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正在宗旨办与爱民组长商量工作上的事呢，被判过刑的所长李国军突然推门进来了。
他六十多岁，一身土气，穿着比农民还差，进屋就给爱民下跪道：“陈组长，我冤枉，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起来，快起来说？”爱民组长一愣，紧忙扯着胳膊把他从地上扶起来。
李国军当年是大榆树公社的派出所长，记得那时我还在乡下当校长，有一次去龙岗村小学检查工作，在王志老师家曾和他同桌吃过饭。
便倒了水递过去，冲着他劝说道：“老李你弄这一出干嘛？有事跟陈组长好好说呗。”
李国军一副委屈的表情，眼泪汪汪，掏出手绢不停地擦着眼泪，他向爱民组长控诉说：“当年我本是大榆树派出所长，为经手的一桩强奸案子，就把我送进了监狱里。我冤枉啊陈组长！”
“你坐下慢慢说，到底冤在哪里？”陈组长似乎被他这副寒酸相所打动，赶紧倒了杯水给李国军。
“当时，局里刑警队长赵金龙也到场了，与我一起询问的当事妇女。因证据不足，中午我就把她放回去了。没想到这人想不开，回去后吊死在自家的房梁上。”
因为这事就发生在家乡，我知道原委，便打断李国军的话故意问道：“她是什么原因自杀？”
“那女的受刺激了，精神不正常。可她这一死，局里把责任全推我身上了，说我刑讯逼供出了人命，把我判刑六年丢了饭碗。”李国军抹着眼泪，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陈组长觉得女人寻短见肯定是事出有因，瞅着李国军怀疑地问：“那你办案时到底对死者动没动过手？”
“若是捅她一个指头，我也就认栽了。没想到我这头被革职入狱，而他赵金龙却被提拔，还当上了副局长。这个案子本是他刑警大队里办的，你说弄出了问题与我有啥关系？”
陈组长看完李国军的申诉材料，他知道既然法院已宣判了，就不可能象他说的这么简单，便抬头对他说：“你这事检察院和法院已有结论，想翻案就必须得拿出有力的证据来，单凭这份材料我们也爱莫能助呀！”
“陈组长你不知道，清源公检法三家穿一条裤子，我浑身是嘴也难申诉，这事你可得给我做主啊！”说着他抬起胳膊，指着身上脏兮兮的制服苦穷说：“你瞅瞅，我不怕你笑话，这尽捡人家破烂，现在失去经济来源，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了。”
此事就发生在我在大榆树中心校工作期间，还清楚记得当时老百姓都说李所长是罪有应得。见到其装成如此可怜的样子，觉得真是好笑，便在旁边插嘴说：“当时你判刑的案子应该是检察院搞的，与我们公安局没关系呀！你要是想找，也得去检察院吧？”
听我这一说，爱民组长知道里面有说道，便撤脱说：“老李，你先回去吧？把材料留下来，你这事哪天我们去检察院查一下卷，看看具体是个啥情况再答复你。”
支走了李国军，陈爱民觉得我肯定知情，立即回头问道：“鲁政委，他这到底是咋回事呀？”
见组长有兴趣，我就从头至尾，详细地讲起了自己记忆中的李国军这个人来：“这事与金龙副局长一点都不搭边儿，他被革职判刑完全是咎由自取。”
“那这个案子的女当事人因为啥吊死的呢？”组长觉得很好奇，急切地想知道。
“李国军当派出所长时一身象土匪的霸气，当地都知他办案就是靠抡拳头打嘴巴子，搞刑讯逼供，所以大榆树的老百姓送他个李大巴掌的外号。”
“过去我们的队伍中很多民警素质差，办案靠主观认定，以暴力手段逼口供，很容易造成冤假错案啊！”陈组长深有感触地说。
“爱民组长，我记得这个案子发生在离大榆树乡不远的东坨子屯。一户人家早上男人下地干活走了，留下媳妇一个人在家，被上门来办事的村干部给强奸了。女方不容告到派出所，李国军与这位村干部关系不错，听信男方的一面之词，便异想天开，不问青红皂白，当即认定这女人是傍权势，贪图便宜与村干部搞破鞋，在询问中就使着劲地往通奸案子上逼。”
“李国军这是暴力逼供了？”陈组长猜测道。
“对呀，在派出所里硬逼当事人承认是通奸，令给他出具口供。可这女人无法承受这奇耻大辱，坚决拒绝。见此李所长大怒，他抡起胳膊巴掌撇子把她给好顿揍。”
“这也太不象话了！”陈组长气愤地插嘴道。
我接着介绍说：“那曾想这女人天性倔强，李国军这回大巴掌却没好使，见这女人身上被自己打得破头齿烂的最终也没招供，心里有点发毛了。他急忙求援，想把这烫手的山芋甩给县局。”
“这么说赵副局长并没参与这个案子？”
“赵金龙当时是刑警队长，怕李国军瞎整出事，他过来只是问了问情况。认为这纯属胡闹，根本就不是什么通奸。于是责令李国军赶紧放人。怕女当事人想不开，回去前特意嘱咐她男人留心看着点。”
“那这个案子当时局里怎么没按强奸搞下去？”
“听说证据不足。因为当时男方死不承认，又无目击证人，女当时人并没拿出被强暴的证据来，无法进行DNA认定。”
陈组长觉得很惋惜：“这女人干嘛要自尽，难道她是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吗？”
“没想到这个女人天生刚强贞烈，觉得被强奸本来就不光彩，见所长不替自己伸冤，反倒被埋汰成搞破鞋，还把脸给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磕碜得在村里无法见人了。这般凌辱，让她实在冤屈，没勇气再活在世上，她支走了自己的男人，一股气吊死在房梁上。”
陈组长自言自语道：“出这样的事，死者家属肯定不能容咱们的。”
“当时听说齐宪云局长找死者家属做工作，想把这事压下。也该然李国军倒霉，死者的亲哥哥在省检察院是个处长，人家回来治丧不容了，就把李国军送进了监狱。”
“照此来说，李国军真是罪有应得。”陈组长气愤地说。
我见陈爱民很有兴致，就又讲起了李国军更可笑的一些事来。
“听金龙局长讲，这李国军思维很不正常。他处理自家矛盾就象古装戏里糊涂县长断案那样滑稽。自己端坐在炕头上，面前放着桌案，威严地摆着一副判官的架势。先让家人们逐个阐述理由，之后他手握惊堂木啪地一拍桌案，拿着腔调主观霸气地宣判。不管判决结果对否，还要求家人必须绝对服从。如谁不听他的话，李国军会大发雷霆，吹胡子瞪眼没完没了，对家里人非打即骂。”
“这样的人做派出所长能不惹事吗？”爱民笑着插话说。
“他办案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多了。”我接着又学起姨夫被打的那件事。
“那时我还在屯里当老师，分田到户那年姨夫吴宝林手气好，在队里抓阄分到了全屯子最好的一匹枣红马。这马高大的个头儿一身膘肥体壮的，让全家人喜欢得不得了。那年二姐吴桂霞与外来户的儿子张信搞对象，一个队住着，姨夫很熟悉这个小伙子，知道他人太懒，怕养活不了家，所以死活不同意，硬把女儿的婚事给搅黄了。没想到此事让张家怀恨在心，晚上偷偷潜入马棚突然把枣红马给毒死了。”
陈组长笑着说：“这可是投毒案子。”
“这口气，当过队长的姨夫怎咽得下去，愤怒之下就把张家告到了派出所。这样一来，张家害怕了，屯里有人看见张信的父亲张振全用自行车货架上驮着条几十斤的大鱼去了乡派出所。转过天傍晚，李国军所长说姨夫是污告陷害，骑着挂斗摩托车从家里把姨夫带走了。”
“这简直就是拿法律当儿戏！”陈组长一拍桌子，气愤地说道。
“春生，春宇，春华几个表弟连夜赶到派出所，可是空寂无人。哥几个又四处寻找了一宿，打听谁都不知道父亲被所长给弄哪去了。第二天上午姨夫倒是回来了，可脸上严重充血，嘴唇红肿得老高。”
爱民插嘴问：“是让所长打的吗？”
“对。原来昨夜他被李国军绑到后屯元宝村学校教室里的柱脚上，足足折磨了一个晚上，不断拳脚相加，逼着我姨夫承认自家的马是病死的。一直打到姨夫求饶了，按他的意思写了口供，又签字按上手印，这才被放回来。”
“如此贪赃枉法，你姨夫怎能咽下这口气，没告李国军吗？”
“几个表弟见状无比愤怒，要去找派出所说理，想过去问问，怎么把父亲脸给打成这样？姨夫怕惹事，违心地告诉几个儿子说：“这是我自己晚上走路不小心，跌倒摔的。’”
听完我姨夫的事，爱民组长语重心长地感叹道：“象李国军这样的胡作非为，就是这些年造成冤假错案的根源。咱们宗旨教育的最后一步就是纯洁队伍，把不合格的民警清理出去。”
“咱们这支队伍鱼龙混杂，看来已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了。”我觉得现在李国军这样的民警还大有人在，愤愤不平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