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你知道新阳路怎么走吗？”
她快步向前走两步，伸手指向北边的大道：“从这往北走就是新阳路，你回家的吗？”
“嗯呢！”我盯着她俊俏的面孔，又摇了摇头说：“没，我有点急事。”
“我也是去新阳路那边，我带你过去吧。”
“那太感谢了！”
太阳在西边的楼际间悬着，像红透的西红柿，我尝试着和她搭话：“你在育英上学吗？刚才是在等人吧？”
“嗯嗯，我在等我姐姐，她可能已经回家了。我在育英中学上学。”
“我比应该你大，在别的中学上。”
我顿了一会，接着说道：“你很像一个女演员啊，就是饰演过《玉观音》的那个，我很喜欢她。”
“哈哈，是吗？别人都说我长得像孙俪，我怎么感觉不像？”
“可能你比她可爱吧！”我笑着说道。我说话的时候，关于艺涵的一切似乎都从我的打闹中剔除了，我关于艺涵的印象变得模糊起来。
临别前，我要了她的联系方式，她说：“我叫曲沐沐，叫我沐沐就行。”
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一路上，我熟记她给我的几位号码，生怕忘了。
我回去后，感觉对于艺涵的一切就是朦朦胧胧的梦，我问班里的同学赵艺涵在哪，他们说我疯了，班里压根没有这么一个叫赵艺涵的人。我还有些茫然，她确实出现过，许是在我的心底，我总想办法触碰她的内心，但是她却遥不可及。我们不是没有了爱，而是产生了不可逾越的距离。
体育课上，我和同学们一起跑步，跑完到最后，一位同学不小心踩到了我的鞋跟，我的脚跟露出来了，同学看到了我袜子上破的一块大洞，黑色布鞋包裹下的破洞显得格外醒目，他不禁唏嘘了一声，我涨红了脸，急忙弯腰提上鞋子。
在外生活以来，我极少在穿衣打扮上浪费时间，衣着能将就就将就，因此我身上尽是小号的衣服和破洞的袜子。我只是沉浸在精神世界里，也没管自己喜欢的女孩是不是介意。
我提上鞋后，露出尴尬的笑容，我想沐沐也必定会介意我的衣着打扮吧，最起码得体干净。我放学后，找到小姨借了一部分钱，去商场买了身合适的衣服。
回家后，我加了沐沐给我的手机号码，用小姨给的手机联系上了沐沐。她的昵称叫做“向小葵”，欣欣向荣的葵花，像她的人一样赏心悦目。
“在干什么呢？”我试探性地问道。
过了一会，她回答道：“你是？”
我有些失望，心想她不会把我忘了吧，或者压根就没有在意我。
我回答道：“那天让你带路去新阳路的学生啊，我叫凌伟。”
她回答道：“嗯，想起来了。我没事，正在写作业呢。”
我有些兴奋，心中像有只小鹿乱撞，立马回复道：“哦哦，我刚才也在写作业。”
她许久没有说话，许是不熟悉，女孩都有些矜持。我找些话题来聊：“你初几了？”
“初一。”她回答道。
我和她聊了不少，基本上都是我在问她，感觉像是在挖一个巨大的宝藏。
中考前的日子枯燥而乏味，老师一味地发做不玩的试卷，我们盲目地写呀写的，学校里也没什么让人提起兴趣的事。
临考前的三天，我们学校放了假，我回老家休息。家里正值收割前期，金黄的麦子连成片，形成巨大的“麦毯”，寄予了家人一年的殷切的期望。而我则是家人们的期望，就像麦子要收割装袋，在未来三天的中考里收获“果实”。但是农村人往往不注重过程，就像在种地的时候不施肥不除草就着急要成果，结果大部分都不遂心愿，一代又一代的贫苦农民能摆脱贫困命运的少之又少。
我复习完功课，到村口站着看风吹拂下的翻滚的麦浪，远处传来两个学生骑车追逐打闹的声音。这两个学生一个是我小学同学的弟弟，一个是他一个村的邻居，两人都在附近的乡镇中学上学。
我听他们说道：“考的这么差，我不打算上了，暑假去温州那边找彪子去，他过年拿着苹果手机回来的！”
“真有钱！咱班走得越来越多了，我也不想读了。我这个成绩肯定考不上高中。”
两个人骑车与身高不相称的高架老式凤凰自行车，大概是初一的年龄，穿着半截短袖，一人手里拎着一张学校发的卷子，身上什么也没背。
我不禁为他们的命运感慨，这是广大农村学子走的路。农民阶层的家长想要以后有好的生活，早早地出门打工，留下年迈的老人和学龄期的孩子，孩子和祖父辈的代沟和爱的缺失导致的厌学和叛逆使我们中的大多数成为江浙鞋厂电子厂的工作奴隶，成为从事低端制造业的“农民工二代”，重复着上一代的悲剧。
在这漫长的求学路上，亲情的缺失是最难以逾越的拦路虎。因为它，我曾在漫漫长夜里掩面哭泣，孤苦无奈到情难自已，我先用目标和梦想让自己不至于沉沦，而后追寻一种叫做“爱情”的东西，排遣自己阴郁的情绪，但是无论如何我都抹不掉童年的阴影——诸如在从北京返回后的深夜抑制不住的大声嚎哭，夜里不敢关灯时的肝肠寸断。
时代的发展总是要牺牲掉一批批底层劳动人民，他们被牵着走，一辈子含辛茹苦也迈不过阶级的大门，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进步，岁月可能会抚平伤痛，但是曾经的伤疤烙印在我和像我一样的千千万万的留守儿童的身上，那伤痛要靠时间抚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