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拉季米尔·马雅可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Маяковский，18931930），在20世纪世界诗坛上是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还是艺术多面手：他画插图、主编刊物、创作戏剧、编导和主演电影（那还是电影艺术初创、卓别林刚出道之时）。
20世纪作为一个空前巨变的世纪载入历史。众所周知，科学技术发展到20世纪出现惊人的突飞猛进，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甚至导致了人的异化；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则引发了重重危机乃至世界大战。在此背景下，20世纪初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异军突起，紧接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开始一场空前规模的社会实验和探索，揭开了世界历史新篇章。而马雅可夫斯基是特别敏感的诗人，他恰逢其时，对现代主义文艺和社会主义革命，都第一时刻投身其中，以叛逆的姿态、“在场”的资格和高扬的激情，在20世纪来到人间之际录下了时代公共的和个人私密的心跳和脉搏。
马雅可夫斯基1893年生于当时俄国统治下的格鲁吉亚库塔伊西省巴格达地村一个护林员家庭。十三岁时父亲突然病故，母亲卖光桌椅板凳，带着三个孩子（他和两个姐姐）来到莫斯科，靠给大学生包饭和每月区区十卢布抚恤金艰难度日。马雅可夫斯基上到中学五年级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在大学生们影响下，少年马雅可夫斯基读了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十五岁就加入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并被选入莫斯科市委，做了一年地下工作。曾先后三次被捕，最长的一次在单人牢房坐牢十一个月，利用这段时间他倒读了不少文学书，并在狱中创作了整整一本诗集。后来他自认为写得很糟，模仿象征派风格而缺乏创造性，“感谢狱吏们在我出狱时把它没收了”。
出狱后经认真考虑，马雅可夫斯基选择了脱离党的工作，转而学诗学画。他进实用美术学校（因这里不需要政审就能入学），结识布尔柳克、赫列勃尼可夫等朋友，1912年共同发表俄国立体未来主义宣言，出版第一本未来主义诗集《给社会趣味一个耳光》。1914年马雅可夫斯基等被逐出学校，几个诗友开始周游各地，到处朗诵诗和演讲，经常挨饿，露宿林荫路上，且不断有诗作发表。1915年结识莉莉亚·布里克和她的丈夫奥西普·布里克，他在奥西普帮助下出版了早期代表作长诗《穿裤子的云》。
1917年俄国爆发社会主义十月革命，马雅可夫斯基积极投身革命，并在武装起义指挥部见到过列宁。之后，在列强武装干涉苏维埃俄罗斯与国内战争的最艰苦时期，他参加“罗斯塔”即俄罗斯通讯社工作，日以继夜地绘制数以千计的巨幅宣传诗画，张贴在当时全空（没有商品）的街边橱窗里，称为“罗斯塔之窗”。
未来主义是现代主义文学中表现最激进反传统的流派，1909年发轫于意大利，影响扩散到多国，在俄国取得的成就最大，马雅可夫斯基后来成为俄国未来主义主要代表诗人。1923年马雅可夫斯基组织领导未来主义文艺社团“左翼艺术阵线”（ЛЕФ，音译“列夫”），主编《列夫》杂志，参加者有帕斯捷尔纳克等诗人。
这些年轻的未来主义者偏爱现代科技、速度和力量，标榜离经叛道，掀起一场诗歌语言革命。之前，主导白银时代诗坛的象征主义把词语看作暗示和导向神秘彼岸世界的象征符号，未来主义对象征主义发动反叛，与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联手，致力于恢复“词自身”给人的新鲜感受。他们打破传统词法句法，特别强调词语的音响，主张诗人有任意支配语言、任意造词和派生词的自由，以求把词语从僵化的传统语言和象征主义的神秘意义中解放出来。以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未来主义和以罗曼·雅各布森、什克洛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相配合，通过布拉格学派和法国结构主义的演绎发展，对现代语言学发生重要影响，最终导致20世纪人文学科的“语言学转向”。
各国未来主义者的政治倾向不同。意大利未来主义在马利奈蒂带领下走向法西斯主义，而马雅可夫斯基领军的俄国未来主义左翼（立体未来主义）则坚决投身社会主义革命，成为未来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一支。对于批评者不分青红皂白的批判，马雅可夫斯基辩驳道：“批评家们混淆了不可混淆的事物，为了一个自称未来派者的罪过而追究整个流派。为了橙子皮厚而责骂杏子，仅仅因为二者都是果子。”他认为只有“材料的形式上的加工”是各国未来主义间的共同点。而事实上就连形式也同中有异。
未来主义诗艺突出强调形式创新，以此体现时代的剧变和突入未来的精神，所表现的当然不仅仅是形式。天才革新家马雅可夫斯基的表现手法包括夸张、变形、出人意料的拼接和逆反，令人耳目一新。他塑造的艺术形象往往奇幻荒诞，游走在现实与梦幻的边缘。他和卡夫卡1915年不约而同地发表了《我是怎么变做狗的》和《变形记》这两篇天才作品，都通过变形的隐喻，淋漓尽致地抒写了人被异化的命运悲剧（由此也能见未来主义和表现主义的相通之处）。因作者的性格差异，马雅可夫斯基在《我是怎么变做狗的》中表现对被异化的不甘，而卡夫卡在《变形记》中表现对被异化的逆来顺受，但两篇作品的主人公都同样陷入了人际无法沟通全然孤立的困境。
在词语革新方面，马雅可夫斯基着力清除用俗用滥了的“诗意”词汇，而把大量现代口语、俗语、新词语（如“税率”、“财务检查员”、“苯胺紫”）纳入诗中，他爱新造词汇和派生词，拒用常规的诗语组合，代以出人意表的全新组合。他的诗歌语言体现开创气概、粗犷力度和敏感的内心抒情，具有鲜明个性风格。但在新造词语方面他不像赫列勃尼可夫走得那么远，赫列勃尼可夫造词往往完全摆脱指称意义而走向非理性，成为不可读解的音响游戏，因强调词语至极端，结果反成“失语”。马雅可夫斯基的词语革新变形有很好的陌生化效果，却都是可以读解的。
马雅可夫斯基在格律上突破传统，他的诗气势浩荡，含有剧烈运动和突然休止，若填入传统诗律的框框，“就挤破了”。因此他独创了别具一格的“楼梯诗”：把每个长行切分为数量不等的几个“梯级”，固然其中仍潜在“扬抑”“抑扬”等音步节奏，但源自谣曲和民歌的“重音诗律”因素占优势。因采用楼梯诗形式，他诗中波浪化的节奏在视觉上也得到了直观呈现，尤其适合朗诵的需要。
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形式因中译文可以重现，在我国已广为人知且为许多诗人所采用。但是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押韵，作为其诗艺更鲜明更重要的特色，却难以通过译文重现，因而在我国鲜为人知。所以要着重说明一下，以免抹杀了这位“奇句险韵的制造家”。
未来主义者都特别重视词的音响，而马雅可夫斯基做诗的功夫则聚焦在韵脚上。他经常心醉神迷，一天到晚嘴里念念有词地寻找和试验新奇的韵脚。他形容吟诗找韵之难，就像居里夫人提炼镭一样（从几吨沥青铀矿中提炼出了十分之一克）。为什么如此难呢？原来他拒绝已被用俗用滥的韵脚，他声称“我所押的韵几乎总是异乎寻常的，起码是在我之前无人用过，并且在韵书里也没有的”。
世界上真有“无人用过”的韵脚吗？这又需要专门解释了，原来马雅可夫斯基用韵完全超出我们所谓“合辙押韵”的概念。他惯于把最有特色的字眼（如人名地名、外语词等）、最具冲击力的字眼或“诗眼”放在行末（为此往往采用倒装句法），并押上巧妙的韵，即把多音节词或整个词组都押上元音辅音复合谐声的韵【0】。由于汉语一字一音节的性质，这种“韵”在中译文中几乎无法仿制。碰上运气好可能模拟一二，如：“加利费——喝咖啡”，“莱蒙托夫——还真托福”，“布鲁塞尔——加塞儿”，“塞尚——官衔直上”，“大西洋——不像样”，“yes——也是”等，但巧妙程度总比原文略逊一筹，而要仿照马雅可夫斯基原文那样全面应用，则根本没有可能。马雅可夫斯基自己也说：“译诗是难事，译我的诗尤其难”，“只有融会贯通原文语言才能领悟其妙趣，它像文字游戏一样，几乎是不可译的。”
为了寻找巧妙的谐声韵，马雅可夫斯基花费大量劳动，他认为“最天才的一着是不能在第二盘棋的同样形势下重复的。只有出人意外的棋才能战胜对手，和诗里出人意外的押韵完全一样”。“为了搜寻出人意外的韵脚我花去我的全部时间。我每昼夜在它们身上花十到十八个小时，嘴里几乎永远在念念有词。因为在这方面全神贯注，诗人总以心不在焉惹人笑话。”“那种我正在捕捉但还没有揪住尾巴的韵脚弄得我整天不得安生，说话不知其意，吃饭不知其味，睡觉不能合眼，几乎能看到那个韵脚在眼前飞。”如此千辛万苦提炼出来的巧妙韵脚，在译文里却只能体现百分之一二，这是译者最感无奈的憾事，也使得译文终究难与原文并肩。
这样，马雅可夫斯基创造了视觉上、听觉上和风格上都独树一帜，带个人鲜明标记和冲击力的诗歌语言。他属典型的豪放派，也有豪放和私密（婉约）话语的交融，这一特征在杰出的豪放派诗人如苏轼、辛弃疾、惠特曼身上都可见到。
在政治方面，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群中，马雅可夫斯基大概是与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最靠近的一人。革命发生前他自己处于食不果腹的贫民阶层，加以他未来主义的诗歌理念充满前卫性，与革命向往非常合拍，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未来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完全一致的，如他在《致谢尔盖·叶赛宁》一诗中出色地表达：
前进吧！让时间/像炮弹/在我们背后爆炸。向旧时代飘的/唯有那/随风飞扬的/头发。
为了欢乐/我们的星球/装备得还很欠缺。应当/从未来的日子/夺取欢乐……
很自然地，马雅可夫斯基把十月革命称作“我的革命”。而且水兵们攻打冬宫时，唱的也正是马雅可夫斯基作的歌：“吃你的波罗蜜，嚼你的松鸡，你的末日到了，资产阶级！”十月革命后马雅可夫斯基以全副热情投入工作，他为“罗斯塔之窗”创作大量宣传讽刺诗，其中四百首由他自己配画，每幅画如墙面四分之一大小，每首诗要配画十余幅，共绘制了约五千幅，因缺印刷条件，全部要手工绘制并复制。此外他还至少作诗一千首由别人配画。他回忆道：“对于把共和国面临的艰巨任务当作自己任务的诗人来说，不是什么八小时工作日的问题，十六小时、十八小时工作日是家常便饭。我们常常半夜两三点钟才睡，不枕枕头而枕一块木柴，……因为怕睡过了点。”
在新经济政策的年代里，他一面写史诗性长诗《列宁》和《好！》，一面也不嫌“屈尊”写诗广告和关心群众生活具体困难的诗。对好事他热情赞扬，对不良现象疾恶如仇，如他在悼念叶赛宁的诗中说的：
丑恶的东西/目前/消灭得还少。事情太忙，时间/总不够用。先要/把生活改造，改造了/才好歌颂。
这段时间/是不大好写，难于下笔。可是你们说说，患精神残疾的男女，——何时/何地/哪个伟人能选一条路，这条路/踩得一溜平，走起来很轻易？
十月革命后，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主义也有发展，加强了现实主义成分。未来主义本来只强调形式而鄙视模写现实，但马雅可夫斯基从未走向形式主义，他的诗要贴近群众服务革命、反映现实介入现实，这就使他不同于意大利未来主义或俄国未来主义右翼的自我未来主义。他十月革命后的诗密切关注现实主题，同时仍充分发扬未来主义的诗艺特色，从而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此时他也纠正了年轻的偏激。他们1915年的激进纲领曾扬言要“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出去”，成熟的马雅可夫斯基却写诗向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致敬，强调自己和前辈大师的共同点。
可见马雅可夫斯基的白银时代诗歌与苏维埃时代诗歌间有密切的衔接关系，前后血脉相连。但他抒情性的私密话语和公共性的宏大话语间仍存在一定矛盾。例如他曾忍痛割去《回家去！》一诗的“抒情尾巴”：“我愿祖国了解我，/但得不到了解，又算得了什么？/我就乘着斜风，/化一阵飞雨，/在祖国旁边/轻轻飘过。”显示出他有羞于坦露并主观抑制自己抒情性的一面，以服从宏大话语。
他的这一矛盾，我们要放在20世纪20年代社会政治背景下才看得明白。原来，当时马雅可夫斯基尽管名声很大，却始终被视为异类，常常遭围攻成为众矢之的。有人骂马雅可夫斯基为无产阶级服务，破坏诗歌传统，另一些人骂他是“超级个人主义者”，表现“资产阶级情调的垂死挣扎”；有人指责他写抒情、爱情的“个人主义题材”，另一些人指责他写政治题材，是“大红布牌粗制滥造的押韵面条”；有人指责他脱党，另一些人指责他不折不扣地对党忠诚；一大批人都宣称他才气已尽，“作为诗人他已经死了”，他的作品和照片被抛出图书馆，他的新书被“拉普”机关刊物《在文学岗位上》特别刊登在“不推荐书目”专栏；《红色处女地》的主编宣称“马雅可夫斯基永远不能使人相信他是社会主义革命诗人”；申格力教授出了一部专著叫作《马雅可夫斯基全面观》，评论说“他思想贫乏，眼界狭窄，怀疑病兼神经衰弱症，技巧也很差，他毫无疑问地有愧于时代，时代对他也必将弃若弊屣”；一度与马雅可夫斯基交往密切的结构派领导人谢里文斯基也说：“马雅可夫斯基是不再能引起宗教情绪的祷文。”
马雅可夫斯基在《塔玛拉与恶魔》一诗中曾这样形容他的境况：“在莫斯科挨打/凶得多，不能比！——从楼上打到楼底，/你算算楼梯/有多少级？”陷于四面受敌的环境，一方面是由于出头的椽子先烂，另方面也是他自己标新立异和爱挑衅的性格造成的。年轻气盛时未来主义者穿黄色上衣，口出狂言，自我标榜为异类，并故意惹怒对方，诗朗诵会上论战是不可或缺的事。成名后他仍喜欢周游各地朗诵诗，他有演员和即兴表演的才能，他浑厚的男低音又具有特别的磁性和表现力，所以马雅可夫斯基朗诵会的海报总能吸引许多青年人顶风冒雪前来参加。朗诵会后回答问题是趣味环节也是一道风景线，马雅可夫斯基积攒的提问条子多达近两万张。有多个亲历者回忆马雅可夫斯基朗诵会的热闹：除诗歌爱好者提问外，有众多反对派用嘲弄和挑衅问题向他进攻，而马雅可夫斯基则以机智的回答迅速反击，使对手在哄堂大笑中败下阵去：
“马雅可夫斯基，你的诗不叫人温暖，不令人激荡，根本不感染人！”
“我的诗不是煤炉，不是大海，也不是鼠疫。”
“马雅可夫斯基，我的朋友们都说：读你的诗一点都读不懂！”
“奉劝你，应当交聪明的朋友嘛！”
“马雅可夫斯基！你自命为无产阶级诗人，可是你老是写我，我，我！”
“哦，你向姑娘求爱的时候，一定是说‘我们爱你’咯？姑娘还不得不反问一声你们几个人啊？”
“马雅可夫斯基，你在俄国文学圈中自我感觉怎么样？”
“挺宽敞的，不挤。”
“马雅可夫斯基，你说你在俄罗斯人之中觉得你是俄罗斯人，在格鲁吉亚人之中觉得你是格鲁吉亚人。那么你在傻瓜之中觉得你是个什么呢？”
“在傻瓜之中我还是第一次。”
一个矮胖子激愤地爬上了台：“马雅可夫斯基！我必须提醒你一句：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1】这是连拿破仑都懂得的！”
话音未落，马雅可夫斯基已迈开长腿，一大步跨到了对手跟前：“倒没错，刚好一步之差。”
这是他状态良好时候的写照。马雅可夫斯基年轻气盛时“求异”，年长后他已经试图求同存异，文学界对他却拒不认同，坚持“排异”。马雅可夫斯基个性强而情绪化，易冲动也易受伤。无休无止的攻击最终导致了“金属”疲劳和断裂。
1930年4月14日，马雅可夫斯基在莫斯科的工作间里开枪自杀。
——由于他平时表现阳刚豪放，消息传出完全出乎公众意料。曾几何时，1925年诗人叶赛宁自杀后他还写过致叶赛宁的诗，以坚韧奋斗的美来抗衡叶赛宁绝命诗中死得轻松的美。他怎么也会走上同一条路呢？这对大家是一个谜。
1930对马雅可夫斯基可谓流年不利。马雅可夫斯基自命为忠诚的无产阶级作家，但“拉普”（即“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和报刊一直不认他为革命同志，而把他贬为苏维埃政权的“同路人”。20世纪20年代是苏联文艺界的百家争鸣时代，在众多文学社团中“拉普”占强势，但宗派主义严重，排斥打击被视为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马雅可夫斯基是他们的重点打击对象。马雅可夫斯基则不卖“拉普”的账，他组织未来主义文学社团“列夫”（即“左翼艺术阵线”，后改组为“革命艺术阵线”）。马雅可夫斯基的个性本是不通融的，但20年代后期“拉普”在党中央支持下逐步掌握了文学界领导权，马雅可夫斯基为照顾大局而终于妥协，于1930年初退出“列夫”加入“拉普”。但他这一举措没能改变“拉普”领导人对他的敌视态度，却被他的未来主义伙伴视为背叛，结果他反倒落入了众叛亲离的孤立境地。
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作品常惹人不快，就连他的“正诗”也总带讽刺性。他说：“我毕生努力的不是写些漂亮东西来取悦人们的耳朵，我的一切所作所为总是和大家过不去。”当时，他批判官僚奉迎、浮夸风的讽刺剧《澡堂》即将上演，但尚在排演中就已被“拉普”理论家否定，“拉普”认为现在应该写的是“反右倾”主题。《澡堂》首演遭到失败，观众大喝倒彩，报纸粗暴酷评。
马雅可夫斯基想要证明自己，便费尽心血筹办“马雅可夫斯基工作20年展览会”，希望展示自己20年的累累成果以求肯定。他说：“我为什么要办这个展览会呢？其原因是，由于我好干架的性格，给我扣上了那么多的帽子、加上了那么多存在的和不存在的罪状，以致有时我觉得最好能躲到什么地方去蹲上两年，只求听不到辱骂就好了。”
20年来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戏剧、电影和宣传诗画，他朗诵诗、做报告和讲座的足迹遍及苏联各地和欧美多国。虽然展览会收集的材料还零碎不全，但看起来已经像是展出了“整整一个工厂的产品”，很难置信是一个人制造的成果。但“拉普”、“列夫”和有关当局全都冷落他，展览开幕时，“拉普”方面除了法捷耶夫、“列夫”方面除布里克和什克洛夫斯基两个朋友到场外，邀请的文学界名人、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都没有出席。报刊保持沉默，只有“拉普”机关报发了抨击文章且得到《真理报》的转载。《出版与革命》杂志本拟发文庆贺他20年成果的，也突然撤下了已发排的祝贺文章和马雅可夫斯基像。
接踵而来的打击严重挫伤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自尊心。他疲劳过度，情绪低落，眼光无神，喉咙沙哑，看起来完全不像意气昂扬的他自己了。之前，他曾以吟游诗人身份在四年间走遍全国五十多个城市，每天到几个工厂、学校、部队去朗诵加答问，直接与群众打成一片。在遭刊物抵制的情况下这种直接沟通对他尤显重要。因病失掉他自豪的嗓音对他是又一沉重打击。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前两天参加最后一次读者见面会，会场发出的无礼叫喊使他心寒。
马雅可夫斯基看起来像是“金属制成的”，但金属也会疲劳而断裂，他内心其实孤独而脆弱。诗人叶甫图申科说：“马雅可夫斯基的巨大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天生的。马雅可夫斯基以他的巨大遮盖了他的无助，致使他的无助罕为人见，尤其是从观众席上看不见。”对社会现状忧心忡忡加上如今自己的孤立无助，原来斗志昂扬的他已无心恋战。他年轻时写《我是怎么变做狗的》那个荒诞幻境，这时竟完全变成了写实。
对马雅可夫斯基的又一重打击来自婚恋的挫折。
马雅可夫斯基终身未婚，但有多次情史且比较曲折复杂。伴随马雅可夫斯基最久的情人是莉莉亚·布里克。马雅可夫斯基于1915年结识她时，她已与奥西普·布里克结婚，马雅可夫斯基朗诵了长诗《穿裤子的云》，布里克夫妇被这位青年诗人的天才震撼，奥西普帮助马雅可夫斯基出版，而莉莉亚是个多情女子，她立即施展自己的才能和魅力将诗人俘获，使马雅可夫斯基“不可救药地”落入了情网。结果是布里克夫妇和马雅可夫斯基三个朋友形成了一个奇特“家庭”。时值大革命时期，这也算一种反传统的行为方式吧。
马雅可夫斯基不缺女粉丝，但众多爱慕者并不受诗人待见，而虽不漂亮却聪明热辣且爱折磨人的莉莉亚却成了他的缪斯。莉莉亚甚至说：“折磨折磨马雅可夫斯基对他大有好处，可以促使他写出好诗来。”马雅可夫斯基确实为莉莉亚写了许多爱情诗，他送莉莉亚的指环上刻着用莉莉亚姓名缩写“ЛЮБ”组成的“三字母诗”：因指环是环形的，转着圈儿读就构成了俄语“ЛЮБЛЮ”即“我爱”（献给莉莉亚的一首长诗也以《我爱》为题）。奥西普对他的浪漫妻子很宽容，倒是马雅可夫斯基妒忌心很强，不满足于三角关系而想叫莉莉亚改嫁给他，但莉莉亚不答应。
如此过了几年，他们三角关系的张力场已难继续维持，加以莉莉亚有时还另找情人，使马雅可夫斯基更加崩溃。1924年他就在诗中透露“连恋爱都已山穷水尽”，并因自己大龄而急于另找结婚对象。1928年马雅可夫斯基在巴黎遇到并爱上俄侨姑娘塔姬雅娜·雅可夫列娃而一往情深，回国暂别前向花店订购每周一次长期给她送花（他死后还送了多年）。但因如今布里克夫妇开销都靠马雅可夫斯基稿费供应，莉莉亚怕他到法国去和塔姬雅娜结婚。马雅可夫斯基此前频繁出国从未遇到过阻碍，但1929年秋申请赴法国竟得不到批准。因莉莉亚与安全部门关系密切，人们推测可能是她通过安全部门做了干预（固然这属于马雅可夫斯基所称的“流言”）。
为了安抚和拴住沮丧郁闷的马雅可夫斯基，莉莉亚另给他介绍年轻美貌的女演员薇洛妮卡·波隆斯卡娅，但她也是已婚。1929年底马雅可夫斯基获知塔姬雅娜即将另嫁的消息，显得非常神经质；然后他开始转向薇洛妮卡，急于要她办离婚手续，而后者尚在犹豫不决。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当天早晨请薇洛妮卡来商谈，薇洛妮卡来了，马雅可夫斯基求她留下，但薇洛妮卡忙着要赶到剧院去排戏不能耽误。她刚出门，就听到背后枪声响了。
马雅可夫斯基似乎是在绝望中寻求一点安慰，但即便薇洛妮卡给予安慰也不一定能挽救他。马雅可夫斯基衣袋里装着两天前已经写好的遗书：
致大家：
我死了，不要怪罪任何人，也请勿传播流言。死者对此很不喜欢。
妈妈、两位姐姐和同志们，原谅我，——这不是办法（我不希望别人这样做），但我已没有出路。
莉莉亚，爱我吧。
政府同志：我的家属是莉莉亚·布里克、妈妈、两位姐姐和薇洛妮卡·波隆斯卡娅。如能对她们生活稍加照顾，我就谢谢了。
请把我写作中的诗稿交给布里克夫妇，他们会搞清楚的。
所谓刺激性事件/带着辣味，
爱的小舟/已在生活中撞碎。
我与你已经两讫/何必细细开列
彼此间的伤痛/委屈/所受的罪。
祝生者幸福。
符拉季米尔·马雅可夫斯基
马雅可夫斯基终年三十六岁。诗人之死震撼了俄罗斯，告别的人群三天川流不息。大大超出丧事组织者预料的是，自发为马雅可夫斯基送葬的人达数十万，造成秩序十分混乱。
帕斯捷尔纳克的悼诗写道：
你睡着，被褥铺在流言蜚语上睡，/你睡着，一阵颤动，从此安静，——挺拔俊美，二十二岁，/被你四部曲的预言所言中。
你睡着，以你的全部高速/向前猛冲，切入、跨入、突入/焕发青春的传说之丛。/你的枪响就像埃特纳火山/爆发在怯懦的丘陵群包围之中。
而茨维塔耶娃说：“谈起马雅可夫斯基，要记住的不仅是这个世纪，我们还必须时时记住下个世纪。世界上第一位群众诗人留下的空缺是不可能很快得到填补的。不仅是我们，而且可能包括我们的孙辈，要面对马雅可夫斯基时都不是朝向过去，而是不得不朝向未来。
“当我说‘群众喉舌’时，我所见到的要么是人人有马雅可夫斯基身材、步伐和力量的古代，要么是人人都将会如此的未来。至于当代嘛，起码在感觉领域里，当然是格立弗进小人国，全是小人，只不过非常之小。
“马雅可夫斯基以他高速的脚步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现代，他还将久久地在某个转折处等待我们。”
马雅可夫斯基对20世纪和未来世界的诗歌影响巨大。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以赛亚·伯林评论马雅可夫斯基说：“他即使不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算得上一位激进的文学革新者，一个能够产生惊人的活力、感染力，尤其是影响力的解放者。”而马雅可夫斯基自己这样预言：
我的诗/将用劳动/凿穿千载万年，
它将出现，/沉重，/粗犷，/摸得着，/看得见，恰像奴隶们/凿成的大水道
从古罗马一直通到/我们今天。
写到这里本当收尾了，但马雅可夫斯基即便死后折腾也没有结束。“拉普”就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事件发表声明称：“这个号召人民对生活进行革命改造的大诗人，自己就没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又打报告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指责马雅可夫斯基的思想“充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毒素”，指责马雅可夫斯基自杀更造成了恶劣影响，指责马雅可夫斯基的朋友们至今还在赞扬死者，这都证明：“马雅可夫斯基的一生及其全部创作，过去是，而且永远是应当如何改造而改造又是何等困难的实例。”莫洛托夫（当然根据斯大林授意）批复：“建议来信人就此问题写篇文章给《真理报》发表。”而另一方面，莉莉亚·布里克上书斯大林，因为不久之前的列宁纪念会上，斯大林听马雅可夫斯基朗诵长诗《列宁》后曾带头鼓掌，希望他能为这部诗集说句公道话，哪怕是只说几个字。但斯大林对此不予置理。
五年后莉莉亚·布里克再次大胆上书斯大林，申诉马雅可夫斯基的纪念措施和全集出版遇到重重障碍无法推进。这次斯大林却出人意料地做了一个如今已众所周知的批语：“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漠视他的纪念和著作就是犯罪。”这个评语导致死后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再遭一番大折腾：先是一夜间被捧上社会主义文学偶像的神位，而斯大林死后又被斥为“斯大林个人迷信的领唱者”。曾经爱写未来幻想剧和爱玩未来穿越题材的马雅可夫斯基，设或地下有知，对如此“未来幻想”恐怕也将意料未及目瞪口呆吧？
斯大林于1935—1936年之交一反常态，树立马雅可夫斯基为榜样是出自政治考量。这之前，斯大林已于1932年解散所有文学社团，代之以苏联作家协会，但领导作协的仍是原“拉普”领导班子，斯大林嫌他们不够听话，如今轮到整顿和清洗他们了，树立马雅可夫斯基是个极好的切入口，同时也为斯大林血洗政敌做了舆论准备。恰遇莉莉亚·布里克上书，斯大林便作了这个批示给叶若夫。叶若夫何许人也？他是执掌安全和内务部大权的，当时斯大林即将要他主持全国大清洗，批给他的寓意不言自明。再说，树立死去的诗人为偶像最保险，他已不能为害了，随便怎样模塑他都可以。
假如马雅可夫斯基没死呢？看看马雅可夫斯基笔下讽刺作品（从1922年的《开会迷》到1929年的《澡堂》）的显著增长，比照斯大林掌权后对讽刺文学毫不留情的态度，马雅可夫斯基多活几年会遭何命运不难估计。
痛恨“舔功”和“替负责干部挠痒痒”的马雅可夫斯基不是一个吹捧者。他写过悼念与歌颂革命领袖列宁的长诗，以什么观点写的呢？试看下面引的一段就明白。他写道：值此亿万群众哀悼送别列宁之时，假如列宁真个是“上帝恩赐的天才领袖”，假如列宁真个是“救世主”，那么：
我会由于狂怒，/一切都不顾，
我会冲入/送葬的队伍，
把顶礼的人群/迎头拦住。
我要把/最响亮的/诅咒的字眼/找到，
当我和我的呼声/被踩成肉酱的一刹那，
我要把/渎神的话/炸弹似的/掷上云宵，
向克里姆林宫/怒吼：/‘打倒！’……
反观斯大林一步步登上权力之巅时，尽管歌颂者甚嚣尘上，马雅可夫斯基却从未写过颂词。马雅可夫斯基20年间作诗十万行，其中提到斯大林的仅两处：一处是在长诗《列宁》描写十月革命的段落中一过性地提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名字，另一处是1925年写的《回家去！》中，诗人曾表示希望斯大林在做报告时提一提在苏联“对诗的理解/超过了/战前水平”。提出这样一点小小的奢望，就可构成“吹捧”和“奴颜婢膝”的罪名么？也未免太扣帽子了吧。
狠批马雅可夫斯基“奴颜婢膝”的人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有世界声誉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肖年轻时曾参与马雅可夫斯基剧本排练并为演出配乐。本来马肖二人都极富才华并在不同艺术领域里采用了相似的现代先锋手法（以致肖斯塔科维奇被视作“音乐界的马雅可夫斯基”），而斯大林本是讨厌先锋派文艺的。但他出人意料地赞扬了马雅可夫斯基，紧接着又叫《真理报》发表《以混乱代替音乐》的文章批判肖斯塔科维奇，太叫肖愤愤不平了。
但他后来（在斯大林时代结束后）攻击马雅可夫斯基“奴颜婢膝”当“斯大林走卒”，却很不讲理。因为马雅可夫斯基从来没向斯大林献过诗，而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却极力争取斯大林宽容和嘉奖，谱写过许多歌颂斯大林的作品（固然是在挨批之后和大清洗的威胁下不得不然）。肖斯塔科维奇应当明白：斯大林树立的是已死的诗人，假如马雅可夫斯基多活几年，命运准比肖斯塔科维奇糟糕，他就不会感到不平衡了。
马雅可夫斯基不会说好话，他死前不久，1930年2月底“艺术工作者中心”揭幕，聚会者要求马雅可夫斯基诵诗，他朗诵了“第一序诗”即《喊出最强音》。一位在场的诗人说：“给我们读读《好！》吧。”马雅可夫斯基却直截了当回答道：“我不读《好！》，因为现在不好。”《好！》是1927年的作品，到此时仅过两年多，两年多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呢？斯大林占据了最高权力，清洗了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叫停新经济政策而转入农业全盘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伤害，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虽然全国大清洗此时还只是黑云压城，但马雅可夫斯基感到时代开始“脱榫”，他在长诗《好！》结束章中歌唱的宽松气氛和经济复苏已然消失。马雅可夫斯基政治诗的重点已明显地转向讽刺，他1928年就开始写（与《好！》对偶的）长诗《坏》，虽因种种原因未写成，却连续发表了讽刺剧《臭虫》《澡堂》和讽刺组诗《败类》。他写道：“我不知道/我在谁的头上动土，/我只知道/势必动的谁的头上。”1929年斯大林五十寿辰之际，马雅可夫斯基发表的不是给斯大林的颂诗而是《与列宁同志谈话》，这番谈话，斯大林听起来一定非常刺耳：
“列宁同志，/我要报告您，——
并非根据职权，/而是根据心灵。
列宁同志，/工作重得要命，
但是它/将要完成，/正在完成。……
可是与此同时，/自然也有
很多很多的/乌七八糟的事情。
没有了您，/许多人/迷失了方向。
大量的/形形色色的/混账家伙
还在我们土地上/逛……”
马雅可夫斯基脾气倔不识好歹，连遭打击是再自然不过的命。马雅可夫斯基之死使当局如释重负，但仍用了不小力量调查和掌控舆论，把对诗人死因的议论限制在私人恋爱问题上。多年之后，阿赫玛托娃感慨道：“马雅可夫斯基什么都明白，比我们大家都明白得早。”
马雅可夫斯基所处的疾风暴雨年代今已远去，但我们不会忘记他是中国人民的患难之交，他为苦难中的中国写过许多诗，并把自己《最好的诗》献给了“陌生的/而亲如骨肉的/中国苦力”。读《最好的诗》，不能不为他真切的国际主义情怀感动而共鸣。马雅可夫斯基在中国也早就受到关注，1921年瞿秋白就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访问了马雅可夫斯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刊物和文学史书都赞马雅可夫斯基为俄国“伟大的天才诗人”。因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难译，至20年代末才有零星译介，中国出版的第一个译本是1937年万湜思从世界语转译的诗集《呐喊》，用作书名的诗题《呐喊》就是本书中的《喊出最强音》。其后经我国众多译者数十年不懈努力，出版了多种版本的马雅可夫斯基诗选。笔者所译的，于1961年出版长诗《列宁》和《好！》，其他译文因“文革”的缘故延宕，至“文革”结束方于1979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马雅可夫斯基讽刺诗选《开会迷》，1981-1982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马雅可夫斯基诗选》三卷集。
我很同意“金色俄罗斯丛书”主编汪剑钊所说：马雅可夫斯基“堪称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诗人之一，但需要指出的是，他同时也是被误解最深的一位诗人”。
俄罗斯批评家柯夫斯基认为，斯大林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评语像埋设雷区一样妨碍了我们了解诗人：“国家监护剥夺了马雅可夫斯基唯一公道的自我保护手段——受诗的保护。但只有在把诗直接交给读者、交给未遭扭曲的读者接受时，诗人之名才能仅仅受诗自身的保护。”卡拉布切夫斯基也指出：我们以前从来不按马雅可夫斯基自己的意思解读他的诗，而只按幼儿园和小学的保育员、教师和辅导员的意思解读，只按电台播报和报纸标题来解读。我“文革”前后译的三卷集不可避免也受到这种统一口径解读的影响，如编选和评析中突出政治，细节处理中掩饰回避等，难以全面真切地反映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艺术和精神世界。所以我一直有心对旧译做一番精选和校订。很高兴“金色俄罗斯丛书”给我这个机会，得偿宿愿。
这个选本收入的诗，大多数精选自旧译的三卷集，也有一些新译。对旧译做了一番校订并重写了前言。
马雅可夫斯基是勤奋高产的诗人，但他赶任务的速成之作数量庞大，虽是满怀热情写出，有巧妙音韵并为群众喜闻乐见，却不可能都成为艺术精品。因此把三卷压缩为一卷有助于提高艺术质量（可惜无法收入长诗代表作）。本书作为精选本，以马雅可夫斯基抒情诗、讽刺诗和政治抒情诗的代表作为主。但为展示他诗作琳琅满目的多样性和诗人服务社会的态度，仍保留少数宣传鼓动面向群众的作品，如“罗斯塔之窗”的招贴诗画也保留两首（《梁赞农民谣》和《国王与跳蚤的故事》）以窥其一斑。
通过校勘，曾被删改的文字已恢复原来面貌。如马雅可夫斯基最后阶段作品《喊出最强音》的头一节：
可敬的后代同志们！
当你们在已变成化石的/今日粪堆里/挖掘，
在我们昏暗的现代中探索，
说不定/你们也会/问起我。
因作者用词激烈，当时就遭出版检查封杀，迫使作者删去“粪堆”（дерьме）一词。但作者不甘屈从，换成了字母“г”，暗指的говне仍是дерьме的同义词（等于英语的“shit”）。我当初翻译时，也曾不得不隐去犯忌字眼而含糊其词，现在才恢复原作原貌。又如前面提到《回家去！》一诗，原作在表示希望斯大林做报告时提提诗歌的愿望后，立即以“得不到了解/又算得了什么”，对这不切实际的愿望给出了否定回答。这节诗因流露真情而被删，现也恢复原貌。
私人抒情和社会宏大话语是马雅可夫斯基诗中对立统一的一对主要矛盾。马雅可夫斯基写个人悲剧总会扩大到整个社会（“我将为你们掏出灵魂，/踏扁它，/把它踩大！”），而在他的社会主题中则贯穿个人担当意识，并常将私人抒情溶入其中，这样他就使这对矛盾统一于个人动机。卡拉布切夫斯基说：“我们在马雅可夫斯基诗中感应到的是心灵之痛——马雅可夫斯基首要的个人动机。对其真实性我们无可怀疑。”伟大作品都有巨大的心灵之痛。不论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或是“时代脱榫了，而我竟是为纠正它而生”，都因“心事浩茫连广宇”，而把个人悲剧扩展到宏观。这种巨大，不是无病呻吟者装得出来的。
马雅可夫斯基曾把自己比作一座工厂，而把社会对诗人的需求称作“社会订货”。他加班加点，努力想满足这些订货，只可惜并非所有“社会订货”都能与心灵相通。当诗人对社会承担过多时，当承担义务压倒私人抒情时，尤其是当诗人觉察到宏大话语渐渐背离社会正义时，心灵之痛已无法承受，宏大话语和私人抒情也将产生断裂。
诗人茨维塔耶娃把马雅可夫斯基这对矛盾中的私人抒情方面称作“诗人”，而把社会人的担当方面称作“人”。由于茨维塔耶娃对十月革命持反对派立场，所以她贬低马雅可夫斯基的担当意识，不愿承认这是他作为“诗人”不可缺的部分而且还是重要的一半。但她见证了马雅可夫斯基的社会担当与艺术的龃龉和最终发展到与诗人心灵间的断裂。马雅可夫斯基最后阶段的自白诗句是令人战栗的，不由得茨维塔耶娃不作如此描述：
“马雅可夫斯基凭信仰、凭真理、以全身心服务了十二年，‘我把自己诗人的响亮的力量/全部献给你——进攻的阶级！’然后以抒情的一击，结束得比抒情诗更强而有力。作为人的马雅可夫斯基接连十二年企图杀死自己之中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第十三个年头上诗人奋起而杀死了人。”
整整一世纪。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被说”太多了。他终于发一声喊：“可敬的后代同志们！/关于时代/和自己，/让我自己说！”
归根结底，听诗人自己说吧。
而读者也将由自己做出评判。
飞白
2018年1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