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诰》三编的宣传重在向人们普法，朱元璋也尝试用民间组织进行自律性的礼法约束。洪武五年诏天下行乡饮酒礼，“于是礼部奏取《仪礼》及唐宋之制，又采《周官》属民读法之旨，参定其仪”。每年正月、十月，“有司与学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之于学校。里社以百家为一会，粮长或里长主之，百人内以年最长者为正宾，余以序齿坐，每季行之于里中，大率皆本于正齿位之说。若读律令，则以刑部所编申明戒谕书兼读之。”可见，乡饮酒礼以基层社会的里社制为组织资源并依托老人，乡饮酒礼仪式也和“读法”相结合，推行教化维持社会秩序。十六年颁行图式，规定司正祝酒词中有这样的内容：“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里。”从伦理层面强调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十八年《大诰》颁行天下，强调“乡饮酒礼叙长幼，论贤良，别奸顽，异罪人”。并定出座席次序。二十二年再定图式，进一步强调座次“善恶不许混淆”？。而且如前面已提到的，洪武二十五年又将讲说《大诰》与乡饮酒礼结合起来。乡饮酒礼本来就强调人口自然的年龄秩序，重视老人在社区中的权威地位。不仅如此，明朝还赋予老人以社区的管理权：“初令天下郡县选民间年高有德者，里置一人，谓之耆宿，俾质正里中是非。”洪武二十一年“罢府州县耆宿”。同年榜示天下：“本乡本里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及但有一善可称者，里老人等以其所善实迹，一闻朝廷，一申有司，转闻于朝。”洪武二十七年恢复任用里老，而且赋予其民间司法的权力：“命民间高年老人理其乡之词讼。先是，州郡小民多因小忿，辄兴狱讼，越诉于京，及逮问多不实，上于是严诉讼之禁，命有司择民间耆民公正任事者，俾听其乡诉讼，若户婚田宅斗殴者，则会里耆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且给教民榜，使守而行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表明明朝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假手于乡里老人的“自治”上。明朝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主要依靠以征收赋役的里甲制度和祭祀社神为主的里社组织。洪武二十八年应天府上元县典史隋吉鉴于农忙时民间往往缺乏劳动力的情形，“请命乡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团为一社，每遇农急之时，有疾病则一社协力，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芜，民无饥窘，百姓亲睦，而风俗厚矣。”朱元璋认为这个建议很好，谕户部说：“古者风俗淳厚，民相亲睦，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邻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风俗颓弊，乡邻亲戚不相周恤，甚者强凌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朕即位以来，恒申明教化，于今未臻其效。岂习俗之固未易变耶？朕置民百户为里，一里之间有贫有富，凡遇婚姻、死丧、疾病、患难，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民岂有穷苦急迫之忧，又如春秋耕获之时，一家无力，百家代之，推此以往，百姓宁有不亲睦者乎？尔户部其谕以此意，使民知之。”强调乡里互助。洪武三十年，朱元璋进一步赋予乡里老人教化以及多方面的职责，《明太祖实录》记载：“上命户部下令天下民，每乡里各置木铎一，内选年老或瞽者，每月六次持铎徇于道路，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又令民每村置一鼓，凡遇农种时月，清晨鸣鼓集众，鼓鸣皆会田所，及时力田。其怠惰者里老督责之，里老纵其怠惰不勤，督者有罚。又令民凡遇婚姻死丧吉凶等事，一里之内互相周给，庶使人相亲爱，风俗厚矣。”文中所要宣传的六句话，就是后来流行天下的所谓“圣谕六言”或者说“圣谕六条”。日本学者木村英一指出，六谕起源于南宋朱子的实践，即朱熹知漳州时为了民众教化所示的劝谕榜，正与六谕的内容相同。而我们知道朱熹的乡约思想受《吕氏乡约》影响很大，也就是说圣谕六言脱胎于吕氏四言，反映的是乡约的观念。虽然朱元璋用老人木铎宣传六言与吕氏乡约宣讲形式有所不同，其借鉴乡约制度则是无疑的。
朱元璋又将基层社会教化的各种措施归纳为《教民榜文》或曰《教民要款》四十一条，如上述奏闻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被列入第十七条。宣讲圣谕六言，被列入第十二条。而每村置一鼓和一里内婚丧吉凶互助二事被分列为第二十四、二十五条。再如，第二十六条要求民间少年读《大诰》三编，第二十七条再次申明依式行乡饮酒礼，第二十八条重申祭祀土谷之神及无祀鬼神即里社制度，第三十二条要求民间兴办社学，第三十三条要求奉养祖父母、父母，祭祀高曾祖考四代祖先，都是先前公布的政令。《教民榜文》于洪武三十一年颁行全国，是年三月十九日，朱元璋再次向户部尚书郁新等文武百官颁旨，阐述其乡里之治，强调：“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须要经由本里老人、里甲断决。”旨在以老人里甲剖决本里民讼，维护乡村社会秩序。
《教民榜文》的内容主要在乡村司法问题，其中第二条指出：“凡民有陈诉者，即须会议，从公剖断，许用竹篦荆条量情决打。”里老不仅可以审理乡村诉讼，还可以惩罚当事人。该条规定老人里甲审理词讼的范围：户婚、田土、斗殴、争占、失火、窃盗、骂詈、钱债、赌博、擅食田园瓜果、弃毁器物稼穑等、卑幼私擅用财、私宰耕牛、畜产咬伤人、亵渎神明、师巫邪术、均分水利、子孙违反教令、六畜食践禾稼等物。第三条规定审理场所：“凡老人里甲剖决民讼，许于各里申明亭议决。”对于国家来说，赋税是其赖以生存的经济保障，明朝依靠里甲催征钱粮，《教民榜文》第31条要求人民做好纳粮当差。赋税、诉讼之外，教化是基层社会的另一项重要事务，《教民榜文》的总体特征就是教化，而其中的宣讲圣谕六言、读《大诰》三编、行乡饮酒礼、里社祀神、兴办社学、奉养老人、祭祀祖先更是教化的主要措施。
《教民榜文》赋予老人里甲维护乡村秩序的权力，人们一般把里甲只是作为催征钱粮、勾摄公事的行政性组织，《教民榜文》的各项规定一般是老人、里甲并举，说明里甲也是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组织，老人在社区发挥作用相当程度上要借助里甲的组织框架。事实上里社也是基层社会的重要组织，《教民榜文》第二十八条说：“曩者已令乡村各祭本乡土谷之神及无祀鬼神。”这个“已令”即明代的里社制度：
凡各处乡村人民，每里一百户内立坛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专为祈祷雨旸时若、五谷丰登。每岁一户轮当会首，常川洁净台坛，遇春秋二祭，预期率办祭物，至日约聚祭祀。其祭用一羊一豕，酒果香烛纸随用，祭毕，就行会饮。会中先令一人读善强扶弱之誓，其词曰‘：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毋恃力凌弱，违者先共治之，然后经官。或贫无可赡用给其家，三年不入，不使与会，其婚姻丧祭有乏，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盗诈伪一切非为之人，并不许入会。’读誓词毕，长幼以次就坐，尽欢而退。务在恭敬神明，和睦乡里，以厚风俗。祝文（略）。乡厉：凡各乡村，每里一百户内立坛一所，祭无祀鬼神，专祈祷民庶安康，孳畜繁盛。每岁三祭：春清明日，秋七月十五日，冬十月一日。祭物牲酒，随风俗置办，其轮流会首及祭毕会饮、读誓等仪，与祭里社同。
里社的实质在于通过会饮和读誓，进行教化，达到“和睦乡里，以厚风俗”的目的，实际上是类似乡约的制度。因此《教民榜文》是通过设立里老，并以里甲为基础，结合里社、社学、乡饮等制度，以调节民间纠纷、施行教化为特征的制度性规定。《教民榜文》的颁布，可以视为明朝乡约制度的初立。耿定向说：“我高皇定籍，十户为甲，甲有首；十甲为里，里有长，是即保甲之法。其振铎耆老与夫旌善、申明二亭之设，乡饮、里社之制，皆乡约之意也。”可以作为我们这一看法的旁证。
实际上，以乡约加强乡民的结合以及推行教化，需要借助民间传统组织的资源，利用社是因地制宜的办法，宋代的士大夫与国家已经就此讨论并付诸实践。南宋度宗时期徽州乡绅邱龙友的《题请建立镇东祖社奏疏》就反映了徽州歙县岩镇将社与乡约结合在一起的情形。这一史料十分珍贵，我们全文引录于下：
徽州提刑节度同知致仕臣邱龙友、临安府钱塘县知县致仕臣王英杰谨奏：为请地立社以便祈报以敦乡约事。臣谨按祀典其上下得以通行者，惟社为然。自三代立社以降，汉高帝二年诏御史，具令天下立灵星祠，谓之农祥，岁时祀以太牢，春二月及腊祀以羊彘，民间里社各令自裁以祀。唐高祖武德初定，令仲春、中秋二戊日大社、大稷，配以勾龙、后土，诏州县祀社稷，士民里闬亦许相从，各伸祈报，用洽乡党之情。此民社之所由昉也。我国家重祠致祭，其于社稷之祠，因之加谨。臣先本贯河南，承乏徽州，占籍官前，遂为歙民，编户岩镇，与王英杰同里。相念既居其乡，群其人，尝立乡社，规以乡约。窃见镇东旧有崇善亭基，鞠为草莽久矣。臣等冒死上言，乞为社坛，集众仝祀。庶春祈秋报有所因得，于时申明乡约，劝沮臧否，以保年谷丰登，以笃枌榆谊契，下期风俗之淳，上乐圣明之治。臣等幸甚，乡民幸甚。谨具本，令男立肃，诣阙奏请，干犯天威，伏候宸断。咸淳六年正月日具奏，臣邱龙友、王英杰。奉旨：看得职官邱龙友、王英杰所奏，事理有协于义，准予立社，着本州官给帖付照，地税免征。钦此钦遵。本部抄奉，仰徽州使秦纪勘行。
咸淳六年（1270年）徽州人已经通过立社组织乡约，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明朝不过是这种实践的继续，也可以说是将地方上的个别实践上升为国家的普遍性政令。
这样，我认为明代的乡约制度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如上所述以里甲特别是里社为基础，结合社学、乡饮等制度，设立里老与旌善、申明二亭，以调节民间纠纷、施行教化为特征是广义的乡约制度，而狭义者则是指设立约正宣讲六谕。前人多把明代乡约作狭义理解，我认为如从广义理解明代乡约，更容易把握明朝国家的统治思想和士大夫的政治理念，从而深化对宋以后社会变迁的认识。
洪武朝也有直接讨论和实践乡约的事例。解缙，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举进士，授中书庶吉士，受到朱元璋的器重。他曾向朱元璋建议治国方略，其中说：“古者善恶，乡邻必记。今虽有申明旌善之举，而无党庠乡学之规，互知之法虽严，训告之方未备。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礼，睦邻之法，若古蓝田吕氏之《乡约》，今义门郑氏之家范，布之天下。世家大族，率先以劝，旌之复之，为民表帅，将见作新于变，至于比屋可封不难矣。”解缙的主张虽然未被直接采纳，但使朱元璋了解到士大夫的主张，甚至会对皇帝产生影响。另外，洪武年间广东南海已经有实行乡约的事例，如唐豫有《乡约十则》，陈村人欧阳祖华“为乡约，率先闾里，早输租赋；里社之会，规勉六行”。这可能是明代最早出现的乡约。
明中叶乡约教化的实践：以王阳明的《南赣乡约》为中心
嘉靖以前，民间以及地方官已有尝试吕氏乡约的一些事例。有些事例已经为学者所注意到。如王源，永乐二年进士（1404年），正统初年任广东潮州知府，刻《蓝田吕氏乡约》，择民为约正、约副、约士讲约，时率僚属董率。与此同时，浙江的李伦也建立了一个包括宗祠、义学和义田的乡约，正德四年（1509年）学官陈文明也实践了《吕氏乡约》。凤阳府泗州，“成化中，言守芳亦曾于社学举行乡约”。苏州人文林曾先后于成化十年（1474年）、弘治十一年（1498年）任浙江永嘉知县和温州知府，任上推广乡约。吉安，吉水人刘观（正统三年进士，1438年）正统年间居乡“取《吕氏乡约》表著之，以教其乡，冠婚丧祭悉如朱氏礼”。永丰人罗伦（1431—1478年），成化二年（1466年）进士，成化中“里居倡行乡约，相率无敢犯”。山西潞安仇氏于“正德五年乃立家范，举行吕氏乡约，愿遵约得二百六十余家焉”。仇时表与其兄是主要议行者，仇时淳身领约事三十余年。其家范斟酌司马光《家仪》、朱熹《家礼》、浦江义门郑氏《旌义编》三书而损益之，并建有祠堂“，又拨常稔田一百五十亩，别蓄其租，专充祭祀之费，复戒子孙永远保守，有言质鬻者以不孝论”○？？。仇氏乡约与宗族建设同时并举○？？。福建举行乡约的事例较多，泉州府溪亭地方永乐时开始建乡约所，宣德年间龙岩举人蒋辅与乡人讲行蓝田乡约，成化八年（1473年）上杭梁氏、李氏在家乡推行乡约，弘治初年长乐、归化两县的知县以乡约整顿风俗。这些事例以民间的为主。我还注意到七个事例。其中民间的事例有：江西吉水泥田周氏，该族周雪坡生于洪武二十二年，卒于正统十年，其墓志铭说他：“族有祠，协力助成之。里有乡约，为之长，是非不平者，得片言贴服去。”正统末景泰初，该族的翰林侍讲学士周叙闲居在家，继续建祠修谱和“修乡约”。弘治、正德之际，山东青州蒙阴人李恕致仕家居，“集里社耆民，立乡约十余条。如惩强暴，禁原蚕，绝师巫，辟佛老，谨男女之别而严少长之序，皆志于敦本厚俗，又能躬行以表率之，由是一乡化服”。苏州吴县伍玉田“晚年又祖蓝田吕氏遗意，作乡约会以劝众，一时比闾族党礼让相接，风俗顿改”。伍玉田卒于弘治九年（1496年），其晚年行乡约大约是在弘治年间。地方官府推行乡约的事例则有：湖广荆州府彝陵州，弘治五年（1492年）陈宣任知州，任上立社行乡约，弘治《彝陵州志》卷五《惠政》中保存了所行乡约的一些资料。其作为告示的《安民图榜》内容如下：
湖广荆州府彝陵州为风化事，准本州知州陈关前事，照得本职自到任以来，凡与吾民所处所行，无非欲其日趋于善不抵于恶而已，然不立法以维持之，又恐不能保其久而不变也。乃采先贤《蓝田吕氏乡约》四事列其目，而以吾尝道吾民之所已行者各疏其事于下，亦乡约遗意也。使各易晓而遵守之。虽不能追古三代之民，亦不失为今之良民矣。仰本州在城西等社，每社置文簿一扇，用印钤盖。立社一人，以致仕官为之，如不足数以乡饮老者补之，专主祭行礼，兼掌文簿，为一社劝善惩恶之主，立社副一人，专督办祭礼及散胙与乡饮酒事。又次择一贤能子弟，专社长书办，要书某人能行四约中某事，某人悖约中某事，各开注明白，以备有司查照。劝惩文簿社长收藏，不许捏失落，责有所归。准此，拟和通行，为此，今给告示，前去张挂，仰各遵守施行。须至出给者，计开社长某人社副某人书办子弟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