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落八、刘玉安和陶家人第二次去石家庄的医院看病
段落内容介绍：在这个段落里，作者选取了刘玉安老师回到学校给学生讲课之后，第二次来到石家庄的医院看望陶先勇的前前后后。
这个段落里，可以看到刘老师在火车上的来来回回。
这里首先要谈的是前期拍摄对后期编辑的影响，电视创作的前期拍摄基本决定了后期编辑的大体思路，虽然非剧情类节目二度创作十分重要，但绝不意味着前期拍摄可以随心所欲。后期编辑的二度创作是在前期拍摄基础上的二度创作，而不是另起炉灶。
1.现场捕捉之后的铺垫
刘玉安老师由于长时间的奔波劳累，在火车上陷入熟睡之中，这是现实生活中极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但这里存在着前期铺垫的问题，否则刘老师的劳累似乎成为一个人为安排的细节，显得比较做作。
生活原生态与电视创作的提炼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电视情节来源于生活但不等于生活原生态，戏剧冲突是被人为设计出来的，而不是生活中就存在屏幕里所见的戏剧冲突，那些冲突是被创作者人为放大并反映了生活的冲突。这些带有戏剧冲突元素的生活原生态内容，电视人如何将其捕捉，是对叙事的理解、生活的观察、电视的表达、电视的经验等的综合反映。
2.语言编辑点
所谓语言编辑点是指编辑过程中，根据上下文的内容、语气、语速等因素使语言的前后衔接顺畅自然。当刘玉安老师从火车站走出来时，节目的解说词说道：“王喜太说，陶先勇能走路了”，后面连续使用了比较长的几个分切镜头展示一行人去陶先勇住地的过程，漫长的过程之后是刘老师的一句：“哇，大勇”。解说词的意思已经比较清晰地传递了陶先勇此时的状况，能走路了。长期靠双拐走路的陶先勇，此时是什么状态，观者有一种期待感，但镜头长时间的表现过程，将这种期待消解在了路途镜头之中，反而使得刘玉安见到陶先勇时的感叹变得做作了。如果解说“能走路了”一结束，观众直接看到刘玉安见到陶先勇能走路的样子，语言的节奏顺其自然地延续下来，同时视觉上也会得到满足。
3.语言表达的轻重
解说词的写作过程中，需要与人物的年龄、行为、体貌等身份特征相吻合，不同生活环境的人们会习惯用不同的语言和词汇。反过来讲，同样的词语用在不同的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含意。此处的解说“对他生命的判决”一句，“判决”这种词太重，不妥当，“判决”一般是有其特定含义的，用在这里是否与其身份和现实状况相吻合，可以再斟酌。描述农民有农民的词汇、描述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词汇，描述工人有工人的词汇……解说词写作过程中除了内容表达的准确之外，词语的选择也一样重要，贴切的词语是需要字斟句酌的。
这个段落里除了用词不当的问题之外，另外一个问题是关联词的选择是否准确。当一行人第二天准备去医院时，解说词说道“第二天……刘玉安兴奋得一夜都没有合眼，但他依然要在陶先勇面前表现得高高兴兴的……”显然这里观众都能理解作者想表达的意思：刘老师因为孩子第二天检查会有结果，以至于一夜都难以入眠，第二天仍然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之中，以此表达师生之间的情谊。出发点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目前的表达却让人觉得刘老师是一副装出来的高兴，所以对关联词的使用要准确。
4.电视拍摄对普通人的“异化
医院采访陶先勇母亲的段落，此时母亲没有了之前在家时的无奈、凄苦，在这里，母亲忽然出现了一股可能连她自己都想象不到的能耐，没有了生活的压力，没有了对孩子病情的担忧，也没有了对未来的担忧。是什么使得一个农村妇女能够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变得无所不能，如此强大？是电视拍摄者和拍摄行为。某些时候电视拍摄是能够将一个人“异化”的，异化到连她自己可能不认识。但这种异化的力量来自哪里？由于拍摄者的出现给了被拍摄者一个错觉，让她误以为自己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改变，其实这种力量更多的来自于拍摄者所代表的那个机构，因为这个机构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所以被拍摄者误以为媒体的力量就是自己的力量，于是出现某种“幻觉”。除了摄像机及拍摄者所代表的这个机构给人的这种心理上的误导外，拍摄者往往是第二个误导因素，比如在这个段落里记者的采访诱导性就太强，仔细想想就会发现，陶先勇的母亲有这个能力吗？
5.角色的合理分配，不要让其“错位
火车上，陶先勇的母亲与刘玉安老师的角色似乎有些错位，母亲难道就不疼儿子，为什么所有的事都是刘老师在做，如果不是导演导拍的原因，我想母亲与老师一样对儿子充满了牵挂，因为外力因素，才会导致此时失去角色应有的作用。首先拍摄者不应该有摆拍的想法。
其次每一个角色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作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作用，此时母亲对孩子的情感是真挚的，她一定不会放弃对儿子的关心，哪怕是给刘老师帮忙，所以可以判断她受到了某种制约，才使得其角色如此弱化。
段落九、刘玉安和陶先勇到原单位表达谢意
段落内容简介：在这个段落里，解说表达的是刘玉安老师一直希望去陶先勇的单位感谢一下，于是有了现在的这个情节：一行人来到陶先勇曾经短暂工作过的单位，单位领导对他们作了一番表白。
这里的问题是：如何将拍摄者的目的隐藏在被拍摄者的行为之后，而不是让观众清晰地看到这次行为是编导有目的进行的，而将其强加在被拍摄者的活动中。电视拍摄过程中，拍摄者由于其所处的位置、所代表的机构及所从事的工作等使得拍摄者具有一种优势，或者说心理优势。大多数情况下，被拍摄者都会选择配合（不配合的大多数是被曝光），于是拍摄者会有意无意地放大这种优势，而这种优势一旦放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拍摄者对被拍摄者行为、心理的干预，从而失去了生活原生态的“鲜活”，没有了这种“鲜活”，生活在镜头里也就失去了其“未知”的一面，进而失去了纪实拍摄的根基。所以这个段落的问题是虽然解说词说的是老师想去干什么，但观众却能清晰地感受到是拍摄者想让老师做什么，于是才有了对厂长和同学的采访，他们表达的又都是一个意思。
段落十、陶先勇病情恶化，走完了短暂的人生之路，老师刘玉安到海边为他送行
段落内容简介：陶先勇再次回到了家里，刘玉安老师也和往常一样给学生送来需要冷藏的药品，然而使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陶先勇的病情恶化了，刘老师和陶家人迅速将其送到医院。最终陶先勇不治而亡。
1.总体时间进程把握
在这个段落里，从发现陶先勇病情恶化，到刘玉安带着陶先勇去医院，最终陶先勇不治身亡，这个过程明显要比节目前半部分的节奏快。节奏加快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孩子病情的加重，所以节奏上出现明显的变化，但这个段落开始部分表现的是刘玉安和陶先勇正在看从北京带回来的照片，显然与此后的段落之间缺少了某种情绪的衔接。
除了这个段落节奏外，这里还存在着对整个片子总体时间进程的把握问题。一个节目总体时长是多少，要表现的与其对应的现实生活时间又是多长，编导必须了解清楚。用哪些元素表现，在哪些地方情节上需要重点表现，哪些地方一带而过，编导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只有了解清楚这些元素，才会对节目的整体时间安排有一个总体构思，总体构思清楚，才不会导致节目比例安排失当。
本片前面的内容显得有些拖沓，时间安排得并不是那么紧凑，而到此处片子的时长已经到了三十分钟左右，所以作者选择了提高片子节奏的处理方式，但由于这是节目中的重点段落，所以给观众的直观感觉是，转折得太突然，表现得匆匆忙忙。
2.转场的手法
从刘老师和陶先勇一起看天安门广场照的照片，到突然发现陶先勇胳膊上的淋巴肿大，都是在一个空间里，由于镜头的影调出现了不一致，所以出现了前后两次的感觉，而前后两次组接却没有任何叙事的理由。无论这两次行为是一次性拍摄完成的还是两次拍摄完成的，此处的处理都有待商榷，如果是前后两次，那么在节目中是否应该将这两次的时间交代出来，哪怕表现空间是同一个也是可以的。现在的问题是拍摄者怎么会赶巧在镜头里拍摄到了刘玉安老师让陶先勇挽起袖子看胳膊上的淋巴，如果是生活中真正抓拍到的，由于前面缺少了铺垫，所以同样会使得这个地方“人为”的痕迹比较重，而如果是在拍摄者的干预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更需要处理了。从叙事制造悬念的角度出发，这两个场景唯一能够连接起来的理由是配合解说“使人料想不到的事……”，情绪与前面的内容不接，所以此处需要一个情绪的转折。但在这里作者用了一个相似体作为转场，相似转场是节目编辑中经常使用到的方法，只是在这里相似体转场在影调上有些细节还需要考虑。
3.节奏控制
前一个段落的编辑节奏与节目前面大半部分的节奏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不同，这个部分依然延续了上一个段落的处理节奏。刘玉安老师和陶家人一起来到大海边给陶先勇送行，恐怕拍摄者事先也没有想到，陶先勇的父母和妹妹突然给刘玉安老师跪下了，而让拍摄者更没有想到的是，陶先勇的父亲突然面向摄像机跪下了，或许是由于没有想到，或许是之前的部分记录得不多，所以此处编辑时镜头处理方式显得非常快。由于陶家人给老师和拍摄者下跪的动作很突然，观众还没有进入到编导试图传达的情绪中去，情节的高潮却已经出现了。镜头表意需要一定的过程，达到一定的长度，编辑经历了事件的整个过程，对现场的一切都十分熟悉，自然也就非常清楚当时现场的信息，而观众要进入到这个情绪中去，是需要过程的，编辑的错觉导致了对镜头处理太仓促。
其次，这个段落是全片的最高潮，所以是情绪最激烈的部分，但由于篇幅安排的比例加上情绪渲染的空间不充足，使得观众的情绪没有被宣泄出来。虽然父母撕心裂肺的哭声能够打动一部分观众，但这不是被情绪打动，而是被这个强烈的过程刺激的，观众心中的情绪并没有完全被宣泄，自然也就没有感觉到节目的到位。因此这里一是应该给予观众情绪空间，二是镜头可以使用的元素还可以再增加，因为单一的贝壳和海浪、壁画使得情绪宣泄元素不是十分充足。如果再多几种元素，比如他们过去的活动：生活中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家人等精彩镜头，从视觉元素里会更好地给观众相应的空间和元素来宣泄积累起来的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