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抗日宣言》，抗日学生潮掀起；“宁、粤”休战……
却说，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后，为混淆视听、彰人耳目，即按预先制订的《计划》采取了贼喊捉贼、倒打一耙的伎俩。
九月十九日一早，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还在由旅顺向沈阳移营途中，而早已准备、由他签署的《布告》却已贴满了沈阳城内的大街小巷。
《布告》上全是颠倒黑白之词，诡称“‘九·一八事变’的起因是‘东北军’炸毁‘南满铁路’，攻击‘日军守备队’所致”。
同时，“日军”还假惺惺地请了美国“记者”乔·毕·巴鲁到柳条湖拍摄了所谓的“‘南满铁路’被炸”现场照片以佐证。
但是，“日军”伪造的现场很是拙劣；几具所谓“因实施爆炸而被击毙在现场”的“东北军”士兵尸体，连不懂刑侦的巴鲁都能一眼就看出、是从别处移尸至此地的。也就是说，柳条湖的“南满铁路”绝不会是这些所谓“被击毙在现场”的“东北军”士兵所为；据此即能揣知，柳条湖的爆炸现场定是“日本人”自己蓄意伪造的，其目的可想而知。
因此，“九·一八事变”的实质也就不言而喻了。
只是，当时的巴鲁无形中感到有种压力，也就没有将真相即时揭露而采取了沉默；直到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鲁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时才将此一真相揭露，但那已是十四年以后的事了。
而日本“关东军”伪造了爆炸现场、且见无人揭露真相，也就以为可以欺世惑众了；于是，掩耳盗铃地将这出自导自演的假戏继续演下去，以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于是，由“日本人”中岛真雄于“日俄战争”时在奉天创办的《盛京时报》上，又以《北大营兵炸毁南满路，寻致南满各地成战场》为题发表评论，认定“‘奉天事件’之发端，由于‘华兵’破坏‘满铁’；‘日军’之行动，系属正当。”
而本来与日本“关东军”尚有分歧的日本“外务省”与“军部”，见“关东军”的侵华行动已既成事实且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也就默认了；且很快就将自己也卷入其中与“关东军”共舞了，并断言：“‘日军’的行动，是动用自卫权，为《国际法》所容许。”
如此，日本的“军、政界”原有的分歧被搁置、自上至下同一个腔调了；齐口同声地把自己说成了是“受害”与“自卫”，而将引发“九·一八事变”的责任、用诬陷的手段强加到了中国军队“东北军”的头上，为其挑起战争、“武力入侵中国的‘东三省’”作借口。
不过，日本政府这一贼喊捉贼的伎俩、岂能掩饰得了其进行侵略的血腥事实？不管其如何编造谎言，无人相信它的鬼话。
其实，早在“万宝山事件”发生后不久的七月七日，“中＊共＊满洲省委”已指出：“‘万宝山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准备出兵‘满洲’制造借口而实施的一个阴谋。”
三天后，“中＊共＊满洲省委”在另一份《报告》中又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侵略准备，在最近许多的事实上看来是更加明显积极了。这些事实说明，日本帝国主义迟早是要发动一场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
所以，当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时，“中＊共＊满洲省委”并不感到意外。
而今，日本“关东军”果然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明目张胆地“武力侵犯中国东北”了。
于是，“中＊共＊满洲省委”即在“省委秘书长”詹大权家中召开“紧急会议”，以对剧变的东北时局采取“应急措施”。
由于，“九·一八事变”发生突然、情势十分紧迫；当务之急是要戳穿日本的谎言，尽快让世人知道事件真相，揭露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为其“武力入侵中国东北”制造借口的实质，以唤起民众、反抗侵略。而若是按常规、先向中央请示《报告》、待中央有明确《指示》后再采取行动，恐会迟误了时间。
因而，“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打破常规，在中＊共＊中央未有明确《指示》前，由“中＊共＊满洲省委”先发表一个《宣言》。
于是，由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毅敏执笔，连夜写就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宣言》；该《宣言》于翌日九月十九日即油印散发，故又称《九·一九宣言》。
“中＊共＊满洲省委”的《九·一九宣言》发表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也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毫不含糊地阐明中＊共＊对“九·一八事变”的观点和态度。
因为，中＊共＊中央及“中＊共＊满洲省委”的《宣言》皆号召国人“抗日”，史家则称其为《抗日宣言》。
《抗日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九·一八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征服满蒙、侵略中国’而蓄谋已久的阴谋、公然采取行动的结果。日本《宣称》‘这次事件是东北军炸毁南满铁路所引起’，这是贼喊捉贼，连三岁小孩也不会相信这些谎话！”
并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须为争取中国民族解放而进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
中＊共＊的《抗日宣言》及时揭穿了日本的谎言，使世人洞悉了事变真相；顿时，国内外为之震惊，全国哗然、群情激愤了。
“国人”怎么也想不到，沈阳的“北大营”、兵工厂、飞机场等军事要地及“‘东北军’司令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等重要机关，竟然会在一夜之间都被日本“关东军”占据了；这种赤裸裸的侵略，岂是一、二句谎言掩盖得了？
顿时，各地掀起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抗日浪潮”。
九月二十日，“‘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学生自治会”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指称：“值此国破家亡之时，恳请当局应立息内争，一致对外；武装民众，抗日救亡！”
私立“北平燕京大学”全体学生则也《致电》“南京国民政府”，竭力希望当局能“依顺民情，积极备战，抵抗侵略”，并表示“‘燕大’全体学生，誓以一死，为民族争存亡”。
而在北平各校学习的东北籍学生，更是成立了一个“东北学生抗日会”，并组织了一支三千五百余人的“敢死队”，准备赴东北抗战。
接着，“中＊共＊满洲省委”又于九月二十三日作出《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号召“东北军”将士公开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满洲”的斗争。
九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号召民众“自动组织起来，实行罢工、罢＊课、罢＊市，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于是，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学生都纷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游行、进行“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出兵抗日”，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学潮”掀起了。
同时，各地还掀起了罢工、罢＊课、罢＊市及抵制日货等运动，一股浩荡的“抗日”大潮席卷全国，华夏震怒、“国人”醒奋了！
然而，此时尚在北平的张学良却不知所措了。
张学良想不到日本“关东军”真会在“东三省”动武，自己“力避冲突、以求相安”只是一厢情愿。而“东三省”是张学良的根本，他当然难以容忍“日本人”如此蛮横无理，竟然将“老爹”给他留下的这份家业夺占了。
然而，此时的张学良却又担心“若是采取武力抵抗，必会导致事态进一步激化”；而对于日本，自己没有十分的胜算，也就不免犹豫、进退维谷了。且蒋介石曾告以“欲抑制日本之嚣张，须有懒国联”言犹在耳，倒是让张学良也觉得“这或许是对付日本人的最佳良方”。
想到此，张学良也就又竭力克己忍耐了，没对已火烧眉毛了的东北局势采取措施；只是《电》告南京，以待“中央政府定夺”。
张学良如此泰然自若地含垢忍辱，实是令人费解、且难免遭世人诟病。
而此时，蒋介石正坐镇南昌、主持“围剿”；“南京国民政府”却因蒋介石没在南京、无人可作主，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也都不知所措了；只得《电》催蒋介石“返京”，以主持大局。
然而，时局骤变、容不得迟疑，等不及蒋介石“返京”了；遂于十九日晚，由戴季陶主持召开了有于右任、丁惟汾、朱培德、王正廷、吴稚晖、邵力子、陈立夫、陈布雷、张道藩、恩克巴图、克兴额等人参加的“国民党临时中央常务会议”。
会上，众人七嘴八舌、争论多时，但却拿不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至子夜一时了，才作出“发布《告全国国民书》、对日抗议与交涉、致《电》粤方休战、共御外侮”等应急措施。
于是，由陈布雷连夜起草并发表《告全国国民书》，上有“‘国民’务必维持镇静、团结坚定，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举；信任政府，救国御侮”等语，以期能“平息民愤、控制学潮”。
而“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倒是主动，先于“国民党临时中央常务会议”作出《决定》前、已在九月十九日就向“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发出了《照会》。
王正廷在《照会》中就“日本‘关东军’侵占沈阳”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日本政府“迅《令》‘关东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撤回原防地”。
然而，日本欲“‘侵占中国东北’图谋已久”，岂肯把已吞入口了的肥肉吐出？因此，重光葵对于王正廷的“抗议”置之不理。
第二天，王正廷再次提出“抗议”；可是，日本政府仍没予理睬，令王正廷甚是无奈。
与此同时，依照“国民党临时中常会”作出的应急措施，则由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张继、“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石曾、“国民政府委员”兼“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铁城出面，急《电》汪精卫等人，呼吁“‘宁、粤’休战”；谓“今日形势，民族之利害，实超出一切利害之上”，故望粤方“俯纳调停，共倡和平”。
因为，“宁方”的“共倡和平”甚是冠冕堂皇、符合民意，“粤方”也就只得作出回应，即于当天就回《电》，同意“休战”以“共御外侮”。
于是，“广东国民政府”将“粤、桂联军”撤回原防地，停止了入湘军事行动；“南京国民政府”则也撤回了援湘的军队，各回原防地；如此，“宁、粤”之间的军事对抗告停了。
因此时，李石曾、张继、吴铁城等人正在北平；故而，仨人致《电》汪精卫的同时，又专程赴“协和医院”晤见张学良；告以“中央政府已在作外交努力”，要张学良“力持镇静”。
李石曾等人之言可算是中央政府的回复，张学良闻后似乎吃了定心丸；也就寄“希望”于中央政府的所谓“外交努力”了；因此，张学良仍不下《令》“抵抗”。
而时《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翼飞却建议张学良“率‘东北军’出关‘抗日’”，以免受国人责难；并表示“自己愿为前驱”，为“御外侮‘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血染长城、肝脑涂地’皆在所不惜”。
然而，此时的张学良却已完全相信中央政府的“外交努力”定会见效；因此，决意“不作武力抵抗”，也就没允刘翼飞“率军出关”。
刘翼飞未能如愿“抗日”，心中甚是郁闷、但却无奈。
而时在关外的“东北军”，由于“少帅”曾有“不抵抗”之《令》，至今仍未收回成命；因此，谁也不敢违《令》而为。此时，关外的“东北军”虽有十五万之众，却都如没头苍蝇、乱哄哄的不知所措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军”无所顾忌地肆虐逞强，一座座城池被“日军”夺取、大片热土遭“日军”的铁骑践踏。
且说，时在南昌的蒋介石闻《报》“九·一八事变”后，确也大吃了一惊。
虽然，蒋介石早已觉到“日本有图谋‘东三省’之心”；也因此，他曾告诫张学良“要忍辱负重、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
蒋介石原以为“自己克制了，日本人再是寻衅、也闹腾不大”；况且，“中村事件”与“万宝山事件”已渐平息，日本该没了寻衅滋事的借口；但谁知，日本竟然又制造了所谓的“柳条湖事件”，硬是引燃了战火、武力入侵东北了。看来，日本是贼心不泯、没达目的不肯罢休；对此，蒋介石倒是不敢掉以轻心了。
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内响起一片“立息内争，一致对外”的呼声；迫使蒋介石只得将“剿共”之事暂时搁置；因而，他心中暗骂：“倭寇害我！”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蒋介石终于匆匆回到南京。
蒋介石返宁后，立即召集吴稚晖、张静江、戴季陶、邵元冲等人会商。
他肯定了戴季陶等人先已作出的措施，特别是要张学良“力持镇静”；因为，“日军”虽是明目张胆地挑起了战争，但蒋介石仍不想与“日军”武力冲突，以免局势进一步恶化、而更难收拾。
其实，蒋介石也只想“通过外交途径、求助于‘国联’，以抑制日本的野心”。
为此，蒋介石一面《指令》王正廷继续向“日本驻华公使”“抗议”与交涉，一面则《电令》时在日内瓦的“中国驻国联全权代表”施肇基将“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之事实、向“国联”《报告》，希求国际社会能“主持公道”。
于是，九月二十一日，施肇基致《函》“国联秘书长”德鲁蒙，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并要求“国联”根据《国联盟约》第十一条“立采步骤，阻止事态扩大”。
虽然，“国联”接受施肇基的“提请”后，即于第二天就召开“国联理事会”。
然因，由英、法等国操纵的“国联”不敢得罪时为“常任理事国”的日本；“国联理事会”虽是召开了，但只是争论不休、并无结果；连谴责性的《决议》也难形成，更不用说“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了。
而就在施肇基“提请‘国联’裁决”之时，日本“关东军”却已又无所顾忌地侵占了长春与吉林。
其实，日本根本没对“国联”有甚顾忌，倒是害怕“中国群情激愤的民意”、特别是一波接一波的“学潮”。
所以，“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虽是对“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的“抗议”置之不理，但却忧心“愤怒的中国‘民众’会伤害‘日侨’”；于是，他指使“日本公使馆”的“书记官”上村特意传话：“日本政府已下《令》保护在日‘华侨’，希望中国政府对在华‘日侨’亦尽力保护。”
果然，蒋介石闻言后似乎被提醒了，忽也担心“激愤的民情会导致对‘日侨’的报复”；特别是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子，热血沸腾时什么“不理智”的事都会干；若真如此，或会在向“国际社会”诉求时显得“理屈”。
为此，蒋介石决定“赶紧采取措施”。
于是，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在南京举行“全市党员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言：“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说到底，就是要国民“任人宰割，连痛也不喊”，更别说“还手”了。
而对于“日侨”较多的山东，更是特别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令》其“须严防民众对‘日侨’的报复暴举，以免使日本更有扩大事态的借口”。
当然，蒋介石也知道，“国民”乃至国民党内的“同仁”对于这种“不抵抗”方针、定是难以接受；因而，他又作了一番解释：“此刻暂且逆来顺受，决非屈服；如若国际条约之信义无存、和平绝望，至忍无可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体国民，以四万万同胞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尊严；共赴国难，宁为玉碎。”
蒋介石这番振振有词的解释确是起了作用，义愤的“国民”相信了他的话，皆克制自我、没对“日侨”有过激的举动；而天真的“学生”也对政府寄予了信任与希望，表示“完全拥护政府的立场，誓为政府之后盾”。
而南京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三民中学”等校的“学生自治会”在向政府“请愿”时，也只是“敦促外交当局，向日本严正交涉”，且呼吁全国同胞“应本着同仇敌忾之精神，在政府指挥下，奋发图存”。
蒋介石见此，原有的忧虑消了许多。
而张学良为了“与蒋介石主政的中央政府保持步调一致，再次忍痛含愤”了，仍没下《令》“抵抗”。
只是，鉴于此时辽西的锦州、锦西、兴城、绥中、北镇、黑山、义县、阜新、彰武、新民、盘山、辽中、台安、法库、康平等地尚未陷落；且受张学良托付“主政‘东三省’”的张作相为“家父”奔丧、此时尚在锦州，而辽宁省的军、政要人从沈阳逃离后、大多也已汇聚到了锦州。
于是，九月二十三日，张学良作出《决定》，干脆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与“辽宁省政府行署”等军政机构都移址、改设在了锦州；同时，仍《委任》张作相“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荣臻“代理东北边防军参谋长”。
而由于，“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在“九·一八事变”时被“日军”扣押了；虽然，因其深明大义的“母亲”虽死也不允“儿子”叛国，致使臧式毅至今尚未投日；因此，张学良保留了臧式毅的“辽宁省政府主席”之衔。
不过，有道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军不可一日无帅”；因此，张学良《任命》“东三省兵工厂总办”米春霖“代理辽宁省政府主席”。
如此，辽宁省的军政机构重新架起，锦州也遂成了辽宁省新的军政指挥中心。
且说，蒋介石要国人“忍痛含愤、逆来顺受”之时，“东三省”的局势却进一步恶化了。
“日军”非但占据了沈阳、长春、吉林，并进而夺取了“南满铁路”沿线的许多城市；短短几天时间，辽宁、吉林两省几乎全陷落了。
至此，“国人”这才觉到正如中＊共＊的《抗日宣言》中所言：“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所以能占据满洲，完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所谓‘忍耐’、‘镇静’、‘莫给人以可乘之机会’、‘和平以示奋斗’等等所谓策略及其极力压迫一切反帝运动的行动，必然要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更急进的更肆无忌惮的来占领满洲！”
因此，“国人”又激愤难制了，并将辽宁、吉林两省的陷落归咎于政府的“不抵抗”与外交上的无能。
为此，南京、上海等地各高校的“学生抗日救国会”又组织集会、游行“请愿”，一股更大规模的“学潮”又掀起了；“学生”提出了更强烈的诉求，敦促政府“与日断交”、“对日宣战”，并要求“惩办不力外交官”、“撤换王正廷”。
九月二十八日，南京、上海两地“学生”五千余人冒雨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因未能得到答复，转而去往“外交部”。
然而，“外交部”的答复也仍只是“等待‘国联’解决”。
“学生”见政府仍持“不抵抗主义”，感到了“被愚弄与欺骗”，再也忍耐不住了；于是，激怒的“学生”突破警卫的阻拦、冲入“外交部”，将王正廷殴打了一顿，这才算是出了闷气。
王正廷被殴致伤，心中甚感委屈，遂辞去了“外交部长”之职。
蒋介石见王正廷坚辞，也深感无奈；于是，《任命》施肇基接任“外交部长”。可是，施肇基时在日内瓦，遂由“外交部次长”李锦纶代理。
但因，此时的“外交部”非但要与日交涉，更需要面对与应付“学潮”；而李锦纶却是生于美国纽约的归国“华侨”，中文欠佳、难与“国人”勾通；值此多事之秋，外交机构也就出现了人手不济的空档。
为弥补外交机构上的这一缺陷，蒋介石在原“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组”的基础上，指定戴季陶、宋子文、于右任、邵元冲、丁惟汾、陈布雷等六人组成“特种外交委员会”，由戴季陶《任》“委员长”。
接着，“特种外交委员会”又下设了由陈布雷、罗文干负责的“宣传组”，由朱培德、陈绍宽负责的“治安组”，以加强对外宣传、应付紧急事件。
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又发表《告全国学生书》，声称：“人民应受统一之指挥，政府有军事处分之权衡；宣战与否，人民不必过问；此后如再见于国家有害者，政府职责所在，不容姑息。”
而为平息“学潮”，蒋介石于九月二十九日亲自接见了“上海大夏大学”等赴南京“请愿”的“学生代表”。
然而，“学生”们这次不再相信他的话了；“学生代表”的质询、令蒋介石无言以对，甚是难堪、下不了台。
因此，蒋介石恼羞成怒了，不愿且也不敢再接见“请愿”的“学生代表”，并指斥：“学生此等浮动散漫举动，徒表示我民族无能，此事乃是上海当局不顾大局之咎也。”
于是，蒋介石致《电》“上海特别市长”张群，告以“上海学生不得再来南京”；同时，《命令》上海铁路局：“凡载有学生的列车，不准放行来京。”
接着，九月三十日，“国民政府”又颁布《维持全国秩序令》，声称“当此国难方殷之际，政府当负其全责，保持威信。嗣后国内如有违反革命纪律，或挠乱秩序者，政府当本其职守以制止之。”
同日，还颁布了《保护日侨令》。
如此，由蒋介石当家的“南京国民政府”，面对“日军”在中国东北赤裸裸的侵略行径，非但不下《令》“抵抗”；且将义愤难抑的“学生”与“国民”视作了“挠乱秩序者”，欲以强腕扼制。
“国民政府”这种“对内强硬、对外软弱”的姿态，自然遭到了“国人”的鄙夷与唾弃；从而，“国民政府”将自己置于了“欲‘奋起抗日’的民众”的对立面。
然而，“学生”与“国人”并没有被唬住。
此后，全国各地的“学潮”仍此起彼伏从不间断，且波及到社会各界；每天仍有来自各地的社会各界“请愿团”抵宁，令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疲于应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