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8接着“消沉”分别诵读了海子和骆一禾的长诗，又念一首自己写的缅怀他二人的诗作，凝重悲慨。诗人是动了真感情，眼里闪着泪光，极力掩饰着哽咽。他悲的不仅是这逝去的两位年轻的诗人，还有这个日渐缩小、不知何时散尽的阵营，和对这最后一方净土坚守之不易。
王宇恒的心软化了。他从未被诗歌如此打动过，对名诗只是觉得好，喜欢欣赏，但没感动到要流泪的程度，而此时听一个无名的人朗诵无名的诗却如此震撼。他虽有理性的一面，但也多愁善感，前者是能力，后者是本性。诗人定是觉得在今天这个社会，语言已失去力量，只能用行动乃至生命来书写表达。以死相抗、拿命来搏、舍身明志，这份真诚和勇气会引起固有频率接近的心强烈共鸣。你无法再嘲讽他什么，命都搭上了，你还能说他是矫情的无病呻吟？还能说他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还能说诗歌是无关痛痒的空话？
海子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有体面的工作，能说他是因生存困顿而自尽吗？诗人不会被物质夺去生命。文人相轻的说法能用在骆一禾身上吗？他是因不嫉妒死者才肯推介海子？其实想在史册上留名的人是嫉妒死者的，因为有对比相较的媒介和场地，******要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横向冠首后就会放眼纵向；而凯撒到了亚历山大死的年龄还一事无成便嚎啕大哭。海子和骆一禾是能横向争锋的，他们比古人的知音故事更胜一筹，伯牙子期只有一人弹琴，而海子和骆一禾两人都写诗。
不疯魔不成活儿，疯魔有疯魔的价值观，世俗无法理解。只要不伤害他人，也无所谓对错，一个人摔倒了也可以理解为自己没动是整个世界翻转了一下，这是个轻重或强弱的问题。但生命的价值都否掉了，孰轻孰重、孰强孰弱又能怎样？他们不屑于去争辩。有的人活着只是一种惯性，没有自杀只是缺少那一瞬的勇气。
长篇连载《逝者如斯》
那种对高洁境界的崇敬和向往这两年渐渐远离王宇恒，他越来越习惯用世俗的眼光看问题了，只有在需要产生高于世俗的优越感时，才拿来些阳春白雪做装点和支撑，说穿了还是一种世俗心理，而不再是那种灵魂自身的渴求。可能是那次骗人的文学大奖赛把他心中的象牙塔彻底击碎了。他性格中有圆滑的一面，古代文人推崇外圆内方的人格，他是外圆内也圆，很容易向环境妥协。前些天去北京四姥爷家，小堂舅的生活状态吸引了他，更别说同龄的黄光裕对他的触动了。虽然大堂舅是个文艺中年，推崇诗歌，但反倒起了负面作用，使王宇恒对当代诗人产生出些许藐视和嘲笑，他只是喜欢大堂舅这个自诩为儒商的性情中人，硬是要把诗人和商人融于一身，却显得滑稽而可爱。
而诗人和商人之间生存境遇的对比更让王宇恒思索感叹。商人在地面上纵横驰骋，呼风唤雨，而在巅峰上创美的诗人却是那样弱不禁风。尽管心中印象此消彼长，王宇恒还是觉得自己骨子里是文人的类型，这辈子命定就属于这个阵营，心里维护着这个阵营的尊严，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商人重利轻别离，商女不知亡国恨——商人握着钱，文人诗人却握着笔，可写下贬低对方的句子。
王宇恒很有成就感地划分出这截然对立的两个阵营。阅历不多又有理论追求的人总爱轻易归类，见到两三个例子就能总结出规律，尽管两三例在统计学上根本构不成意义，很多成见偏见就是这么形成的。而且为了理论一劳永逸的权威性，总要有意无意地忽略变化，当然也可能因年轻历浅还没有看到变化。
长篇连载《逝者如斯》
这次讲座让王宇恒有些漂移出轨的心做了一次回归，因为得知当今仍有人为艺术献身，仍有千古传诵的真情，这些仍受人崇敬而不是被认为幼稚，崇敬者是专业水准而不仅仅是大堂舅那样的票友，都令王宇恒心有所依。他强化了阵营意识：照亮自己人生的不应是浪尖弄潮的黄光裕，而应是卧轨自杀的海子。
这是一种文学式的感悟，概念式的升华，富于学院气息，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王宇恒这样简单地划分阵营，也是因为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阵营，就是政治家。政治家比商人还要精明甚至奸诈，还要冷酷甚至残暴，但其中却不乏一流的诗人。就连曹操那样宁我负天下人勿天下人负我的奸雄，也会慷慨悲歌，写下流传千古的诗篇。政治是搞人的，政治家的语言魅力和情感热度应该是突出的，这也是诗的要素。而纯粹的诗人也未必人品高洁，只不过人们喜欢他们的美丽诗篇，有误解，也为他们辩解。
各种性格及智力特征在不同的人身上随机组合，很难根据职业来划分性格以至人品的大类。而同一个人的神经也是千丝万缕的，能使其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侧面，热烈不等于不冷酷，残暴不等于不重情，******看到穷人受苦会极其悲悯痛心，尽管他说越穷越光荣并让亿万人受苦；希特勒听歌剧时还流泪啜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