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到上海后，几年里一次都没有回过苏州。一是没有时间（要在学徒期间多学习技术）；二是没有钱买火车票。
一德的学艺生活，是在艰辛、奋发、光亮、多样化中度过的。
而他的两个结拜弟弟朱旭元（小麻子）和郑天星（小点点），已有着救国救民的大志和行动。
一德很惦记他们，曾在上海给他们分别去过几封信。
郑天星识字少，一德给他的信，只好寥廖几句：简单讲自己的学徒生活，问天星近况。只要天星回信好着，他就放心了，但郑天星没给他回过信。
后来一德才知道，天星父子是以吹鼓手生意为掩护，秘密从事抗日地下工作的（天星是传递情报的小交通员），为防止暴露目标，不能跟局外人通信。
一德让蓉芬去打听天星，蓉芬回信说：“去天星家了，见不到他的面。他娘说，父子俩仍每天早出晚归，给人鼓乐吹打，忙得很。”
而朱旭元在这二、三年里，从蚌埠回过几封信。
最后一封信，说自己初中毕业了，马上要和一批同学奔赴延安。
信中激情澎湃，说他找到了真理和光明的圣地——延安，要跟百万知识青年一样，响应中共“到延安去”的号召，投入革命的大潮，为党的建设和民族解放奋斗！
他还想去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肩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
另外告知一德，在商务书馆工作的纯元哥哥，因为书馆关门而被迫失业，因为在沦陷区生活越来越艰难，已带着母亲（朱家娘娘）搬离苏州，去蚌埠和父亲团聚了。
当时汪伪政权以财政紧张为由，中华邮政只得维继上海办事处。
为了保持大后方与江南沦陷区内通邮，不得不频繁调整邮路，由香港和上海及敌我交错区内较小通道辗转交换。
随着南方各省相继被日军占领后，粤汉铁路被切断，沿海港口被封锁，上海直达香港、澳门的通路被迫中断。
这样，旭元去延安后，和一德只通过一次信，因为邮路不畅，通信被迫中断。
后来，双方为理想而奔波，住址的频繁变动，通信地址的不慎丢失，一德和旭元失去了联系。
有一天，一德突然收到蓉芬报凶讯的信，说天星父子出事了，被日本鬼子抓去杀害了。据说是胡三宝告的密。
胡三宝的烟纸店开在小王家巷前面，北寺塔桥边上。以前一德一直用铜板去该店给爹买青条烟的。
如今该店，成了日寇监视抗日革命活动安插的暗哨。
胡三宝发现天星父子，怎么会每天多次带着乐器，或天星揹着书包，往返经过他的店门口。天天生意这么好？另外，有陌生人跟在他们身后，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是战前从来没有过的。这儿苏北苦地方来的外乡人，不少做吹鼓手的，所以以前郑天星家的生意並不饱满，更不用说现在兵慌马乱，民不聊生，各行各业生意惨淡之时。
于是生疑，秘密跟踪。
蓉芬信中说，邻居看到胡三宝领着几个日本宪兵一早去天星家抓的人。天星妈给人家做早事去了，正好不在家。
中共秘密联络员通知天星妈：父子俩已为国英勇牺牲。
说两人落入魔窟后，被严刑拷打。他们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不肯招供中共地方组织和联络人员的情况，被日军残酷地枪杀，尸骨无存。
天星妈悲痛欲绝，大病了一场，不久被亲戚接回苏北老家，从此离开了苏州。
一德得知后嚎啕大哭。
他恍然大悟，才知道天星的秘密身份及以前为什么说忙，要帮爹做事，暂时无法去学校读书。
他回忆着和天星的深情厚意，从小玩伴开始，到结拜兄弟，互相帮助，教天星识字算数，到各有理想，为之奋斗的点点滴滴，悲由心来，泪溢于目。
生于社会最底层的天星，伴随他短短十几年生命的是贫穷、饥饿，被欺侮、被凌辱。
他却没有消沉，仍然朝气蓬勃、热爱生活，聪明活泼、好学上进。他同情弱者，和一德、旭元二位哥哥一起，一直去帮助孤寡老人，给他们挑水，洗衣服，买东西……社会对他不公，他却把爱洒向人间。
小小年纪跟爹一起辛勤地劳作，指望能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却仍得不到温饱。
他与社会的压迫相抗争，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誓为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生活而奋斗，却饱受丧国战乱之苦，被日军残酷施刑和杀害。
一德无比悲愤，深深痛恨罪行累累，罄竹难书的日寇。
他把好兄弟——小英雄郑天星永远铭记在心中。
就在将近三年快满师时，又发生了一件事，使一德备受打击。
突然如做了一个恶梦，让他惊呆了。怎么另一个学徒，比他大两岁，名叫张效奇的，进入配料间工作，与那个技术员一起配料、检验，在一起工作试验呀！
后来才知道，他是吴工程师引进来学艺的。
一德心知不妙，这是抢占自己的最终职位。于是到天主堂街，先生——经理王守如办公室哭诉和交涉。
可是他的先生无法改变一切，否则吴工程师会拂抽而走的。
先生对他说：“技术问题是工程师的特权，只能听之任之。”
一德听了呆如木鸡，心想一生完了。
最后，三年期满，只给一德安排到一个整理车间，管理一批女工们，整理各种制成品裝箱。
与其他满师者一样，开始拿一律的最低工资。
三年来一德严格要求自已，奋发向上，刻苦钻研技术，轮流在各岗位虚心学习。
所有的劳动，所有的心血和一切努力全部白费了！
他是多么艰难地走过这一切，当满怀信心时却被愚弄、被欺侮、被蔑视、被抛弃。
由于厂里的职工对此事议论纷纷，为了安撫人心，随后，经理以“破格提升职员”为名，让吴一得当了特设的整理车间主任。
此令吴一德啼笑皆非，只得勉强应对。
在工厂的东北角，车间的屋檐下，放置了一张长条工作台和一张方桌整理台。
招来了十多个未成年少女，由三十多岁成年女工，号称“拿摩温”的女工头带领，做裁剪加工，配件整理，成品装箱工作，待出厂运输供货。
车间进门边，放了一张新的办公桌。一德自己的各种专业书籍，整齐地左右摆放着，占了半桌子。另外放有字贴和笔墨纸砚，工作签到簿。
就这样，每天女工们进出和签名等杂事，各按规章制度进行着。有了女包工头管着，一德只要轻松把关，倒也省心省力。
德官从此下定决心要发奋图强，另谋出路。正好借此机会，在工作空闲时自学知识。
1943年，国际形势突变，日寇以建立“*****圈”为名进攻南洋，橡胶原料断货，随即上海各大橡胶厂，都停业介散了。
一得无家可归，仍住原宿舍。
失业了，只能找先生求生存。他家住新闸路一栋石库门，二个月内，三番五次去请求，最后一次只能仍老老面皮扣门入内。
每次去，太先生（先生的父亲）都坐在客厅里，见一德又去了，就大声怒斥起来：“怎么！你卖身给先生的吗？”
吓得一德惊心动魄，赶忙上楼。
楼上客堂里太师母们正在搓麻将，一德还得装作高调，叫了声：“太师母好！”
却招致一个老太，边摸麻将牌边取笑地说：
“呀！哪来个哈士马（狗的品种之一）的呀！”
一阵哈哈大笑。
一得立刻溜进先生的专用书写间诉苦去了。
这一次一德的先生，仍然若无其事地说：“我正在为你找一份听听电话的工作，这个你总能胜任的，又不劳累，有了时会通知你的。”
一德听了非常高兴，忙不迭地说：“谢谢先生”
“谢谢先生”
太先生，原在租界法国巡捕房工作的，现已退休在家享福。
见一德告辞要走，厉声警告：“你这个小子，老来骚扰我儿子，嘿！嘿！给你点颜色看看！”说完抡起拳头，简直要打过来。
一得吓得慌忙逃走
一德真傻，等呀等的，又不敢再去催问。“找个听电活的工作”本是先生敷衍的活，哪会是真的。
一德万般无奈，最后只能再去邹家哭诉。
老天啊！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