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仲武为太平军提供了许多便利之后，没有跟随大军北上，留在岳州骚扰过路官军，抢劫军饷，阻遏通讯。张亮基和徐广缙商议，联名发文，令邓绍良在带兵路过巴陵时顺便攻剿。徐广缙还不放心，又派总兵阿勒经阿前往协助。邓绍良刚刚起程，又听说副将巴图带兵护送军饷行抵巴陵，被晏仲武抢去饷银三万两，还杀伤官兵十多人。
这时候，张亮基急于搜捕本省的土匪，已将江忠源的二千名楚勇调到长沙驻防，又函令罗泽南、王珍等人招募一千名湘勇前来省城。但是晏仲武在岳州的势力令他不安，他决定增派劲旅北上讨伐，江忠源奉令挑选一千名新宁勇驰往岳州，会同邓绍良和阿勒经阿作战。
十一月二十二日，晏仲武分兵三路攻击邓绍良，损失一百多人。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两军屡次接仗，官军都有斩获。江忠源和刘长佑从古大路前进，先攻黄伏太、阳夫显、龙凤庵三处的会军，活捉五十多人，将三处敌营焚烧殆尽。邓绍良则直抵晏仲武的根据地，将晏家大屋全行烧毁，逮捕了晏仲武。
徐广缙此时奉到上谕，令他到武汉前线指挥作战，但他要等到大兵云集武汉时才敢亲临第一线，挨到十一月十五日才从长沙出发。行抵巴陵时，见福兴、玉山、苏布通阿的部队先后到齐，便令向荣直逼武昌东门外的洪山扎营。向荣连日从长虹桥、板桥一路转战而进，在卓刀泉扎营。十一月二十三日，官军各部合力进攻，湖南、贵州、广东、四川营兵最为卖力，首先抢到敌营之前，却不再前进。太平军分几队迎战，两军互相对射，各有伤亡，然后各自回营。
江忠源决定留在湖南以后，还是放心不下北方前线，给徐广缙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劝告信，总结官军两年多来失败的教训，希望徐宫保能够采纳，以利于官军在湖北的作战。
和曾国藩向皇帝直谏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相比，江忠源的这封劝谏信可谓同样大胆。如果不是在特殊的环境之下，他的直言不讳很可能给他招来杀身之祸。他不但指责了徐广缙本身的错误，还向朝廷的正规军高级将领挑战，请求将他们撤下战场。谁都知道，官军的提督、总兵一级大员，骄奢横蛮，个个都是火暴脾气，江忠源一个小小的知府，却对他们指手画脚，甚至要端掉他们的饭碗，不是活腻了么？如果不是出于对朝廷的极度忠心，谁也不会干这种傻事。
江忠源说，洪秀全在广西起事以来，窜扰三省，迁延两年，攻陷了几十座城池，官军死伤无数。向朝廷请求的军饷，达到几千万两。为什么会遭此失败？不是敌众我寡，不是敌强我弱，也不是敌智我愚。那么弊端在哪里？大致上可以总结三条：第一是军法不严，第二是军令不一，第三是军心不齐。
为什么军队要严格执法？江忠源指出，军法是将领管理军队的工具，士卒不敢违反，可以驱使他们出生入死。将领不能行使军法，就不成其为将领；士兵不知畏惧军法，就不成其为士兵。可是广西开战以来，军法已完全成了摆设。
江忠源以湖南的战事为例，说明执行军法的重要性。全州因为得不到增援而陷落，教训惨痛；可是此后仍然有许多将领见死不救，按兵不动。道州因为将领弃城而陷落，这是一个反面教材，但其余的城市纷纷效仿。蓑衣渡之战，敌军锋芒已挫，只要官军在河东连营，斩断敌军右臂，就能取胜，可是官军指挥不灵。道州之战，敌军已被包围孤立，只要官军分兵驻扎七里桥，截断敌军东奔之路，就能取胜，但官军仍然调遣不动。长沙之围，敌人处于穷途末路，官军只要在龙回潭和土墙头驻扎，堵住敌军西撤之路，官军就能取胜，可是官军仍然不听指挥。利害关系已经陈明，下面屡次请求如法部署，将领们却无动于衷。道州、双牌、莲涛湾六十里奇险之路，敌军自己走入了死路，可是官军却要放他们一条生路。长沙驻军四五万人，围守有余，又给敌军放开一条生路。士卒都认为逃命是上策，临敌毫无斗志。州县官员认为躲避逆贼是理所当然，守城没有决心。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指挥作战的都是提镇大员（军区司令或军长），级别高了，就想躲避危险；权力大了，就很难对他们执法。兵志说：法行自贵。大帅必须执法，才能控制将领，使将领依法管理士卒。军营体制，县官不如现管，士卒畏惧下级军官甚于畏惧高官，因为下级军官是他们的顶头上司。部队临战，先退的必定是高官，接着是中下级军官，然后才是基层军官，最后才是士卒。军法难以执行，就是因为高官太多。所以，他恳请徐广缙奏明皇上，把大员们从前线撤走，只留下一两名身经百战、懂得军事的高官，借用他们的权威来控制部队。中层军官不乏能征善战的将才，根据他们的才能，委派具体的职能，使资历较浅的军官奉令不敢迁延，军威便能整肃。他们得到提拔，更会感激朝廷，士气高昂。然后和他们约法三章，多加鼓励，赏罚分明，提高斗志，部队壁垒一新，军情自壮。
江忠源还从财政的角度指出裁撤提镇的必要性。他指出，战争已经打了两年多，军队筹饷困难，高官的薪水和补贴比中级军官高出数倍，撤掉他们，能节约大笔的开支。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立刻实行选择将领的办法，为他们树立执法的权威。军法能够执行，权威自然树立，军事自然顺手。
为什么军令无法统一？江忠源认为，根子在于大帅没有随军。军情移步换形，瞬息百变，胜负之机，间不容发。古代名将莫不亲历行间，躬冒矢石，故能随机应变，所向有功。如今大帅距敌远者数百里，近者也有八九十里。刚刚看清地图，危险的地方已经发生变化，谈不上有什么地利；敌情刚刚侦探确切，而战情又发生了改变，谈不上知己知彼；士卒的强弱，不是探访所能了解的；军官的才干，又因毁誉而多误；所以说，遥控是行不通的。
江忠源指出，前线总指挥必须由大帅亲自担任。如果从高官之中选出一名总指挥，而受他指挥的人也是高官，平日里平起平坐，此时就不会把总指挥放在眼里。如果总指挥强行钳制，就会离心离德。何况大帅每出一令，总是由于不符合军情，而被前线总指挥改变；而前线总指挥每发一令，也因不对大帅的胃口，又被大帅修改。加上驿递缓慢，指令很难按时抵达，信函往来，又会造成一些误解。更有甚者，让总兵出任前线总指挥，会引起提督的猜嫌；如果让总兵和提督都任前线总指挥，则两人同时发号施令，会有冲突和错误。军中积习，打了败仗，谎称胜仗；打了小胜仗，就谎称大胜仗；杀敌不多，就谎报杀敌甚多。大帅根据总指挥的报告奏报朝廷，功过不明，赏罚失当，士卒不服，军心涣散。
所以说，大帅必须亲临前线，才能不受蒙蔽。江忠源请徐广缙驻扎军中，事权归一，号令自明。大帅一到，军营耳目一新，将士精神一振。然后因地制宜，根据敌情作战，便能取胜。他认为，只要重创敌军，对手必做鸟兽散。
官军为什么会军心不齐？那是因为大帅对待官兵亲疏有别，赏罚不公。江忠源说，军中兵勇都是朝廷赤子，也都是大帅的爪牙。大帅对待他们必须绝对公平，不分亲疏远近，才能得到他们的效力。不论何人，同样罚过赏功。只要对亲军稍有偏重之心，必然导致将士离心。乌兰泰初到前线时管带贵州营兵，后来总统南路，对贵州兵便有所偏重，而云南兵和湖北兵便有怨言。向荣初到前线时管带湖南兵，后来他总统北路，略为偏重湖南兵，而四川兵和贵州兵就对他失望。徐大福只是一名守备，赛尚阿偏重他，全军都不服气。谢继超只是一名投效的委员，向荣偏重他，众人不服。士卒并不愚蠢，他们能看出上级的意向。千总、把总级别虽低，却能辨别主将的优劣。军中各伍都有伍长，各营都有营将，一军胜则群起而抢功，一军败即按兵而自卫；甚至左队前进，右队先退；前队推进，后队反却。若再加以偏爱和歧视，则会互动干戈，争执不已，恐怕日后再做工作，居中调停，反而难办了。
江忠源语重心长地说：徐宫保，你初到湖南，命令手下的文武官员破除积习，互相救援，也是希望众志成城，面貌一新。可是如今人们议论纷纷，都说你徐大人偏重广东兵勇，我想一定不会有这种事情。徐大人身负天下的重望，一定能团结诸位将领，以成大功。人们之所以这么说，也许是你言语之间对广东兵勇微有褒奖之意，所以引起了误会。
江忠源这已是第二次向徐广缙进言，他认为钦差大人是否锐意改革，关系到对太平军之战的成败。也许此时他对徐广缙还抱有一些幻想，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使他对此人彻底失望。对徐广缙丧失信心的不仅是江忠源这个小官，连咸丰皇帝也不耐烦了，不久便让徐广缙交出了差使。
绝望之城
徐广缙没有积极向武汉推进，仍然坐在岳州遥控指挥。十一月二十八日，向荣所部直扑洪山，攻占敌营，将所有营垒全部烧毁。官军直追到城下，太平军撤向江岸。官军先前已拆断通往汉阳的浮桥，太平军没了退路，便反身死斗，官军各部与之相持，不敢收队。
向荣统领一万兵力，竭力攻破敌军壁垒，是为了杀开一条进城的道路。由于官军各路总兵观望不前，向荣深感兵力有限，无法达此目的。他秘密派人进城，邀约常大淳出兵夹击。常大淳接到信函，犹豫半晌。城内人心不稳，如果现在还派部队出城，会不会动摇军民的意志？还是等一等再说吧。
十二月二日，向荣从洪山改向东面进攻，击破太平军的几十座营垒。向荣将太平军逼到沙河，造成太平军大批伤亡，尸体枕藉，堵塞了河水。
距城墙只有三里了！向荣赶紧派人呼唤城内官军，邀他们出城夹击。无奈常大淳年事已高，无此胆量。他身负守城全责，不敢承担丢失城池的风险。他说：“城内兵力单薄，部队士气不高，还是不要出城吧。”不管他的决策是否正确，向荣已经失去了进城的机会。寒风凛冽，大雨倾盆，向荣待在城外，对着远处被雨幕遮蔽的城墙，连连摇头叹息。火药已经淋湿了，部队失去了火力，向荣说：“常大人不敢派兵出城，我等还是收兵回营吧。”
罗大纲带领矿工部队驻扎江边，顶着恶劣的天气，在滨江的平湖门和文昌门外指挥部队不懈地暗挖地道，六天便已挖成。林凤祥和李开芳带领敢死队掘进一丈多远，在城根下埋好炸药。
尽管雨声不绝，锄镐的声响还是惊动了守军。一些士兵把管子埋在地下，耳朵凑到管口谛听，声响越来越清晰。他们立即报告常大淳，请求从城内挖地道灌水，淹没城外的地道。可是还没来得及施工，十二月四日早晨七点，太平军已引爆地雷。轰隆一声巨响，城墙倒塌，守军顿时溃散。武昌城内没有一支江忠源那样过硬的部队，常大淳也没有左宗棠和黄冕那样的高人辅佐，民众没有调动起来，这已是一座笼罩着绝望的死城。罗大纲挥刀高喊，四五千名太平军冲入缺口，几乎没有遇到抵抗，顺利地占领了武昌。
太平军的旗帜还没飘上城头，城内守军和城外的援军就望风而逃，躲进了武昌附近的城镇。湖南人常大淳投井自尽，十几口家人自愿跟他去了阴间。他虽然以身殉职，却成了无能官员的典型。人们把武昌的失守归咎于他，后人谈起此事，每每摇头叹息，为他感到遗憾。
罗大纲的手下杀死了布政使梁星垣和按察使瑞元以下的湖北高官。江夏县的知县绣麟持矛巷战，奋力搏斗而死。武昌的绅民妇女将太平军视为洪水猛兽，许多人悬梁投水。
武昌失陷后，向荣拔营退驻青山，暂时与外界失去联系。太平军的几百艘战船驶到黄州抢粮。武昌离九江不远，乘船朝发夕至，江西面临着太平军的威胁。湖北境内到处拉响了警报。荆州的官军得到情报，太平军已派间谍到荆州侦察，打算正月上旬从仙桃镇一带派兵奇袭荆州，主力则从金口沿长江向荆州开进。长江上下游人心震动，战争的氛围使这个寒冬显得更为冰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