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巧英坐到了三角圩中学高一（2）班的教室里，才知道她初中毕业的那个三角圩小学戴帽初中班，只有十几个人读上了高中，其中还有几个人进入的是农业高中班。她初中同学的那个唯一城镇户口的公社革委会主任的儿子，也没有能够读到普通高中，而坐到了她所在的高一（2）班教室隔壁农业高中班的教室里。
刘巧英听说许多老同学为没有能够读到普通高中甚至是农业高中哭闹得死去活来，但又都不得不在她之前就提前认了命。
刘巧英知道，她的这个普通高中的名额来之不易，她的母亲陆萍芝，她的家人，对她寄予的期望更大了。她必须全力以赴，学好每一门功课，，争取高中毕业后，再熬过农村三年的跌打滚爬，赢得推荐考大学的机会，做他们家跳出农门的第一人。
只是，这个时候的学校，又不像初中时的学校了。在初中读书，三角圩小学开设过英语课程，而刘巧英读高中，三角圩中学已经取消了英语课，那个有名的英语老师都改教他们生理卫生课了。
这个时候的高中教育，强调实践出真知，强调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流行开门办学。
这个时候的三角圩中学，有自己的小农场，有自己的校办工厂。
除了各门功课的课时比例不同，刘巧英几乎弄不清楚他们的普通高中班与隔壁的农业高中班有什么区别。
三角圩中学坐落在赵家舍唯一的一条南北走向街道最北首的西侧，与街道最南头东侧的三角圩小学正好处于Z字的两个端点——当然，这Z字得当地图看：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但三角圩中学并不属于赵家舍小街的一部分，它的东边有一条河，南到小街尽头西侧的赵家舍老庄子戛然而止，北去却直通到那远近闻名的斗龙河。河上有一座桥，桥是水泥桥，宽仅不足二尺，桥身由水泥方槽连成，兼做行水通道，桥面铺着水泥板块，供行人通过。这桥就将三角圩中学与由赵家舍小街尽头延伸北去的水渠连接了起来。
这座桥西去连接的也是一条大水渠，因为桥西头南侧有一座电灌站。而这桥西头北侧大水渠之下就是三角圩中学了。
隔着那条大水渠，三角圩中学的前边还有一条河，这条河是贯通三角圩人民公社东西的中心河，西去与斗龙河交汇的紫曹大河，东达与204国道并行的串场河。
赵家舍那唯一的一条南北向大街北头就终结于这条中心河，其标志就是中学河上的水泥大拱桥。
三角圩中学的小农场就在学校的西侧，是赵家舍大队划拨过来的几块农田。其校办工厂则开设在桥东中心河之北的农具厂里边。
三角圩中学有自己独立的食堂，因为有住宿生，也有比三角圩小学更比保卫小学多得多的教职工。只是离家五六里路的刘巧英没有住宿：用不着也舍不得花这份钱。
但刘巧英还是要比在三角圩小学更多地留在学校里吃午饭。一者因为在学校大灶蒸饭更方便，二者因为高中的课程毕竟比初中多得多，作业量不一样，而农村学生，是不能指望回到家里还能安静学习的。
更主要的是，学校里时不时的还要安排刘巧英在校实践。
进学校食堂帮厨，择菜，淘米，还得等到午饭后洗碗、打扫，需要在校吃午饭。
到校办工厂帮工，用机床轧汽水、啤酒瓶盖，学工人阶级加班加点，也得自己带饭吃。
去学校小农场义务劳动，听不到的课靠自学，又不甘心不完成同样的作业，更得在学校吃午饭抢时间。
开门办学更讲究“请进来，走出去”。
请进来，就是请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请进来的人，有人做学校领导，参与学校管理，有人走进课堂，手把手教刘巧英这些农村学生柴油发电机的原理、电灯泡的安装、广播喇叭的维修，也教刘巧英这些农村学生认识棉花、水稻和大麦，区别韭菜和小麦。
走出去，则走向工厂，走向农村，走进千家万户，到农业生产实践中体验生活，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劳动中学习、增长才干。
收黄豆，拾棉花，甚至做小学生才做的拾麦穗、拾稻穗，那是哪个大队哪个生产队需要就能拉得出、打得响的支农战斗，扛着红旗、唱着歌儿，一路逶迤而去，完成光荣任务之后，再扛着红旗、唱着歌儿，一路逶迤而回。这是抢收抢种式打短工。
更有安营扎寨式的做长工，每学期少不了一两次。
抗着自家打好的背包，带着被褥，带着衣物，带着自家的口粮，一句话，带上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当然也背着书包，带着书本，整个班级甚至整个年级，浩浩荡荡，开进某个生产队，如果被集体安排在生产队大仓库了，就立马打地铺，垒锅灶，摆足长期作战的架势。如果被分散安排进各家各户，则奔东家，投西家，因为不用打地铺，垒锅灶，就立马抱草送灶膛，担水倒水缸，造足了学生社员一家亲的气氛。
这就是每次少不了十天半个月的“三同”了：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如此“三同”，刘巧英当然毫不畏惧了，对农村学生而言，与自家生活相比，只不过换成了陌生的乡亲，换成了不熟悉的田头，而所有农活，已经高中生了的农村人，本来节假日就做惯了大寨工，哪一样都不见得能比社员们差多少。
但刘巧英所在的班级，有知青老师，有下放干部老师，更有下放户子女同学，他们有男有女，他们本来都是城里人，而且都是来自于大城市，单是这地铺，单是这土坯或者砖块垒起的灶台，就要让他们眼泪汪汪了。
这“三同”，对城里人而言，绝对是一种大考验，绝对是一种值得诅咒的大折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