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十分强调初战必胜，因而对整个战役的指导十分具体周到，先后给志愿军发电报达57份之多，差不多每天就有一份。他提出的利用敌人的错觉和大意，在发起战役战斗时争取达成突然性；先打弱敌后强敌，以逐步转交敌我力量的对比；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实行穿插迂回，侧后打击，打乱敌人阵脚以及力求战役战斗的速决和打立足末稳之敌等，不仅是对我军传统战法的继承，也是结合异国特点对我军传统战法的新发展。
就在志愿军组成和进行入朝准备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0月15日率领一些军政官员，专程从华盛顿飞到太平洋中部的威克岛，与麦克阿瑟举行会议，探讨其侵略朝鲜战争“最后阶段”的战略问题和中国是否出兵问题。美国人根本不相信中国人会出兵参战，他们认为中国人“在鸭绿江边，只有五万到六万人能够渡江作战”，“不足为患”，并狂妄地断言“在南北朝鲜，任何抵抗都会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结束。”随后，全副武装的侵朝美军加速了向中朝边境的进攻。
20世纪50年代初的历史真会按美国人的意志写成吗？劣势装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能否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军队？世界政治风云的聚焦点一下子落在朝鲜半岛的北纬38度线上。全中国人民在关注，全世界人民在关注。毛泽东深知赢得这场战争的分量，因此在战略方针的制定上格外谨慎。
为稳重行事，保证初战取胜，志愿军入朝前，毛泽东、中央军委为志愿军确定了作战方针，即首先实行阵地战，先敌赶到平壤、元山以北组织阵地防御，“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
但是，敌人的进攻速度超出我们的预料，就在志愿军10月19日开始渡过鸭绿江的当天，敌人已占领平壤，并依恃其全副机械化的部队迅速越过了志愿军预定的防线，向中朝边境疾驶。此时敌人尚未发觉志愿军入朝，继续分兵冒进。我先头部队突然和敌相遇。这种形势的出现，虽然给志愿军组织阵地防御带来了困难，却为志愿军利用敌人的麻痹，实施在运动中突然袭击，各个歼灭敌人造成了有利条件。
见机行事，敌变我变，历来是毛泽东克敌制胜的诀窍之一。因此，他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于10月21日电示志愿军放弃原定组织防御的计划，改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方针。他指示：“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毛泽东又针对敌情，紧急电示：首战一定要对准态势突出而战斗力较弱的南朝鲜第二军团。第一仗如不准备打东线南朝鲜军，则以第四十二军的一个师置于长津阻敌即够，该军主力则宜放在孟山以南地区，以便切断元山、平壤间的铁路线，钳制元山、平壤两地之敌，使之不能北援，这样即可集中三个三力军，各个歼灭南朝鲜第二军团第六、七、八师。”他还指示志愿军在打法上以利于主力插到敌人的后面和侧面，全歼敌人为原则，并提醒志愿军，要注意诱故深入山地然后围歼之。最后反复叮嘱：“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毛泽东明晰的指示和具体的部署，为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
彭德怀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进行部署。以志愿军第四十二军两个师在东部战线黄草岭、赴战岭地区进行防御，牵制东线之敌；以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军和第四十二军一个师在西部战线实施反击，同时命令志愿军第五十、六十六军入朝，以厚积兵力。此时，第一线敌军共有10个师约13万人，志愿军共有6个军约26万人，我与敌之比是2：1，从兵力上，我军占有很大优势。
10月25日，东西线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由于未遇到有力抵抗，大摇大摆地以师、团甚至营为单位分兵冒进。由于敌军过于分散，志愿军想一仗聚歼敌人两三个师很困难，彭德怀果断决定各部队分途歼敌，求得在第一次战役中以数个战斗歼灭敌人一两个师，制止敌人乱窜，稳定人心。毛泽东当即复电：“这个方针是正确的。”
25日夜，志愿军在玉女峰、两水洞及温井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以伏击战首歼南朝鲜军一个营。11月1日，志愿军又集中八个团兵力向元山地区的美军和南朝鲜军各一个团发起攻击。经过战斗，歼灭了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骑兵第一师第八团之大部及南朝鲜军第一师第十二团一部，共歼敌2046名（其中美军1840名），缴获飞机4架，击落敌机1架，击毁与缴获坦克28辆，缴获汽车175辆，各种炮190门及大批枪支弹药、器材和物资。
在取得元山大捷的同时，志愿军又使用四个军的主力，以侧后迂回结合正面突击，向德川江北的敌军四个师发起攻击，以二个师在东线阻击敌三个师的进攻，歼灭了南朝鲜军第八师、美骑兵第一师的炮兵各一部。敌军受到突如其来的打击，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在军事失利的情况下，慌忙利用其机械化装备机动性强的优势，迅速收缩到清川江以南。彭德怀鉴于徒步无法追歼机械化装备的敌人，且粮弹已感困难，为不暴露我军实力以利再战，遂命令两线各军于11月5日停止追击，结束第一次战役。
第一次战役是在朝鲜战局极其严重，我军仓促入朝的情况下投入交战的，是我军与敌军的一次遭遇战。在毛泽东、彭德怀和中央军委的正确指挥下，我军运用战略战役上的突然性和指挥上的灵活性，根据战场实际不断改变作战方案，首战告捷，歼敌1.5万人，粉碎了敌人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使志愿军在朝鲜北部站稳了脚跟，并取得了同美军作战的初步经验，增强了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信心。
“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遭到打击后，虽已发觉志愿军入朝参战，但仍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认为中国不敢进行大规模的较量，因而又抓紧制定所谓“总攻势”的计划，调集了5个军、13个师、3个旅和1个空降兵团，总计22万余人，集中重兵，准备大举北侵。此外，美国依仗海空的优势，将大量舰艇驶向朝鲜北部海域，派千余架飞机轰炸和封锁鸭绿江与图们江上所有桥梁，并摧毁由北往南直至战线的所有交通设施，以阻止志愿军补充兵员和供应粮弹。
毛泽东丝毫不为敌人的表面猖狂所吓倒，他在仔细分析形势后指出：给联合国军第一个打击后，总的形势对中朝方面有利，只要抓住战机再给敌人一至两个较大的打击，就能从根本上改变朝鲜战局。他决心利用敌人恃强骄傲的心理和对志愿军入朝实力及意图判断上的错误，采取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的方针，争取在11月至12月初的一个月内，东西两线各打一二个仗，歼敌七八个团，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为确保这一战役胜利，决定速调第九兵团入朝，进至长津地区。同时，在国内大力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加强海边防和剿匪肃特工作，作应付敌人扩大战争的准备，还派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大会，揭露与控诉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与朝鲜的罪行。
11月24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颇负盛誉的麦克阿瑟自信地认为，其“钳形进军的东路大军已进入包围态势”，战争已临“决定阶段”，便于当天上午10时在东京发表公报，宣布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开始。就在“联合国军”沉浸在圣诞节“庆祝胜利”的黄粱美梦之中时，彭德怀根据毛泽东关于“德川方面甚为重要，我军必须争取在元山、顺川铁路线以北区域创造一个战场，在该区域消耗敌人的兵力”的指示及毛泽东亲自审定的作战方案，迅速部署了作战部队。
25日黄昏，三十八、四十二军乘敌立足未稳，首先对德川、宁远的南朝鲜第七、八师发起突然反击。毛泽东又令四十军攻击进入新兴洞、苏民洞地区之美军第二师，以割断敌军间的联系，还电令五十、六十六、三十九军梯次东移，阻击援敌，保障德川、宁远方向作战。26日晚，担任正面阻击的三个军向敌发起猛烈攻击，一举打开战役缺口，将南朝鲜第七、八师大部歼灭。27日夜，东线第九兵团二十、二十七军同时对长津湖地区美军发起攻击。在志愿军出其不意的猛烈打击下，骄横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顿时跌落为惊弓之鸟，深感处境“越来越危机”，不得不于12月3日命令西线部队立即撤出平壤，东线部队立即撤到咸兴，然后向“三八线”实施总退却。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准备先打平壤，“如平壤敌已退，则向‘三八线’攻进。”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志愿军英勇追歼敌军，于24日有六个军进至“三八线”。
至此，第二战役遂告结束。此次战役的胜利，大大超出了志愿军的预期目的。从11月6日至12月24日，连续作战49天，歼敌3.6万人，收复了除襄阳之外的“三八线”以北的全部领土，迅速扭转了朝鲜战局，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
两次战役的胜利，是和毛泽东、彭德怀、中央军委的卓越指挥分不开的。毛泽东十分强调初战必胜，因而对整个战役的指导十分具体周到，先后给志愿军发电报达57份之多，差不多每天就有一份。他提出的利用敌人的错觉和大意，在发起战役战斗时争取达成突然性；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以逐步转变敌我力量的对比；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实行穿插迂回，侧后攻击，打乱敌人阵脚以及力求战役战斗的速决和打立足未稳之敌等，不仅是对我军传统战法的继承，也是结合异国特点对我军传统战法的新发展。
两次战役后，我军摸到了美军的底，指战员们通过实战认识到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也不是不可战胜的，从而大大加强了赢得战争胜利的信心。
轮番作战和“零敲牛皮糖”
“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个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个三个整师的计划了。”毛泽东生动形象地把这种办法叫做“零敲牛皮糖”。
两次战役的胜利，迅速扭转了朝鲜战局，敌人由对我军轻视变成了对我军恐惧。他们称这次失败是继“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最惨重的军事败绩”，不少人指责麦克阿瑟“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总攻势”的天方夜谭，是“历史上最大的愚蠢事件”。但以麦克阿瑟为首的所谓强硬派仍主张同我国打一场全面的战争，提出以“袭击满洲机场，封锁中国海岸，利用福摩萨的中国人”来对付我们的战略。以杜鲁门为代表的战争决策者，既不敢冒把战争扩大到我国境内、公开同我宣战的风险，又不想放弃霸占全朝鲜的野心，于是羞羞答答地声称“不打算放弃在朝鲜的使命”，同时又杀气腾腾地公开表示考虑在朝鲜使用原子弹。16日杜鲁门还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将美国军队从当时的250万人增至350万人，并要求在一年之内将其飞机、坦克的生产能力分别提高4至5倍。
显然，朝鲜战场战斗的激烈程度并不因美军与志愿军的初次交战失利而有所下降。敌人退到“三八线”后，在横贯朝鲜半岛约250公里的正面和60公里的纵深内组成了两道基本防线。为加大防御纵深，他们在第二道防线以南至北纬37度线还准备了三道机动防线，并以5个军13个师3个旅1个空降团共20余万兵力，形成纵深梯次配置。他们置伪军于第一线，美英军于第二线，将部队大部集结于汉城周围以及汉江南北地区之交通要道上，在全线摆出一个能守则守，不能守则能退的态势。12月23日，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在溃逃中因车祸身亡，26日，美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接任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一上任就立即下令伪军各部死守，不许后退，并密谋新的作战计划。
毛泽东历来料兵如神，早已对美军的企图有所防备，即致电彭德怀，要求志愿军必须克服和忍受一切困难，协同人民军打过“三八线”去。他指出，目前美、英等国正要求志愿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我们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提出了新的作战方案和部署。12月中旬，毛泽东回电同意，认为他对敌情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同时指出：“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在打法上，毛泽东说“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即目前美、英军集中于汉城地区，不利攻击，我应专找伪军打。就总的方面说，只要能歼灭伪军全部或大部，美军即陷于孤立，不可能长期留在朝鲜。如能再歼灭美军几个师，朝鲜问题更好解决。”
鉴于志愿军入朝后战事频繁，部队亟待休整，毛泽东又指出“在战役发起前，只要有可能，即应休息几天，恢复疲劳，然后投入战斗。打伪一师、伪六师之前是这样，在打春川之前也是这样。总之，主动权在我手里，可以从容不迫地作战，不使部队过于疲劳。”为防不测，毛泽东又叮嘱“如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
三天后，即12月24日，毛泽东又电告彭德怀：“目前伪军及美军一部在38度至37度之间站住脚跟，组成防线，对于我军各个歼灭该敌，最为有利。目前伪军集中于我有利，分散则于我不利。”鉴于此，毛泽东还说：“原定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深入敌后分散敌人兵力的计划，值得重新考虑。”
毛泽东具体详尽的指示，不但坚定了志愿军打过“三八线”的决心，也更加完善了志愿军的作战部署。
为了使中朝军队更紧密更有效地配合作战，经中朝两党协商，于12月4日成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任副司令员，人民军的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联司对外不公开。经细致周密研究后，决定第三战役以志愿军6个军、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共30万兵力，向退守“三八线”一带的敌军实施攻击。战役的目的是突破“三八线”，歼灭临津江南岸至汉江西岸地区第一线布防之敌，相机占领汉城。战役不采取侧翼迂回方法，以正面突破，从中央把美伪军分裂开，然后消灭东面之伪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