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2005年出版的《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一书的延伸。《跨》奠定了从事跨文化传播必须解释清楚的后殖民“文化语境”，本书在此基础上，又引入传播和新媒体（新媒介）语境，以“文明演进”为横轴，以“文化变迁”为纵轴，探讨传播科技和新媒体为世界和中国的文化变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本书梳理和重新界定文化与文明的含义和关系，建构了一个二者的逻辑函数关系模型，提出了“新媒体成就中国”的理论假设并作了论证。这本书也是为作者下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建构一个中国视角下的跨文化传播学科所需要的理论体系——在解决了研究语境、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概念问题之后。
本书是一部学术探索性的著作。既为探索，则无定论，似乎可供对文化和文明问题、新媒体研究、当前国际关系、国际和跨文化传播实践和研究感兴趣的读者商榷和批评。
本书研究和写作过程是这样的。
中国“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Cross-cultural/Intra-cultural/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朝向一个科学研究领域的成长路上，需要认真梳理本领域国内外发展现状（姜飞，2008，2010），及时有效地引进本领域国际范围内的优秀成果，需要对本领域的研究背景（姜飞，2005；陈卫星，2001年第2期）、研究对象（姜飞，2007a；关世杰，1996年第1期；吴予敏，2000年第1期）、研究方法、理论问题（姜飞，2006年第1期；关世杰，2006）、核心概念（史安斌，2006年第11期；姜飞，2010年2月2日；刘坚，程力，2007），理论框架与生成方式（段连城，1988；胡文仲，1999，2005；关世杰，1996；刘双、于文秀，2000；刘阳，2009），与其他相关理论领域的关系（姜飞，2005，2007年8月29日），在社会、文化发展变迁实践中的社会价值，即运用本领域的一些理论框架和视角来看待和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邵培仁，潘祥辉，2006；姜飞，2006年9月14日，2007b；姜飞＆张丹，2005；丹·兰迪斯，贝内特＆米尔顿·J.贝内特，2009），在网络等新的传播条件下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但海剑，石义彬，2008；李展，1999；胡超，2005；彭兰，2005）等等，进行逐一的梳理、研究和建构。这本身既是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学术价值的发现和发明过程，也是一个新兴研究领域所引导的社会实践的社会价值、社会地位的梳理和建构过程。
但是，这个领域还是让研究者颇感沮丧。仅从作为本领域统称的术语来看，“跨文化传播”还是给人一种拼凑的感觉。1955年作为跨文化传播领域奠基人的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在其著作《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爱德华·霍尔，1991，1995）中首次把Interculture（“跨文化”）和Communication（“传播”）并置在一起，从那开始，意味着此前无论是人类学的、文化研究的、文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跨文化研究”（Intercultural Studies）就和20世纪20年代诞生的新兴学科“传播学”（Communication Studies）拼凑在了一起，由此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问题一，多领域、多维度的“跨文化”研究成果蔚为大观，而作为“跨文化传播”新兴研究领域理论落脚点的“传播学”，或“传播研究”，迄今尚未从理论形态上让人信服地含蕴成形。这需要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但至少从目前来看有一种城堡建立在沙滩上的感觉。
问题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跨”在中英文语境下存在分歧。中文文献中一般以“跨文化传播（交际、沟通、交流）”等作为这个研究领域的通称。但对应的英文文献中，“跨文化传播（交际、沟通、交流）”实则包含两类、四种表达方式，分别是Intra-，Inter-，Cross-，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彼此之间在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侧重点等方面都有差异，各自代表了“跨文化传播（交际、沟通、交流）”研究的不同侧面和深度，各自对本领域的理论贡献和研究导向亦多有不同。本领域前人有点滴、偶然的涉猎，但从研究的客观性和系统性来说，都似不足以廓清思路、展现路径和研究方向。2009年，笔者文章《对跨文化传播理论两类、四种表达方式研究分野的廓清尝试》（姜飞，黄廓，2009，pp.53-63）是对此问题的一种初步分析和回答。该文和笔者在2007年发表的《从学术前沿回到学理基础，跨文化传播研究对象初探》（姜飞，2007a，pp.31-37）一起，初步回答了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问题，从而，通过“跨”的解析这一入口，勾勒了“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理论边界。
问题三，从理论上来说，难度最大、争议最多、研究者无法绕过的问题，就是对“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文化”的解题。尤其是在新的传播形势下，基于数字技术的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涌现，在某种程度上颠覆着传统的传播实践和理论，使得基于传播视角的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问题更加复杂；再加上中国经济崛起之后，在文化生产和国际文化传播上体现出新的抱负，借助新媒体实施中国国家文化战略的过程中，对于新媒体的认识理念以及利弊得失的分析还存在一些误区，将使得有关国际范围内文化传播方面的巨额投资因为对于“文化”和“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的概念、路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不清楚而走弯路或者迷失方向，错过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上述这些层层递进的实践问题，对跨文化传播研究者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
——“传播学”作为“跨文化传播”领域的“阵地”基础不稳，从而使得基于大众传播理论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滞胀不前。一方面需要不断研究国外有关传播理论的发展进程，并将其与国内的传播形势相结合，提出和建构中国的传播理论；另一方面，需要将国际范围内的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现实和中国的传播理论建构过程，提出和建构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
——“跨文化”的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使得中国国际范围内的文化传播如履薄冰。一方面是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迫使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承担必要的国际责任的同时，必须有效地确保自己的和平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初步崛起的经济条件和必要的国际传播战略势必跨越和冲击既有的国际秩序现实和想象，使得中国在新世纪将处于一个来自各方面“挤压”的发展通道，亟须在既有的传播理念和文化理念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
——“新媒体”（新媒介）从理念上内外夹攻，在“互联网崩断长城”的恐惧和新媒体成就中国的希望之间首鼠两端。
总体上，现存的对跨文化传播感兴趣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一种“布朗运动”状态；既有的“跨文化传播”理论、观点风雨飘摇，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滞胀状态”——有关传播的研究和跨文化的研究“通货膨胀”，而有关“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则相对停滞不前；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变迁中体现出的现实问题，对跨文化传播理论、理念的需求尖锐而又迫切，而来自美国、欧洲的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理论中又蕴含着极大的“文化”问题（姜飞，2004a，2005，2006年第1期；童兵，2005），亟须研究者予以甄别、化解和提升。
这些都冲击着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者寻找一种入口——无论是从国际传播的理念创新，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建构，还是解决实践层面的需求，为崛起的中国在国际和跨文化传播领域奠定一个适合中国特色和发展道路的“文化”观念，并有效地将新媒体新传播技术和传播理论整合进这样的文化观念创新，由此开发出一个中国进行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和实践的路子……所有这些矛盾的焦点，都将一个问题推到风口浪尖上：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文化观念跻身世界？
这是一个解决跨文化传播理论“滞胀状态”的接口，同时也是明晰中国文化现实、确立文化传播战略道路和未来方向的必由之路。
本书即是基于传播，思考文化；基于新媒体（新媒介）反思传播；基于跨文化传播，解析和创新文化观念；基于中国文化建设和国际传播大的背景，超越既有的文化观念，探索中国道路。
本书历数当下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问题，借鉴18世纪德国和20世纪初期美国文化建设和国际传播的经验，从文化和文明的概念重新界定入手，建构了一个认识文化和文明关系的逻辑函数关系模型作为中国定义文化和文化传播、建构新的国际传播秩序的思想起点，在新媒体（新媒介）传播时代的大背景下，将对文化建设的理解运用这个逻辑函数关系进行“新知识的生产”，借助新媒体来成就中国文化建设和国际传播新的梦想。
其中，支撑这个研究框架的有这样几个龙骨：
第一，从思想上，基于18世纪以降德国和美国文化话语的博弈过程提炼出来的文化和文明的逻辑函数关系作为全书的理论模型。
第二，从观念上，基于传统媒体时代传播与文化建设关系的研究，在文化和文明的逻辑函数关系运作基础上推导出新媒体（新媒介）成就中国的理论假设并分析。
第三，从理论上，基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转型研究，提出传播理论研究有必要将研究的视角从作为复数形式的“媒体”（media）向作为单数的“媒介”（medium）研究转型，因为新媒体时代诸多特征决定“媒介”是最基本的研究对象；以往的大众传播理论中，书籍、电视、广播等都是mass media（大众媒体），而互联网将这些mass media打回原形，在网络上将这些大众媒体的媒介（medium）本质暴露出来，而这才是传播理论的真正的研究对象：通过对媒介、介质、中介这些文明成果形式的变迁，研究文明的演进对文化变迁的影响和后果，从而使得传播学摆脱从其他学科（包括新闻学）借用理论和方法的局限，独立地将研究对象锁定在medium（媒介）上，获取某种理论上的突破。
第四，从实践上，基于上述思想建构、观念突破和理论创新，提出新媒体条件下“新知识生产理论”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路径。
《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秉承百年人文精神，背负千年中华文明，融会万邦文化精华，中华文明以其奇谲的内力抗过了一个又一个艰难的时期，为自己找到出路，为世界文明的不断繁衍生息而思考、对话与交流。在世界文明转型的大背景下，在新媒体作为新的文明要素提供的机遇下，中国文化能否抗过风浪，再一次站立起来并成功地走出去？传播学者面对问题，思考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