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冯玉祥“五原誓师”；吴佩孚流亡四川，孙传芳丢失江西，何应钦平定福建……
却说，“北伐军”围困武昌、攻打南昌之时；在苏联考察的冯玉祥，鉴于国内急剧变化的形势，迫不及待地结束考察回国了。
原来，冯玉祥的“下野”与出国考察乃形势所迫，其心却仍系“国民军”的生存。
冯玉祥抵达库伦时，鲍罗廷、于右任及“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广东大学”校长顾孟余等三十余人专程前来送行，并与冯玉祥讨论了国民党和“国民军”合作的问题。
当时，鲍罗廷曾向冯玉祥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冯将军发动‘北京政变’，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伟业，是中国军人的骄傲。冯将军有救国之心，但不知有无具体的救国方针？何时实现？如果您的救国方针优于国民党，我们可以离开国民党来帮助您。”
冯玉祥被鲍罗廷问住了，不知该如何回答；想了一会，才直言答道：“我是一个军人，不懂政治；我只想救国，但谈不来什么救国方针。”
于是，鲍罗廷因势利导道：“既然如此，冯将军何不加入国民党呢？国民党有主义、有方针、有政策，冯将军若能加入国民党，救国理想的实现岂不是更有希望了？”
冯玉祥本无参加国民党之意，但经鲍罗廷这么一说，确是促使他考虑了；只是，一时难以抉择，也就没有立即回答。
就这样，冯玉祥带着这个严肃的问题去往苏联了。
半个月后，冯玉祥一行抵达莫斯科，受到了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数百名学生的热烈欢迎。同时，苏联政府也给予冯玉祥高规格的礼遇。
考察期间，冯玉祥拜会了季诺维也夫、加里宁、托洛茨基、拉狄克、伏罗希洛夫等苏联领导人。
在冯玉祥的眼中，苏维埃主席加里宁像一位朴实的农民，一点架子也没有甚是可亲；而在黑海养病的斯大林则给冯玉祥致《函》，言“待病愈后与他晤面”，这令冯玉祥深受感动。
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则与他进行了促膝长谈，并给他讲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冯玉祥深受启发。
一段时间的考察后，苏联这个由工、农当家的政体，使冯玉祥这位贫穷出身的将军产生了好感；为此，他将原来在德国读书的长子冯洪国、长女冯弗能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女儿冯弗伐也进了莫斯科的一家飞机制造厂当学徒、半工半读。
在莫斯科期间，冯玉祥还结识了中＊共＊驻共产国际负责人蔡和森及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刘伯坚等人。
刘伯坚向冯玉祥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政治工作方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等；这使冯玉祥深受启发，令他对孙中山及其创建的国民党有了进一步了解；并记起了在库伦时鲍罗廷建议自己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觉得确实该郑重的考虑一下了。
恰不久，忽而传来“国内爆发‘南口大战’，‘直、奉联军’仍对‘国民军’发起进攻了”的消息。
冯玉祥想不到，自己已“下野”出国了，却仍没能换取避免战争；且张作霖与吴佩孚必欲置“国民军”于死地，这令冯玉祥又为“国民军”的生存忧心了。
好在，“国民军”凭借南口坚固的防御工事顶住了“直、奉联军”的进攻，已坚守数月没遭覆灭。
然而，冯玉祥的心已被揪紧；因为，毕竟关系到他那“国民军”数十万弟兄的生死存亡。
不过，很快又传来“‘国民政府’起兵‘北伐’”的消息，这才让冯玉祥松了一口气；因为，“国民政府”的“北伐”势必会迫使吴佩孚分兵南顾，驻守南口的“国民军”也就能减轻一些压力。
且也因此，冯玉祥觉到了自己已处在必须做出抉择的叉路口了。
他明白，“国民军”现在南口苦战，而单凭“国民军”的力量是难以抵住“直、奉联军”进攻的；唯有与已举兵“北伐”了的“国民政府”联手，方能抑制“直、奉联军”的嚣张气势而让“国民军”求得一线生机。而若孙中山及其创建的国民党真如刘伯坚介绍的那样，其“三民主义”的宗旨是救国救民，这倒与自己所求相合；而“国民政府”眼下举行的“北伐”，目的就是为了打倒吴佩孚，这也是自己所希望的。
如此看来，国民党所谋、所为确与自己所求相符；既然国民党与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一致，哪就干脆依鲍罗廷之言加入国民党算了；如此，自己就与“国民政府”成为一家人了，双方联手、南北夹击定能一举击垮吴佩孚。
而此时，苏联政府对于冯玉祥要求支援也给予了答复，言“只要冯玉祥能与‘国民政府’联合，打倒有帝国主义扶植的‘北洋军阀’，他的‘国民军’就能得到苏联政府提供的大笔军事援助”；这确是块令人垂涎的诱饵，冯玉祥怎会不动心而轻易放弃？
从而，也促使冯玉祥做出了抉择，决定加入国民党了。
于是，冯玉祥派遣李鸣钟、徐谦赴广州与“国民政府”联系，表示“愿率‘国民军’集体加入国民党”。
同时，冯玉祥打算回国后用苏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改造“国民军”；为此，他要求“共产国际”为其“国民军”派遣顾问，并点名要刘伯坚到其“国民军”中帮他做政治工作。
对于冯玉祥的这些要求，“共产国际”自然答应。
于是，中＊共＊党员刘伯坚被冯玉祥聘任为政治部副部长，而由共产国际派遣的乌斯曼诺夫则成为冯玉祥的首席军事政治顾问。
就在冯玉祥派遣李鸣钟与徐谦俩人前往广州之时，驻守于南口的“国民军”抵不住“直、奉联军”的进攻，不得不于八月十五日撤离南口退往绥远了。
“国民军”退到绥远后，孙岳、张之江、鹿钟麟、宋哲元等人皆致《函》冯玉祥，要其“回国率‘国民军’继续与‘直、奉联军’抗衡”。
而李大钊也派于右任前来劝说冯玉祥：“国内形势骤变，‘国民军’面临危局；将军应速回国、重振旗鼓，以救国、救军、救民。”
于是，冯玉祥等不及李鸣钟与徐谦的回音了；心系“国民军”存亡的他再也按捺不住，即于八月十七日，在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和刘伯坚及其部属李兴中、任右民、何其芳、赵亦云、李连海等人的陪同下，离开莫斯科回国了。
冯玉祥一行从莫斯科启程后不久，即收到了来自广州的消息。
原来，李鸣钟、徐谦俩人抵达广州后，即向坐镇广州、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转达了冯玉祥的意愿。
谭延闿闻后心中大悦，这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可谓是求之不得；因此，谭延闿即召集在粤的中执委员商议，决定“接纳冯玉祥及其‘国民军’”。
于是，八月二十三日，“国民政府”立即《任命》冯玉祥为“国民政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军”则被改称为“国民联军”，由冯玉祥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兼党代表。
如此，冯玉祥正式加入国民党了，“国民军”也就与“国民革命军”合流。
而徐谦回到广州后，即就任“国民政府”司法部长；李鸣钟则作为“国民联军”代表留在了广州，并也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九月十六日，冯玉祥一行终于抵达绥远五原。
此时，驻于五原的尚有鹿钟麟、张之江、邓宝珊、宋哲元、徐永昌、方振武、弓富魁等原“国民军”旧部，冯玉祥决定以此为基础重振旗鼓。
第二天，即在五原举行“‘国民联军’誓师典礼”，史称“五原誓师”。
“誓师会”上，国民党中执委员于右任代表“国民政府”向冯玉祥授旗；从而，“国民联军”正式宣告成立了。
冯玉祥在“誓师典礼”上发表《宣言》并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讲，声明：“‘国民联军’遵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救国救民为己责，为打倒军阀而奋战。”
同时宣布：“‘国民联军’从即日起，全体加入国民党。”
随着冯玉祥的演讲，“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群情十分激动。
“国民联军”成立后，冯玉祥《任命》鹿钟麟为“国民联军”总参谋长；并将原“国民军”改编为六个军，重新《任命》了各军军长。
第一军军长张之江、第二军军长邓宝珊、第三军军长徐永昌、第四军军长宋哲元、第五军军长方振武、第六军军长弓富魁。
因为，刘郁芬已在甘肃督办任上、李鸣钟尚在广州，故俩人没有另行授任；而孙岳此时已病重在身，“五原誓师”后即赴上海就医去了，故也没再授实职。
同时，冯玉祥又在“国民联军”中设置了特别党部，由刘伯坚、方振武、任右民、赵守钰、王一飞、张绍丰、续培模、张允荣、武勉之、弓富魁、石敬亭等十一人为“特别党部”执行委员；而冯玉祥自己与徐谦、于右任、刘骥、史宗法等五人为监察委员。
如此，冯玉祥的“国民联军”算是脱胎换骨了；从此，完全与“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军”融为一体。
闻知冯玉祥回国并在“五原誓师”了，溃散在各地的另外一些“国民军”旧部孙良诚、马鸿逵、孙连仲、杨兆麟、赵守钰、刘汝明等人则都率部归附到了冯玉祥的麾下。
而对于已投靠阎锡山了、现驻于归化、包头、武川、和林等地的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张万庆诸将，冯玉祥则派人招抚；对其“投晋之举，既往不咎”，遂使他们也萌生了归意。
而此时，一心想当“山西王”的阎锡山，见吴佩孚已江河日下、不再当年了；于是，又见风使舵地赶紧派遣其幕僚、督署参议赵丕廉赴广州联系，欲再次改换门庭、以求自保。
果然，阎锡山不久也投靠“国民政府”了；其“晋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北路军”，阎锡山被《任命》为“北路军”总指挥。
因此，当冯玉祥派人前来招回其旧部时，阎锡山也就没加阻止一概放行。
于是，投靠阎锡山了的石友三、韩复榘、陈希圣、张万庆等人重新回到了冯玉祥的麾下。
如此一来，原“国民军”旧部基本上都回归了，“国民联军”重振旗鼓后复又势盛。
冯玉祥“五原誓师”后，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进军？
此时，军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回师南口，进攻北京；二是，取道宁夏，进军陕西；这使冯玉祥一时举棋不定了。
此时，李大钊给冯玉祥送来《密件》，也建议他：“取道宁夏、甘肃，进取陕西；然后，出潼关，与‘北伐军’会师中原。”
而此时，被刘镇华的“镇嵩军”围困在西安的原“国民三军”第三师师长杨虎城与“国民二军”第十师师长李虎臣等部已坚守了长达八个月之久；西安城内早已是粮食告罄，情况十分危急亟待解救。
如此看来，取道宁夏、甘肃，进军陕西，正可顺路解西安之危，倒是一举两得为可取之策。
于是，冯玉祥采纳了李大钊及部分将领的这一意见，决定进军陕西，先解西安之危；然后，出潼关，与“北伐军”会师中原。
只是，欲使此计划实现，必得巩固绥远、宁夏这些后方基地。
为此，冯玉祥又《任命》张之江为“西北边防督办”，率部留驻绥远以固根本；同时，派遣宋哲元率韩复榘等部入宁夏，《任命》其为‘国民联军驻宁军”总司令，以控制宁夏；而甘肃已为刘郁芬掌控，自是无虑。
此时，冯玉祥担心的却是阎锡山。
虽然，阎锡山也已归顺“国民政府”，应算是同一营垒了；但是，阎锡山善于投机琢磨不定；所以，冯玉祥仍唯恐“国民联军”入陕后，“晋军”乘虚而入；因此，不得不心存戒心。
故而，冯玉祥特又派遣陈希圣入晋，名义上归阎锡山指挥，实际上是对“晋军”进行监视。
如此部署定后，冯玉祥这才放心地打算向陕西进军了。
于是，他又组建了“援陕军”，以孙良诚为“援陕军”总指挥，方振武为“援陕军”副总指挥；然后，分兵五路。
方振武部为第一路、弓富魁部为第二路、孙良诚部为第三路、马鸿逵部为第四路、石友三部为第五路，经由宁夏、甘肃向陕西进军。
刘镇华闻报冯玉祥派兵由陇南进入陕西欲解西安之危，即赶紧从三原调兵欲阻截。
十月中旬，已在甘肃的孙良诚部率先入陕，不久即进至咸阳外围，与刘镇华的“镇嵩军”遭遇。
此时的“镇嵩军”号称“十万”，孙良诚部也就显得兵少难敌；于是，冯玉祥急《令》“方振武、马鸿逵等部火速增援”。
不久，“国民联军”方振武、马鸿逵等部与孙良诚部会师咸阳；如此，数路“国民联军”合击“镇嵩军”；刘镇华不敌而全线溃退，咸阳遂被“国民联军”攻占。
接着，“国民联军”又分兵三路进攻西安。
中路是孙良诚部，由咸阳直扑西安；左路是方振武部，向泾阳东南推进，攻西安城北；右路是马鸿逵部，向户县东北推进，攻西安城南。
与此同时，“国民联军”刘汝明与孙连仲部也相继抵达，并绕到西安城东面，向“镇嵩军”的后方十里铺发起攻击；如此一来，围困西安的“镇嵩军”反而受到了“国民联军”的反包围。
西安城内杨虎城与李虎臣部的将士见援军到来，即都来了精神；虽已疲惫不堪，却坚持着对刘镇华发起了反攻，西安城攻、守双方的局势顿时逆转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拂晓，“国民联军”向“镇嵩军”发起总攻；激战一昼夜，“镇嵩军”大溃，刘镇华率残部逃往潼关。
于是，被困长达八个月的西安之围终于解除了。
西安之围解除后，“国民联军”乘胜追击又夺取潼关，刘镇华仓皇逃往豫西陕州。
至此，陕西全境为“国民联军”所有；于是，冯玉祥《任命》于右任为“国民联军驻陕军”总司令，邓宝珊为副总司令；然后，准备出潼关向河南进军。
“国民联军”击败刘镇华、解除了西安之围并攻占陕西全境后，阎锡山觉到了冯玉祥已今非昔比，不得不进一步对其摆出“亲善”的姿态。
于是，赶紧将被其扣押的原“国民二军”军长岳维峻释放了。
岳维峻获释后，冯玉祥即《委任》其为“国民联军南路军”总指挥，《命》其“收拾旧部，进军河南”。
且说，张作霖见吴佩孚节节败退已难以自保了，遂打算趁机进军河南，将吴佩孚的地盘收于自己囊中。
而已畏缩到河南了的吴佩孚却是坐立不安了，内部开始分化而矛盾显现。
吴佩孚的部将靳云鹗眼见得非但“北伐军”与“国民联军”对河南构成威胁，连“奉军”也在打河南的算盘；他担心如此下去，河南这块仅存的地盘必定不保。
而在靳云鹗看来，冯玉祥是狼，张作霖是虎；两者相较，张作霖的野心比冯玉祥更大且防不胜防；为此，他提议：“不若与冯玉祥捐弃前嫌、重修于好，以便联手防止‘奉军’染指河南；如此，或可自保。”
虽然，吴佩孚也知张作霖有“‘图豫’之心”；但是，在吴佩孚心目中，他与冯玉祥已是不共戴天、绝不可妥协；因此，吴佩孚说什么也不愿听靳云鹗之言，仍一意孤行地要与冯玉祥作对到底。
且因靳云鹗主张“联冯”，吴佩孚也就对他有点不放心了；于是，以“失守汉阳，不事反攻”为由罢免了靳云鹗的“‘十四省讨贼联军’副总司令”之职，而由河南督办寇英杰接任。
吴佩孚此举，令靳云鹗甚是心寒，想不到自己一片赤心却换来如此结果。
其实，吴佩孚能夺占河南，全靠靳云鹗取开封、克郑州，击溃岳维峻，这才大功告成。
而当时，寇英杰在信阳受阻长达一个半月，迟迟没有进展；此后，攻打南阳又无果而终，致使樊钟秀至今仍安驻在南阳。所以，若是论功行赏，靳云鹗当在寇英杰之前。
然而，吴佩孚占据河南后，却将河南督办的第一把交椅给了寇英杰，靳云鹗只授了个位次的河南省长之职；如此的赏罚不明，已令靳云鹗心中甚是不爽。
而今，吴佩孚又将他削职了，确令靳云鹗心中难受；不过，面对危局靳云鹗虽是窝了一肚子气，还是忍耐了。
而寇英杰虽被吴佩孚委以了重任，但他见河南已是一片风声鹤唳，吴佩孚的日子看来不长了；于是，开始给自己找退路。
不久，寇英杰即以“送家眷回天津”的名义离开河南；然后，去往天津投奔张作霖了。
寇英杰与靳云鹗的矛盾，正好让张作霖有了进军河南的借口；于是，张作霖《任命》寇英杰为“‘安****’第二方面军副军团长兼第十二军军长”；然后，《命》其“率部进军河南”。
吴佩孚想不到寇英杰会背弃自己，更想不到他会引狼入室借“奉军”之力来攻打自己，心中虽是十分气恼但却无奈。
吴佩孚在湖北连遭挫败后手下兵力已是不多，眼见得自己处于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境地，不由得心灰意冷了；而今，又面临了强敌来犯，吴佩孚自知难以抵御；于是，决定离开河南，以免遭不测。
然而，此时的吴佩孚几乎已是走投无路、处于了绝望之中；无奈之下只得《致电》向杨森求助，《电函》中之言甚是凄怆。
虽说，杨森已投靠了“国民政府”；但是，他毕竟受恩过吴佩孚倒是铭怀不忘；而今，眼看吴佩孚已落泊如此，不忍心视若无睹、见死不救；于是，杨森派人设法将吴佩孚接到四川万县。
吴佩孚流亡入川后，终于在杨森的庇护下隐居了下来，从此离开政坛。
四年后，张学良以子侄的身份将吴佩孚邀至北平；然因，吴佩孚虽主政多年，却无私蓄也没置房产；故而，张学良将位于东四什锦花园胡同内的一幢大宅院赠予，并每月给予四千元接济；从而，吴佩孚结束了流亡生涯，在北京安居了。此是后话，顺提。
吴佩孚离豫赴川前重新起用了靳云鹗，并将河南交于靳云鹗，自己则携带家眷与亲随离开了河南。
吴佩孚逃离河南后，被阎锡山改编为“正义军”、时受吴佩孚调遣进入河南了的魏益三与驻于郑州的原“建国豫军”第一师师长任应歧即归顺了“国民政府”；魏益三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军长”，任应歧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
如此一来，受《命》留驻河南的靳云鹗更是成了一支孤军，如何敌得已投靠张作霖了的寇英杰与“奉军”的联合进攻，遂带着残部投奔冯玉祥了；于是，河南大部即为张作霖的“奉军”夺取。
且说，“北伐军”进军江西，冯玉祥“五原誓师”之时；中＊共＊杭州地委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共同在浙江开展工作，力促时任浙江省长夏超脱离孙传芳。
夏超见“北伐军”攻取湖南后已进军“赣、鄂”，吴佩孚与孙传芳皆已江河日下了，遂决定“顺应潮流、举兵起义”。
于是，密派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兼‘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马叙伦赴粤，向广州“国民政府”表示“愿举义归顺”；且约定“一俟北伐军攻取赣、鄂，自己即在浙江举兵响应，以断孙传芳军退路”。
于是，广州“国民政府”《任命》夏超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命》其“伺机举事”。
不久，“北伐军”攻克了南昌与武汉，孙传芳从九江败退。
夏超觉得时机到了，遂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通电》宣布“浙江独立”，并在杭州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然后，派“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参谋章培为前敌指挥，率两个团的保安队赴嘉兴、嘉善一带布防，以防孙传芳回师反扑。
果然，孙传芳闻讯大惊，急《命》驻于上海的松沪警备司令宋梅村与驻于浙南的“五省联军浙军”第八师师长孟昭月迅速平叛。
俩人受命后即率部镇压，宋梅村由沪入浙，孟昭月由浙南北上，两面夹击。
夏超见孙传芳派兵来犯，即亲赴嘉兴抵敌；然因，夏超所部毕竟只有两个团的保安队，装备简陋且又无实战经验，如何抵得宋梅村的正规军；因此，战不多时即不敌。
夏超见状，只得下《令》撤退，欲据守浙西以待援。
途经杭州时，夏超想起了其父夏鼎尚在杭州城内的广济医院养病；夏超是个孝子，因担心乃父安危，遂嘱咐其卫队“在离杭州城不远的松木场等候”，自己则带了少数亲随入城看望父亲。
夏超安顿好乃父后，即出城返回。
但谁知，此时候在松木场的卫队已被宋梅村部俘获，并供出了夏超的去向。于是，宋梅村派兵候在了夏超必经之路。果然，十一月二十二日清晨，宋梅村一举将夏超也捕获了，即向孙传芳禀报。
孙传芳闻报夏超被拘，即《命》就地将其杀害。
孙传芳杀了夏超后，即《任命》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为浙江省长；就这样，夏超的“浙军”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孙传芳保住了浙江。
虽说，孙传芳保住了浙江；但是，面对“北伐军”的步步紧迫，毕竟有点自感力不从心了；遂打算联络“奉系”，以挽回颓势。
于是，孙传芳派遣“五省联军”总司令部总参议杨文恺赴济南见张宗昌；表示“愿捐弃前嫌，重修于好，共同对付‘北伐军’”。
而此时的张宗昌见“北伐军”攻取湖北后兵锋已指向河南，大有与已投靠“国民政府”了的冯玉祥联手威逼“直、鲁”之势，也已感到了不小的压力；因此，认定当前的敌人应是“北伐军”而非孙传芳了，也就不想再跟孙传芳计较旧怨。面对咄咄逼人的形势，倒是觉得自己与孙传芳已是牵在一条滕上蚂蚱了，也就只能与其联合以共同对敌。
因此，张宗昌款待杨文恺，表示“愿意接受修好”。
张宗昌的这一态度，让孙传芳放心了许多。接着，孙传芳在张宗昌的陪同下，专程赶到天津去拜见了张作霖；孙传芳向张作霖当面作了道歉，并竭力尊崇张作霖当为全国军队之统帅，表示愿将五省联军纳入安****，以共拒北伐军。
张作霖见孙传芳对他如此卑恭，心中大悦；于是，非但同意与孙传芳修好，还委以孙传芳“安****副总司令”之职。
张作霖接纳孙传芳后，即答应“派军南下给予驰援”。
如此，孙传芳如愿以偿了，遂返回南京欲重振旗鼓。
然而，就在孙传芳将夏超的“浙军”起义镇压下去、且与“奉军”重修于好而重拾信心之时，福建的周荫人却也败北了。
原来，福建督办兼闽军总司令周荫人，遵照孙传芳之《命》，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率部向粤东进军后，战况却出乎意料。
当时，“闽军”编有四个军，号称“六万之众”，兵力多于驻守粤东的何应钦部数倍。
周荫人凭着优势兵力，信心十足地欲一举踏平粤东；于是，周荫人将“闽军”兵分三路向粤东进军。
由张毅率“闽军”第一军从潭州出发，进攻诏安、饶平；李凤翔率“闽军”第二军从岩前、大坝出发，进攻蕉岭；刘俊率“闽军”第三军从永定、峰市出发，攻打松口、大埔、梅县；孙云峰的“闽军”第四军为总预备队，驻守在长汀、上杭。
因为，刘俊的“闽军”第三军是闽军中的主力；所以，周荫人将“闽军”总司令部随于刘俊部也置于永定，以坐镇督军。
而此时，驻守粤东的何应钦部仅有“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三个师，即谭曙卿的第三师、冯轶裴的第十四师、钱大钧的第二十师及张贞的独立团，兵力只有七千人。
兵力多寡如此悬殊，如何抵御“闽军”的三路来犯，确是使何应钦遇到了难题。
若是分兵扼守，本来就不多的兵力分散后更会显得不足，如何守得？看来，消极防守并非上策定然不成；还是以攻为守集中兵力主动出击方为上策，如此或能出其不意险中求胜。
且何应钦知道，“闽军”虽号称“六万”，实际兵力却是三万；而由于，周荫人是直隶武强人，所部原是江西督军陈光远的“赣军”，随同孙传芳南下后才入的福建；所以，可谓是“非闽人主闽、客军当家”；“闽军”内部也就矛盾深重，可被分化利用。
而能效命于周荫人的只有刘俊的“闽军”第三军；若能将其击溃，“闽军”的其他各部也就不在话下了；而刘俊所部虽是“闽军”主力，但因其多是只习惯于在平川上驰骋的北方人，到了“闽、粤”边境的山地就施展不了手脚；因此，只要集中兵力、重拳出击，定能将刘俊击败。
何应钦如此考虑后，便将自己的想法报告蒋介石，要求“能允许他主动出击”。
因此时，“北伐军”已取得湖南，进军“赣、鄂”了，蒋介石也正雄心勃勃准备攻取江西后即东进“浙、闽”；因此，同意了何应钦“主动出击”的要求；并将其所部名为“东路军”，《任命》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
得到蒋介石首肯与授权后，何应钦也就放胆而为了。
于是，何应钦《任命》“‘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教育长”王绳祖为“潮州卫戍司令”，《命》其“率领该校师生四百余人驻守潮州”；而《任命》其弟、“‘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校务委员”何辑五为“汕头卫戍司令”，留驻汕头且协助王绳祖防守潮州。
同时，在汕头海口布设水雷，以防“闽军”水师从海路犯粤。
部署定后，何应钦自己则率“东路军”先发制人地奔袭尚在永定的“闽军”主力刘俊部。
十月十日夜，何应钦率部抵达永定，即连夜对驻于永定城发起猛攻。
守城的“闽军”猝不及防，有的还懵懂地在梦乡中就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
刘俊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搞不清敌军从何方突然而至，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勉强抵抗了一阵，但终因难抵而溃败。
坐镇在永定的周荫人想不到革命军竟会出其不意地先下手，且来得如此神速简直如同从天而降；他见刘俊已难抵挡，料想永定城必是不保；于是，赶紧带上亲随，在刘俊的保护下仓皇而逃。
于是，何应钦攻取永定，并俘敌四千余，缴获大量辎重。
“东路军”旗开得胜、士气大振，而“闽军”却因此而军心被撼了。
且不久，湖北的武昌与江西的南昌相继都被“北伐军”克复，“闽军”更是大为震惊了；将士们都觉到了吴佩孚已来日不长，孙传芳也坚持不了多久；于是，都暗自打算各觅退路了。
已行进到粤东北韩江上游蕉岭的“闽军”第二军第五旅旅长曹万顺与“闽军”第二军第六旅旅长杜起云，干脆《通电》宣布“归顺国民政府”了。
于是，“国民政府”将两人所部合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曹万顺《任》第十七军军长兼该军第一师师长，杜起云《任》该军第二师师长。
如此一来，福建的局势完全逆转了，何应钦部由守势转为了攻势。
接着，“东路军”乘胜挺进势如破竹，又一举收复了汀州、漳州、南靖、同安等地，兵锋逼近福州。
此时，“江西战役”已经结束；戴岳所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已奉命向闽北进军，以协助何应钦的“东路军”夹击“闽军”。
而此时的“闽军”已如惊弓之鸟、一击即溃，根本难抵“北伐军”的攻势；因此，戴岳的第六师入闽后，很快就连克了闽北的光泽、邵武、建阳、建瓯等地。
与此同时，赖世璜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也受《命》入闽，连克了建宁、泰宁、将乐、顺昌等地；如此，福建大部已归“北伐军”所有。
而驻守福州的福州城防司令李生春在中＊共＊福州地委书记方尔灏等人的策动下，已表示了“愿意易帜反正”。
周荫人感到情况不妙，赶紧离开福州逃入浙江境内。
于是，何应钦的“东路军”收复福州；至此，“福建战役”也告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