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仁以他的亲身经历对笔者说，“我接触过一些清华北大的学生，有些甚至都不懂礼仪，不屑和别人说话，觉得和别人说话没有什么意思，谈不出什么东西来。因为来自名牌学校，到了工作岗位上，自我感觉非常好，老以为自己的主张和做法是正确的，不愿意听同事和周围的意见。”
实际上，清华、北大每年应届毕业生中可参加就业的实际人数并不是特别多。清华实行的是本硕连读制度，成绩优秀者就可以免试保研，北大的研究生保送比率也很高。研究生毕业之后，又有很大一部分选择出国，剩下的可直接参加就业的人数就可想而知。而每年都会有大批超级的跨国企业盯着这一部分人，前几年，两校毕业生的供需比都在1∶4到1∶8之间，部分热门专业如建筑、计算机、通讯等供需比达1∶20甚至更高。即使这几年供需矛盾有所缓解，他们也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如金山公司所说，一般他们会首选外企，因为那里的薪资高，外语环境好，出国的机会也多。而国内一些颇具成长性的企业虽然可以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但由于薪资水平和自身规模所限，还无法与那些外企竞争。而一些小企业(相对而言)则不敢接收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害怕他们不稳定，过一阵就跳槽或出国了。导致的结果是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尤其是一些冷门专业的毕业生在找工作时遭遇另一种尴尬——北大、清华免谈。
反思与批判：北大学生真的优秀吗?
微软、摩根等外企指出，并非北大、清华的学生就一定比其他高校的学生优秀，只是这里的成才率相对来说要高一些，整体素质要好一些，但这并不等于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优秀，也不等于这里的学生就可以高枕无忧、漫天要价。
现代社会的竞争，北大人比谁都清楚。在学业上成就突出，那只是能力的一个方面，那或许可以代表你可以成为一个很出色的学者，但那并不代表你可以在三百六十行的每个行当里都可以是状元，尤其是处在这个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的成功，都离不开为他的工作做了大量直接或间接服务的同事、朋友或领导。单枪匹马的唐吉诃德早在几百年就已经注定要被淘汰的命运。在这个强调合作和对话的时代，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对北大人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
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后半期，在校园这个铁打的营盘里，流水的学生慢慢改变着它的精神气质。北大学生也似乎从一个激情的年代来到了一个理智的年代，理智得只有利益可以驱动他们，只有利益的变革才可以引起他们的反映，只有针扎得痛了才晓得自己应该大叫两声，可惜的是继之而来的是沉默。鲁迅先生曾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不幸的是，他们再也没有了那种象牙塔里的气质、那精神贵族的傲骨，而只残存着被整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榨取后剩下的比别人多一点的傲气。毕竟他们更耐榨取一些，因为他们有百年老店作为底子，因为他们有无数的先烈以及无数的大师可以自豪，更因为他们骨子中秉承了百年老大的精神传统，他们成了全国聚集点，以至于一时间有“全国看北京，北京看北大”的社会传言，所以他们感受了无数的“关怀”，他们有了无数的值得为之放弃精神家园的理由。北大无小事，北大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成了鸡肋，成了很多人看来不想搭理而又不得不搭理的一个怪物，很多学生更是在这个辉煌的光环下浪费生命。
更为务实的北大学生，干脆连牢骚也不发了，因为牢骚就是牢骚，就是快意嘴巴，还往往惹来一身的麻烦，不如干脆安下心来做好自己的事情。往往到这些时候，他们才发现，他们并不比别人多什么，尤其是知识的学习。
而他们传统的观念则认为，只要自己努力，就一定可以成功；现阶段别人的辉煌只是他比我知道更早更努力而已。他们似乎从来就没有一种吸取别人长处的习惯：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到而我没有做到。单单的臆测不能解决问题，脚踏实地才更重要。不幸的是，这个时候很多的北大学生没有能够实实在在地做下去。更为不幸的是，这种意识带到了以后的工作单位，没有什么吸取别人长处的精神，处处以自己只要去做就可以做得比别人更好，而错就错在领导安排工作的时候大材小用。处处自以为高明，见识比别人多一筹，更是以不和一些“低级”的同事打交道为自己的荣耀。北大学生就这样被孤立起来。
君子误国远比小人误国可怕，而且还让人难以矫正。北大人尤其要小心，不要自己以为无愧吾心就可以为所欲为，须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北大学生很反感别人的批评。他们也知道北大有无数的问题，随便举一个都可以拿来骂上三天。可是北大学生自己一定要有自己的理性判断。坦然面对各种批评或指责，只有善于团结别人、争取最大多数人的支持，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和理解。
这个社会对北大的要求太苛刻了，因为这是全国关注的焦点，这里是中国无数希望的发源地，这是代表中华古老文明的积淀和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承。如果说很多人不希望背负这么重的负担，那作为一个合格的北大学生，至少应该做的比社会的平均水平稍微好一点。低俗的事情有无数的人去做，我们缺乏的是做高尚事情的人。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知易行难”。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也曾提及，“一个民族，先进的物质产品可以引进，先进的精神产品也可以引进，但惟独实践美好理念的人却不能引进；一个民族的改进，只能以这个民族自己的奋斗为主”。这也正是印度圣雄甘地和南非总统曼德拉对他们本民族的重大意义，这种斗士是无法引进的，他们的影响也同样是无法引进的，实践美好的理想只能寄希望于本民族的有识之士，只能通过长期的实践才可以完成。
中国的民众始终秉了一种优秀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秉承了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美好品质。我们总是喜欢从善意的角度去想像别人，总是认为无论一个人如何变化，他是会变好的。天地间浩然正气长存，我们相信未来总会有希望，因为再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否极泰来。所以从解放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北大到底培养了多少优秀的一流学者，我们的人民也没有追究；一个国家久负盛名的最高学府，留不住自己最优秀的人才，也吸引不了最优秀的人才，我们的人民也没有追究；一个教授比例远远高于西方国家却拿不出像样的成果的时候，我们的人民也没有追究；纳税人的18个亿进了学校，未见多少学术成就的时候，我们的人民也没有追究。我们的人民深信“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可是身在其中的北大人，能这样想吗?
这不是一个静态的农业社会，这是一个全球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一个你不努力就会被别人超过的社会，一个与时俱进、时不我待的社会。作为精英集中的地方，作为一个国家精神天堂的圣地，怎么可以无所作为。北大人怎么可以允许滥竽充数的教授站在神圣的讲台上，怎么可以忍受昏昏度日的学生呆在美丽的燕园里，怎么可以忍受遭遇了不公正对待之后一句“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的自我解嘲。我想真正的反思也许刚刚开始。
高宁宁的话应该引起北大学生的足够重视，北大学生真的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记得一个老北大校友曾这样说过，只有在社会努力一番之后，我们才可以成为北大人，以前只能算是北大学生。是的，北大人应该是那些无愧于国家和民族的人。微软、摩根认为在这里只是成材率高一点而已，并非每个人都是人才。这足以引起北大的反思。究竟有多少人可以真正称得上中国的精英，我想可能真的需要“路遥知马力”。
对于招聘公司免谈北大清华的闹剧我们可以一笑置之，可是对于这背后隐含的大学的堕落，以及社会要求与大学教育的冲突岂能一笑而过?北大好像我们的国家，背负着很多的传统，肩负着很多的期望。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为自己的无知解脱，认识到了以后就需要我们为之奋斗。这种奋斗，其实也许并不需要动人心魄的豪言壮语，也许不需要铺天盖地的宣传炒作，也许不需要多少亿资金的投入。它需要的可能仅仅是我们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对学校的热爱，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对自己学习的热爱，对自己以后工作的热爱。也许社会上有很多人鼠目寸光，有很多人心胸狭窄，有很多人牢骚满腹，但北大人却不应该有那种“此非我族类”的想法，不应该用那种社会学家帕森斯笔下的特殊原则来区别对待的做法，我们需要批判与反思，我们更需要建设与再造。“风物长宜放眼量，不可沽名学霸王”，北大的“天朝上国”之梦终归破灭，新世纪的北大人已经梦醒。北大人可以平凡却不可以平庸。他们注定肩负着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