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西方译学研究的重点主要还是文本的实证研究、翻译过程的描写以及文学翻译本身，跨学科合作与跨文化视野以及文化转向尚有待于80年代。不过，以色列学者图瑞（Gideon Toury）在这个领域所作出的独特贡献却是其重要的理论渊源。借此，图瑞本人也为现当代译学研究的学科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因而值得我们在此进行一番较为深入的讨论。
图瑞的研究工作可分为两期：第一期自1972年至1977年，主要与佐哈合作，采用“分层系统理论”框架对1930-1945年间影响外国小说译入希伯莱语的诸多文化因素进行系统全面的社会学研究，其代表作是《翻译规范与希伯莱文学翻译》【6】；第二期自1975年至1980年，其理论范式仍然是“分层系统理论”，但已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和相应的理论假说，主要根据自己从“田野作业”中所采集到的资料数据致力于建立一种全新的翻译理论，二者之间已有明显区别。图瑞早期的“田野作业”主要涉及到小说翻译，时间跨度15年，研究重点是英语、俄语、德语、法语和意第绪等语种文学的希伯莱语翻译，研究参数包括翻译的作家数、每一位外国作家的作品翻译数、译者数以及出版者的数量等。其目的在揭示整个翻译过程所涉及的“实际抉择”，希望借此发现一些在希伯莱语这种独特的分层系统中能够支配翻译活动的规则体系。研究发现，在这15年间，这种翻译过程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语言变化，译本的甑定也大致与翻译时语言的增删没有什么关系。就翻译的整个流程而言，更多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词汇的推敲以及文体风格的再现这些问题上，其结果便是发现了诸如谨慎择词以求“雅化”语篇和文体这一类“语篇规则”。虽说当时源文本的选择主要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但图瑞发现，出于文学或美学方面的理由所选择的文本和为之而相机建立的形式等值模式还是占据并形成了希伯莱文学分层系统其翻译体系的中心地位，而且，以译本的方式进入希伯莱语系统的这些文本在语言和功能两方面也只是与源文本部分等值，但宿语（target language）文化还是将它们作为译本予以接受，让其在本土文化占据了包括中心到边缘在内的几乎所有位置。这其中的原因，在图瑞看来，倒不是因为译者对源文本内部的语篇关系漠不关心，而是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宿语文化之中创造出一些“可以接受的译本”。显然，正是这种目的论自然而然地决定了译者对源文本的抉择，而整个翻译过程所发生的各种变化无疑也是宿语文化系统实施渗透的结果。这种翻译理论的特点是以“作者—源文本/译本—读者”构成一个阐释循环，形成一种阐释模式，对于这种抽象的理想模式，图瑞后来渐渐产生怀疑，因此他毅然摒弃了翻译传统的“应然”定义，由这种形而上学的理论关注转而探讨现实的文化语境之中所存在的各种现实译本，从而与佐哈“以源文本为终极取向的翻译模式”彻底决裂，渐次推出了自己的“功能—动态等值模式”（functional-dynamic）。图瑞认为，前此的各种理论就翻译等值所提出的语言学定义虽然也体现出了某种进步，但仍然没有脱离源文本的终极取向，无一例外地都具有“命令”或“规范”性质，因为这些模式只承认所谓“正确的示例”或具有“范型”意义的演示【7】，所以尤其追求译文的准确和宿语文本恰倒好处的契合与等值。根据这些模式，考量译文的好坏就自然以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契合度（degree of correspondence）为标准，所采用的方式则是试图重建原文所有“相关的”功能特征（无论是语言学还是纯文学的特征均皆考虑在内）。因此，传统的翻译理论对于翻译所作出的种种要求都被想当然地推给了源文本，认为正是源文本决定了翻译标准和各种相关的要求，其结果便是翻译标准和相关要求的理想化，因而具有深刻的片面性。这些模式以“片面、自足圆满或抽象的认同性”为理论基础，也很强调对“等值”的言语行为作出“精当”的阐释，对此，图瑞表示坚决反对，却将自己的模式建立在“差异理论”的基础之上，从理论上假定各种语言之间一定存在着结构差异。【8】同时他还将翻译定位在以下两极之间：一是由“宿语文化整体接受性”所构成的理论假说极，一是由“译本对应于源文本的完整契合度”所构成的功能—动态对应极。而翻译之所以就处于这两极之间，其原因在图瑞看来主要是因为：一，由于任何一种翻译都会涉及新信息的传输引进并使宿语系统“陌生化”，因此，没有任何一种翻译可以完全为宿语文化所接受；二，由于宿语文化规范会导致源文本的结构转移，因此，没有任何一种翻译可以与原文完全契合。显然，图瑞是从宿语文化的角度来看待翻译问题的，据此，他认为所谓翻译等值并不是一种理论假说抑或人为的理想，而是一个可以验证的事实。源文本和宿文本之间所存在的实际关系也许会（也可能不会）反映出某一种理论假说所预设的抽象关系，但是，译本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它之所以存在则是想通过在某种宿语文化之中可以接受的一种文本来替代宿语文本。图瑞的理论模式满足于确认产生译本变异的各种原因，接受译本而不对译文处理手法的正确与否作出任何判断，认为只需从译本所处的语言—文化语境的内部对其进行分析，即可了解整个翻译过程，因此，他的理论十分圆满，可以浑然一体。图瑞辩称各种译本本身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身份，由于时刻受制于各种不同的社会与文学语境因素，因此可以认为它们有“多重身份”，当然这还要取决于在特定的时间以内可以控制翻译抉择过程的各种力量的大小强弱。与那些坚持“翻译等值一元观”的模式不同，他的理论框架却另辟蹊径，从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istein）那里借来了“家族相似”（family of resemblances）这个概念，用以说明“源”文本包含不同族群的属性、意义和可能性这种网络现象。在维特根斯坦的体系中，“家族相似”这个概念主要是指一个家族的各个成员之间必然存在着某些相似点，这些点交相重叠暗合，但是在这些成员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实体化的共相，即是说没有一个特征能像本质主义所理解的那样可以在家族成员之间划出一条畛域分明的界限。这个概念的实质是在承认家族成员具有相似点的基础之上，进而否认在家族成员中存有一种能在各个成员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界限的共同本质，否认存在一种能够判定家族成员区别的共同标准。【9】据此，图瑞认为，所有的译本都会在各种属性/意义族群中采取扬此抑彼政策，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谓“正确的翻译”这样一种本质规定。【10】这样，图瑞就成功地超越了传统“翻译诚信观”（faithfulness to the original）的历史局限，将原来一味依附原文并借以判定译本高下的模式予以升华，打破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单一无间的关系”（single and unified relationships），同时引入文化—社会参数并对原有的模式进行改造，从而拓宽了译学研究的范式背景，使“翻译”从此成为一个相对的概念，让其受制于历史和“称之为文化的那种符号网络”，并时时依赖于这些历史与文化力量的此消彼长。与此相适应，则翻译理论的作用也应发生变化，原来为建立某种体系以对译品作出评价所进行的探索将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将是某种模式的建立，这样才会有助于解释确定翻译终极文本的某种生成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