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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王宇恒听到小学时传唱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时，还会条件反射地涌起当年那股昂扬向上的感觉，人们唱着“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二十年后刚好步入新世纪，那个实现了四个现代化的、人类已进入理想社会的二十一世纪，美好得让人感到遥不可及。王宇恒常翘首展望，那时自己该已届中年，人生大局已定，在“形象控制法”里为自己设定的蓝图应该都已实现，不知这漫长的二十年里会发生多少波澜壮阔、决定命运的大事。没想到这二十年来的慢，去的快；跋涉时毫无诗意，回首时却如此伤感。这二十年，时代及个人生活的巨变，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很多都超出了当年的想象，但是人的烦恼与痛苦总量却并未因此有丝毫减少。
在大学二年级时，王宇恒偶然读到一篇几乎改变他人生走向的文章，是周国平写的《尼采与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其片段摘录如下：
我们也许很难理解基督教信仰解体在西方人精神中引起的灾难性震荡。西方精神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形而上的冲动，即企图超越生命的暂时性而达于不朽，超越生命的动物性而达于神性。受这一冲动驱策，始自柏拉图的西方古典哲学致力于寻求某种能够赋予人的生命以不朽神性的本体，终于在基督教的“上帝”观念中找到其归宿。因此，长期以来，“上帝”观念成了西方人的精神支柱，有了它，终有一死的个体生命从灵魂不死中获得了安慰，动物性的人从上帝的神性中发现了自身完善的根据。基督教诚然贬低了人的尘世价值，却在幻想中赋予了人生以某种永恒价值。上帝的灵光使人显得渺小，但同时也给人生罩上了一圈神圣的光环。基督教世界观实质上是人类中心论，它借上帝的名义把人置于万物之上，为人安排了一种目的论的世界秩序。由此我们可以设想，一旦失去上帝，便会产生两方面的后果。其一，人的生命失去了不朽性。没有了灵魂不死，人的死就成了无可挽救的死。其二，人的生命也失去了神圣性。上帝创造的那个目的论宇宙崩溃了，人不再是中心，而只是宇宙永恒生成变化过程中的偶然产物。总之，人的肉体和灵魂似乎都丧失了根本价值。
正是有感于此，尼采喊出了骇世惊俗的一声：“上帝死了！”并且宣告：“一个时代正在来临，我们要为我们当了两千年之久的基督徒付出代价了：我们正在失去那使我们得以生存的重心，——一个时期内我们不知何去何从。”据尼采估计，这个没有信仰的虚无主义时代将笼罩西方社会二百年之久。
当然，在许多人身上，虚无主义并非一种自觉的意识，而只是表现为种种征兆。例如，现代人生活得极匆忙，如尼采所形容的，总是行色匆匆地穿过闹市，手里拿着表思考，吃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不复有闲暇沉思，愈来愈没有真正的内心生活。现代人的娱乐也无非是寻求刺激和麻醉，沉湎于快速的节奏、喧嚣的声响和色彩的魔术，那种温馨宁静的古典趣味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现代人无论在财富的积聚上还是在学术的攻求上都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贪婪，现代文化不过是搜集无数以往文化碎片缝制而成的“一件披在冻馁裸体上的褴褛彩衣”。凡此种种，都表明了丧失信仰引起的内在焦虑和空虚，于是急于用外在的匆忙和喧嚣来麻痹内心的不安，用财产和知识的富裕来填补精神的贫困。
在信仰沦丧的时代，真诚的人如何能生活下去?这是尼采苦苦思索并试图解决的问题。所谓真诚，首先是在信仰问题上不苟且，不盲从，也不伪饰。尼采对于人们用匆忙的世俗生活或虚假的信仰回避无信仰的事实极其不满，不懈地揭露了时代的颓废倾向。但是，真诚会使人陷入悖论。一方面，它要求对人生追根究底，把生命的意义看得高于生命本身。另一方面，对根据的无穷追究又必然使任何终极根据都站不住脚，生命意义的丧失使生命本身成了问题。这时候，真诚就要求一个人敢于正视其追根究底的结果，“确信生存是绝对没有根据的”。尼采说：“真诚的人——我如此称呼在无神的沙漠上跋涉和虔敬之心破碎的人。”尼采曾绝望地祈求上帝赐他以疯狂，因为只有疯狂才能使他继续信仰上帝。但是，疯狂没有如期而来，于是他就决心把无信仰的命运承担起来，不靠任何宗教的、形而上的安慰生活下去。在一个有病的时代，尼采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病人，并且以病人的身分对病因进行了探根溯源的诊察。为人生寻求一种信仰的形而上冲动驱使他走上哲学探索的道路，探索的结果却是否定一切既有信仰连同整个欧洲形而上学，成了“欧洲第一个虚无主义者”和“反形而上学者”。应该说，尼采是真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