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传播与国家危机(3)

那么，对照中国内地的主要干预措施，研究发现：“2月3日，广东省开始对SARS进行全面干预。2月4日开始，感染曲线迅速下降，说明2月3日的措施是有效的，对控制第一波疫情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蔡全才，2004：57）2月17日至3月3日感染曲线相对平缓；3月4日开始，感染曲线呈缓慢加速上升的趋势，很容易联想到此时刚好是“两会”期间，疫情信息被遮蔽，“没有得到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有的重视，除广东外也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措施。”（蔡全才，2004：58），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危机信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公众特别是大多数北京市民浑然不知情，被感染的病例迅速上升，4月4日开始伴随着气温的升高变暖，中国内地疫情进入全面爆发的阶段，SARS危机一时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可怕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采取的一些措施开始实行，但是，还不足以遏制其势头，直到两名部级高官被罢免撤职、更加强有力的紧急措施密集出台后，SARS近乎“疯狂”传播的态势才得到根本扭转。从4月20日以后，感染曲线开始下降，于5月12日首次出现10例以下的日感染人数，5月22日开始，SARS疫情得到全面控制，无新感染个案出现。

通过对SARS疫情的感染过程和危机干预过程的比照分析，对于像这样的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事件，公众认知起着重要的关键性作用。最危险的危机往往是其利益攸关者对危机本身的一无所知或放任麻木，因此，全体国民对国家危机的认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认知导致行动，没有正确的危机意识，往往会受危机所困扰而陷入更深的危机危害中。

在2003年5月，时勘等研究人员（2003）采用分层抽样的调查方法，根据Slovic（1987）的风险认知模型，对全国17个城市的4231名市民进行了SARS疫情中风险认知特征和心理行为的研究。在熟悉性、控制性两个风险测量指标的维度下，考察6类风险事件这6类风险事件为：SARS的病因、传播性和传染性、治愈率、预防措施、愈后对身体影响、愈后有无传染性。的认知水平，得到一张公众风险认知水平示意图。据此分析，中国公众在当年的5月上旬，对SARS疫情的风险认知多数事项（传染性、预防效果和治愈率）处于风险因素空间的右上端，即偏向完全熟悉和完全控制一端；这反映出公众对SARS较好的风险认知平均水平。但是，对于“SARS病因”分布在不能控制和陌生构成的象限内，则表明中国公众对SARS病因感到最危险。公众对“愈后对身体的影响”和“有无传染性”的问题虽然感到比较陌生，但感到还能控制。（时勘等，2003：549）

在笔者看来，这一调查结果与研究者在问卷调查时（5月上中旬）中国政府的防控措施取得一定成效、SARS疫情基本得到控制有关，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与关于SARS的危机认知信息得到广泛传播有密切关系。回顾在2003年的春夏之交，在广播电视报纸上有关“防治非典”的消息、知识进行了密集的传播，大大小小的网站将每天各地报告的感染发病病例数目都制成表格或Flash动画形象广为传播。在高强度的新闻、信息的“轰炸”之下，“非典”成为2003年最流行的词汇。公众也在获知信息后，自觉地参与流行病防控，最终，使得SARS在炎热夏日到来时，几乎彻底地消失了。一场全国性的危机事件彻底化险为夷，转“危”为“机”，为今后应对类似的危机事件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

国家危机的一般传播模式

危机传播中的信息传播模式将对危机传播的表现特征及发展演变过程起到决定性作用，是分析危机根源的关键所在，也是提出解决危机策略的基础，因此，系统梳理出危机传播的信息传播模式，对于系统性应对危机具有关键作用。

关于危机信息传播模式研究，目前国内外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基本是在经典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中进行。对于信息传播模式的细致梳理和总结，大致可以在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的《大众传播模式论》（1982，1993，2008）的多种版本中看到；而对于危机传播的信息传播模式，在胡百精（2005）等人的教科书中也有较为全面的概括总结，在钟新（2007）的《危机传播：信息流及噪音分析》中有更为详细的梳理，特别是其对危机信息传播模式中噪音的作用，该书进行了深入分析。

其实，在大众传播及各种媒体的环境下把握国家危机传播的模式，最重要的是找准从国家潜在危机演变成国家现实危机的触发点、临界点和转折点。为此，本书初步构建了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国家危机传播模式。

在这一模式中，国家危机被认为总是处于一种动态的演化过程中。在常态下，国家危机以一种潜在危机的状态存在，公众对其的感知、了解一般是通过常态的信息传播模式进行；在各种复杂多变的风险因素作用下，例如：国际形势和战略格局的变化、国内政治经济发展问题的出现、社会变动累积的各种矛盾、自然灾害或条件变化等，潜在的危机会不断累积矛盾，朝着现实性危机转化，这种转化往往会经过三个关键点：触发点、临界点和转折点，最终变成国家现实危机。那么，在既成的现实危机条件下，往往是一种超常态的信息传播模式会发生作用，左右着传播的内容、形式和样态。整个传播的范围和基础都是基于相对稳定的传播基础结构之上的。

例如，在上面分析的2003年SARS危机事件中，在2003年1月底前，危机基本是处于一种潜伏状态，关于SARS的知识和信息非常少地进入大众传播体系，基本是以人际传播的方式进行。直到1月30日，广州中山二院因接收了一名病重患者，导致前后45名员工被染病的后果，才迫使医院不得不开设四层楼为专门隔离病区，并成立专门治疗小组进行应对。（蔡全才，2004：57）在这种情况下，SARS的传染性所造成的危害突显出来。这个时候，其信息传播形态就开始从常态向超常态开始转化，表现在2月份被疑似为“流言”的手机短信在人群中散布。到了3月中旬之后，危机突破临界点，SARS疫情迅速蔓延。直至4月中下旬，在中国政府采取果断措施，SARS疫情传播到达一个转折点后，国家危机成为一种几乎人人皆知的现实危机，关于SARS的信息和知识的传播形态又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可见，以上这一模式可以较为清晰地呈现国家危机从潜伏、初步显现，到集中爆发的一个渐进过程，有助于人们理解分析国家危机过程。

第三节 舆论动员与国家危机应对——以2008年中国南方雪灾为例

在国家危机应对中，传播具有的重要作用往往体现在舆论动员上，即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和传播手段，发动群众，鼓舞国民，激发出全民应对国家危机的积极性、责任感，调集各种资源，汇集起战胜危机的智慧和力量。舆论动员能力是一个国家在面临危机时传播能力的综合检验。在本节中，主要以2008年中国南方雪灾的舆论动员为典型案例本节研究的部分内容曾以《论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动员——以南方雪灾为例》在《新闻记者》2008年第4期发表。进行分析。

舆论动员的概念及其战略意义

“舆论动员”作为一个关键概念，在2008年南方雪灾发生时，新闻传播学界还很少有人专门在应对突发事件中提出来。笔者当时检索“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系列数据库”发现只有1篇学术论文（濮端华，2006），在篇名出现“舆论动员”；该论文研究的是战时状态下的舆论动员，其概念是源自军事学，归根结底是作为一种“战争动员样式”，在作者看来，“与其他战争动员样式相比，舆论动员是一种精神动员、信息动员、公众动员和媒体动员，是实现战时快速动员的基本保证，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但是，放在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内，有学者指出（龙太江，2005），“动员”作为一种工作方法，一般是指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进行的宣传、号召、发动和组织工作。由此延伸出去的就是社会动员。有的学者（郑永廷，2000）在研究社会动员的议题下，提出了“传媒动员”，然而，其概念基本是指大众传媒教育和影响人们的过程，这与本书研究的“舆论动员”现象还有相当的距离。

根据英文学术搜索引擎中的检索结果发现，与“社会动员”最贴切对应的英文术语就是“social mobilization”或“mass mobilization”，实际是指社会学中的群体有组织地集聚和运动的现象。笔者认为，人员有组织性地调集和运动，这正是应对国家危机或重大的公共突发事件时所需要的社会过程。在形成这种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实际上，舆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本书认为舆论动员就是指为了实现迅速解决危机的目标，通过舆论传播的方式，影响、调动、组织大众及其他社会资源参与和行动的过程。

从危机管理的角度，由于危机事件或危机状态的产生往往具有紧迫性、威胁性，因而首先成为舆论事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公共管理部门和全社会就迫切需要迅速行动起来，齐心协力，调动各种资源，控制和战胜困难，化解危局。在整个过程中，社会动员就成为不可缺少的环节，而舆论动员就成为危机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和至为关键的一环。当危机上升到国家的层面，更是迫切需要舆论动员发挥作用，以激发和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因此，从应对国家危机的角度看，舆论动员具有一种战略性的价值。

舆论动员的传播特点分析

在传播学的学理层面，对舆论动员的特点进行全面的总结和概括，主要有以下五个层面的特点。

一、舆论动员在信息传播的内容上具有高度的紧要性和社会性的特点

传播信息的内容往往决定了其他方面的特点，所以，有必要先分析舆论动员在信息传播内容上的特点；其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紧要性，它关乎人命安危，关乎国计民生，关乎个人，关乎大局。

2008年一二月份在中国南方雪灾的应对过程中，一些相关的重大新闻和重要言论都在传播媒体的显著版面刊登或重要时段播出，往往出现在头版头条，这就是其紧要性的特点所要求的。我们在大年除夕之夜的《新闻联播》节目中看到，第一条就是《胡锦涛赴广西桂林灾区考察》的报道，在报道中，我们看到总书记在2月5日至6日深入到灾情严重的山区农村和担负抗灾救灾重任的基层单位，实地了解情况，慰问灾区各族干部群众，带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深切关怀和新春祝福。电视中，胡总书记的那些同期声的话语和亲临一线的行动本身就是一种最生动具体的舆论动员，坚定了信念，鼓舞了干劲，稳定了民心，结果达到了“请总书记放心”、“一定完成任务”、“听了总书记的话，乡亲们的心里暖洋洋的”……的效果。

舆论动员在信息传播的内容上的社会性，也能在这条报道中体现，就是报道中反复强调的“当务之急是把灾区群众尤其是困难群众的生活安排好”的信息，这正是与千家万户密切相关的头等大事。再如，在这次雪灾中，大众媒介呼吁急于回家的农民工朋友重新考虑能否留在当地过年，并呼吁切实安排好他们生活的报道，也实际上影响了许多人及时改变决定，留下来过年，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暂时缓解春运交通压力的作用。

二、舆论动员在传播的空间结构上具有单向性和广播性的特点

在传播的空间结构上，舆论动员首先基本是一个单向的传播。这不同于在突发事件出现后，各种舆情动态在社会传播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复杂结构，那是多向的、发散的和不定的结构；舆论动员所传播的信息，其发送主体是各级政府和承担着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传播者需要在第一时间内将必要的信息传达给广大群众。例如，在这次雪灾中，有关的气象预警信息由权威的中国气象局向公众发布，这完全是单向的信息流。

舆论动员在传播的空间拓扑结构上还具有广播性的特点，就是要面向大众、全面传达，在涉及人员生命安全的时候，其广播性的要求甚至要达到“一个也不能少”，万无一失。在这次雪灾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央“优先保交通、保供电、保民生，奋力夺取抗灾救灾斗争的全面胜利”的主要指示精神是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向全社会传达，让所有的人，特别是在灾区的群众迅速了解到政府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策略，以稳定民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突发事件出现后，现代通讯的基础结构往往也可能遭到破坏，这时需要有可替代的通讯方式来传播信息，甚至是采用传统乃至最原始的方式，否则，就达不到广播性的要求。例如，在这次雪灾中，交通工具上的电台就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在旅客中，就是发放一个小小的收音机，也能让他们及时了解信息，获得战胜困难的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些偏远的山区，甚至需要靠人员走动和口头方式来传递信息。由此可见，这次中国南方大范围的雪灾，带给我们的警示是要求国家从战略的高度建立具有高度可靠性和抗灾害性的通讯体系，避免对现代通讯设施的过度依赖，只有达到信息传播的广播性要求，迅速高效的社会动员才能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