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果效应：越禁止，越渴望
人们在生活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越是被禁止的东西或事情，越会引来人们的兴趣和关注，使人们充满窥探和尝试的欲望，千方百计试图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或尝试它。这一现象被称作“禁果效应”。禁果效应存在的心理学依据在于：无法知晓的“神秘”事物，比能接触到的事物对人们有更大的诱惑力，也更能促进和强化人们渴望接近和了解的需求。我们常说的“吊胃口”、“卖关子”，就是因为对信息的完整传达有着一种期待心理，一旦关键信息在接受者心里形成了接受空白，这种空白就会对被遮蔽的信息产生强烈的召唤。这种“期待—召唤”结构就是禁果效应存在的心理基础。
《圣经》中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的故事尽人皆知：上帝在伊甸为亚当和夏娃建了一个乐园，让他俩住在园中，修葺并看管这个乐园。但是上帝吩咐他们：“园内各种树上的果子你们都能吃，唯独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因为吃了它你们就会死。”亚当和夏娃谨记着上帝的教诲。
但是有一天，夏娃禁不住蛇的诱惑，摘下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下去；她又给了亚当，亚当也吃了。上帝得知后将他们赶出了伊甸园，惩罚了罪魁祸首——蛇，让它用肚子走路；责罚夏娃，增加她怀胎的痛苦；让亚当终身劳作才能从地里获得粮食。
在现实生活中，禁果似乎分外香、格外甜，越是不让做的事，越是禁止做的事，人们越想做，因为它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理和逆反心理。《圣经》中这个关于人类远祖的故事，暗示了人类的本性中具有根深蒂固的禁果效应倾向。
生活中禁果效应是很常见的。比如，历代统治者经常把他们认为是“诲淫诲盗”的书列入禁书之列，如我国的《金瓶梅》和西方的萨德、王尔德、劳伦斯等人的作品。但是被禁不但没有使这些书销声匿迹，反而使它们名声大噪，使更多的人挖空心思要读到它们，反而扩大了它们的影响。
再比如，有些家长总是喜欢禁止孩子做这做那，比如不让读不健康的书，不让早恋，不允许玩游戏、网络聊天，等等。但是如果一味地严厉禁止，而不讲明利害，就容易产生禁果效应，激发孩子的好奇心，使他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甘冒风险去“吃”那些也许并不甜的“禁果”，这反倒使教育走向了反面。因而，在教育孩子时，家长和老师应该注意教育方式，避免进入禁果效应的误区。
从众心理：随大流只会让你迷失自己
从众心理是一种很普遍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现象，用我们最通俗的解释就是“人云亦云”，或者是“随大流”。很多人在生活中有这样的心理：“既然大家都这么认为，我也就这么做了。”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4个人一起去吃午饭，你看着菜单，小声嘟囔着：“今天吃什么呢?要不来一份炸酱面吧!”这时同伴中的一个人说：“我要一份牛肉面。”接下来其他两个人也都附和说：“我俩也吃牛肉面。”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也会说：“那我也和你们一样吧。”
这种随大流的现象，恐怕在每个人身上都发生过。
有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心理实验：让5位大学生围坐着一张桌子，实验者请他们判断线段的长度。每次呈现一组卡片，每组包括两张，一张卡片上有一条垂直线段，称为标准线段；另一张卡片上有三条平行线段，其中一条与标准线段一样长，另外两条要么长了许多，要么短了许多，要求大学生们把那条与标准线段等长的线段找出来。按理说，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地作出准确无误的选择。
当第一组两张卡片呈现后，大学生们依次大声地回答了自己的判断，所有人意见一致，都作出了正确的选择。然后再呈现第二组，大家又都作了正确的回答。就在大学生们觉得实验单调而无意义时，第三组卡片呈现了，第一位大学生在认真地观察这些线段后，却作出了显然是错误的选择，接着第二、三、四位大学生也做了同样错误的回答。轮到第五位大学生，他感到很为难，因为他的感官清楚地告诉他别人都是错的，但是别人都作了错误的选择，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最后，他小声地说出了与别人相同的错误选择。
其实，这个实验是事先安排好的，前四名大学生其实都是实验者的助手，他们按照事先安排好的程序进行正确或错误的选择，而只有第五位大学生不知道这一情况，是真正的被试者。参加实验的真正被试者是具有良好视力及敏锐思维能力的大学生，并且从表面上看，他可以任意地作出想做的反应，而实验也明确要求他作出他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反应。但是，来自群体的压力很大，当绝大多数人都作出同样的反应时，个人就有强烈的动机去赞同群体其他成员的意见，因此有35％的被试者拒绝了由自己的感官得来的选择，而作出了同大多数人一样的错误选择。
这一实验说明，当个人的感觉与群体中的大多数人不一致时，个体为了使自己不被人认为“标新立异”，常常会放弃自己的看法而接受大多数人的判断。
为什么在理性和智力上都较完善的个人会抛弃来自他们自己感官的证据，而同意别人的意见呢?一般认为，从众行为来源于两种压力：一种压力为群体的规范的压力，任何与群体规范相违背的行为都会受到群体的排斥，个体由于惧怕受到惩罚，或者为了表明自己归属于群体的愿望，就会做出从众行为。另一种压力是群体的信息的压力。我们知道，他人常常是信息的重要来源，我们通过别人获得许多有关外部世界的信息，甚至许多有关我们自己的信息也是通过别人获得的。一般情况下，那些我们认为能带给我们最正确信息的人，往往是我们仿效和相信的人。这种信息压力引起的从众行为，无论在实验中还是在生活中都存在，人们倾向于相信多数，认为多数人是信息的正确来源而怀疑自己的判断，因为人们觉得多数人正确的情况比较多。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随大流的行为更容易发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失去判断自己行为的自信心。
破窗理论：防微杜渐，及时修补缺口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一些类似的情况：
一个人带头摘取商店门口摆放的鲜花，其他人就群起而效仿，将数个花篮中的鲜花一抢而空。桌上的财物，敞开的大门，可能使本无贪念的人心生贪念。
有些人犯了错误，通常这样为自己辩解：“××都是这样干的!”或者说：“上次就是这样做的!”
这些生活中常见的情况向我们道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破窗理论。而破窗理论的产生基于一项有趣的实验。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詹巴斗曾做过这样一项实验：他找来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一辆停在比较杂乱的街区，一辆停在中产阶级社区。他把停在杂乱街区的那辆车的车牌摘掉，顶棚打开，结果一天之内就被人偷走了；而摆在中产阶级社区的那一辆过了一个星期仍安然无恙。后来，詹巴斗用锤子把这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它就不见了。
以这项试验为基础，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了破窗理论：如果有人打破了一个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增长。破窗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及时修好“第一扇被打碎的窗户玻璃”。
推而广之，从人与环境的关系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周围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不正是环境暗示和诱导作用的结果吗?
比如，在窗明几净、环境幽雅的场所，没有人会大声喧哗，或吐出一口痰来；相反，如果环境脏乱不堪，就时常会看见吐痰、便溺、打闹、互骂等不文明的现象。
又比如，在公交车站，如果大家都井然有序地排队上车，又有多少人会不顾众人的文明举动和鄙夷的目光而贸然插队?与此相反，车辆尚未停稳，猴急的人们你推我拥、争先恐后，后来的人如果想排队上车，恐怕也没有耐心了。因此，环境好，不文明之举也会有所收敛；环境不好，文明的举动也会受到影响。人是环境的产物，同样，人的行为也是环境的一部分，两者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
在社会其他领域，同样存在着破窗效应，关键是我们如何去把握环境的这种暗示和诱导作用。
破窗理论告诫我们：不要轻易去打破任何一扇窗户，一旦一个缺口被打开，后面的结局便可以预料。如果一不小心“打烂第一块玻璃”，必须及时修补，防微杜渐。
权威效应：对权威的绝对信任是一种盲从
一次，著名空军将领乌托尔·恩特要执行飞行任务，但他的副驾驶在飞机起飞前生病了，于是临时给他派了一名副驾驶员做替补。和这位传奇式的将军同飞，这名替补觉得非常荣幸。在起飞过程中，恩特哼起歌来，并把头一点一点地随着歌曲的节奏打拍子。这个副驾驶员以为恩特是要他把飞机升起来，虽然当时飞机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起飞的速度，他还是把操纵杆推了上去。结果，飞机的腹部撞到了地上，螺旋桨的一个叶片割入了恩特的背部，导致他终生截瘫。
事后有人问副驾驶员：“既然你知道飞机还不能飞，为什么要把操纵杆推起来呢?”他的回答是：“我以为将军要我这么做。”
航空工业界有一个现象叫“机长综合征”，就是在很多事故中，机长所犯的错误都十分明显，但飞行员们没有针对这个错误采取任何行动，最终导致飞机坠毁。上面这个故事就是“机长综合征”的一个例子。
这个故事同时揭示了心理学上的一个规律，就是人们对权威的信任要远远超出对常人的信任。
每个人都对身边的人或者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影响力的大小各有不同。一般来说，权威人物容易对其他人产生更大的影响。
假如你眼部不适，到医院就诊，如果其他条件相同，有一位眼科专家和一位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年轻大夫供你选择，你会选择哪个呢?相信你一定会选择专家。
一篇医学论文是被推荐到联合国的某个组织去报告，还是刊登在普通杂志上，这种反映医学成就的信息，其影响肯定是不同的。
这些都说明，权威对我们的影响力要超出常人。
不可否认，有时权威效应有它积极的一面，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上进的名人效应是值得提倡的。如果权威人物给群众做出好的榜样，会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而消极、颓废的权威效应如案例中的那位副驾驶员对权威的盲从，则应该杜绝和制止。
旁观者效应：担当社会责任，警惕“集体冷漠”
2005年12月28日，家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的熊某和妻子一起骑自行车出门上班，谁知途中竟被人追杀。当熊某身中数刀，趴在地上呼救时，围观的数百人竟然都作壁上观，无人出面制止，也无人拨打电话报警。又比如，2005年4月25日下午，一个19岁女孩被一男子尾追进公厕，惨遭20余分钟的蹂躏。尽管女厕内不断传出痛苦的嘶喊声，但围观的40多名市民无一人出来制止。
这类事件的频频发生引起了心理学家的关注，并做了大量的实验加以研究，结果发现冷漠的旁观者是减少个体的利他行为的重要原因。其中一个实验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实验者)在大街上行走，突然向一位不知情的路人大叫：“救命!有人强暴!”而旁边另外安排的两个乔扮路人，对此呼救声不闻不问，依旧向前走去。这个被当做实验对象的不知情的路人在听到呼救声时，所作的反应不是立刻前去搭救，而是转头看旁边两个人有何动静，当他看到他们都漠然对待时，也就无动于衷了。这个实验表明，在紧急情况下，只要有他人在场，个体帮助别人的利他行为就会减少，而且旁观者越多，利他行为减少的程度越高。这种现象被称为“旁观者效应”。
心理学家认为旁观者效应的产生是由于“社会影响”及“责任分散”。社会影响是指一个人在不能获知确切情况以便做出干预紧急事件的决定时，他就会观察别人的行动，看看别人会作出什么反应。不幸的是，那些旁观者很可能也在观察别人的反应，于是很快就发展成一种“集体性的坐视不救”的局势。
心理学家认为，由于还有其他的旁观者，个体就把帮助受难者的责任推到了别人身上。如果现场只有一个人时，他往往会觉得责无旁贷，迅速地作出反应，帮助受难者。如果他见死不救，就会产生罪恶感、内疚感，这需要付出很大的心理代价。而如果有许多人在场的话，帮助求助者的责任就由大家分担，造成责任分散，每个人分担的责任很少，旁观者甚至可能连他自己的那一份责任也意识不到，就容易造成“集体冷漠”的局面，而这种“集体冷漠”最终使得整个社会变成了冰冷的地狱。因此，我们必须警惕旁观者效应，用热情温暖彼此的心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