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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以姥爷那敦厚的性格，单靠自己是很难白手起家的，管人都管不住，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并不都像传说中那么勤劳肯干——劳动人民都热爱劳动，也不会起来革命了。但即使最精明强悍的三姥爷，对最奸懒馋滑的员工，也从没搞过体罚，更别说批斗会了，顶多骂几句，大不了辞退。
好在姥爷国民党员的身份还没有暴露——知情的人不是逃走就是自顾不暇。批斗后大家如释重负，各自回家艰难度日。四姥爷原来在丹东这边家口最简单，只有四姥姥和一儿一女，上次逃亡是唯一全家都去北平的一支，这边什么也没剩，自然连落脚的房子都没有。他在北平和天津还各有一房妾，先前已将天津的那位接到北平，安顿在同一个四合院里，又把四姥姥和两个孩子托给这两房妾照管——兵荒马乱的也顾不过来争风吃醋了。回来奔丧没带她们，四姥爷挂念那边，和兄弟亲友匆匆告别，顶着风险又回往北平——那边也解放了，将有更大的批斗会等着自己，谁让自己有这般腐朽的生活方式呢！
很快全国解放，局势渐渐平稳缓和。三姥爷见一些当初没逃走的生意人都保住了自己的产业，心有不甘，竟又向政府索要自己的工厂和店铺，美其名曰自己还可以为新中国多做些贡献。但政府何等精明！不但不买账、不领情，还把三姥爷抓起来，说他妄图反攻倒算——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把他定为“反把地主”，判了无期徒刑。好在三姥爷服刑时间并不长，五三年就死在了监狱里，外面留下未成年的两儿两女。
这件事对家族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直到八十年代初国家落实政策，理论上可以返还当年没收的房产，其余那几家也没有一个敢去要的，怕政策再变。倒是唯一留在丹东的三姥爷的大儿子，继承了其父寸土必争、坚韧不拔的基因，经过费尽周折的艰苦交涉，竟要回了三十万的折价赔偿——那时的三十万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但此事他没有告诉其他任何分支，主要目的是为了瞒住居于外地的自家一弟两妹，独吞家产。几年后他突发心脏病去世，弟弟妹妹来丹东奔丧时才从别人嘴里听到此事，心中五味杂陈。有人说他是做了亏心事才犯的病，弟弟妹妹否认了上天报应说，只厚道的地解释为良心不安——就是说他还有良心，尽管被良心折磨死也不肯掏出一分钱，真是一条硬汉！
弟弟妹妹又将此事传给其他分支，虽又重新燃起大家向政府索要家产的冲动，但艰途漫漫，谁有那个时间、精力和本事？手里证据不全，又要远赴外地跑那些繁杂手续，谁去？即使费九牛二虎之力要来些钱，兄弟姐妹一分，自己也剩不下多少——比如姥爷家就有九个子女——别再因此引发矛盾，像三姥爷家那样。还有致命的一点，就是要先把这几十年的房屋修缮费一次交齐才能归还房子，谁交得起？三姥爷的大儿子是银行干部，有搞钱门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才侥幸钻成空子。
大家发着牢骚：用你房子几十年不给你房租，退给你时倒管你要修缮费，什么道理？但这个障碍倒也成为大家自欺欺人的退缩借口——算了吧，畅想一下过过瘾就得了，政府就是做个姿态，客气一下，还当真了？还是没改造好！不能重蹈覆辙！三姥爷家的失败案例起到负面作用，成功案例却没能起到正面作用，从另一角度印证了那句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长篇连载《逝者如斯》316
花谢几朵，各表一枝。批斗会后姥爷一家十一口人挤在丹东老家大宅后院的小仓库里，勉强维持两年，其艰难无法尽说。姥姥和母亲多年以后还常提一件事，就是一次吃饭时姥姥把怀里的老舅隔着桌子递给姥爷，恰巧老舅赶在此刻排泄，毫无征兆却及时准确，粪便如空投一般掉进一碗苞米糊糊和一碟菜里并炸开。大家惊呼之余，一起动手将饭菜中的粪便仔细挑出——那碗糊糊本来就稀，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却也舍不得倒掉。大家一边品尝咀嚼，一边深刻体会着食物与粪便循环往复、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进行一番吃苦忆甜、吃臭忆香的改造。
两年间家里病死一个女孩，随即姥姥又顽强地怀上了老姨，维护了家庭规模的稳定——人丁是这个家里目前唯一兴旺的领域了。和少生优生恰恰相反，那时人们如跑马圈地一般生孩子，是最自然原始的繁衍留种方式，要靠扩大分母来应付诸多天灾人祸的筛洗，也使领袖们可以毫不吝惜地革命、清洗、运动、整人，形成恶性循环，却也筛出了精英。
五零年姥爷家的这套大宅院整个要被政府征做他用，便将姥爷原来房产中最小的一套独立平房批给他，叫他拿房契到相关部门办理手续，全家尽快搬过去，这边限期腾空。但姥爷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那套房子的房契，以前从没把那套破旧的小屋当回事，又遭受这么多变故，早不知丢哪了！其余大房子的房契倒还有，姥姥说这些可要保存好，别再丢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会用。但燃眉之急无法解决，眼瞅就要无家可归。
正愁苦之际，姥爷的大侄子——已过世的大哥之长子，与姥爷同岁——从沈阳来信，说他要开一家木制品厂，要姥爷过去帮忙，他给提供房子。姥爷便携全家来到沈阳，住进厂子附近的大杂院中一间下沉破屋里，屋里地面比外地面低一尺，一下雨外面的积水就透过高门槛流进屋里——倒也影响不大，因为屋顶也漏，连床都不保。
没过几年这家木制品厂倒闭了，走投无路而又大器晚成的姥爷终于想起要自主创业，便开了一家“合力木箱制造工业公司”，自任经理、厂长，员工为所有家庭成员——除了十四岁便辍学外出务工的大舅。该公司果然很“合力”，所有人都为一线工人，挤在车间——即自家破屋里，拿得动锤子的抡锤子，拿不动锤子的递钉子，从大到小各有分工，流水线生产木箱。
还在上小学的母亲每天放学回来都要钉箱子钉到很晚，然后才能伏在箱子上，借着昏暗的灯光，用破损的手翻书握笔，完成一天的作业，不顾姥姥心疼的劝阻。如此艰苦的条件也不能阻止母亲门门功课都全年级第一，这段经历也给多年以后的王宇恒造成巨大压力，“你为什么就不能考第一？！”母亲经常这样质问，尽管王宇恒认为这种问法是荒谬的。他每天也学到很晚，但前面的时间都用来弹玻璃球了。可学习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差在哪？王宇恒又归罪于父亲的基因——父亲只考上没人爱去的地质学院。
母亲及其兄弟姐妹们几乎包揽了学校所有年级的第一名，没能得第一的只是因为不幸跟自家人同一年级，比如大姨跟二舅便在一个班里争得不亦乐乎，大姨很嫉妒二舅经常略胜一筹——没办法，孩子多，错不开，年级不够分的。而作文大赛则是不分年级的，全校第一是非母亲莫属，也令紧随其后的大姨嫉妒。
开家长会是姥爷后半生中最荣光、最愉快的事情，各班、各年级都抢着拽他去，让他介绍教育经验，所以姥爷从未开过一个完整的家长会，而是在各班巡回上台做报告。没想到从批斗会开始，这个被赶下台的地主阶级又总有机会上台，只有在这时姥爷才能忘掉自己的出身、屈辱和苦难，才看到一线希望、一线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