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国内外的大企业、大资本很快进入四川市场。温州民间资金聚集成资本在四川投资“温州商城”的行动就像暴风骤雨般地落到四川。据行业人士的不完全统计，从1998年到2000年，在四川各地建设的温州商城不下20座。
进入新世纪，温州人放大了温州商城的投资金额，动不动就是亿元甚至数亿的资本金砸下来。在巴中，“温州创业城”的投资额为1.8亿元；在自贡，“温州商城”投资额3亿元。这其中以谢福烈最为典型。他在四川成功地开发了广元温州商城、三台温州商城、自贡温州商城、乐山温州商城等6个商城项目，总投资额达到5.7亿元。在拟定广元温州商城投资前，谢福烈亲自站在广元市老城蜀门大街口，统计来往人流量，访问购物意见，了解门面营业租金、售价。在开发方案实施前，他还亲自制定了项目开发过程中的监控策略，以确保工程的工期、质量、成本、利润目标的实现。
在四川，温州人约15万。他们的足迹踏遍成都、德阳、自贡、广元、攀枝花等地，从纽扣、拉链、剃须刀、眼镜、打火机到鞋、服装、塑编、印刷包装……温州人以小商品创造大市场，实现了资金的原始累积。他们每年在四川市场上流通的资金超过100亿元，年上交税收3个多亿，上交管理费1亿多元；紧接着，温州人的第二波投资热潮伴随着他们的各个专业市场席卷四川各地，甚至，他们的资本之手已伸向水电、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对于每一个在川的温州人来说，经过多年的经商创业，许多温州人已经融入到四川当地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在四川各大城市几乎都有温州人被推选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例子，四川省温州商会会长何必奖的另一个头衔就是四川省九届政协委员，这些都为温州人品牌融入了更多元素。
熟悉成都的人都知道，青年路服装市场早年寸土寸金，做生意是开一家火一家。做服装生意的侯旨良当然也想在这里一试身手，无奈却租不到摊位。因为离开家乡的时候，他就发下重誓，不闯出一番事业绝不回家。不甘心就此打道回府的他经过市场调研，决定退而求次在北站外城北街立下招牌。因为这里是城北火车站，是外地商户到青年路进货的必经之路，因而侯旨良认识到，此时城北路虽然不如青年路那么有名气，远不能和青年路相比，但这里地处交通要塞，道路四通八达。侯旨良坚信：只要以诚信为本，以质量为纲，勤勉经商，没准能和青年路比上一比，发展起来了还有可能超过青年路。果然，由他联络温州商人共同开辟的城北路服装市场踢出了头三脚，先是吸引了经过此路、到青年路批发服装的商人，而后也将青年路的大批商客也吸引过来了，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客户群。与此同时，温州商团不断得以扩充，大批温州商人加入到侯旨良的行列中来，共同维护这个服装市场。市场终于做出了名堂，成了成都又一个大市场。客户们也在不自觉间为这个市场起了一个“荷花池市场”的芳名。外地客户更愿意称之为“温州城”。
荷花池市场因外来的温州商客而名声远播川、黔、滇、桂等西南省份，外来的和尚在这里念得了真经。温州人不仅自己赚了钞票，更为成都地方经济建设添了一把“火”，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市场意识和创业精神带到了当地。
商经微言
“西部大开发”政策出台以后，大批温州民间资金流入西部，一批批温州人也被推到了西部经济舞台的中央，在中国的西部地演绎着他们的财富故事。
商会，温州人的情感纽带
温州人大规模背井离乡出外谋生，始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最初的身份大多是小商贩、油漆工、理发师、修鞋匠、裁缝等，干的往往是最苦最累的当地人不愿干的活。众多温州商会会长的第一个脚印即始于此。
1980年代初，温州家庭加工业开始兴起，数以十万计具有逐利和冒险基因的异地温州人成为温州产品的天然销售者，大规模的财富积累故事因此在中国各地上演。异地的成功故事激励着更多人外出，散布各地的温州人逐渐形成群落，从中下阶层上升为当地商业生态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1990年代中期，温州本地的原始积累已完成，资本开始出现向外扩张的需求；而异地温州人的营商模式已开始从个体商贩向商圈经营转换，温州店逐渐扩张成温州村、温州街、温州商贸城，“工厂＋专业市场”的温州模式开始向外克隆。
更复杂的经营需要更高级的组织形式。商会成为现实需要一除了保护自身权益，众多已完成原始积累的异地温州人更迫切的需求是组织起来，集体性地获取信息和资源，以降低成本和风险，更大程度地实现“挣钱的快乐”。
此时，温州市政府成为商人们的坚定同盟者：他们毫不犹豫地协助游说异地政府，甚至提出“先发展，后质量”的思路，加快促成异地温州商会的建会。
在夹缝中滋生的温州商会，顽强地壮大并蔓延到全国各地，成为温州商人征战商场的利器，成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粘合剂”。
全国已有近80个印有“温州商会会长”头衔的“温州家长”，活跃在除北京之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他们率领数目庞大的“家族”成员，作为170万温州在外创业者的中坚力量，承载着数以千亿元计的商品和资本流动。
这些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异地温州商会，主要由民间自发组成，获得了广泛的合法性，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被众多观察者期许为中国社会中的“第三种力量”。
1995年8月28日，昆明温州总商会获准成立，这一天后来成了每个在滇温州人的节日。当时，昆明的温州商人已达3万有余，在商业领域已颇具影响力。但“这些在外漂泊创业的温州人没有一个自己的‘家’，困难不知找谁解决，烦恼不知向谁诉说，受了委屈更是举目无亲，眼泪只能往自己肚里流”，渐渐萌发出联合起来保护自己的念头，于是向昆明市民政局申请成立商会。
未曾料到，申请遭遇了极大的障碍——当时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不鼓励成立异地商会和同乡会性质的民间社团；一些部门担心温州人成为帮派，扰乱市场；同时，对经济组织政治化的担忧始终存在。此后整整一年多，发起者们四处奔走，反复阐明温州人只是商人，组织起来只是有利于更好管理，更好地经营。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多方努力之下，民政局终于允许登记。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合法登记的异地民间商会。
同年10月8日，西安成立浙南工贸协会（后变更为西安温州商会）。到1996年底，异地温州商会已达6个。
尽管先例已渐次出现，但随后的商会成立之路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平坦起来。在大连的温州人就付出了5年多的漫长努力，广州温州商会也经历了近4年的筹备期，分别在2002年成立。到2004年，已经成立的异地温州商会达74个，另有6个正在筹建之中。而此时，对于异地商会的政策闸门并未彻底打开。
根据相关政策，这种异地商会均采取“双婆婆”制——由所在地政府和温州政府相关部门共同主管。温州市经协办受市政府委托成为一方“婆婆”，而所在地的另一方“婆婆”则并无具体规定。出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后者往往对商会能否获准登记至关重要。也正因如此，各地温州人找到的“婆婆”面貌不一。
“我们有娘家了”，这是异地商会成立后，当地温州人的第一反应。对于家族观念极重的温州人而言，“娘家”意味着安全、信任与温暖。小到夫妻吵架，大到巨额合同纠纷，他们都习惯性地找商会出面。另一方面，温州人极重面子，“做生意以做人为主，人品最重要。一旦失去信用，在圈子里立不住脚，再做事情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一位温州老人说。商会因此也具有了自我管理的功能。对于逾矩的人来说，在商会内部进行通报，比政府给予严厉处罚还要难受。
但与传统家族或宗族不一样的是，联接会员的纽带，主要是利益。“我们温州人成立商会，第一是挣钱，第二是挣钱，第三还是挣钱。”广州温州商会会长刘剑坦言道。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最有效的途径显然是与政府合作，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得资源。“成为政府最好的伙伴”是每个商会的理想。但这样的伙伴关系能否建立，最终仍取决于双方是否有可平等交换的资源。温州商会的底气恰恰来源于此：精明的企业家群落和强大的民间融资平台，能有效将政府手中的土地、政策、项目等资源转化为现实产出。资源和资本的交换，使双方各得其所一政府得到GDP、税收、就业，而企业家得到利润。
至于温州民间资本的存量，从数百亿到数千亿，各种版本的数据都在坊间流传。但对于许多温州商人来说，统计数字并无意义，“温州人现在根本不缺钱，就缺值得花钱的项目。只要是好项目，不愁找不到钱。”数亿资金通过合股的方式在数日内聚集，已是并不鲜见的温州故事。
各有所求之下，异地商会自然而然成为当地政府与温州资本之间的通道。2001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当年到温州的1000多个外地招商团，大部分经由商会安排。
沈阳温州商会会长胡定海介绍，商会成立后，与沈阳市政府共同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赴温招商团，几年时间里，引回的资金从数十亿一路上升到200多亿一一在此之前，温州人在沈阳投资鲜有过亿。
如此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如何保证安全回报？温州商人显然并没有过于担心，这得益于他们庞大而灵敏的情报系统一——“与境外投资者相比，我们的优势是遍布全国的温州商会”。一位温州人透露，他首次到新疆投资时，从下飞机到签下7000万的购并合同，不过数天。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作出决策，有赖于当地商会提供了全面信息，甚至包括合作伙伴的为人与喜好。
在四川，温州商会会长何必奖是个德高望重的“大家长”。在1万多人的商会里，“他的发言权无人置疑”。去年四川各地温州商会在成都召开年会，上百万元的会议经费，“我只在办公室里用了20分钟，打了6个电话”就筹集完毕。
这种影响力的取得，来自于所有会员的敬佩而非权力。他任会长的近6年时间里，四川省温州商会从濒于瘫痪成为省内影响最大的民间组织。
一个好会长是成功运作的商会的共同特征，这已成为政府、企业和商会的共识。这样的现象根源于温州商会的组织形式。实际上，现今的温州商会并非横空出世。早在1906年温州商务分会就已成立，宗旨是“保卫商业、开通商情”，经费“由商家自行乐输，就贸易之大小，助捐费之多寡”；商会会长由“勤奋得力为众商所信服推重者”担任。90多年之后，温州商会依然延续了清朝时的基本模式。
商会由普通会员、理事会员和副会长、会长组成。会费按照不同级别，多寡不同，如新疆温州商会，普通会员年费100元，副会长为5000元，常务副会长1万元，会长则达5万元。除会费之外，经费可由会员捐赠补充，原则完全沿袭近百年前的“自行乐输”。
会长采取民主选举的制度：理事会员提出数名候选人，得到两个“婆婆”认可后，由理事会员公开选举。选举时需公开辩论、采用不记名投票，竞争往往异常激烈，一些地方的候选人拥趸甚至诉诸武力。原因无他：温州人极重在“圈子”里的地位，当选会长说明同行认可自己的地位；商会会长可以方便地联络当地官员，建立私人关系；同时，会长本人的企业在交易过程中更容易获得信任，也容易得到银行贷款。
当选会长，意味着承担起温州人“高级公关代表”的角色，但同时意味着大量金钱与时间的付出。昆明温州总商会会长张国光每年1／3的时间用于参加各种会议；接待、陪同政府官员；出席大大小小温州企业的剪彩仪式；以及处理各种纠纷。“很多时候，副会长可以不出席，但会长必须出现。”张国光无奈地说。沈阳温州商会会长胡定海则每年为商会自掏腰包几十万元，“做会长的，这些钱应该掏得起，而且必须要掏，否则没有人看重你。”
商经微言
商会是温州商人征战商场的利器，也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粘合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