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蒋介石从溪口来到上海，亲自策划部署上海防御。他连续召见团以上军官，训话打气。表示自己留在上海不走，“要和官兵共艰苦，和上海共存亡”。他分析的国际形势是不出三个月，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到时候美国就会恢复援助。上海战略和经济地位重要，守备上海的兵力是雄厚的，军用物资是充足的，阵地也是坚固的。只要守上三个月到半年，形势一定会朝有利的方向转化。他终日忙碌不停，不断对军官们重复这些话。但其实蒋介石向汤恩伯交的底是：尽可能坚守一个时期，待上海的资金和物资全部转运台湾后，就可以放弃上海。
4月27日毛泽东指示总前委和粟裕、张震：“你们不但要部署攻击杭州，而且要准备接收上海，以便在上海敌人假如迅速退走，上海人民要求你们进驻的时候，不致毫无准备，仓猝进去，陷于被动。”“为着多有一些准备时间，不使国民党过早退出上海，解放军仓猝进入上海，请粟张注意不要使解放军过于迫近上海。同时，争取在数日内完成进驻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在国民党迅速退出上海时，解放军亦不至毫无准备地仓猝进去。”毛泽东强调：“何时进驻上海，须得我们批准。”中共中央对于解放上海的政策，是“慎重、缓进”，要充分做好一切接管的准备工作。
由于战线推进太快，许多准备工作来不及或不细致。后方的物资和接管干部尚未到达，部队入城纪律和政策教育还不深入。4月30日，就在蒋介石来到上海的当天，总前委报告军委，要求推迟进占上海。电报说：“根据南京经验，在我党解放军未作适当准备，仓猝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就军事上说，杭州、上海很快即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都未作好。加以上海、杭州干部尚在长江北岸，人民币因火车拥挤不能及时运到，煤的问题因缺运输工具，则更难克服。粮食在南京无大问题，估计杭州多无大问题，上海还不知道有无存粮。而在部队本身困难亦多，政策及入城守则尚未深入教育，连续行军作战尚未整理，大批俘虏尚未处置。如不经过十天左右的整训，进城之后一定会发生许多问题。35军因非主力兵团，骄气较少，故该军在南京虽然出了不少乱子，但纪律还算比较好的。其他主力军如不训练，不会比35军的情况更好。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
5月1日，新华社广播了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发言人名义发表的一项声明，要求英、美、法三国迅速自海陆空撤退其在长江、黄浦江及中国其他地点的武装军队、兵舰、军用飞机及海军陆战队，不再援助中国人民的敌人从事内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愿意保护在华从事正当职业的一切外侨，并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各国政府首先必须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
声明发表当天，杜鲁门在白宫召集紧急会议，讨论中国新局势。与之同时，美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将军的旗舰也悄悄溜出吴淞口，泊在长江口外。5月3日，美海军发言人宣布：美、英、法三国兵舰已全部驶离黄浦江。司徒雷登大使也“以个人负责的态度”告诉中共方面，吴淞口内已无美国兵舰。
5月3日，毛泽东批准了总前委的请求，复电说：“上海在辰灰（5月10日）以前确定不要去占，以便有十天时间做准备工作。在辰灰以后，则应作两方面的计划：甲、即去占领上海。这是假定汤恩伯在十天内由海上退走，上海成了无政府状态，迫使你们不得不去占领。你们的准备主要地应放在这点上。否则，你们将陷入被动。过去，你们在三个月准备渡江期间，没有抽出一个月时间令军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没有作很快占领诸城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吃了亏。现在只好在十天内补足此种缺点。乙、拖长时间至半个月或二十天或一个月再去占领。只要汤恩伯不走，就应如此。占领浏河的时间亦可推迟。”
5月初，京沪线边只有3万人的小小的丹阳县城突然热闹起来。粟裕和即将接任上海市军事接管委员会主任的唐亮于5月2日，陈毅、饶漱石于5月3日，邓小平于5月6日到达这里，主持解放上海的准备工作。数千名干部从各解放区、北平、香港日夜兼程赶来，投入接管上海的集中整训。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著名的“上海通”，如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从事文化工作的夏衍、从事秘密工作的潘汉年、从事经济工作的许涤新等。各路精英汇集一堂，分头进行调查研究和准备工作。有关上海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资料，有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有上海地下党调查的、有上海来人报告的，整理成200多本小册子。大家根据这些材料和中共中央的有关政策，研究接管上海的具体方针措施。如上海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如何区别对待，外国人的企业如何接管，国民党政府机构如何处理，金融如何稳定，流氓帮会怎么办，市民的粮、煤等生活必需品如何保证供应等等，事无巨细，都要考虑周全才行。5000多名接管干部加上2万多名警卫旅在这里学习整训。陈毅、饶漱石不分昼夜地与分管各方面的干部研究情况，听取汇报。单是财政接管纵队的汇报陈毅就听了两天两夜，对于如何紧急调运粮食、棉花、煤炭保证上海市民的需要，做了周密部署和应急准备。
5月10日，在丹阳县城南山外大王庙召开了一次大会，陈毅对数百名接管干部作入城纪律的报告，他说：“上海城市工作中的困难，第一是管理指挥600万老百姓。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过去指挥几十万军队，但没有集中的指挥过几百万老百姓……上海是个吞吐港，有青红帮、反动势力等，很复杂，诸如此类，我们都不大懂，我们不能自大，吹牛。上海一天要烧20万吨煤，600万人这一张大口又要饭吃，要解决几百万人的粮、煤及生活问题，单是每天的大小便问题不解决就不得了，每天的垃圾不解决，几天就堆成一座山。我们管理不好上海，就无法向老百姓说话。毛主席说过，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难关，我们进城后要虚心谨慎，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市不能‘野’。在城市不能采取在火线上对敌人的态度，老一套是危险的……上海是最现代化的城市，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窝巢，是百年来发展起来的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复杂的城市，我们没有经验是很难进行工作的。因此除了具有信心以外，必须要有谨慎小心‘临事而惧’的态度，这样才能多考虑问题。否则是低级的幼稚的，就一定会栽筋斗。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关心。我们搞得好，世界民主力量就会为我们高呼、庆祝、干杯；搞不好就会使他们失望。”
怎样才能接管好上海，陈毅强调：“必须强调入城纪律，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纪律搞得好，政策就可以搞得好，搞不好就会影响政策的推行。上海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很大，把我们看成‘圣人’，如果一进去就搞乱了，他们就会大失所望，再去挽回影响就要费很大的劲。”陈毅对部队入城后的纪律提出极为严格的要求，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不入民房”。有的干部提出：遇见下雨、有病号怎么办？陈毅坚持说：“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粟裕、张震率三野前委机关渡江后，进驻苏州，筹划上海战役。5月2日，粟裕返回丹阳，与陈毅、饶漱石等研究作战方案。粟裕提出了三种设想：一是围困。进入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军曾对很多内地的城市采取这样的战法。但上海情况特殊，有600多万的市民，生活物资基本上靠从外面运入，如果长期围困，人们连自来水可能都喝不上，人民生活将入绝境。而敌军有海上通道，我们围不死，所以，此法并不可取。二是从薄弱处突击。这种办法要选择敌人防御的薄弱地点——苏州河以南实施突破，虽然避开了敌人的重点设防区吴淞，伤亡不会很大，但主战场将放在市区，上海这座大都市很可能被打烂。三是把进攻的重点置于吴淞，钳击吴淞口，暂不攻击市区。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封锁住敌人的海上退路，并切断敌人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如果敌人要坚守的话，必然要为保护其唯一的海上退路而要集中兵力在吴淞口周围与解放军决战。这种战法将是硬碰硬的攻坚战，解放军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但是为了保全上海这座大城市，第三方案应该是最佳方案。
三野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于5月10日接到了对上海作战的命令。命令他率领10兵团的第28、29军为西路军，5月12日从常熟出发，限14日拂晓前到达吴淞口。而10兵团所属的第31军，暂时调归担任东路军的9兵团指挥。
叶飞对此命令颇有意见，常熟离吴淞口有120多公里路，即便急行军也就每天六七十公里，虽也能勉强赶到，但中途还要经过太仓，渡过浏河，经过嘉定、月浦、杨行、刘行等敌人永久性设防区。这个任务不一定能如期完成。但三野司令部回复叶飞说，现已得到情报，驻守上海的国民党军队准备起义，不会有什么仗打。因而在“文进”还是“武进”的选择上，他们认为“文进”的可能性大。
情报并非空穴来风。时任国民党太湖警备区警备司令和总后勤部中将视察员的张权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策反下，弃暗投明，策划了一个在市区举行武装起义的周密计划。因为当时杭州已经解放，蒋介石从陆路逃跑已无可能。张权计划通过海军的关系，把军舰炸沉，堵住航道，让蒋介石乘坐的军舰驶不出吴淞口；通过空军的关系，把机场控制起来，不让蒋介石乘坐的飞机起飞；再以精兵一部，强攻北四川路淞沪警备司令部，得手之后于楼顶高悬白旗，以扰乱军心，然后与解放军会合，包围复兴岛，活捉蒋介石（后因5月7日蒋介石就乘军舰悄悄离开复兴岛，故转而计划活捉留在上海督战的蒋经国）。
也正是因为有此情报，三野对于攻打上海的作战部署很不周密。叶飞后来回忆说：“战前，既未规定各部队的作战任务，使各部队能作充分准备；临战，又没有召集参战部队首长参加的作战会议，研讨作战方案，就下达了作战部署和作战命令。”叶飞当时也有轻敌思想，匆匆召集军师干部开了会，28、29军就分头出发了。当时三野自上而下都没把敌人放在眼里，认为不费劲就能拿下上海。28军在淮海战役后发展壮大到7万人，每个团就有五六千人，武器装备是三野最好的。渡江之后，部队在追击过程中普遍滋长了骄傲情绪，不少战士认为上海不是打的问题，而是接收的问题，甚至连军一级的干部都不知道当时上海是否有工事。
事实上，上海外围在抗战前就修筑了不少坚固的碉堡，侵华日军也修筑过永久性工事。1948年以来，国民党军在上海加紧构筑新的工事和配套设施，到1949年5月前，上海外围有4000多座碉堡，1万多野战工事。配上地雷、铁丝网、鹿砦等，形成了严密的防线。国民党军队在上海的防御阵地分为三层：以南翔、华漕、七宝、华泾之线为浦西外围阵地，以川沙至北蔡为浦东外围阵地。以吴淞以西的狮子林向南经月浦、杨行、刘行、大场、真如、虹桥、龙华至黄浦江为浦西主阵地，以高桥向南经高行、洋泾、塘桥之线为浦东主阵地。在市区以国际饭店、四行仓库、海关大楼、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等高大建筑物为坚固防守据点。其兵力部署是以6个军20个师防守黄浦江以西地区；以2个军5个师防守浦东。海空军实施机动支援。
5月12日上午8时，29军从苏州出发，第二日凌晨顺利渡过浏河，攻下嘉定。叶飞感到些许纳闷。过浏河，一枪一炮都未放，就顺利渡过。国民党军对于浏河应该派兵把守的呀，这毕竟是上海外围的第一道防线。看来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情报确实不假，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前来联络，怪了！
可是第二天形势就变了。13日29军向月浦发起攻击，86、87师沿着公路并排前进。月浦、刘行的守敌国民党第52军，是辽沈战役中从营口撤退的一个主力军，建制完整。军长刘玉章是黄埔四期毕业生，是林彪、张灵甫和胡琏的同学，曾经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绝地反击，俘虏东北野战军25师1700余人，自此被蒋介石倚为重镇。52军凭借严密的地堡、工事防御系统，顽强阻击，给29军造成重大伤亡。28军进攻刘行、杨行战斗同样严重受挫，不过数十年后刘玉章回忆起这场血战也是心有余悸：“……枪炮声密如连珠，战火遍地，战场之激烈状况，超越抗日战争。尤以月浦、刘行、杨行一带最为惨烈，我月浦守军伤亡殆尽……”5月15日以后，杨行、刘行、月浦一线，双方进入相持阶段。解放军不但在正面攻击中受阻，而且从侧翼也无法穿插进去。
这时叶飞明白了，自己已经进入敌人永久性设防的要塞工事地带，这样，猛进穿插战术就不适宜了，想迅速攻克吴淞口也是不可能的。叶飞决定改变战术，采取淮海战役中的近迫作业攻坚战术，逐段、逐点攻击。他把情况和想法报告野战军司令部，粟裕表示同意。5月16日，粟裕、张震指示各兵团并报总前委、军委，要求改变战术。
再说张权，他原计划于5月16日发动数万名官兵起义，但就在5月15日，由于被一名下属叛卖，走漏风声，张权及其他几位策划起义的领导人被捕。各路起义队伍失去指挥，无法行动，上海起义流产。张权被捕后，特务多次对他进行审讯，要他供出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情况和准备参加起义的国民党官兵的名单，但他始终守口如瓶。5月21日，距离上海解放只有六天，张权遇害，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由于张权功败垂成，解放军面临的困难更大了，但也冷静了。
粟裕、张震指示说：敌守备特点，“吴淞、月浦、杨行、刘行、大场线，均为既设阵地、碉堡林立之永久性筑垒地带。部队为沪敌守备之精华，战斗力为蒋军之最强者”。“敌图以地堡群为核心，配以炮兵火力网，实行阵地前面积射击。故我在攻击前与突入后伤亡大，两天来，我歼敌一个营，要付出1000人代价……目前我作战不同于野战，亦不同于一般攻坚战，已为我济南战役后再次之攻坚战。因此，对永久设防阵地攻击，应慎重周密组织。”其战术是“对主阵地攻击，应周密侦察，选择敌突出部或接合部与较弱的敌攻击，楔入敌之纵深。尔后由敌侧背，或由内向外打来，撕破敌之防御体系”。“集中兵力（应是小群动作），尤应集中火力与发射筒，轰击一点，以炸药来软化敌钢骨水泥工事，轮番不停的攻击。”“交通壕作业迫近敌人。可采用淮海战役歼灭杜聿明时钳形作业，交替攻击，力求歼敌于阵地内。”“发挥孤胆攻击与守备精神，发挥爆破威力，以炸药开辟冲锋道路。”
根据野战军的指示，10兵团接受了教训，改变了战术，稳扎稳打。他们调整了部署，以28军主攻杨行，29军主攻月浦。调33军上来配合作战。当时连日阴雨，战士们夜以继日地挖交通沟。上海郊区水田多，挖下去1米就见水，近迫作业比淮海战场要困难得多。大家不顾雨水和泥泞，在敌军炮火下挖出一条条纵横交叉的交通沟，接近敌军阵地。17日以后，部队以单人爆破，先打孤堡，后打群堡的方法，逐步推进。大大减少了伤亡，增强了部队的信心。19日，28军攻克国际无线电台，俘敌1500人。
好在这时从浙江北上进击浦东的第9兵团捷报频传。5月12日，9兵团的20军首先由浙江北上，先后占领了金山、奉贤，进至松江地区集结。27军占领松江、青浦后，在泗泾地区集结。30军在20军之后迅速推进到川沙境内，矛头指向敌军海上通道和防御重点的高桥。汤恩伯未料到解放军如此快便打到浦东，他本想在海潮到来时，炸毁奉贤县柘林地段的海堤，使浦东川沙至金山卫一带成为一片汪洋泽国，借以阻挡解放军进攻，谁知5月14日奉贤县城即告失守，遂使他阴谋未逞。驻守川沙的国民党第51军本来就是渡江战役之后逃到上海的残部，编制都未满员，5月16日夜与解放军30军交战，一触即溃，军长王秉钺被活捉。逃回去的残部仅千余人，被收容重编为两个团，在市区苏州河驻守。
此时31军业已攻占周浦，与30军并行北上，进攻高桥。5月18日拂晓，解放军占领高桥外围，切断了高桥守敌与浦东市区守敌的联系。国民党军队对高桥格外重视，紧急调遣部队增援高桥。从5月19日起，国民党军依靠三面环水的有利地形，在海空军配合下，与我30、31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因为高桥地形狭窄，河流纵横交错，桥梁多被破坏。解放军部队展不开，特纵炮兵上不来，在敌军火力压制下伤亡较大。30、31军白天击溃敌军进攻，加固工事，晚上组织进攻，与敌军争夺地堡。这样你来我往，形成相持状态。
在第一阶段的外围作战中，解放军的主攻方向是吴淞和高桥，从两面钳击国民党军出海口。汤恩伯被迫从市区调出三个军增援浦东和吴淞方向，造成市区兵力空虚。这正符合粟裕、张震先前制定的争取在市郊与敌军决战，保全上海市区的作战意图。但鉴于吴淞、高桥战斗进展缓慢，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又业已就绪，5月17日，总前委指示粟裕、张震：“在敌固守上海的情况下，在部署上似应由南向北实行攻击，因苏州河南为敌防御守备较弱部分。且多面攻击，才能分敌之势，使我易于奏效。”
先前赋诗“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毛泽东此时也再度拾起了“穷寇勿追”的古训。5月20日，他接到总前委的报告后，指示总前委和粟裕、张震：“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适宜。如吴淞阵地不利攻击，亦可采取攻其可歼之部分，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先攻市区和允许吴淞之敌逃跑的决策，使三野放开了手脚，采取灵活战法，加速了解放上海的进度。
这时，汤恩伯已经对坚守上海失去信心，22日登上军舰退到吴淞口外遥控指挥。指挥淞沪防御和警备的石觉、陈大庆也撤到吴淞要塞，做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陈大庆找来赋闲的第1绥靖区副司令刘昌义，提升他为淞沪警备副司令兼51军军长，要他指挥51、21、123军和四个交警总队，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坚守。
5月23日夜里，三野发起总攻。20、27、23、26军分别从东、南、西三个方向攻击市区。24日，20军攻占浦东市区，国民党第37军渡过黄浦江向北市区逃窜。27军先后占领虹桥、龙华，控制了龙华机场。然后越过徐家汇铁路，进入市区。当天夜里，27军79、81师分别沿中正路（今延安路）、林森路（今淮海路）、徐家汇路、南京路突击前进。到25日凌晨已攻取了苏州河以南的主要街区。25日清晨，南京路上升起第一面红旗。
但苏州河北岸的国民党军队居高临下实施火力压制，27军多次组织攻击均无效果，中午，军长聂凤智接到前线指战员打来的电话，请示动用炮火攻击。
此前，中共中央要求“军政全胜”，尽可能地保全上海，尽可能地保护好人民的生命财产。聂凤智根据自己的理解，命令部队不打一炮，不用一个炸药包。也许是因为扫清外围战斗不是很激烈，到目前为止战略部署都没有什么问题，可一到市区矛盾就出来了，甚至还有些尖锐。
聂凤智赶到苏州河边。苏州河虽然只有30多米宽，但是在北岸，敌人利用岸边的高楼大厦，部署了强大的交叉火力，桥头、路口筑有坚固的碉堡，坦克和装甲巡逻车不时开过，把河面、桥面、道路封锁得滴水不漏。南岸，却是一条空旷的大马路，部队进攻通道暴露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由于禁止用炮，无法有效地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无法有效地压制对方，进攻的部队几乎成了敌人的活靶子。特别是外白渡桥边，敌人的轻重机枪从对面高耸的百老汇大厦上疯狂地扫射过来，正在攻击的部队一批接一批地倒下。27军的许多将士纷纷向聂凤智请命，要求开炮压制敌人火力。军党委临时会议上也发生了激烈争论。最后，聂凤智以军长的身份再次严令：“已经有令在先，谁要打一炮，我就要这个人的脑袋；谁要用一次炸药，我就要这个人的脑袋！这是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错了我个人负责！”聂凤智接着要求部队改变战术，在夜间实施迂回进攻。
正在这时，驻守苏州河北岸的国民党第51军军长刘昌义派人前来联系起义。刘昌义早年出身冯玉祥的西北军，抗战中被编入汤恩伯的部队。汤恩伯中原战场溃逃时，刘昌义与日本人打了几个硬仗，受到蒋介石的表彰。但他毕竟是杂牌，抗战胜利后就被解除军长职务，挂个空头副职，长期赋闲。1948年底，刘昌义与民革的人接上关系，准备相机起义。因条件不成熟，一时没有机会。5月24日，刘昌义得知汤恩伯等人已经登上军舰逃跑，遂召集21、51、123军的军官开会，主张起义。大家虽然同意，但苦于没有可靠的关系，解放军未必相信。
正在此时，中共地下党员、上海策反委员会委员田云樵得知驻守苏州河北岸的是第52军，遂找到了曾经担任上海海关税警大队长的国民党少将王仲民，要他去51军军部劝降与他相熟的军长王秉钺，其实王秉钺此时已经被解放军俘虏，王仲民在军部见到了刘昌义，而两人恰好也曾在西北军中共事。由此刘昌义和解放军接上了头。5月26日，刘昌义率部起义。之后，解放军又与驻守邮政大楼的一个国民党营长反复商谈，最终达成协议：守楼敌军停战缴械，解放军则尊重他们的“军人人格”。衬着苏州河上空阴霾密布的铅灰色天幕，邮政大楼、河滨大厦和百老汇大厦的窗口上先后伸出了白旗。
解放军攻克苏州河北岸后，所向披靡。驻守吴淞、高桥的国民党军队无心恋战，或投诚，或被俘，或乘军舰逃走。到5月27日上午，只有上海东北角——杨树浦方向枪声尚未最后沉寂，据守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的21军230师的约8000人还在负隅顽抗。这是上海战役的最后一仗。进攻杨树浦的27军军长聂凤智果断地下达指令：在军事上施加压力的同时，采取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尤其要保护好发电厂和自来水厂。他向已经到达上海的陈毅请示，听取了聂、刘汇报后，陈毅皱眉沉思了一会，问：“守敌属于哪一部分？”“21军230师。”身为四川人的陈毅突然脱口而出：“这个师是川军，他们的副师长叫许照，如果是他在指挥的话，你们赶快查找蒋子英的下落，他一直住在上海，过去曾在国民党陆军大学当过教授，许照是他的得意门生。”机要人员很快查找到蒋子英的住址和电话号码，聂凤智与他通了电话，蒋子英答应尽力而为。通过蒋子英的说服，也迫于大势所趋，许照终于放下武器，率部投降。
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
60年后，上海的一位张崇信老先生对上海初解放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以下文字摘自2009年2月16日《解放日报·新闻晚报》）：
5月25日的黎明来临了。我是被叫醒的。东方已经泛白，周围仍是那么安静，电灯依然亮着，自来水依然淌着，一切与昨天一样，只是听不到枪炮声了。我们对外面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也许妈妈觉得孩子比起大人不显眼，于是打发我和四姐去为父亲买热豆浆。
我提着小钢精锅小心翼翼地走出弄堂，一下子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穿着黄布军装的士兵齐刷刷地躺在人行道上，少说也有七八十个。有的搂着枪侧卧着，有的抱着枪仰卧着，一个个静静的睡得正香呢！靠墙边还支着好几挺黑油油的机枪！他们头上戴的不是美式钢盔大盖帽，而是缀着红五角星的软边鸭舌帽；脚上穿的不是牛皮军靴，而是白布袜黑布鞋，小腿被绑腿裹得细细的。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士兵装束。他们一律头靠墙、脚朝路。没有盖被子，5月的上海晚上还是很冷，他们蜷缩着的身体能看出来晚上吃了不少苦。
这般景象与后来见到的一幅著名的“解放军进入上海”的照片一模一样。要不是照片上的地砖大小比我见到的大，我真会相信那张照片是在我们弄堂口拍的呢！
一名荷枪的哨兵正在静悄悄的马路上来回走动，看到我们姐弟俩就停住了脚步，静静地等我们从他面前穿过了马路才打了个哈欠继续踱步。奇怪的是“老苏北”夫妇依旧在老地方摆摊，像往日一样笑嘻嘻地卖大饼油条和豆浆，似乎这些当兵的根本不存在似的。
我端回豆浆向妈妈交差，一边报告外面平静而奇特的景象。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声不吭，好像不太相信会有这等平静。四姐在一旁证实了我对解放军的“侦察报告”，妈妈这才同意我们吃泡饭和咸菜，照常去上课。我们吃完早饭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外面的寂静终于被打破了。当我背着书包第二次走出弄堂时，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像变戏法似的全都不见了。人行道上空空如也，马路上干干净净，连一张纸片也没有留下。
两天后，姐姐才告诉我：“上海解放了。”在我的印象里，上海解放的翻天覆地变化就是在一个早晨静悄悄地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