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北大还可以满足于国内第一的“综合性大学”的称谓，北大人最引以为自豪的是：北大是university，而清华充其量也只是一个college。如果这一说法在十年前仍然成立的话，那么现在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1993年，清华在已有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系、所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文社会科学院，1999年又恢复了法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并成立美术学院，2000年在公共管理系的基础上建立了公共管理学院，2001年成立了新闻传播学院……这一切似乎都在昭示：北大的文科霸主地位将面临全面的挑战。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北大文科“老大”的地位也会动摇。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清华历史上就曾有过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国学四大师”，朱自清的散文也是北大作家很难写出来的。
就算排除上述因素，仍旧视北大为中国的“第一”、“老大”，可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中国排名第一的北大在世界上的排名是多少呢？前不久，上海交通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和高等教育研究所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以较为充实的数据和具体的分析指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总体上与美国一般公立研究型大学处在同一层次上，许多指标已经处于明显优势。总体来讲，这两所大学应处在世界大学体系的200～300名之间。北大与清华的较劲，由此看来只是一种低水平的竞争。土耳其是横跨亚欧大陆国家，他们的国家足球队如果在亚洲排名的话肯定是第一，理由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得了2002年世界杯的第三名，更重要的是他们战胜了亚洲的老大日本和韩国。但是他们并没有参加肯定出线的亚洲区预选赛，而是宁愿参加高手如云的欧洲区预选赛。从土耳其足球队的身上，北大应该学习什么是谦虚，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竞争。
我们知道从1999年起，赛艇作为一项承载两校友谊的活动被引入到北大和清华中来，颇有点牛津与剑桥的味道。可是自从第一届北大意外偷袭得手外，北大就从来没有赢过清华。北大是不愿服输的，当然也就不会置失败于不顾，因为这关系着“老大”尊严的维系。于是，北大每年都要投入大笔经费用于赛艇，并且将赛艇作为北大体育中的重点项目。这多少让人有点费解，赛艇毕竟只是几个人的运动，与其在这上面挖空心思，还不如多花点钱改造一下尘土飞扬、沙砾成堆的一体，这样北大学生就不至于没有场地踢球了。北大之所以重视赛艇，无疑是为了从清华手中夺回面子，堂堂北大怎么能在这上面输给别人呢？而这样做的后果却是缺乏资金支持其他项目的发展以及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据说北大某器材室欲购入一批二手器材，还得首先经负责后勤的校长打报告，这样的“小气”似乎与北大在赛艇上的“大手笔”不相对称，也实在是对不起北大贵为“老大”的盛名。
【雄伟壮观的百年纪念讲堂向世人展示了北大之“老”】自1998年，江泽民提出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以来，北大与清华都成了这一理想的积极实践者。两校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无休止的争吵并不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北大百年纪念讲堂的建立遭到了很大的批评，其中主流的反对声音是：与其花上亿的资金来建一幢房子和几个座位，不如把钱花在多购几本书上。尽管北大图书馆是亚洲最大的大学图书馆，但真正能读的书并不是很多，除了有很多书不能找到之外，许多书也是明显地供不应求，这多少影响了北大学生的学业进步。北大的后勤管理也是一团糟，以食堂饭菜的性价比而言，北大学生普遍认为北大食堂的饭菜价格普遍高于其他院校。前不久，住在北大万柳公寓的学生发起了一场“罢餐”运动，起因便是食堂饭菜太贵，而且有的食堂师傅连起码的算术都不会，经常出现乱打卡的现象。所有这些，都是与建设一流大学的理想背道而驰的，此情此景，北大还有什么理由妄称“老大”。
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北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漫长的追赶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放下老大的架子，谦虚地向别人学习，而不是盲目地自夸。谦虚是一个人最优秀的品质之一，同时也是一所大学综合素质的体现。所谓谦，是指谦让，北大没有必要去争每一个第一，只要能够担负起“老大”的责任就足矣；所谓虚，是指虚怀若谷，这也是北大值得骄傲的地方，既然已经有了这样的传统，就应该继续发扬光大。惟其如此，北大才有希望步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否则只能背着“老大”的盛名，在全中国人的谩骂声中，逐渐地淡出历史的舞台。
北大的高门槛
中国人历来喜欢以门槛的高低来衡量机构的地位。在古代，要考取进士，首先必须经过乡试与会试，这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许多花甲之年的老人还在为争取功名而努力。最为荒谬的是，为官要捐多少银子，亦即财富没达到一定数量，将入不了为官的门槛。也难怪古代的皇宫都是围墙高耸，这让百姓望而生畏；皇宫的大门都有很高的门槛，似乎是在警告大臣们：这是皇室的地方，你们进出都得小心点，以免摔得头破血流。然而，如此之高的门槛却最终被证明是作茧自缚，这也就怪不得溥仪把故宫的门槛都锯掉了。
作为大学，北大的门槛历来是最高的。能够进入北大的学生，都是有着非凡才智，并通过“过独木桥式的”高考的。北大历来是高考状元的集结地，下面的数据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1999年，北大共录取全国高考状元44人，其中文科29人，理科15人。
2000年，北大共录取到全国文史、外语、理工类高考状元46人，其中文科29个，理科16个，外语类状元1个。北京等12个省市、自治区的文科前3名都入住燕园。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奥林匹克竞赛的十九名学生，获得八金八银的十六人全部成为北大新生。
2001年，北大共录取全国高考状元38人，其中文科29人，理科9人，各省前5名的学生绝大部分被录取到北大。
2002年，北大共录取全国高考状元45人，文科第一名更是为北大所包揽。同时，奥赛金奖得主中的大部分也被保送进入北大学习。
面对如此之好的招生形势，北大岂能悄悄作罢，这难道不是北大“老大”地位的最好证据吗?为了将这些证据公之于众，北大每年都要在三角地的橱窗中供出这些状元与金牌得主，当然也有一些著名的体育运动员与文艺明星了。北大在三角地设立的“新生状元走廊”，在每年的九月都是北大最为灿烂的风景。每次徘徊在这些“圣像”之前，我都不禁会问：北大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炫耀北大独步中国大学的霸主地位?滋润最高学府网聚八方精英之后的沾沾自喜情怀?还是让所有学子感受封建科举金榜题名的“人文关怀”？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北大能否再造新的辉煌?】这一切似乎都不是很重要，因为高分本来就是名校的通行证。这些状元所取得的成绩是他们聪明才智与汗水的结晶，是培育他们的高中的骄傲，北大凭什么能沾他们的光呢?难道说是北大高高在上的地位激励了这些学子的奋斗精神吗？北大没有任何拿状元往自己脸上贴金的理由，“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北大惟一能做的只是塑造他们新的辉煌，北大真正做到了吗?一位国外知名的大学校长曾流露过这样的心声，北大的本科生绝对是全世界最好的，而对北大研究生的水平却不敢恭维。为什么这么多优秀的学生在经过北大四年的本科学习之后却成了不被他人看好的研究生呢?这只能说北大的教育体制存在着问题，至少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
北大的门槛，将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青少年拒之门外，这其中让人们为之惋惜的是胡坚——一位因痴迷写作而导致成绩滑坡的另类少年，一位让余杰、孔庆东等青年学者不吝溢美之词的少年，一个被温儒敏、曹文轩等北大教授看好的文学天才。胡坚的《愤青时代》是我们这个时代难得的文化精品，他那王小波式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对于那些即使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也是一种超感体验。曹文轩对《愤青时代》的评价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营造一份荒诞，一份苍凉，一份出自少年的思索，让人不免有惊诧之感。”余杰则干脆将其称做是“中国少年的第一部智性之作”。这对于一个年仅18岁的少年来说，实在是难得的评价。
这样一个少年，却硬生生地被挡在了北大的门外，以充满“人文关怀”著称的北大是以什么标准拒绝了这样一位偏才的少年呢？症结在于“目前文科生没有相关的保送政策……因为文科的才华很难界定，有了政策就会有人通过这个缺口牟取私利。”这样的解释再荒谬不过了，既然理科有相关的保送政策，文科就不能有吗?说文科的才华很难界定，难道仅仅是因为理科的才华可以凭借一两块竞赛的奖牌来衡量吗?事实上，对于偏才，我的理解是，文科比理科更能让人理解，文科的偏才也比理科的偏才有更大的发展前途。因为人文的东西本来就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纯属个人体验的东西，一个在文学上有很高造诣的人并不一定要求他具备很深的法学、经济学或政治学的知识；而理科的相关性则很大，在理科上的偏才更容易制约一个人的发展。所以，以这样的理由来拒绝一个充满希望的少年，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遗憾，既是胡坚的遗憾，更是北大的遗憾。
据说，后来武汉大学破格录取了胡坚。这不由得又一次让我开始审视北大的宽容精神，为什么同是国内知名大学，在对待偏才时，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北大比武大的地位更高?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将武大保送胡坚视为媚俗，难道北大因为拒绝了胡坚就可以称得上是“高雅”了吗？
每一个稍有知识的人都应该拒绝这样的规则——“目前文科生没有相关的保送政策”。这样的规则只会造就平庸。也许在一个平庸的时代，只会将天才视作洪水猛兽。但是，北大你不该这样啊!你的责任就是为那些被世人所鄙弃的天才寻找一个栖身之所，这才是“燕园”的本义；你不该为了规则而牺牲天才，进而落入平庸。你这样做对得起祖宗留下来的“兼容并包”精神吗？北大，你应该将你的“人文关怀”播撒在每一棵充满希望的种子上，让每一个天才都有机会得以沐浴你的恩典。精英的殿堂是能够容纳任何特立独行的怪才的。
尽管国家目前还没有关于文科偏才生的保送政策，但是聪明的北大是不可能想不到办法来解决这类问题的。孔庆东曾说过，“希望能给那些在某一领域有突出才华的年轻人以机会，让他们在成长的年龄可以接受北大文化的熏陶。”温儒敏教授也曾经为几个类似胡坚的偏才生问题找过学校。他们都曾认真地读过胡坚的书，对于胡坚的文学水平是非常了解的，而且他们都认为胡坚是有资格进北大的(当然只是就文学水平而言)，要不他们就不可能为此去找校方了。如果我们接受孔庆东和温儒敏的判断的话，如果我们也认可北大“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教育理念的话，那么，胡坚就应当成为北大的一员。但是国家和校方的难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就转化为如何制订合理的规则来保证每一个希望成为、而且有能力成为北大一员的人才都能够接受北大的教育，而这正是现行的教育体制必须正视的问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