们还浸润在工业革命的知识生产的轨道中不能自拔，在究竟是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国家/社会/发展阶段中彷徨、犹疑和徘徊。
但伴随工业革命之后的殖民主义扭曲了知识的生产，同时也彻底扭曲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人性轨迹。殖民主义打破了本土文化知识生产的自然链条，在将他者优秀文化成果输入到本土的同时，以一种非人性的方式奴役了本土文化，同时也扭曲了作为文化我者的殖民者，其最终结果是在破坏知识生产的多样性的同时，以垄断性的知识生产扭曲了知识生产的轨迹和方式，其恶果也最终反馈到殖民者那里，造成整体性的文化知识生产的扭曲和变形，最终的结局必然是文明发展的倒退。
同时，后工业时代资本权力的膨胀，体现在文化的产业化发展，进一步扭曲了作为知识生产过程和载体的文化生产的本性。文化产业的发展，其实质是将作为非物质生产的知识生产纳入了物质生产的轨道，在工业文明的生产线上胁肩谄笑，作工业生产的附庸；文化产业中传媒产业的垄断式发展，更是在工业道理的荡涤下，将文化生产的道理逐渐甩开，自我最初的角色定位与发达的传播技术耦合的结果是，大众传媒业开始堂而皇之地介入知识生产的领域，以信息（Message）的提供混淆知识（Knowledge）的生产，以信息的生产制约知识的生产，最终以媒介的话语霸权取代知识的生产。
世界进入了新知识经济时代，谁家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谁家就是国际权力斗争的赢家。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1928—）提出，在支撑权力的支柱——暴力、财富与知识——之中，知识产生高质量的权力。由此，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将不再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主要指标，知识的控制是明日世界争夺权力的焦点。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也指出，在当今世界，倘若一个国家的文化处于中心地位，别国就会自动地向它靠拢；倘若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支配了国际政治秩序，它就必然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确实，在冷战结束以后，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步伐，知识经济的逐渐成形正日益改变着国与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和格局。掌握知识经济的核心——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的国家对国际社会的局势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于是，知识和文化领域成为国家行为体之间为维护本国主权而开辟的一个新的较量场所，其激烈程度与日俱增。“知识改变权力”、“文化改变（人类）命运”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正得到最丰富而生动地体现（李智，2005，p.1）。
世界进入新媒体时代，知识生产生态发生着剧变。人类文化在走过了自我繁衍变迁的自然历程之后，地理大发现以及随后的殖民主义彻底改变了文化的生态，文化和资本的媾和则再一次重组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基因，文化本身以及围绕文化衍生出诸多的问题，反映在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以“冲突”为核心词共同构成了16世纪到20世纪乃至21世纪初的世界文化发展基调。同时，回顾人类知识生产演进的历程，我们也发现，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中，媒体/媒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文化的产业化以及部分隶属于这个进程的大众传媒制造的媒介化生存而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又将重新导演各种文明演进的历程，开启新一轮的文化变迁。
如此，摆在当今那些还坚信知识生产本体任务的独立知识分子面前的任务就很艰巨：首先就是要对历史上造成知识生产扭曲的力量进行批判，包括殖民主义、包括垄断式发展的文化产业、媒体工业。其次，就是要在这样的批判中探寻就像宿命一样走过这些噩梦的人类文化下一步的知识生产的方式和轨迹，运用自己渺小但伟大的力量去推动，去呼吁，去进行国际化视野下本土性新知识的生产。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2005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世界正进入人类历史上第二个“迁徙时代”，全球共有19.1亿移民，表面上的人口迁徙加剧了人类劳务、技术、经济乃至文化、思想的迁徙，与此同时发生的是，人类信息传播方式的迁徙，全球互联网偕经济全球化将人类带入一个新传播时代。
新知识的生产如何可能？——新媒体将为中国提供历史性的机遇。新媒体时代，昭示着一个真正的跨文化传播时代的到来，一个真正的文化融合时代的到来。新媒体是上苍送给中国的礼物。昭示着以往需要跨越地区和国家边界的国际传播技术上的跨文化传播，已经被没有边界的互联网、物联网的跨文化传播所替代。
五、实至名归：新媒体—新社区—新文化
早期的传播研究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传播科技的演进对于文化变迁的影响；诞生和兴盛于美国的新闻和传播理论研究，从学术和实践多个层面验证了传统媒体成就美国梦的百年路程；新媒体是否能够成就中国梦？这需要历史—现实、宏观—微观、理论—实践多层面的综合考量。
1.早期传播科技诞生带来文化变迁的思考和判断
对于媒介/媒体的多维作用，早在其诞生之初就已备受关注。一般媒介（medium）在19、20世纪作为新的文明要素注入人类工业文明，继而对人类文化变迁发挥着加速作用，通过现实的文化实践提升到媒体和大众媒体（mass media）的地位，同时，将“媒介”的概念和媒介的文化实践强行“植入”传统的人文社会学科和思维的生产过程，显示出媒介实践和媒介研究早期的强势力量。
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电报、电话相继发明。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无线电广播、电视、录音、录像等一系列模拟式电子传播技术与媒介相继出现，并迅速普及到千家万户，使得人类信息传播的速度空前迅疾、范围空前广泛、内容空前丰富，复制、扩散和保存信息的能力空前增强。人类进入到以模拟电子传播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时代。人类经历着“信息大爆炸”的历史性巨变，生产力也得到空前发展。
在上述传播科技变迁的自然历程中，有两个革命性的事件揭开了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的媒介演进的革命性、突破性进程，并将技术对文化的深度影响，通过传播科技的革命实践和基于此的研究，一幕幕呈现在观众面前，让研究者和普通观众看到了传播科技革命对社会文化变迁的巨大作用，也再一次印证了本书所建构的文化和文明的逻辑函数关系的运作过程。
拉开这一大幕的两个标志性革命性事件是：一是1945年人类发明了第一台电子数字式计算机，揭开了人类第五次信息革命的序幕。二是1957年10月4日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又称“旅伴”号，Sputnik）从苏联拜科努尔发射场升空。虽然该卫星只能发送一个脉冲信号证明自己的存在，但对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旅伴’号点燃了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一场旨在胜对方一筹的危险游戏，刺激它们研发能够将人送上月球的技术。彼此间的竞争最终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太空时代的大门。”
这个所谓“太空时代”由即时通讯赋予文明实质性内容，由“地球村”文化概念而深入人心，又通过卫星电视这个太空技术的衍生产品而引发更深入的文化探讨。
早在1972年，隶属于美国教育部的“教育资源信息中心”（Education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ERIC）就发布了关于新传播科技对世界发展带来影响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关于新的有效的教育体系方面的发展，有人认为借助卫星和相关科技，将在国家教育覆盖面上带来本质性的进展，同时也给国际合作提供很好的手段……另外有些人认为新型传播技术的快速推广会带来一些欠发达国家珍贵外汇资源的浪费，社会的动荡，以及一些压制性政府中央政治控制的延伸。”（Robert P.Morgan.，1972，p.5）当前传播政策制定的标准并非来自推理逻辑领域，所有发展的趋势都是既定的（Ferguson.S，1976，pp.121-129）。“既定”在媒介的发展、媒介的议程下。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来看，迄彼时之前十年多的一些文献揭示了来自传播巨头比如贝尔（Bell）和A.T.＆T等公司对传播政策的压力。这些文献包括：罗伯特·林达色（Robert Lindsay）的文章《地球卫星传播：早在1965年开始应对这个问题和凶兆的思考》（“Earth Satellite Communication：Issues and Portent dealt with this problem as early as 1965”），欧·哈若德·塞米德（Orville Harold Schmidt）的文章《太空时代的规则：1962年“太空传播法案”中引发的某些规则问题》（“Space Age Regulation：An Examination of Certain Regulatory Problems rising Out of the Communications Satellite Act of 1962”）等类似的文章，讨论了规范太空传播的困难。塞米德指出了政策的深远影响，它能开始某种行为进程，但却很难检视和更改（Ferguson.S，1976，pp.121-129）。很难对政策的制定得出某种客观的判断。有关政策信息制定的理论都是根据以往政策的执行和效果来看。而且，一旦政策定了，就会配套大量的投资，进入行动后，政策就必须承担所有的后果（Ferguson S，1976，121-129）。
新型传播手段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无论是宏观的判断，还是微观的受众研究分析，技术和文化之间最关键的影响点，在传播科技上来看，巴格蒂奇恩认为，电视的影响就在于加剧社会变迁。这个命题击中了“通过信息改变”（change-through-information）进程的核心。改变不一定非得是由新信息带来，决定改变方向的要素早就存在。新水平层面的信息交流会加速这个不可避免的改变进程。与其说是改变的方向，还不如说是改变的速率决定了这个进程的紊乱与否。
2.基于数字技术的互联网、手机等新型媒体带来的革命
如果说上述传播领域两个标志性事件（1945年第一台电子数字式计算机，1957年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开启了传播技术影响文化的大幕，那么，1993年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出台和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推广，则将以往“加剧社会变迁”、“提高变迁速率以致影响文化方向”等判断不容置疑地落到了实处；同时，以往对大量投资新型传播科技带来浪费的担心，已经转化为投资的争先恐后的浪潮，开启信息传输方式的革命和社会文明演进、文化变迁的重大转型期。
1993年，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正式名称为“国家信息基础结构”（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NII）计划出台后，立刻引起世界各国普遍的关注和跟进，在全球掀起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浪潮。1996年美国传播学权威杂志《传播学季刊》已认定互联网为新的大众传媒，因为美国已经有6200万互联网用户，即已有占人口数30%的美国人使用互联网（姜岩，1998）。中国从1993年起，开始实施以“三金”工程（指金桥、金卡、金关工程）为代表的涉及国民经济信息化的一系列重大信息系统工程。进入2000年之后，“网络媒体”的称谓在中国开始普遍使用。18年来（从1993年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法案签署开始到2011年）、16年来（从1995年中国社会介入互联网服务开始到2011年），互联网在国际和中国社会各领域中的影响和作用日益突出，互联网成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崛起的第四媒体，同时，手机作为一个新型信息终端也依托互联网，从人际传播工具逐渐向大众传播平台转化，具有成为“第五媒体”的潜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