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采访到交流的演变
一般人们把采访都理解为是记者对被采访对象的提问，然后由被采访者来回答这样一种模式，这也是被广泛认可的标准采访镜头的模式，但这只是从形式上对电视采访的理解。如何来理解电视采访的真正含义呢？是否可以用这样几个词来描述电视采访的真正含义：采访——访谈——交流。一个比较到位的采访从某种意义上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人际交流经由大众传播的模式，首先这种采访更趋向于是一种人际交流，同时要被大众媒体传播，所以在电视里，尤其是来自于生活原生态的许多节目用“交流”来替代镜头里的采访似乎更妥当一些。那么采访——访谈——交流三个词的变化到底有多少差异呢？从采访的表述方式来看，狭义去理解，更多地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压力，因为在采访的过程中，采访者一般都要代表某个媒体机构或节目制作机构，所以这种谈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人谈话，因而会有意无意地对被采访者产生心理上的影响。一个好的非剧情类节目的采访者要在采访过程中尽可能地消除这种外力因素对被采访者的干扰，“尽可能”地使其心理状态回到生活原生态。
不仅如此，采访者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自己的角色，也容易陷入到一种居高临下的状态中，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媒体往往会被有意无意地化身到创作者身上，认为自己就是所代表的那个媒体，所代表的那个媒体就是自己，因而产生一种“媒体优势”心理，出现这种错觉之后，采访者往往就会无意识地放大自己的力量，认为媒体的力量就是自己的力量，随之而来的反应就是在采访中变得咄咄逼人、盛气凌人。然而个人性格的霸气不是通过“媒体优势”传递出来的，而是通过自身气质传递的，采访者需要克服这种错觉。有时即使采访者拍摄时不代表任何媒体，但由于他手中摄像机的存在，也会给采访者某种优越感，导致其在采访过程中居高临下。除了少数曝光类节目，故意为了获得对对方的心理优势外，大多数节目的拍摄是不需要这种优势的。非剧情类节目更多的时候并不是简单地获得信息，还需要获得这个信息存在的“时空关系”。如果这个时空关系不存在，创作者就得去营造这个时空，所以此时的采访更希望获得的是一个在特定时空里的“对话”，而不是一个“问答”。
“访问”对于拍摄双方来说，是以采访者为主导的谈话，此时，访的感觉更强烈一些。所谓“访”，是指以采访者为主体，并主导谈话内容。这种方式更适合那些访谈类节目，观众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采访者的主导意图，谈话过程虽说也是人际交流。但此时采访者背后那个强大的媒体是存在的，所以也会对被采访者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而“交流”与前两种不同的是，谈话的双方应该在心理上是相对平等的，尤其是不能让被采访者感觉到采访者之外摄像机的存在，摄像机的记录会让很多人产生某种心理细微的变化。为了让两者在交流的过程中建立起比较充分的谈话氛围，可以自如地进入到谈话语境中，首先需要尽可能地消除被采访者心理上的这种自我暗示，同时激发出他的谈话欲望，才有可能出现所谓的交流感，即采访者与被采访者能够在摄像机记录的状态下，进入到一种无视摄像机存在的心理状态，达到朋友间知心的交流。交流感的好坏，直接造成谈话氛围的差异。采访者营造“语境”是很好的办法，生活中人们对“语境”不是十分在意，但它几乎与每次谈话都有关系。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一旦需要谈比较重要或私密的事情，人们往往会去寻找一个谈话环境或氛围相对较好的地方。双方在交流过程中心理比较放松，谈话氛围营造得比较好。但在非剧情类节目拍摄中，由于摄像机的存在，拍摄者的特殊身份等因素，使得这个电视摄像机前的谈话不再是简单的人际交流。因为无论是拍摄者还是被拍摄者都知道这个谈话是要被记录甚至是要被公开的，因此采访者的控制能力在此时就显得比较重要。
第三节采访过程中的控制与反控制
非剧情类节目编导在现场的场面调度能力基本决定了他在现场能够获得什么。这种“在现场”的意识是十分重要的。由于非剧情类节目的内容来自于生活原生态，所以拍摄者在拍摄过程中一直处于一种与被拍摄对象控制与反控制的状态，但这种控制必须是在一种无形的途径和方式中实现的，甚至都不能让被拍摄者一方感知到。之所以说控制，是由于电视拍摄行为本身所要求的，所谓反控制是由于被拍摄者处于生活原生态的状态所确定的。
这里“控制”有三个意义，第一是采访者的自我控制。
自我控制体现在这样几个关系上，一是对自己情绪的控制。如何让采访者的问话情绪语气等更接近于被拍摄对象所处的环境，在不同的环境中是有不同方式的，对不同对象也有不同语气，不同的情境之下也会用不同的语言节奏。所以这种控制必须让采访者自己要做到收放自如，随机应变，而不是以不变应万变。根据不同现场发生的事件，出现的不同人物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而所有的这些应对都建立在拍摄者尤其是编导者自己的判断上。这种判断综合了编导者自己几乎所有的知识和能力，包括对拍摄内容的熟悉，对相关地理环境的熟悉，对被拍摄者的熟悉，对当地人文情况的熟悉等。在对这些情况相对熟悉之后才能在现场及时做出正确的判断，否则就可能会出现偏差（比如在一些激动的场面，拍摄者如何能够保持清醒冷静，抓住一些转瞬即逝的点；在激烈的场面中是否能够保持中立，而不至于受个人的情绪感染而参与到矛盾中去）。二是对自身语言表达的控制。语言表达的控制就是充分利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同时又是最能体现拍摄内容的语言表达方式，有时需要简洁，简洁到只有半句话甚至一个语气词，但此时却是最恰当的表现方式。有时又需要你清楚地表达完整的意思，而被访问者可能就是一个点头或摇头的表示。对于电视的表现，摄像机只要开机，拍摄者就需要组织内容，摄像机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需要内容来填充，而不像生活中可以等待。无论是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交流，被拍摄者的活动，还是拍摄空镜头。虽然做不到像电影那样，每一个镜头都准备用到节目里，但至少在拍摄过程中拍摄者要有这个意识，你所拍摄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准备用到节目中去的。一个合格的拍摄者在开机之后的每一秒钟都需要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他不可能处于等待状态，因为这种等待对于他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如果他没有办法切分镜头，也就无法进行后续的拍摄，无法拍摄也就无所谓内容表达了。
所以编导者此时的语言控制如何能够与拍摄者默契地配合，将会被直接体现在镜头上。三是对内容现场切分的控制。在拍摄现场最终体现的是电视表达的镜头，镜头包含画面和声音。编导要熟悉镜头表意的基本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把拍摄现场的生活场景和事情切分为若干个段落，并将之分解为可以使用的镜头，然后还得考虑段落与段落之间的关系。他不仅要控制自己对生活场景的记录，还需要了解所选择的对象是否能够附载所要表达的含义，虽然很多内容未必完全能够体现在镜头上，但在结构上处于拍摄现场的拍摄者必须是清晰的，后期的补救手段是有限的。纪实类节目的采访往往需要将采访内容切分，所谓切分是由于纪实类节目在最终编辑过程中需要考虑被采访者说话内容与镜头里展现的环境的关系，而不像专题片那样不用考虑时空关系，可以随着编导者和拍摄者的需要信马由缰地来回跳跃，在纪实类节目中首先必须建立起完整的时空关系。在这个时空里发生的事情，无论是谈话内容还是镜头处理，都需要有完整的分切。如果说编辑中镜头成组是一个常识，那么对于这类节目的拍摄，要么不开机，开机之后镜头就应该是一组，而不能把在A环境中的内容用到B环境的镜头里去，即使说话的内容或节目表述的内容可能在逻辑上成立，但由于时空关系不成立，所以它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纪实类节目而是过去的专题节目，节目风格改变了。四是对节奏的控制。交流访问中的叙述节奏是可以由拍摄者控制的，叙述者的情绪是可以控制其节奏的。但在一些电视节目中，拍摄者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一味地依赖被拍摄者的表达，最终导致采访的不理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景，更多的还是因为拍摄者放弃了拍摄者应有的控制权利造成的。
第二是对被拍摄者的控制。
谈到对被拍摄者的控制，首先要清楚一个问题：采访中镜头与交流内容的关系。一般专题片的拍摄是将被拍摄者完全掌握在拍摄者的手中，即使后期编辑时，也是按照编辑人员的需要来决定他的出现，丝毫不用考虑被拍摄者出现的理由。而这种理由是不用给观众解释的，因为他们从画面里和观看电视的经验里已经能够完成这个理由的解释。所以被拍摄者在哪里表达与那个环境有关系的内容，表达与那里吻合的情绪等，完全掌握在拍摄者手中。恰当地使用手中的这个权利，是对被拍摄者进行的一种控制，如果结合得好，这种控制手段就会悄无声息地渗透到节目中，被拍摄者和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如果结合得不好，就会出现拍摄者明显地凌驾于被拍摄者之上，招致观众的反感，更准确地说编导者对被拍摄者的控制体现了编导的组织能力。如果一个摄制组完全在被拍摄者所左右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拍摄出非常精彩的节目，除了题材有某种特别之处外，恐怕找不到更好的理由了。这种对被拍摄者的控制是一种无形的控制，而不是惯常所理解的“摆拍”。“摆拍”与客观记录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主从关系的变化。
客观记录，是以被拍摄者为中心，拍摄者根据叙事的需要来选择被拍摄对象的生活，记录其中的精彩部分，拍摄者只有选择权，但没有对被拍摄者活动的干预权。或者说被拍摄者的活动或行为是不受被拍摄者控制的。在拍摄活动中，被拍摄者的活动占有主导地位，即使是遇到镜头拍摄的技术限制，也不会轻易地去干预被拍摄者的活动或行为。因为这种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实际上是对生活原生态本身的干扰，客观的事实一旦受到了外力的干扰就不再是“客观的”了。而“摆拍”与客观记录的最大差异在于摆拍过程中所有与镜头有关的活动都是按照拍摄者的意愿来完成的，被拍摄对象的话语表达、动作、行为甚至这些内容所发生的环境、地点都是拍摄者事先确定好了的。摆拍既对拍摄内容进行组织，也对拍摄行为进行组织，而客观记录只是对拍摄行为进行组织，而不对被拍摄对象进行组织，即使存在组织也不能被观众感知到。了解了这个区别，就容易理解为何在非剧情类节目中不能使用摆拍。同时由于其记录的被拍摄对象是非演员，如果摆拍，就是将被拍摄对象作为演员来处理了，也就失去了生活原生态里最有张力的部分。但可惜的是，这种错位在今天的节目创作中一直还或多或少地延续着。
第三是对现场场面的控制——包括语言与镜头配合的控制。
电视创作与其他媒体创作的差别在于，电视创作前期拍摄过程中，由于非剧情类节目的镜头具有即兴、抓取、杂乱的特点，所以无论摄影还是在拍摄现场的编导，需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表达内容，二是镜头表现。这两个问题考虑清楚之后，一次性完成拍摄。对于最终结果，虽然人人都希望拍摄完成的镜头是语言表达和镜头表现二者的最佳结合，但拍摄者在拍摄时只有一次机会去权衡什么样的状况是表达和表现最佳的组合。因为表达内容往往控制在编摄人员手中，但表现内容往往控制在被拍摄者一方，拍摄者只有决定拍摄与否的控制权，而无表现内容发展呈现的控制权。简单地说，拍摄者可以决定拍哪些不拍哪些，但不能决定被拍摄者在做什么、要做什么和怎么做，即使是他在镜头里说话，也是表现本身要解决的问题，需要拍摄者在拍摄过程中随机做出判断。
表达是将自己的思想、情绪表示出来。从表达的实现来说，由于控制权掌握在创作者手中，相对容易实现表达。因为何时说，说哪方面的内容，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说，创作者自己是很清楚的，所以可以使这一部分内容按照拍摄者的逻辑来发展，甚至可以在拍摄者认可的条件下来完成这一部分的拍摄。
不仅如此，表达本身还是被组织了的。创作者在拍摄现场的表达需要选择内容与镜头最佳结合部分，比如提问既要从被拍摄者那里获得语言信息，同时还要照顾到镜头拍摄、被拍摄者的语气神态等非语言动作，编导者如何调度和组织，使得几个方面都达到最佳状态，是这类节目的拍摄者一直应该思考的问题。尤其对于纪实类节目，拍摄者的采访往往是一种伴随行为，一边记录被拍摄者的日常行为一边采访，这种行为如果不被拍摄者组织，就难以上升到戏剧冲突，但这种组织又不能去干预生活的发生发展，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巧妙的平衡，很技巧的组织，也体现了编导的能力。表达中困难的地方在于拍摄者的想法、思考是什么？这些想法和思考能够被外化到哪些语言、行为、动作、对象等载体上去，通过对这些对象的拍摄，最终体现编导者的思考和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