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重重叹了口气。“你们这些年轻的传道者，应该制造一种假象，让人们以为你们对一切问题都胸有成竹，难道没人教过你们这一点吗？”
牧师笑起来。“这些日子里，我已经放弃一切假象。”他说。
“我一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情况会改变的，”他说，“这是我唯一真正有把握的一点。但变化会怎么来，会是什么样的变化，这些我也不知道。”
露西尔又把《圣经》捡了起来。“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她问。
“尽力而为。”
露西尔沉默地坐了很久，只是低头看着那本《圣经》，一边琢磨着牧师对她说的“尽力而为”到底是什么意思。她一直是个别人说什么就做什么的人，而《圣经》则是她人生中最好的指导；在孩提时代告诉她怎样做个好孩子，等她到了青春期，又告诉她少女的行为准则。当然，她也并非完全听话，也做过一些《圣经》上没有明文禁止但显然也不提倡的事。不过，那些事都成了美好岁月的回忆，而且虽然她做了，也没有给包括她自己在内的任何人造成多大的伤害。
结婚后，她依然在《圣经》中寻找答案。她从中学会了如何做一名好妻子——当然，她也是选择性地遵从，因为有些为妻之道在当今时代已经没有意义了。坦白地说，露西尔也想过，就算回到《圣经》中的年代，那些教条可能也没什么意义。如果她当真按照《圣经》中描写的妇女那样去做的话……那么，恐怕整个世界早就天翻地覆了，而哈罗德呢，很可能会因为烟酒无度、胡吃海塞而早早地进了坟墓，也看不到儿子死而复生的奇迹了。
雅各布，他才是一切的焦点，是她所有眼泪的源泉。人们正在杀害复生者，要让他们彻彻底底地消失。
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到处都在发生，但确实正在发生。
最近一个多星期以来，电视上一直在播出相关的报道。有些国家，那些因残忍而臭名昭著的国家，已经开始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复生者了。不仅杀死他们，还焚烧他们的尸体，好像他们是会传染的病毒。每天晚上都有越来越多的报道，照片、视频和网络消息也不断涌现。
就在今天早上，露西尔来到楼下，她那孤独的脚步声一如既往地在昏暗空旷的屋子里回荡，露西尔发现，电视机竟然还开着，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发出轻响。电视怎么会开着呢？她明明记得昨晚睡前把它关上了。但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可能记错了，毕竟，她已经是个七十三岁的老太太，这种自以为关了电器其实却没关的事，也不是不可能发生。
天色还早，电视上有个秃顶的黑人，上唇留着一抹修剪整齐的小胡子，正低声说着话。越过这个男人的肩膀，露西尔看见后面的演播室里有不少人正忙进忙出，那些人看起来都很年轻，穿着白衬衫，系着颜色保守的领带。看来都是些野心勃勃的青年，露西尔想，他们个个都想出人头地，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坐上这个秃顶黑人的位置。
她把音量调大了一点，坐在沙发上，想听听这个男人到底在说些什么，尽管她知道不会有什么好消息。
“早上好，”电视上的人说，显然在例行公事，“今天我们的头条新闻来自罗马尼亚，该国政府已经颁布命令，宣布复生者并非生来被赋予人权，他们是‘特殊’群体，因此不享有同等的保护。”
露西尔叹了口气，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电视画面从秃顶的黑人主播切换到了现场画面，露西尔猜想那里就是罗马尼亚。只见一名苍白憔悴的复生者正被两名士兵从家里带走。士兵们身材细瘦，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五官小巧，脸上带着一丝尴尬的神情，好像因为他们太年轻，还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孩子们的命运……”露西尔对着空屋子自言自语。关于威尔逊一家人，关于雅各布和哈罗德的画面，突然塞满了她的心，甚至塞满了整个房间，令她胸口发紧。她双手发抖，电视画面也变得模糊一片。起初，她有些困惑，接着就感到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挂在嘴角。
曾几何时——她也说不清具体时间，她暗自发过誓，再也不会为任何事而流泪。她觉得自己这把年纪，已经不适合再哭哭啼啼的。人生到了一定的阶段，总会对一切悲伤都淡然处之。就算她如今仍然能体会那些情感，也不会再哭了。这或许是因为她跟哈罗德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却从没见他哭过，一次都没有。
但是现在想这些已经太迟了，她就这样哭着，眼泪怎么也止不住，这么多年来，她第一次觉得自己还活着。
电视仍在播着，那个男人被戴上手铐、和其他复生者一起被关进一辆大型军用卡车。画面外，播报员的声音还在继续。“北约、联合国和调查局尚未就罗马尼亚的政策发表意见，尽管我们还没有获知其他国家的官方表态，但是目前公众的意见已经分成两派，有人支持罗马尼亚的政策，也有人认为政府这一行动违背了基本人权。”
露西尔摇摇头，脸上仍然挂着泪珠。“孩子们的命运……”她又重复道。
事情并非仅仅发生在“其他那些国家”，根本不是那样。美国正上演着同样的一幕。那帮蠢货，还有他们的“原生者运动”已经蔓延开来，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全国到处冒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吵嚷几句，但时不时地，总会闹出些复生者死亡的案件，然后就会有某个叫嚣着“为原生者出头”的组织出来宣布对此负责。
阿卡迪亚已经发生了这种事，尽管大家都闭口不谈。有个复生的外国人被发现死在了高速公路旁的地沟里，是被30—06子弹射杀的。
每一天，情况都会更糟一些，而露西尔唯一想到的，就是雅各布。
可怜的雅各布。
露西尔走了以后，彼得斯牧师的妻子也悄无声息地去睡觉了，他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把那封调查局寄来的信又读了一遍。
信上说，考虑到公共安全问题，伊丽莎白·宾奇以及密西西比州那个地区的其他复生者都被集中到了默里迪恩的一个拘留地。除此之外，信中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只是告诉他不要担心，他们会根据具体情况对复生者采取相应的措施，而且一切都以尊重人权为前提。信写得正式、得体，典型的政府公文。
书房外面，整个屋子一片寂静，只有走廊尽头那台古老的落地大摆钟发出有节奏的嘀嗒声。这台座钟是他岳父送的礼物，后来没过几个月，岳父就被癌症夺去了性命。她是听着这钟声长大的，童年的每个夜晚，这台钟报时的声音都会陪伴着她。她和丈夫刚结婚时，整天都想念着这钟声，坐立不安，最后他们只好买了个节拍器，否则她就睡不着觉。
牧师来到走廊上，站在座钟前。这台钟高度只有六英尺多一点，通体是繁复华丽的雕花。里面的钟摆有一个拳头那么大，终日有节奏地来回摆动，从没出过故障，仿佛它不是一百年前的作品，而是刚刚造出来的一样。
这台钟被她家当作了传家宝。她父亲去世后，她和兄弟姐妹们彼此互不相让——不是为了葬礼的费用，或者如何分配父亲的房子、土地以及有限的一点存款，而是为了争夺这台大摆钟。就因为这台钟，她和几个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至今还非常紧张。
不过，现在他们的父亲在哪里？彼得斯牧师暗想。
他已经注意到，自从复生者出现之后，妻子就更加精心地侍弄起了这台老爷钟，大钟刚刚被上了油，并仔细地擦亮，现在还散发着气味。
牧师离开大钟，继续在屋里踱步。他走进客厅，看着周围的家具，站了一会儿，默默地把房间里的每件东西都一一记在脑子里。
中间的那张桌子是他们从密西西比千里迢迢搬来的路上发现的；沙发是去威明顿参观一所教堂的时候弄到的，那里还没有田纳西州那么远，但那是他们一致同意购买的为数不多的几件东西之一。沙发蓝白相间，垫子的图案则是由蓝色渐变到白色，“卡罗来纳蓝！”店员十分骄傲地告诉他们。沙发扶手向外弯曲，靠枕则又大、又厚、又软。
她在田纳西州挑中的桌子和这张沙发的风格则截然不同，他第一眼就不喜欢：它太纤细，木头的颜色太暗，工艺也太单调，他觉得根本不值得花那些钱。
彼得斯牧师在客厅里转悠，不时地随手从那些到处乱堆的书中拿起一本。他的动作轻柔而缓慢，每拿起一本书，都要把灰尘擦掉，然后再把它们放回书架原位。有时候他也会翻开某一本，手指从一张张书页之间划过，来回摩擦，感受着书页的气味和质感，好像他以后一本书也见不到了，好像时间最终要把一切都带走。
牧师默默地清理了很长时间，自己却并没有意识到。渐渐地，外面的蟋蟀鸣叫安静下来，远方传来一声狗吠，朝霞初现。
他已经等了太久。
这确实是他的过错，这其实是恐惧。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慢慢地、无声地走遍屋子的每一处角落。
他先来到书房，收起了调查局的那封信，然后他拿起自己的笔记本，当然还有那本《圣经》。他把这些东西统统放进一个斜挎包里，这个包是去年妻子送给他的圣诞礼物。
然后，他又从电脑桌后面拿出一个装满衣服的包，这是他前天才刚刚装好的。家里的衣服一直是妻子洗的，如果他打包得太早，就会被她发现衣柜里的衣服少了。他希望走的时候尽量少惹麻烦，就这么像个懦夫一样溜走。
牧师蹑手蹑脚地穿过房间，走出前门，将那包衣服和挎包放在汽车后座上。太阳已经升起来了，虽然才刚到树梢头，但显然正越升越高。
他又回到屋里，慢慢走进卧室，只见妻子在大床的中间蜷成一团，还在酣睡。
她一定会伤透心的。他想。
她就快醒了，她总是起得很早。他将一张小纸条放在旁边的床头柜上，想着是不是该吻她一下。
他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离开了。
她醒来的时候，屋子里空无一人，外面走廊上的大摆钟还在分秒不差地嘀嗒响着，阳光透过百叶窗照进卧室。一大早就这么暖和了，今天肯定是个大热天，她想。
她叫了一声丈夫的名字，但是无人回应。
他肯定又在书房睡着了，她想。最近他总是在书房里睡着，这让她很担心。她正想再叫他一声，突然发现床头柜上有张纸条，上面是他那特有的奔放笔迹，写着的是她的名字。
他平常没有留字条的习惯。
看字条的时候，她没有哭，只是清了清嗓子，好像要回应字条上的话一样。然后她坐起来，只听到自己的呼吸声，还有走廊上座钟机械律动的声音。她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泪水一下子盈满双眼，但是她仍然没有哭。
纸条上的字迹看起来模糊而遥远，仿佛被裹在一团迷雾中。但她还是又看了一遍。
“我爱你。”纸上写着，下面还有一行字，“但是，我需要了解真相。”
吉姆·威尔逊
吉姆现在一片茫然。士兵是怎么找到他们的？弗雷德·格林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在吉姆的记忆中，弗雷德·格林一直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要不是两人当年不在一起工作，业余生活又不在一个圈子里，他们兴许还会成为朋友。他们只是没机会成为朋友，吉姆想。但若真是如此，自己又怎么会落到今天这般境地呢？吉姆百思不得其解。
他现在成了犯人。一群士兵找到他们一家，用枪指着他们的头，把他们带走了。当时弗雷德·格林就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他那辆老旧的两用卡车停在几个士兵后面，他就坐在车厢里，亲眼看着吉姆和康妮还有孩子们被铐起来带走。
弗雷德究竟是哪里变了呢？吉姆整夜都睡不着觉，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他能早一些想到这些，他们一家也不会被关进来了。
吉姆站在学校拥挤的人群中，全家人都紧紧挨着他。他们正在排队等待领取午饭，尽管食物分量永远少得可怜。“他究竟怎么了？”吉姆问妻子。这个问题他已经问过好几次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她没有一次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吉姆后来终于明白了，花心思琢磨一个谜团，哪怕是琢磨弗雷德·格林这样阴暗的人，也能让他分散注意力，不必一直纠结于自己家人的遭遇。“他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谁？”康妮问道。她帮汉娜擦了擦嘴角。自从他们被逮捕，或者说拘留——不管该用什么词——以来，汉娜的嘴里就一刻不停地重复着咀嚼的动作。康妮明白，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恐惧。“你不是小孩子了，不该这样。”她责备道。
幸运的是，汤米表现得就让人省心多了。士兵将他们从哈格雷夫家带走的情景把他吓坏了，他根本不敢乱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是安静地坐着，也不多说话，好像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里。
“我觉得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吉姆说，“是哪里变了呢？他变了吗？还是我们变了？他现在看起来很危险。”
“你到底在说谁？”康妮问，有些摸不着头脑。
“弗雷德，弗雷德·格林。”
“我听说他妻子死了，”康妮平静地说，“听说从那以后他就变了个人。”
吉姆没说话。他拼命思索，总算回想起一点点弗雷德妻子的样子。她是个歌唱家，唱得特别动听。他记得她又高又瘦，像只高贵美丽的鸟儿。
吉姆若有所思地看着自己的家人。他端详着他们，突然意识到全家人对于彼此、人们对于彼此，到底有什么意义。“我想，这就是原因吧。”他说。接着他俯过身，吻了吻妻子。他屏住呼吸，仿佛这样就能使时间永远停留在这一刻，仿佛单单这一吻就可以保护他的妻子和家人，以及一切他所爱的人，让他们远离任何即将到来的伤害，让他们永远都不会离开自己。
“这是怎么了？”等吉姆放开她，康妮问道。她的脸红了，还觉得有点眩晕。这是她年轻时才有过的感受，那时，接吻对他们来说还是种新鲜的体验。
“为了我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