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历史游戏规则：不越雷池与冒天下之大不韪 (2)
官场上的权力划分是一种潜规则，无视这一规则，就极有可能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越权可能会令自己冒犯上司，干涉下属会让人无所适从，并且都必然会影响自己做好本职工作。管好自己该管的事，既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又能让别人信服，何乐而不为。
功劳博弈，将名誉送给上司
汉宣帝即位数年后，渤海郡（今河北仓县东）及其附近地区发生灾荒，农民起义并起，皇室多次派兵镇压而不能平息。于是，宣帝亲自选拔有能力平叛、安民的人才。丞相、御史都纷纷举荐龚遂，龚遂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矮小，相貌平庸。汉宣帝召见他时，心里有些看不起他，但龚遂陈述有力，很多策略都说到了惠帝的心坎里。惠帝听后非常高兴，于是欣然采纳他“唯缓之，然后可治”以及“安抚教化”的主张，并任命他为渤海太守，还送给他大量黄金和书籍。
龚遂单车简从来到渤海郡安抚百姓、与民休息，鼓励农民垦田种桑，规定农家每口种一株榆树、一百棵茭白、五十棵葱、一畦韭菜，养两头母猪、五只鸡。对于那些心存戒备，依然带剑的人，他温和地劝道：“为什么不把剑卖了去买头牛来种地呢？”
经过几年治理，渤海一带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温饱有余，龚遂名声大振。 于是，汉宣帝召龚遂还朝，龚遂有一个姓王的属吏，请求随他一同去长安，说：“你将来会需要我的！”其他属吏却不同意，说：“这个人，整天就知道喝酒，不务正业，又好说大话，还是别带他去为好！”龚遂说：“他想去就让他去吧！”
到了长安后，那位姓王的伙计终日还是以喝酒为乐，也不见龚遂。有一天，当他听说皇帝要召见龚遂时，便对看门人说：“务必将我的主人叫到我的住处来，我该对他有所帮助了！”
龚遂听说这位终日以酒为友的老兄有话告诉他，也不计较主从之分，亲自登门拜访。王先生问：“天子如果问大人如何把渤海治理好的，大人应当如何回答？”
龚遂说：“我就说任用贤材，使人各尽其能，严格执法，赏罚分明。”
这位老兄醉眼惺忪地连连摆头道：“不好！不好！这么说肯定会给你招来麻烦的，请大人这么回答：‘这不是小臣的功劳，而是天子的神灵威武所感化的结果！’”
龚遂接受了他的建议，按他的话回答了汉宣帝，宣帝果然十分高兴，便将龚遂留在身边，考虑到他年纪已大，就任以显要而又轻闲的官职给他。当然那位爱喝酒的老兄也因此得到了龚遂的多方照顾。
与上司进行功劳博弈时，把能力用在暗处，把既得名誉送给上司，是安全的保身之策。公元280年，西晋名将王浚巧用火烧铁索之计，灭掉了东吴，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国家又重新统一于西晋。谁知王浚克敌制胜的功劳刚报告给司马炎，就有人诬陷王浚攻入建康之后，把吴宫的大量珍宝据为己有。
飞来横祸让王浚措手不及，他想到当年消灭蜀国、收降后主刘禅的大功臣邓艾，就是在获胜之日被谗言诬陷而死，他非常害怕自己重蹈邓艾的覆辙，便一再上书解释战场的实际状况，辩白自己根本没做抢夺珍宝的事情。晋武帝司马炎力排众议，对他论功行赏，王浚逃过一劫。
自己立了大功，反而被豪强大臣所压制，又一再被弹劾，一想到这些王浚便愤愤不平。于是他每次晋见皇帝时，都一再陈述自己伐吴之战中的种种辛苦以及被人冤枉的悲愤，有时情绪激动，也不向皇帝辞别，便愤愤离开朝廷。他的一个亲戚范通对他说：“将军的功劳之大谁也无法否认，但如此下去，祸害还是躲不开啊！”
王浚问：“这话什么意思？”
范通说：“你凯旋归来的时候，就应当退居家中，再也不要提伐吴之事，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皇上的圣明，诸位将帅的努力，我有什么功劳可夸的！’这样，诬陷你的人就没话说了，皇帝自然也会高兴。像现在这样每天宣扬自己的功劳想避开小人都难啊。” 王浚按照他的话去做了，果然谗言没了，皇帝对他也更加信任了。
分清自己利益的轻重，是自己的终归是自己的，没必要给自己所有的功劳都立个牌子。战场上杀敌保命最重要，胜利后保命依然重要，把功劳让给需要的人，得到功劳的人必然会对你有所回报。将名誉送给上司，在上司面前，自己既有让名之功，又得让名之赏赐，更能避开邀功自傲之嫌疑，何乐而不为。
博弈法则：
与上司进行功劳博弈时，把能力用在暗处，把既得名誉送给上司，是安全的保身之策。自表其功，容易抢上司的风头，会让上司没面子，从而使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
兔死狗烹，太平与将军的悖论
打天下时，务求得人、礼爵有加；一旦坐稳天下，转而诛杀功臣、排除异己。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屡见不鲜。在君王与开国功臣的博弈中，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他们之间的合作性博弈随时会转变成非合作性博弈，转折点往往发生在君王大权在握的那一刻。究其根源多是君王畏惧功臣的谋略，或担心功臣功高盖主，从而威胁到自己的政权和利益。于是，“兔死狗烹”就演变成了君王与开国功臣之间常见的游戏规则。
文种(?～前467)，字会、少禽，一作子禽，春秋末期楚之郢(今湖北江陵附近)人，后定居越国。
公元前494年，越国被吴国击破，困守会稽时，越王勾践求天下名士救国，文种向勾践献上乞降请和之计，并亲自带着美女和财物前往吴国，贿赂吴国太宰伯嚭，使吴国免于亡国。
勾践夫妇带着范蠡前往吴国称臣时，文种留守国内，养民生息，一方面积蓄国力，另一方面源源不断地给夫差送去各种贿赂。在文种和范蠡里应外合的努力下，三年后，夫差赦免勾践归国。勾践归国时，文种率领守国群臣和城中百姓拜迎勾践于浙水之上，欢声惊天动地。
文种总结商周以来的征伐经验，向勾践提出伐吴九术。其九术为：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财帛，以遗其君；三曰贵籴粟缟，以空其邦；四曰遗之美好，以为劳其志；五曰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尽其财，疲其力；六曰遗其谀臣，使之易伐；七曰强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邦家富而备器；九曰坚厉甲兵，以承其弊。勾践卧薪尝胆，经过十年的励精图治，最后灭掉了吴国，亲手杀了夫差。
与文种同为灭吴重臣的范蠡，深知夫差是个可同苦不可同甘的小人，吴国败亡后，他便带着家眷逃走了。范蠡逃跑前，留下一封信给文种，提醒他“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劝他逃跑。文种看信后，对范蠡的劝告并不在意，强烈的君臣意识使文种对自己的君臣关系始终抱着良好的愿望，他对范蠡逃跑一事感叹说：“范蠡何虑之过乎？”
事实证明，范蠡是明智的，专制制度的偏狭和勾践为人的险恶并不因文种的心思有任何转变。勾践称霸列国后，疑忌功臣名将，甚至认为文种是威胁自己政权的主要对象。文种虽小心谨慎，忠心耿耿，但终为勾践所不容，借着谗言，赐给文种一把名为属缕的剑，说：“你当初给我出了9条对付吴国的策略，我只用3条便打败了吴国，剩下6条在你那里，你用那6条去地下试试能否帮助吴王夫差吧！”文种这才顿悟，勾践果然容不下他，只好拔剑自刎。一代忠臣良将就这样丧命于历史权力潜规则的无情车轮下。
宋人王十朋曾为文种不肯听从范蠡的劝告而感叹道：
狩罢吴郊鸟兔空，果烹猎狗废良弓。
大夫自为知己晚，岂是陶朱计不忠。
朱元璋火烧庆功楼，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无不证明了古今往来中“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的历史悖论。在人生中，一切的博弈的展开都是以利益为出发点的。君王之所以当初会和功臣合作，是想借助功臣的谋略和智慧掌控政权，拥有万代江山；一旦江山在手，功臣对于君王的意义也就不大了。在这样的情形下，对于开国功臣而言，最好的选择是功成身退。在灾难来临之前，勇于舍弃自己的利益和功名，方可保全身家性命，逃脱“兔死狗烹”的命运。
博弈法则：
开国功臣的存在对于君王的地位是一种无形的威胁，不管功臣有无篡位之心，君王从自身的利益点出发，采取诛杀功臣或者其他温和的方式解除功臣的权力，就是一种势在必行的策略选择。
居功自傲，必成众矢之的
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祖籍安徽怀远。其父年遐龄官至工部侍郎、湖北巡抚；其兄年希尧亦曾任工部侍郎，其妹是胤禛的侧福晋，雍正即位后封为贵妃；年羹尧的妻子是宗室辅国公苏燕之女。所以，年家可谓是地位显贵的皇亲国戚、官宦之家。
年羹尧兼具文治武功，康熙在位时便颇受赏识。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不久授职翰林院检讨。承康熙厚望，年羹尧在击败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的战争中，负责保障清军的后勤供给，显现出卓越才干，后升为川陕总督，成为西陲的重臣要员。
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尧更是倍受倚重，和隆科多成为雍正的左膀右臂。雍正认为有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吏是自己的幸运，如果有十个像他这样的人，国家就不愁治理不好了。年羹尧平定青海的叛乱后，雍正极为兴奋，甚至不顾君臣体统，称年羹尧为他的“恩人”。雍正还要求世世代代都要牢记年羹尧的丰功伟绩，否则便不是他的子孙臣民。
雍正对年羹尧的宠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年羹尧所受的恩遇之隆，也是古来人臣罕能相匹的。甚至在生活上，雍正对年羹尧及其家人也是关怀备至。年羹尧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雍正都再三垂询，赐送药品。一次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保鲜美，雍正令驿站6天内从京师送到西安，这种可与唐明皇向杨贵妃送荔枝相比的赏赐，让人羡之、妒之。
雍正希望和年羹尧彼此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然而，却似乎只是皇帝的一厢情愿。自恃功高、春风得意的年羹尧渐渐地陶醉于这种无以复加的优越中，以致超越了本应恪守的为臣之义，骄横跋扈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也因此引起很多人的不满。
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贪赃受贿、侵吞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
种种倒行逆施，渐渐引起了雍正帝的猜忌和厌烦。
年羹尧的失宠始于雍正二年十月第二次进京陛见。在赴京途中，他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道迎送；而他到京后，对那些本为同级却要跪迎的官员们看都不看一眼。更要命的是，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年羹尧进京后不久，雍正奖赏军功，京中传言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皇八子胤禩集团的成员）等人，也是听了年羹尧的话。这些似有似无的传言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
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后，马上就接到了雍正的谕旨，雍正一改以往宠信的语调，警告他要慎重自持，其中说道：“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此时，对年羹尧早就心怀不满的内外官员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并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竟给年羹尧开列了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
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恶名，于是表示开恩，赐其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年羹尧恃功骄纵，忤逆君臣之义，最后落得家破人亡的结局也是必然的。其实他得罪的不仅是雍正帝一个人，在他迅速败亡的过程中，那些曾受他压制、辱谩的人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王朝，甚至一个集团，得以存在的根本就是行之有效的规则。
规则包括明文规定的法规制度，也包括无形存在的道德伦理，与法律一样，道德也是对某些不合理行为的惩罚机制。这种机制会使人们自然地对于那些有悖道德的或不正义的行为和人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或者进行舆论谴责，从而使不道德之人遭受惩罚。
年羹尧的行为触犯了当时的法规，更严重的是违背了道德，破坏了官场之中上下级的观念，更破坏了君臣之间应有的礼节。这些不道德的行为，让他无形中沦为整个官场的敌人，君王的心腹之患。从雍正的角度来说，为了维护封建等级观念，维护整个封建伦理道德，必须消除这个与整个集体的发展不和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