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性的中国居住模式所提供的新社区规划来看，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中国大陆兴起的房地产业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作用，实现了中国一大部分人的资本原始积累，在这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社区的组成方式，从而推动着信息传播方式基础结构的改变。原来以“单位”为基础构建的生活区域（××职工宿舍、家属院，等等），被现在的“单元”为基础构建的生活小区所逐步替代。这样的一种新型社区，重新规划了中国人的生活空间，“新”的人群组织模式（主要是相对于以前家属院类型的熟悉面孔）直接对应的就是传统社区管理模式的断层，新的人际关系需要重新建构，新的人际传播模式需要发现和建构，此时，人们更多地去求助于现代传媒而不会去求助邻居，以至于出现网络上的聊天朋友其实就是隔壁的那个男孩（女孩）所谓“咫尺天涯”的情况。
现代传媒，一个没有或者缺乏综合、长远、稳定的文化理念的传媒是否可以担当这样的角色？日新月异的传播科技将人际、信息传播的模式推陈出新的形势，逼迫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心跳加速，研究该如何给这样一个桀骜不驯的传播科技装上大脑，使之摆脱工具理性的束缚，服务于人，服务于追求美的文化理想的打造过程。新的居住社区究竟带来人际、信息传播模式哪些变革，是一个新的话题，从本书所建构的文化和文明逻辑函数关系来看，空间，或者说是居住空间，作为一个重大的系数被技术所改变，进而又会作用于文明的成果，直接间接地朝向文化的建设和变迁，值得深入研究。
从互联网所搭建的社区角度来看，从Web1.0向Web2.0时代的变迁，实现的是一个“从网络提供（Web）向用户申请（Application）模式的转向、从大众门户向个人门户的转向、从内容为王向关系为王的转向、人与人的关系模式从社区向社会网络的转向，最终是从网络媒体向网络社会的转向”对这几个转向的理解，直接决定了对新的传播技术将成就中国文化建设思想的理解。这其中有这样一个思维的链条：
a.Web1.0内容为王；
b.内容复杂多变不好把握；
c.Web2.0互动和参与性，关系上升为主角；
d.内容生产转而服务于关系营造、关系延伸。
于是，在这样的思维链条下，我们发现，今天的一些新的社区（如SNS网站、豆瓣、微博等），“似乎已经开始突破传统虚拟社区所设定的‘地界’——画地为牢，加入某个社区，会有明显的行为标志，如在社区注册，而每个社区也有一个明确的名称。人们在这种社区的互动是通过一个个明确的话题来进行的——新的社区并没有明确的边界，人们的互动往往并不需要话题讨论，而只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所形成的关系链条，如‘标签’功能、‘好友’功能等，‘标签’建立在内容的联系上，‘好友’建立在人际关系的认同上。社区正是靠这些关系‘链条’或‘纽带’来产生的，最终这些纽带编织出复杂的成员关系网络”。在这种结构的社区里，“直接的话题讨论不占主流，但人们通过相关链条，仍然能产生较为明显的相互影响。在这些社区里，人际传播往往占主导地位，但是不断扩展的人际传播链条也能产生社区传播的效应”。通过关系链条的“接力”，一个社区中所有成员的共同意识或行为仍然有可能在某些时候被激活。
综上，互联网时代使得人们获取信息的模式似乎再次返回大众媒体产生之前的状态——在茶馆、咖啡屋或者展览馆、博物馆，通过聊天和博览模式获取信息（“The future of news：Back to the coffee house，The internet is taking the news industry back to the conversational culture of the era before mass media”，2011）；不同样式的社区在重新建构，社区模式的实质或者内核，是社会网络的重新搭建，基于数字技术实现的社会关系网络化是在重新整合文化的突破口和过程本身。网民活动从Web1.0时代封闭的社区向Web2.0时代开放式社会网络的拓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网民从个性化的、偶然性的信息需求，向文化性的、系统性的信息消费的转向；从对于传播科技绝对性地依赖、被科技所规制向超越媒体、超越工具理性向正视新媒体为工具、涵蕴人文理性的回归；同时也反映了基于数字技术的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媒介在汇入转型期的中国，在文明演进和文化变迁过程中，直接、细微地作用于不同空间、不同类型微观主体的过程。
我们看到，社会媒体（Social media）的建构，不断逼近中国传统文化养成时期的生态，不断逼近中国文化生成的机制模式，不断逼近中国培养文化、发展文化的习惯模式，不断逼近中国式的基于人际关系的舆论领袖的传播模式；而这种新兴的传播技术，不啻给中国一个“飞毯”，可以载着它实现梦想。从这些角度来看，中国新社区的建设，配合新媒体的推广，两条车轮飞速前行，在重构着中国社会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模式的同时，将推动新文化的建设进程——这样的一个文化建设、基于新媒体的文化建设的逻辑链条已经成形。
在中国，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媒体将实现从受困于传播的形式、传播科技所限定的表达框架和社区向更加人性化的文化话题和人本身转移，并以主动的信息消费者的面目引领信息和技术——从一开始就被百般诟病的传播科技工具理性阈限不期然在中国被突破，或许，这真是西方传播技术的发明人万万没有想到的。
于是，我们再回头看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从文化的视角来看，会看到：
门户网站发展模式作为传播科技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松了土——培养了基于数字技术的阅读习惯的、从数量上不断攀升、从素质上不断飞跃的新受众、消费者群体；
搜索引擎作为传播科技为中国文化的发展铺了路——美国的google打开窗户，法国投巨资研发搜索引擎以对抗美国Google搜索引擎拟把英文文献全部上网的数字图书馆计划（参考消息，2005）启发思路，新华社研发搜索引擎助推中国文化走向互联网（刘菊花（记者），2010）；
2010年6月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通过了“三网融合试点方案”（丰家卫＆姜飞，2011），移动互联网技术中“手机+互联网”的技术和现实模式将成为以上所说的文化熔炉加温器、加速器；而社区和社会网络则开始在肥沃的土壤上，宽阔的马路上，上下五千年、日行八万里地开始新文化的建设。
（5）新媒体传播条件下权势的变迁带来新的文化生态
新媒体还带来了中国政治层面的变化，主要反映在政治机制总体运作上的媒介化导向（新闻发言人机制和思想的普及）以及权力运行生态上的结构性变迁，一个关键概念便是权力下移或者“权力转移”，政府和普通民众、官员和百姓之间的权与势的博弈状况在发生着结构性变迁。
在中国，“权力”在字面上等同于“权”。说某人有“权”意思就是他/她在其权力范围内拥有最终决定的资格。不管此人的职位多高多低，只要他或她有“权”就有这种决定的资格。在中国历史上，获得实“权”的方式是通过从皇帝或其官员手中拿到“大印”，这个“大印”有时是黄金的、有时是银的，有时又是石头做的。“大印”是独一无二的，除非原印章被破坏或丢失，否则“大印”是不能被复制的。使用“权”意味官员通过用“大印”给每封发送出去的文件打上封条以显示权力，而服从“权”便意味着首先要见到印才能将文件传送出去。如今，印章仍然在提名中国政府官员时使用，但是同时也需要个人的签名。这就是“权”。
另外一个词是“势”。如上所述，“权”基本上指的就是力量（power）。在中文里“势”总是习惯于被用在“权”之后，两个字合起来叫“权势”。而比起“权”来说，“权势”就有了更丰富的意义。在“势”背后的“权”，丰富了“权”的内涵、扩展了“权”的外延。
那么，到底什么是“势”？“势”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一个具体的所指，即“男性生殖器”。世界上的一些古老文明例如埃及、罗马、希腊和中国都曾出现过阉割人的历史。而在中国割掉男性的外生殖器，在文字上统称为“去势”。只有去了“势”的人才可以被送到紫禁城伺候皇帝、皇后及其他皇室成员。被阉割过的人会在身体上失去雄性特征，如不再长胡须，而且举手投足还会渐渐地像女性一样，发声也接近女声。
这些被阉割的人虽然失去了“势”，但他们却由此靠近了“权”。大部分时间他们是皇帝跟前的仆人，但正是因为他们有资格接近最有权力的最高统治者和影响全局的信息，甚至有可能在某些特定时刻影响到皇帝的决策，所以他又间接地获得了“权”。这种“权”弥补了他们失去的“势”，使得这些被阉割的人所获得的“权”有机会向“势”转化，达致有权有势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