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司令卡尔·斯廷纳准将在结束早晨的跑步锻炼返回的时候，在营区大门口遇到了他的情报处处长迈克·弗林上校。“在地中海上有一艘游轮被劫持，”弗林上校冷静地向他报告，语气中带着几分急切。“船上很可能有美国人。”
其他任何组织都没有能力从公海上把这艘游轮夺回来。斯廷纳知道肯定会动用他的部队，而且会很快。
他身高6英尺，身材细长，浑身透出军人气质，但却不那么死板，显得非常悠然，平易近人。可是，他从来不甘落后，内心深处总感到有一种压力。这不仅因为他总想出类拔萃，或想把自己的部队带成最优秀的部队——所有的军官都这样——他还不断想出一些办法来做到这一点。
在与弗林赶往司令部大楼的时候，斯廷纳的脑子已经动开了。他知道弗林的那一点点情报是他当时能得到的全部信息，否则他肯定会向他报告更多的情况。即便如此，他也必须根据这仅有的信息来采取一些行动。经过长时间的精心策划、训练和演习，联合特种作战部队才培养出各种规模的特种部队，以应付实际上可能发生的任何危急形势；只要有飞机运送，他的部队就能在两三个小时之内出动。根据他们的计划和演练，他把重点放在眼下怎么办的问题上。“这是个很难对付的目标……必须了解更多的详细情况。”他心中思忖。“我们的行程很长，要尽快做好出发前的准备……现在就必须安排落实空运。我们必须找出那艘游轮的确切位置。”
虽然他在考虑这些问题，但却显得非常镇静。特种部队一旦有了任务，就必须快速、准确、高效地完成。这样的任务可能非常复杂，许多人都会面临危险，此外还存在着许多未知的变数。在这种情况下，特种部队的人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表达感情。他们按规章办事，集中精力对付必须完成的任务——特别是要找到可以利用的薄弱环节，以便用尽可能完美的方式干净利落地解决问题。
进入司令部大楼后，他就径直走进联合作战中心（JOC），这是一个高技术作战室，里面有计算机工作站以及与特种部队各单位、五角大楼、世界各地主要军事指挥部的保密通信系统。他将在那儿看到最新的情报，向掌握第一手情况的人了解地中海上的这一事件。他的主要参谋人员早就到了，正在等候他的指示。
特种部队中有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情报中心，有“值班军官”——军官和文职专家，他们随时关注突发事件的情报——分析专家，还有收录了所有已知恐怖组织信息的数据库。指挥部的电脑终端连接着各大媒体的网络，包括路透社和英国广播公司——酝酿中的突发事件的最初迹象，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常常是以新闻的形式出现。联合特种部队还有人常驻在美国各个情报机构中。他们不仅关注这些机构的分析家认为不太重要的已知信息，还随时关注恐怖活动的种种迹象。
在大多数情况下，总部对恐怖事件的了解都比较早，而且通常都有关于这些事件的最完备的信息。
斯廷纳知道，一切可以得到的信息早已由参谋人员通报给有关部队。这也意味着，在他发出进一步指示之前，他的部下都要随时做好准备，只要他一声令下，就可以立即出动。他们总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可能争取到的时间。对他们来说，时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
斯廷纳在接受这个职务之前，曾去过中东地区，对恐怖分子及其活动方式比较了解。例如，1975年至1977年，他曾在沙特阿拉伯担任旨在使沙特国民卫队现代化的训练总指挥，曾有机会对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的主要助手进行过评估。巴勒斯坦人和来自这一地区的其他知名人士一起，应邀参加了由哈立德国王和国民卫队司令阿卜杜拉亲王主持的军官学校学员毕业宴会。
阿拉法特的助手们引人注目，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大多数人都在美国的大学获得过较高的学位。他们衣着得体，精明强干，善于辞令，通晓国际事务。阿拉法特显然是个领袖人物——异常睿智，不同凡响——但是，给斯廷纳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他那些精明强干的助手。后来的岁月证明，他丝毫没有看错。
1983年，斯廷纳被派往黎巴嫩。在那里，他亲身体验了恐怖活动及其影响——美国大使遭到暗杀；他在那里的时候，美国大使馆有60多人遭炸弹袭击身亡，后来又有200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因炸弹袭击而丧生。
当年的贝鲁特无异于一个武装的兵营。那里不仅有许多相互对立的组织，而且随时都可能爆发战斗。任何人都没有安全可言，死亡的威胁无处不在——狙击手的子弹、两派的交叉火力、埋伏、大炮和火箭的胡乱射击。有时要打出上千发炮弹和火箭，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能把这座城市的某个地区变成一片废墟。
那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可是，对斯廷纳来说，却获益匪浅。它向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学到了其他任何地方都学不到的东西。
● 你学会了如何生存，否则就不能生存。
● 在生死攸关的时候，你知道根据宗教派别或宗教动机，能信任谁，不能信任谁。
● 你学会了恐怖分子思考问题的方法。
特种部队的演变过程
战争的传统作用是改变现存的状况。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了一种新的战争形态——由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活动。这也许是在运用新方法来实践一种非常古老的战争形态。军事上的弱势国家，用恐怖主义来达到其用外交和军事手段根本无法达到的目的或得到的让步。
这种新形态的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很快就暴露出缺乏应付手段的弱点。它既没有对付恐怖活动的国家政策和情报能力，也没有训练有素、能对恐怖分子挑衅活动作出反应的军事能力。虽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军事力量主要是用以对付苏联的，而不是对付恐怖活动这类事情的。
在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上，以色列运动员遭到“黑色九月”恐怖分子的屠杀。当恐怖分子带领人质穿过机场跑道、走向接应他们的飞机时，如果德国的狙击手有能力把恐怖分子打死，这样令人发指的惨剧就不会发生了。
以色列人记取了这个深刻的教训。1976年7月4日，86名以色列空降兵在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降落。他们的使命是营救8天前被恐怖分子劫持的一架法航班机上的乘客。在几分钟之内，这些空降兵就营救出95名人质，并打死了4名恐怖分子——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和两名人质丧生。这次成功解救人质行动的消息很快传遍全球——这也进一步反映出美国在反恐能力方面明显不足。
实际上，这个问题在1975年5月已经看得很明显了：为了解救被柬埔寨政府扣留的美国商船“玛雅各”号上的39名船员，41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被打死。营救活动以失败告终。
这些事件清楚地表明，在处理恐怖分子制造的人质危机方面，美国还没有做好准备。
为了弥补这一不足，70年代中期，三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士开始进行院外游说，提出建立一支特种“精英”部队来应付这种非常规的威胁。这三个人是：陆军作战部部长爱德华·C·夏伊·迈耶中将、陆军特种部队司令罗伯特·鲍勃·金斯敦少将以及军控与裁军署首席科学家、负责政府方面研究恐怖活动的专家罗伯特·库珀曼。
起初，他们三个人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在武装部队中，几乎找不到支持建立“精英”部队的人，就连在陆军中也是如此。虽然陆军花了很大本钱进行了技术投资——坦克、直升机、防空导弹、装甲运兵车以及现代战场上所需要的其他各种武器——但是它们在反恐当中显然发挥不了多少作用。反对意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这类精英部队的偏见——在美国陆军中，精英部队从来就不受欢迎；二是认为这种部队会与现有的武装力量争夺有限的资源和资金。
1977年6月2日，迈耶中将向陆军参谋长伯纳德·罗杰斯上将提出了建立特种部队的设想。
这支部队将是反恐的主要力量。由于它要处理最复杂的危机局面，所以它要具备其他部队所没有的作战能力。它将由三个作战中队和一个支援中队所组成。它的成员要经过精挑细选，要特别成熟、勇敢、坚强，具有生理和心理应变能力，要能对各种危机形势，包括对他们本人构成的直接危险，作出适当的反应。
1977年11月19日，陆军正式组建了特种部队，不过两年之后，与部队所肩负的使命相关的战术和作战程序才得以完善。
为了对这支部队进行最后的验收，在佐治亚州斯图尔特堡的亨特陆军机场举行了一场军事演习。演习于11月4日（星期日）凌晨结束。特种部队完成特殊使命的能力得到了验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举行这次演习的时候，一群暴乱分子进入了美国驻德黑兰的大使馆。很快大使馆里的所有人——总共53人——都成了新成立的、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伊斯兰革命政府的人质。
这场危机持续了444天。这次事件使美国政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是在能否有效对付恐怖事件方面的一次可怕而痛苦的教训。美国面临着种种风险、窘迫、矛盾、法律问题、别国介入问题、主权问题等等；没有什么简单的解决办法。我们所面临的，实际上是一种战争行为，可是在这种规模的“战争”中，重型武器难以施展，同时也会造成过量杀伤。此外，还有人质问题。我们想采取一些行动，使形势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
但是，采取什么行动呢？
这支部队的射击手和操作手，也许是世界上同类部队中最优秀的，可是它还缺少必要的基础设施——没有指挥机构，没有参谋人员，没有战斗支援部队。使事情变得非常复杂、令人失望的是，在伊朗没有支持营救行动所必需的情报基础设施。
与此同时，处于两难境地的吉米·卡特总统决定采取行动，营救53名人质。陆军特种部队理所当然地成为伊朗营救行动的核心力量。
以色列人突袭恩德培机场的行动是个可效仿的典型……它的策划、领导和袭击方式都令人赞叹，但它的实用性不强。对德黑兰进行突然袭击的困难比较大。对恩德培的袭击只是对一个机场的袭击。袭击者可以迅速着陆，对恐怖分子出其不意地采取行动而不被发现。德黑兰是一个大城市，有数百万人口，处于一个幅员辽阔的敌国境内数百英里的腹地。要让一支能有效运作的部队进入德黑兰、进入大使馆而不被发现，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詹姆斯·沃特少将被选来领导这次营救行动。他有一支能力非凡的特种兵部队，但仅此而已。他实际上必须白手起家，建立一个高效的具有指挥、控制和情报支援功能的司令部——选拔和训练司令部成员，制定行动计划，挑选支援部队，训练完成突击任务的部队。
如果特种部队能够进入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他们肯定能够展开营救行动。但是，把他们运送过去并把他们接运回来，却是一次极大的挑战。它意味着要在愿意支持美国营救人质努力的国家建立中转基地，还要在伊朗境内建立支援基础设施。首先需要的是机场，以便用直升机转运C-130运输机上的突击部队，负责在机场和靠近德黑兰的降落场地之间运送部队，另外还要有卡车在降落场地附近接应。
除此而外，还需要几架C-130运输机以及能够进行“无线电静默”飞行的机组人员，于夜间飞抵沙漠机场。要有可靠的直升机中队负责在机场和德黑兰之间接送突击部队。
在各个军种中还找不到能够完成这项使命的部队。吉姆（詹姆斯的昵称）·沃特只好亲自组建、装备并训练这支部队。
要使单兵和部队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完成这项任务的水平，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例如，以前就从来没有利用夜视仪飞行的先例。吉姆·沃特是完成这项使命的合适人选，可以选出的部队、装备和机组人员最多只能勉强承担这项任务。
更加困难的是在伊朗境内建立情报与支援机构。沃特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一些支持，但主要还是靠自己的资源。他派人进入伊朗做先期准备。他的计划是，在德黑兰建立情报支持机构，以求证实人质的确被关押在大使馆办公处（一个有90个房间的使馆大院）。这个机构还要负责安排卡车在直升机降落场地附近等候，负责在大使馆和降落场地之间运送部队，以及营救出来的人质。负责完成这项任务的是狄克·梅多斯少校和特种部队的三名士官，加上中央情报局的两名特工。
1980年4月1日，中情局一位独腿飞行员驾驶一架小型双引擎飞机，在夜色掩护下把约翰·卡尼少校送进了伊朗。卡尼的任务是进入伊朗境内一个被称为“一号沙漠”的边远地区，找出并标示出一条3000英尺长的降落跑道。这将成为一个转运突击队员的场地，也是由“尼米兹”号航母起飞后加入他们行动的直升机部队的油料补给场地。这支部队由8架海军“海上种马”直升机组成。这些直升机并不适合这项工作，但是从它们的航程和载重量来看，是当时所能得到的最好的飞机了。
卡尼借助他用飞机带去的一辆旧本田自行车标定了降落场地。跑道建好之后，他安装了机场照明系统。这个系统将由领头的C-130驾驶舱里的人以遥控方式打开（这项任务将在那天夜晚由他亲自操作完成）。
1980年4月24日，救援部队的132名成员到达阿曼附近的马什拉岛的中转基地，并从那里登上C-130，以超低空方式进入“一号沙漠”。
那天夜里，C-130没有遇到特殊情况，比较顺利地到达“一号沙漠”，倒是直升机没有按时到达指定地点。那8架直升机中有6架能参加这次行动，可是它们在途中遇到强沙尘暴，一个半小时之后才到达该沙漠简易机场。剩下那2架在沙尘暴之前就因机械故障而返回了“尼米兹”号。有6架“海上种马”也够完成这次任务了——但也只能说是够用而已。如果再损失一架，有一些营救人员就不能同时离开。这不是什么好事情。所有的人员都非常重要。
这一个半小时的延缓使得大家都很紧张。直升飞机不得不按时离开，以便在黎明前到达德黑兰附近的指定降落场。
这次任务的运气并没有发生好转。在加油期间，剩下的6架直升机中，有一架的液压泵被烧毁。这样就只剩下5架直升机——要完成任务，数量已经不足——要想到达隐蔽地点也已经来不及。
这时候，不得不作出放弃这次任务的决策。这是一个谁也不愿意作的决策，但也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了。
接下来悲剧就发生了。
一架加完油的直升机，在其自身卷起的阵阵黄沙中开始盘旋，按照计划，跟随一个手电的亮光移动到一个降落地点。直升机驾驶员以为打手电的人是机场控制人员。实际上那人只是个打手电筒的人——也许是在检查自己的C-130飞机的机组成员。与此同时，这位直升机驾驶员期待着下面的人把电筒拿稳一些。实际上，那个人一直在走动，设法避开直升飞机旋翼扬起的沙尘。由于多种错误的综合原因，结果导致直升机盘旋到离C-130很近的地方，旋翼的叶片碰上了C-130机翼的顶端，引燃了储存在那里的燃料。顷刻之间烈焰腾腾，C-130上的5个人和直升机上的3个人全部丧生。
直升机编队的指挥官决定放弃所有的直升机，以避免发生进一步的灾难。当时只要不是在C-130上的人，都匆匆忙忙地登上飞机。于是，美国可以调集的最优秀的突击队便在一片混乱中放弃了在伊朗沙漠中的这次行动。
美国的颜面扫地。被烧毁和被遗弃的美国装备散落在沙漠上。8名美国人丧生。美国的人质依然被关押在德黑兰。美国的敌人在幸灾乐祸地看笑话。
这次失败对经过艰苦训练、冒着生命危险去伊朗的部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他们都认为如果当时能进入德黑兰，他们就能够完成下达给他们的任务。这次失败无论如何也不能怪他们，而要怪把他们调集起来的人，因为他们不仅准备不足，而且装备也不足。
“沙漠一号行动”失败后，有两个关键的动作必将大大改变美国特种部队未来作战的能力。第一，这次任务失败两天之后，卡特总统下令五角大楼准备第二次营救。卡特还下令国防部长务必确保此次营救所需要的所有资源。第二，国防部长任命了一个由前海军作战部长詹姆斯·L·霍洛威海军上将领导的调查委员会，负责审查伊朗人质的营救问题，并提出改进未来作战能力的适当建议。这个委员会后来提出，要建立一支常备的联合特种部队，作为国家一级的资源，这支部队要有其自身的总部、作战部队以及进行有效反应所必备的能力。
当年8月，理查德·狄克·斯科尔特斯少将受命担任新组建的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司令，负责进行代号为“蜜獾行动”的第二次人质营救。实施营救的行动计划和训练工作很快就展开了，并根据上次行动的教训进行了有明显特点的重大改进。例如，本次任务将使用改型的陆军黑鹰直升机，因为它的可靠性和航程都大大超过他们先前使用的海军HR-53海上种马直升机。虽然还是没有多少可靠的情报，但却制定了好几套作战方案。（后来从被释放的人质那里了解到，在上次计划营救的当天，在情报部门认为关押人质的地方，实际被关押的人质还不到百分之五。）
在罗纳德·里根总统就职典礼那天，也就是1981年1月20日，在得克萨斯州的训练场上正在进行最后一次演习。突然之间有消息传来，说人质已被释放。这次演习的必要性引起了争议。这次任务已经没有必要。
人质的释放与美国军方毫无关系。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入侵伊朗，使伊朗人认识到他们的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更需要的是被卡特政府冻结的120亿美元的资产（包括伊朗国王购买的主要武器系统），而不是人质。伊朗主动释放了人质——认为人质问题在美国未来的总统大选中将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他们期待着与里根政权做一笔好交易。他们做成了。虽然他们并没有得到全部的120亿美元，但他们所得到的80亿美元的确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为“蜜獾行动”所进行的训练和准备，大大提高了参训部队的战备和实战能力。由于这次行动被取消，狄克·斯科尔特斯就能把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未来实战的准备工作中。
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的战备和作战能力将会有较大的提高，能对华盛顿的任务作出有效的反应。例如，有情报说在老挝的一个战俘营里还关押了一些参加越南战争的美国战俘，于是这支部队就开始准备进行一次秘密营救任务，这就要研究特别的战术、技术、程序以及特种装备。
这些准备工作都取得了进展，得到了演练，成为一项复杂计划的一部分，包括抢占某友好国家的机场，并从那儿开始营救行动。然而，在开始之前，狄克·斯科尔特斯要求“由美国人的眼睛”来证实情报的准确性，因为他是一个比较谨慎、讲究实际的人。他不仅要求由美国人的眼睛去证实，他还要派自己的人和中央情报局的人一起去。这件事没有发生。中央情报局派出了自己的人（都不是美国人）进入老挝。虽然他们带回了几百张照片，可是没有一张能表明上面可能有美国人。斯科尔特斯坚持要派自己的人去现场侦察，可是这项要求没有得到批准，这个任务最终也就落了空。
即便如此，他们的努力也没有白费。像以往一样，这次训练非常有用，而且为完成这次使命专门研究出来的战术、技术以及装备在将来仍然有用。
后来，到1985年10月，挪威政府想了解美国有没有专门的力量把在公海上的大型豪华游轮“截获下来”，因为他们比较担心初露苗头的恐怖主义威胁，担心这可能对他们的游轮业造成伤害。为了得到证明，他们提供了“挪威公主”号游轮作为美国人的训练辅助设施。
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的专业特长表明，他们知道如何漂亮地完成这样的任务——而且是在茫茫黑夜中。
1983年10月25日，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参加了入侵格林纳达的“紧急狂暴行动”，配合大西洋司令部所属的一支规模比他们大的部队协同作战。这次行动的总目标有三个：营救在首都圣乔治郊外的格林纳达医学院学习的美国留学生；营救由古巴支持的左翼政权软禁的前总督；防止格林纳达岛被古巴或苏联的军方使用。这项使命包括占领整个格林纳达岛。这次行动组织得不太好。
虽然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受命参加了“紧急狂暴行动”，但是这道命令来得太晚——他们来不及制定计划，进行准备和适当的训练。情报方面的失误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正如狄克·斯科尔特斯在回忆中所说：“在H时（攻击时间）即将开始之前，改变指挥和控制，改变任务的日程，使得我们在岛上的处境近乎于一场大灾难。”
“一开始，12号（星期四）那天，本来的计划是由我们单独采取行动。星期五那天，大西洋司令部受命负责指挥，由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协同。可是，到了星期六，美国海军陆战队驻贝鲁特的军营遭到炸弹袭击，这对海军陆战队的士气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导致再次进行了重大调整：在五角大楼举行的一次指挥简令会上，海军陆战队司令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说，如果不让海军陆战队参加攻击格林纳达岛的行动，部队的士气将永远无法恢复。”
“在离总攻开始不到48小时的时候，海军陆战队也介入了‘紧急狂暴行动’。这就意味着要任命一位全新的总指挥官：梅特卡夫海军上将。”
“任务的变化也来得非常之快。”
“星期一，在宣布梅特卡夫海军上将就任的简令会上，到会的国务院代表说，最重要的是，攻击一开始就要夺取里士满山监狱——不过国务院的人不能告诉我们监狱关的是什么人，我们要营救的是什么人，也没有说那些监狱的看守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对他们说，‘这是没有意义的。既然我们不知道营救的是谁，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们将把它作为后续目标。’他们仍然坚持，所以我要求把行动推迟24至48小时，以便使我们有时间收集更准确的情报。这个要求也没有得到同意。（我们一直建议把行动时间定在02时00分，可是也没有被采纳。所有的人都将在白天而不是黑夜实施登陆。）这一来，我们就对我们一支主要攻击部队的使命作了重大调整——在没有充分情报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更换在波普空军基地已经装上C-5黑鹰运输直升机上的东西——在仅有的那点时间里，这样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什么谁也不同意我们提出的02时00分开始行动或者推迟24至48小时的要求。国务院和中情局制订了一个夺取该岛的详细计划。这项计划包括一支七国支援部队配合行动。这支部队将在开始行动后3小时登岛，然后接受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的指挥。在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接到命令9天之前，这些国家就知道行动时间定在25日（星期二）05时00分。这种情况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
“此外，还有情报的混乱。”
“例如，情报部门告诉我们，那些医学院的学生全都在该校的特鲁布鲁校园区——那里也是我们的目标。其实他们不在那里。有一半以上的人在2英里之外，在该岛另一侧的格兰德安斯。更重要的是，就在我们开始制定计划的前2天，该校校长曾经造访过国务院，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要问问他我们的学生在哪里。”
“再举个例子：情报部门说该岛只有2门40毫米高炮。实际情况是，在机场的敌人有大约6门40毫米高炮，2门四管50毫米高炮。在弗里德里克要塞，还有2门40毫米高炮、2门四管50毫米高炮。可以监视直升机飞向里士满山监狱的通道。”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空中支援。如果没有AC-130武装直升机，整个任务失败的可能就更大。这时候，梅特卡夫海军上将竟然厚着脸皮警告我说，我们不可能得到空中支援的密切配合。我告诉他我将利用自己的资源，我想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听懂。”
“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启动了分配给我们的这项使命，也算是勉为其难了，因为这次艰巨任务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加上没有经验的指挥，任务的变化，面对有相当防卫能力的目标于白天采取这种复杂行动的危险性，几乎没有情报或没有精确的情报，以及也没有适当的常规部队指挥官的支持。”
海军海豹突击队所执行的一次任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很能说明斯科尔特斯少将所说的那些问题。海豹突击队计划于拂晓时分空投一支配备小船的侦察分队——被称之为夜间船降——观察并报告萨利纳斯机场的活动，准备突击占领并巩固机场。可是，这支海豹突击队小分队以前从来就没有进行过夜间船降训练，受命参加这次行动的两架C-130运输机的机组成员也根本没有进行过这种作业，这次降落也没有在拂晓时分，而是在夜间一次没有预报突然而至的暴风中进行的。海浪比预期的要大得多；一架飞机上的海豹突击队员被降落在离开其他人2英里的地方；最后，4名海豹突击队员溺水身亡。他们的尸体一直也没找到。
分配给海豹突击队的另外两个目标是大约7英里之外的总督府和电台。虽然这两支海豹突击小分队都受过夜战的训练，能利用茫茫夜色，可是现在却被用于白天作战。那支负责保卫总督府的小分队还遇到了一个麻烦，那就是要带上国务院一个三人无线电小组。这个小组携带着一台手提式广播无线电，以便让总督对全国发表讲话，说明他很安全而且仍然在控制局势。
海豹突击队员着陆之后，本来应当保证电台的安全，结果却和武装警卫部队发生猛烈交火。由于人数太少，武器也不足，他们的队长和一名队员受伤，小分队被迫撤回到海滩，最后在夜色中被接走。
夺取总督府的小分队表现较好，但他们的行动也还是有问题的。
他们的直升机接近总督府的时候，找不到地方降落。这也是情报准备不充分的结果。那里地形陡峭，而且有很多大树。这就意味着突击部队不得不从一条75英尺长的绳子上滑下去，以便到地面后清理出一片降落场地，好让那架运送国务院无线电小组的直升机降落。
那架直升飞机在围绕总督府上方盘旋时，遭到附近山头高炮火力的猛烈袭击。直升机数次被弹片击中，驾驶员身负重伤，可是他表现非常出色，使得直升机免遭坠毁的厄运（后来他还把飞机飞回这次行动的旗舰“关岛”号上，因为那艘舰艇上有医院设施）。
与此同时，海豹突击队员控制了总督府，找到了总督和他的妻子，发现他们精神状态良好。突然有3辆装甲运兵车出现在官邸大门口，突击队员们立即请求一架AC-130武装直升机前来支援，很快就控制了局势。那几辆装甲运兵车刚调转炮塔指向总统府，就被武装直升机统统消灭了。
从突击队员们的装备来看，他们干得很出色。但是也有失败之处。
“紧急狂暴行动”展开的过程中，卡尔·斯廷纳在贝鲁特。即便如此，他也能够从他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杰克·维西将军之间的卫星无线电通话中了解到战斗的情况。斯廷纳之所以能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直接通话，是因为对方把自己的私人信道频率给了他，不过这也使他能够听到来自“紧急狂暴行动”的所有报告。
在布拉格堡的时候，斯廷纳与斯科尔特斯既是朋友也是邻居。1983年8月被派往黎巴嫩之前，斯廷纳一直是第82空降师主管作战的副师长。收听卫星通话中的报告使他很丧气。“我真的能体会到狄克·斯科尔特斯的心情，”他说道。“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他所无法控制的因素造成的。”
在此后的十个月中，狄克·斯科尔特斯日以继夜地工作，为的是确保这类事情不再发生，同时他还研究了如何尽最大努力培育出最强的战斗力，以适应反恐和其他突发事件的特殊使命的要求。1984年8月，斯廷纳担任了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司令，从狄克·斯科尔特斯手中接过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的联合指挥部以及世界上最优秀的特种部队。
斯廷纳的任务“是把它建设得更好，确保美国在遭受突然袭击的时候能有一支充分准备的部队来应付局面。动用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的时候，就说明用于解决问题的其他选择都已不充分或不适合。所以风险很大”。
但是，无论你的训练和准备有多好，甚至所有的运作都没有错，你的行动也可能失败。有时候恐怖分子的行动是在安全的庇护下进行的，比如在贝鲁特，你就找不着他们。有时候来自上面的拖延和犹豫不决会妨碍你采取及时行动，以致坐失良机。
这两个因素都将影响到1985年6月的指挥。4个月后就发生了“阿希尔劳罗”号游轮事件。
TWA（环球航空公司）847航班
1985年6月14日（星期五）当地时间上午10时00分，TWA847航班从雅典机场起飞前往罗马。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共153人，其中135人是美国人。这是一架短途波音727飞机，驾驶员是机长约翰·特斯特拉克，副驾驶是菲利普·马斯卡，飞行技师是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
从希腊政府后来提供的信息来看，就在前一天，三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从贝鲁特来到雅典，在雅典机场过夜，并预定了从雅典飞往罗马的TWA847航班。他们的目的是劫持这架飞机。然而，由于这架飞机上只剩下两个座位，他们只能上去两个人。这两个人化名卡斯特罗和赛义德（后来发现他们的真实姓名是穆罕默德·阿里·哈马迪和哈桑·伊兹阿尔丹）。
那个只好留在雅典的人后来被证实是阿里·阿特瓦。发现他参与劫机行动后，希腊当局立即将其逮捕。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这三个人是与伊朗有联系的激进的、革命的恐怖组织真主党的成员。这次劫机是真主党组织的，当然，随着这一事件的逐渐明朗化，活跃在黎巴嫩的其他组织也会浮出水面。
卡斯特罗和赛义德登机后，就坐到靠近厕所的后排座位上，因为他们劫持飞机所使用的武器就藏在那里，很可能是机场雇员干的。其中一个人带着一只小旅行包走进厕所，找到了武器——两把手枪和手榴弹。
飞机爬升到飞行高度之后，这两名恐怖分子便开始行动。他们从座位上跳起来，冲到飞机前部，把空中服务员尤里·德里克森推倒在地，用阿拉伯语和蹩脚的英语大声喊道：“去死吧。美国人去死。”然后他们把尤里·德里克森的头往驾驶舱的门上撞，以警告驾驶舱的成员。他们先是用手榴弹抵着她的脸，接着用枪顶着她的耳朵，她还是摸到了机内通话系统，告诉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发生了劫机事件。
特斯特拉克机长立即下令打开驾驶舱门，这时两名劫机者大声地提出了他们的第一项要求：他们要去阿尔及利亚。
这是不可能的。波音727上没有那么多燃料，所以机长提出飞往开罗。这个建议使得早已暴跳如雷的恐怖分子更加恼火。“不去阿尔及利亚，就去贝鲁特。”他们大声喊叫。“只要有燃料。”
特斯特拉克机长改变航向，向贝鲁特方向飞去。这段距离有700英里，勉强在飞机的航程之内。
与此同时，卡斯特罗命令所有在一等舱的旅客统统到飞机后面去。由于后面没有足够的座位，其中有些人被迫和其他乘客坐在一起。接着他命令尤里·德里克森把所有乘客的护照收缴上来，这样他就可以知道哪些乘客是美国人和／或犹太人了。护照收上来之后，卡斯特罗命令尤里把以色列人挑出来，结果发现飞机上没有以色列人。接着他要她把犹太人挑出来，结果也没有做到，因为美国护照上不注明宗教信仰。他变得更加烦躁，让她把乘客名单读给他听。当她读到的名字听起来像犹太人，他就让她把那名乘客护照挑出来。有7个人属于这个类型。
接着卡斯特罗把注意力转向军人身份证（军人旅行时往往持军人身份证而不是护照）。在飞机上有一名叫库尔特·卡尔森的陆军预备役军人和6名在希腊完成水下作业后回国的海军潜水员。卡斯特罗和赛义德强迫这几名潜水员到相对分散的座位上去，并大声喊道：“海军陆战队员！‘新泽西’号！”“新泽西”号战舰最近曾经炮击过贝鲁特，另外在贝鲁特机场还驻有15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
接着卡斯特罗命令所有乘客把头放在双腿之间，不许向上看。
当TWA847航班到达贝鲁特地区之后，机上的燃油已降到最低点。可是，贝鲁特机场控制塔仍然拒绝这架飞机着陆。这件事使劫机者很恼火，所以在驾驶舱的劫机者当时就拔出手榴弹的保险销，威胁要炸毁飞机。机长认为他已经别无选择，决定强行进场。
这一招起了作用。飞机安全着陆并停了下来。接着他们等待给飞机加油。恐怖分子还想要飞往阿尔及利亚。
就在他们着陆的那一刻，驾驶舱里的机组成员都看见了一架飞机的残骸，那是两天前被巴解组织炸毁的一架约旦客机。
由于黎巴嫩不想介入目前这场危机，所以他们对加油的要求置之不理。这就意味着恐怖分子再次感到不悦。为了表示他们的决心，他们用胶带紧紧地缠住海军潜水员罗伯特·斯特瑟姆的双手，把他拖到飞机的前部一顿暴打，把他的肋骨全都打断了，然后把痛苦呻吟、浑身流血的他扔在飞机前部的一个座位上。
特斯特拉克机长向指挥塔台发出无线电呼叫：“他们在殴打乘客，威胁要杀掉他们！”这时候黎巴嫩当局才同意给TWA847航班派一辆加油车。
由于去阿尔及利亚是一段长途飞行，特斯特拉克不得不按照飞机的最大容量加油，加上满载的乘客，使飞机超重了15000磅——这样起飞是很不安全的。考虑到这一点，劫机分子同意释放17名妇女和2名儿童（他们从紧急出口的滑道下了飞机）。释放乘客不仅使飞机比较安全，也减少了劫机者需要控制的人数——同时也使外界了解到飞机上的情况。
可想而知，由于一系列事件上的拖延以及犹豫不决，被释放的乘客要在几个小时后才能飞往100英里之外的塞浦路斯，接受美国官员的详细询问。
与此同时，到华盛顿时间凌晨4时，劫机的消息才传到华盛顿官员那里。此后不久，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也得知这一消息，而且是负责收听路透社和英国广播公司的工作人员从新闻中了解到的。联邦航空管理局、五角大楼、国务院以及白宫情况室的危机处理小组开始碰头，可是他们所掌握的细节也非常有限。
星期五早晨华盛顿时间6时30分，TWA847航班从贝鲁特机场的跑道起飞，前往1800英里之外的阿尔及利亚。
这时候华盛顿才开始有所动作。五角大楼已经做好立即反应的准备——它是一天24小时不停地运作，可是在白宫或者国务院都没有一个有一定级别、能作决策的官员。直到当天上午10时左右，政府的恐怖事件应急小组才开始研究。
与此同时，在布拉格堡，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早就通知所属部队，被劫持的飞机上可能有美国人；同时也通知了陆军空运指挥部，因为很快就要用到空运资源；同时还向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战部官员作了报告，要求五角大楼官员立即进行部署。即将参加这一行动的部队主要来自陆军特种部队以及陆军特种作战直升机部队。他们将首先飞往西西里岛上的斯戈尼拉——这是由美国和意大利共同负责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基地，从战略上来说处于地中海的中段。
由于控制飞机的是两名没有多少武器的恐怖分子，制服他们的条件还是很优越的——如果阿尔及利亚是这架TWA847航班的目的地（看来似乎是这样），如果有可能说服阿尔及利亚人把飞机控制在地面上。
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有了这一设想的方案之后，向欧洲司令部提出要求派2架能进行低空飞行、在完全黑暗中降落的C-130战爪式运输机，准备让它们从英国的米德兰飞往斯戈尼拉基地。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还提出要派一架与被劫持的环球航空公司波音727相同的飞机，到斯戈尼拉参与特遣部队的行动。
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掌握了可能发生恐怖活动的地区所有机场的详细资料，它也非常了解被劫持的飞机很可能降落的阿尔及利亚那个机场的所有特点，所以它就有两种选择：运载营救人员的战爪式运输机可以在漆黑的夜间着陆；环球航空公司的波音727则可以用作特洛伊木马。
在这个时段里，很多宝贵的时间都被浪费了。特种部队得知劫机消息之后，就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可是却没有空运手段，也没有能够胜任这种任务的机组人员。这种情况在过去有过，在当年10月又出现过。把这些人调集起来耗费了宝贵的时间……而恐怖分子则抢在特种部队作出反应之前，非常有效地利用了这段时间。
政府恐怖事件应急小组终于在星期五上午开会，并提出立即派遣特种部队。
如果能够随时得到空运能力，斯廷纳和他的部队（包括从英国起飞的战爪以及那架波音727飞机）完全可能在TWA847航班即将到达阿尔及利亚的时候到达斯戈尼拉。然而，在847航班确定其目的地之前，五角大楼不愿先派出特种部队。
到阿尔及利亚当地时间中午时分，那架847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当时（似乎）是穆斯林的斋月。
在前往阿尔及利亚途中，卡斯特罗通过机上通话系统用阿拉伯语发表讲话，详细说明了恐怖分子的要求：他提出释放700多名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什叶派穆斯林，释放关押在科威特监狱中的17名什叶派穆斯林，释放2名关押在西班牙的什叶派穆斯林以及2名关押在塞浦路斯的什叶派穆斯林。此外，他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要求美国对最近发生在贝鲁特的汽车炸弹爆炸事件负责，要求全世界谴责美国支持以色列。
当然，这些要求是无法满足的。
当飞机接近阿尔及尔机场时，美国国务院向迈克尔·纽林大使传达了里根总统的指令，要他与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本贾迪德取得联系，提出两项要求：第一，希望阿尔及利亚在政策上破个例，准许被劫持飞机着陆；第二，在该机降落之后，把它扣在原地，不准它再度起飞。
现在全面回顾TWA847航班事件就可以看出，为了营救人质而又不冒很大的流血风险，美国当时只有一个真正的机会。那就是当那架飞机在阿尔及利亚首次短暂停留期间。可是他们失去了那次机会。
迈克尔·纽林没有执行给他的指示，没有千方百计地与本贾迪德总统直接取得联系，而是找了阿尔及利亚的官员，让那些官员来发号施令。
后来迈克尔·纽林说，他手下的大部分人都不在（早已飞往地中海海滩度周末去了），他通过打电话只找到了为数不多的几个阿尔及利亚政府官员。他设法找到了本贾迪德的参谋长，45分钟后对方回电话说，“从人道主义出发”，可以允许那架847航班着陆。
等到那架847航班请求允许它着陆的时候，飞机上只剩下不足30分钟的燃油。
飞机着陆后，恐怖分子决定返回贝鲁特获取增援力量，再次出现了要补充燃料的问题，这也意味着另一名美国军人，预备役军人库尔特·卡尔森惨遭毒打。不过这件事再次带来了机会。（虽然空中服务员尤里·德里克森不得不用她的壳牌石油公司信用卡来支付燃料费用，因为环球航空公司在阿尔及尔没有降落设施；她后来接到一张每加仑1美元的6000加仑喷气飞机航空汽油的账单。）另一方面，恐怖分子释放了另外21名乘客——其中有十八名美国人。
燃料补充完毕之后，TWA847航班再度起飞，开始返回贝鲁特的航程。阿尔及利亚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扣留飞机的行动。
与此同时，有一架空军C-141运输机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机上搭载的是由国务院官员戴维斯·朗大使率领的一支由20余人组成的紧急支援小组。和他同机出发的还有一名中央情报局高官（曾经是一名资深的情报站站长）、国防部情报局的几名代表、通信联络和技术人员、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中挑选的成员以及2名特种部队的高级军官。这几名军官将担任顾问，起到协调作用。紧急支援小组的任务是给特种部队打前站，帮助大使和他的随行人员，与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国务院、国家安全部门保持联系。在关于最佳目的地的问题上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小分队决定在斯戈尼拉降落。
TWA847航班开始向贝鲁特机场进行第二次降落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时过后。
跑道上的航标灯没有打开。机场上实行了灯火管制。贝鲁特的机场导航塔台再次拒绝该机降落，特斯特拉克机长再次大声向控制塔台解释说：“我还有不足20分钟的燃料，即使降落在跑道之外，我也要进场。”
特斯特拉克穿过云层，出现在机场上空500英尺处。他可以看见已经被车辆封锁的跑道。他用无线电向塔台喊话说：“我们处境十分危急。我请求你开放机场让我们降落。”
导航员回答说：“遗憾的是，我的上级对你们的问题不感兴趣。”
“如果我们试图降落，飞机就会撞毁。”特斯特拉克对劫机者说。
“好哇，”其中一个回答说。“那就省得我们把它炸掉了。”
“让乘客做好迫降准备。”特斯特拉克对尤里·德里克森说。接着他向乘客发表讲话说：“我们的燃油已经不多，所以不得不迫降。我们的燃油只够一次进场。我们准备进场。请做好迫降准备。如果他们不清除障碍物，我们就在跑道旁边的场地上迫降。否则，我们就得落到水里。”
就在离跑道还有3英里的时候，跑道上的航标灯全部打开，设障的车辆全部移除，导航塔台告诉特斯特拉克说他可以降落了。
又一次让人揪心的体验……这些将成为一种习惯。
飞机着陆之后，劫机者要求特斯特拉克把飞机停在跑道中段，不要靠近任何建筑。卡斯特罗和赛义德开始用阿拉伯语和塔台通话，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气急败坏。他们要求让增援的人登上飞机，但他们的要求遭到黎巴嫩当局的拒绝。
“我不想跟你谈，”一个劫机者扯着嗓子对导航员说。“我只跟阿玛尔谈。”阿玛尔是贝鲁特的什叶派穆斯林的一个武装派别，为首的是一个叫纳比赫·贝里的律师，与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有关系。阿玛尔比黎巴嫩真主党要温和一些。后来看得很清楚，阿萨德与阿玛尔和黎巴嫩真主党在伊朗的头目们进行暗中交易，来解决紧张局势，条件是要在政治上对他有利。
“你是想争取时间，”那个恐怖分子说道。“你不相信我。那我们就干掉这个海军陆战队员。”他指的是第一次在贝鲁特降落时遭到毒打的海军潜水员罗伯特·斯特瑟姆。
接着卡斯特罗就把斯特瑟姆带到打开的飞机舱门旁边，气急败坏地大喊大叫，用手枪顶着他的后脑勺开了一枪，然后把他的尸体推到停机坪上。
“他已经杀了一个乘客，”驾驶员报告说。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卡斯特罗一把夺过他的麦克风说道：“你看。你现在相信了吧。5分钟以后将会有第二个。”
这时候，卡斯特罗命令特斯特拉克把飞机滑行到加油点。
恐怖分子决不会忘记时间的宝贵。他们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越长，被端掉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他们不断变换地方。
“我开始沿跑道滑行的时候，”特斯特拉克后来回忆说，“猛打方向盘，以免轮子从那个年轻军人的尸体上轧过去。”
在整个过程中，飞机上的每个人都保持着沉默，因为他们被这样的暴行吓坏了。这时候一个恐怖分子开始唱歌。尤里·德里克森后来回忆说：“那是一首庆祝的歌曲。”
就在这时候，恐怖分子拉出了第二个受害者：一个名叫克林顿·萨格斯的潜水员。
“劫机者来到我面前，”萨格斯回忆说。“用脚踢我，打我，骂我是美国猪。我心想这下我是死定了。我默默祈祷，祈求上帝让我投入他的怀抱。”
突然之间，飞机的后门打开，有12个拿着自动武器的民兵大声叫喊着冲上了飞机。恐怖分子成功地得到增援力量……给解决问题增添了更大的困难。
这12个人中，有一个自称是吉哈德，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实际上是黎巴嫩的首要恐怖分子之一，叫伊迈德·穆格尼亚。他以前曾经是奥马尔的成员，但这时候他代表的是真主党——他是他们的“护法”。现在整个行动由他负责。
在飞机补充燃料完毕之后，6名美国人，包括霍尔特·卡尔森、克林顿·萨格斯以及另外3名海军潜水员被迫坐在飞机最后两排的座位上。此后不久，这6个人很快就从飞机后面的舷梯边上被带了下去，带进一辆等候在那儿的封闭式卡车。又过了一会儿，第二批5名乘客（包括一名海军潜水员和四个名字听起来像犹太人的人）也被带下飞机，上了另一辆卡车被带走了。
TWA847航班再度起飞前往阿尔及利亚。这一次的阿尔及利亚之行要一直延续到星期天。
现在是星期六黎明时分。
卡尔·斯廷纳受命派出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时，罗伯特·斯特瑟姆的尸体已被扔在停机坪上。特种部队还需要进行6到8小时的飞行，才能到达预定位置以解决问题。
斯廷纳他们还在飞行途中，国务院指示纽林大使，请阿尔及利亚方面允许朗所率领的紧急支援小组入境。这个小组现在已到达斯戈尼拉。
根据纽林大使的回忆，阿尔及利亚人不同意。他们不允许搞营救行动，而支援小组和那架空军C-140似乎就是搞营救的。
由于不能把飞机或全部人马带进阿尔及利亚，朗只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了。他挑选了三分之一的人员，然后率领他们乘商业航班经法国马赛中转进入阿尔及尔。
与此同时，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以及支援小组的其他人员都到了斯戈尼拉，而且在飞行途中制定了行动计划。降落之后，他们就与那架环球航空公司波音727以及从英国飞来的两架战爪运输机取得了联系。营救行动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在天亮之前还有足够的夜色作掩护，以便前往阿尔及尔完成这次行动。不过，营救行动所面临的将是另外一种局面，因为现在飞机上已经不是它第一次在阿尔及利亚降落时的情况了。当时飞机上只有2名武装恐怖分子，现在却是14名全副武装的真主党民兵，有些人还带着冲锋枪。
可是，小分队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在机库里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星期六清晨，那架TWA847航班又一次降落在阿尔及利亚。这一次它在那里停留的时间将超过24小时。在刚刚完成的从贝鲁特到阿尔及尔的充满冒险的航程中，劫机者们对机上的乘客进行了逐个打劫。
飞机降落之后，劫机者们提出了另一个要求。他们要求希腊政府释放他们的同伙、一天前在雅典机场被逮捕的阿里·阿特瓦。劫机者们威胁说，如果不把他释放，他们就会杀掉机上的希腊乘客。如果把他释放，机上的希腊乘客将被释放。希腊人作出了让步。那天下午，一架奥林匹克航空公司的喷气式客机带着阿里·阿特瓦离开雅典飞往阿尔及利亚。
然而，阿尔及利亚人利用释放阿特瓦的机会，也让恐怖分子作出了几项让步，同意释放除了美国男子和机组人员之外的所有乘客。迈克尔·纽林说，阿尔及利亚人的谈判非常出色。“他们绝对了不起，”他说道。“他们让恐怖分子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在斯廷纳看来，恐怖分子并没有明显的“付出”，因为恐怖分子一直处于控制地位——而且现在依然如此。
纽林后来回忆说，星期天上午他离开机场的时候，他深信阿尔及利亚人和国际红十字会将在不出现进一步流血的情况下解决这一危机。他是带着这个信念进入梦乡的。
几个小时之后，一位使馆官员把他叫醒：劫机者再次要求补充燃料。
这时候，纽林打电话给阿尔及利亚总统府秘书长（阿尔及利亚行政首长的首席行政长官），说明了美国人的立场：“应当采取一切措施制止飞机起飞，即使这意味着要打掉飞机的轮胎。”
很快，那名使馆官员就向纽林汇报说，那架TWA847航班即将起飞。纽林再次拨通了秘书长的电话。
“我们不得不放他们走，”那个阿尔及利亚人对他说。“劫机者威胁要炸掉飞机。”后来，阿尔及利亚方面提出另一个借口：“毫无疑问，劫机者们听到了无线电广播，说美国特种部队已经出发的消息。”这是他们的解释。
这样的说法是毫无诚意的。无论劫机者是否听到这样的报道（事实上，大部分报道都是不准确的），他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担心会发生营救行动。他们不需要新闻报道来告诉他们：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地面上待的时间太长了。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没有得到阿尔及利亚方面对营救行动的同意，即使得到他们的同意，形势也已经变得非常不利、非常复杂。现在的情况与847航班第一次在阿尔及利亚降落时已大不一样，恐怖分子显然已经控制了飞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增加了，他们在贝鲁特还卸下了总共31名人质，其中至少有19名被分布在贝鲁特迷宫似的南郊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当中。现在已经无法一次性地营救所有人质。
上午8时刚过，在阿尔及利亚停留了25个小时的TWA847航班再度起飞。一个小时之后，戴维·朗和5名紧急支援小组的成员乘一架阿尔及尔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抵马赛，可是已经太晚，已经无法影响TWA847航班劫机事件的结果了。因为它已经永远离开了阿尔及尔。
与此同时，那架847航班再度飞向贝鲁特。当恐怖分子在策划进一步行动的时候，机长特斯特拉克在仔细地听着。他们企图再次回到贝鲁特去补充燃油，然后（他认为是）前往德黑兰。这显然不是特斯特拉克想去的地方。他觉得，这一次他们在贝鲁特降落之后，他一定要想办法不让他们再次起飞。特斯特拉克和飞行技师齐默尔曼制定出他们的计划。飞机在贝鲁特着陆之后，齐默尔曼关闭了油路阀门，同时关闭了通向一个发动机的电源。仪表板上的指示灯发疯似的开始闪亮。
“TWA847航班已经不能再飞了，”特斯特拉克对穆格尼亚抱怨说。“除非从美国弄一台新发动机来。”
现在是贝鲁特时间星期天的下午，华盛顿时间则是星期天上午。
这时候，卡尔·斯廷纳得出的结论是，那两架战爪运输机和那架波音727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在征得五角大楼的同意之后，他解除了它们的任务。接着他让部队其他成员登上飞机，直飞塞浦路斯。后来，戴维·朗和他的紧急支援小组也到那里与他会合。斯廷纳仍然有足够的能力进行一场营救行动——他仍然希望随着事态的发展，机会可能会自己出现。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贝鲁特是一块硬骨头，比阿尔及利亚难啃得多。飞机上还有30名乘客。至少现在还知道他们在哪里，可是早先被带下飞机的那19个人就不知去向了。控制黎巴嫩南部的武装民兵现在把他们分别扣押在不同的地方（大部分在地下室里）。
他们就像石沉大海一样了。
在那些日子里，在贝鲁特很难得到比较可靠的情报：例如，美国的国家卫星系统无法截获民兵的通信联络，因为他们使用的是手持式低频无线电对讲机或者靠通讯员传递信息。更糟糕的是，最近中央情报局贝鲁特情报站站长威廉·巴克利遭到绑架和折磨，美国的情报网络惨遭破坏。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假定他已经供出了情报网络，其中的特工已经被“压制”。
斯廷纳一到塞浦路斯，就打电话给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雷金纳德·巴塞洛缪，请他介绍最新情况，并问他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能提供什么帮助。
虽然他们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但他们相互非常了解，因为在1983年和1984年初，他们都在战火纷飞的贝鲁特。他们所处的地区曾遭到过多次炮击，他们和现在扣押了至少19名TWA847航班人质的派系领导人曾有过多次会晤。这样的经历使他们相互之间非常尊重。
“我想让你做的，”巴塞洛缪说，“是带着你手下两个人和紧急营救小组的两个人飞到我这儿来。你一到贝鲁特，我们就将确定最后的行动方案。然后你可以回到塞浦路斯开始行动。”
斯廷纳立即带上“皮特”中校、紧急营救小组的两名重要成员（一名来自国务院，另一名来自中央情报局），以及一台卫星通信无线电机器操作人员登上一架直升飞机飞往贝鲁特。就在他们向大使官邸附近的直升飞机停机坪降落时，他们清楚地看见了贝鲁特国际机场停机坪上的那架TWA847航班。
巴塞洛缪的首要任务是监视847航班的动向，这一点也不奇怪。
“我们有很好的监视能力，”斯廷纳告诉他。“我一回塞浦路斯，就把人给你派过来。”
在这段时间里，斯廷纳从塞浦路斯带过来的其他人，包括卫星通信和操作人员，都和大使一起待在贝鲁特，保证了联系不中断。
斯廷纳派给巴塞洛缪大使的监视分队有四个人随身携带了供白天和黑夜使用的长距离监控器材。他们到达贝鲁特一小时之后，他就让他们把设备架设到一座可以俯瞰贝鲁特国际机场的小山坡上的房子里。
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这个小组成了有关TWA847航班情报的惟一来源。当天夜晚，阿马尔民兵让其余人质和机组人员也下了飞机，把他们分散到贝鲁特的南郊。现在已无法知道这些人质的去向。
虽然他们在塞浦路斯又待了两个星期，可是卡尔·斯廷纳和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在TWA847航班事件中的作用已经结束。现在这个问题要取决于叙利亚、伊朗以及各派领导人的谈判了（华盛顿方面也主动作出了一些外交上的努力，但对于这件事的最终结果似乎没有起多少作用）。最后，哈菲兹·阿萨德取得了成功，人质被释放，被送到大马士革，并在那儿把他们交给了美国大使。
这是阿萨德的胜利，他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因此而提高——但这对斯廷纳和他的同伴们来说则是一次不光彩的经历。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看到红十字会的车辆从贝鲁特出发，把人质送往大马士革，我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的脑子里有个挥之不去的想法：我们有能力进行一次营救行动，而且本来可能是项轻而易举的行动。可是我们没有把它办成，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得到机会。
有三个因素一直是我们所无法控制的。如果这三个因素发生变化，局面可能就大不一样：
第一，我们需要有和我们保持同样战备水平的专用飞机。
第二，我们一知道劫机的消息之后，就应当立即出动。
第三，我们需要阿尔及利亚政府把那架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扣在地面……然后允许我们进行营救行动。
我们飞回本土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就是这些，于是决定在即将向参谋长联席会议（JCS）主席作简要汇报的时候，直截了当地说明我的观点。
第二天，我在五角大楼作了简要汇报。我详细讲述了这件事的整个过程（由于我们经常保持着通信联络，这些情况大家都很清楚）。在做结论的时候，我说了类似下面的这样一段话：
“诸位，这件事情把我们弄得焦头烂额。对这样的事，我们都应当感到无地自容。我认为这种性质的失败，特别是从政治上来看，后果是灾难性的，就像打了一场大败仗。
“我们应当能想到，恐怖分子比我们更了解华盛顿对决策过程的时机把握，以及特种部队出动并到达行动地点所需的时间——他们是在这样的循环中运作的。结果，我们总是在追踪自己的尾巴——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就将永远如此。
“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不能给这样的使命以适当的优先权——也就是具有专用的空运资源——那么我们就不应当执行这样的使命，以免浪费纳税人的钱。”
我知道在这种场合，像我这样级别的人说这些话，分量是够重的了，但我觉得我应当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我们特种部队的人。
我还觉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将军、陆军参谋长夏伊·迈耶将军、海军陆战队司令P·X·凯利（我曾经当过他的快速部署联合特遣部队的参谋长，不久前他的陆战队官兵在贝鲁特遭到恐怖分子汽车炸弹的袭击而丧生）清楚地懂得我提的是什么建议。我肯定在其他军兵种首长的支持下，他们会使我的建议成为现实。
他们确实这样做了。
在此后的几个月中，配备双机组人员的C-141运输机处于和我们一样的战备状态（虽然对于10月份的事件来说，这样做已经太晚，于事无补了）。
事实证明，这一主动步骤，以及原先给予特种部队指挥部关于与友好国家建立关系并向希望得到帮助的友好国家提供帮助的行动自由与权力，在反恐战争中都是有益的。
参联会的会议
1985年10月7日：是检验这些新举措的时候了。
斯廷纳到达参谋长联席会议后不久，就得知了那艘被劫持游轮的情况。那是意大利的“阿希尔劳罗”号游轮。信息的来源是那艘船上发出的紧急求救信号，收到信号的是瑞典哥德堡的一个无线电台。这条信息说，一批武装人员控制了这艘在埃及沿海航行的游轮。就这么一点信息。靠这一点信息是难以采取什么行动的，但却足以判断需要动用什么样的力量去“解救这条船”——并知道他们应当立即出动。
由于这是一个复杂的目标，由于谁也不知道这次行动将在港口还是公海上进行，所以斯廷纳指示作战处长弗兰克·埃克斯上校，让他通知各级指挥官，要下述部队立即作好部署准备（在此之前埃克斯已经想到了）：
● 海军海豹突击队：需要突击小分队、狙击小分队以及各种船舶分队。因为这主要是一次海上行动，海豹突击队将起主导作用。
● 其他经过挑选的人员和特种作战单位：领导、策划及情报人员。大约需要25人。陆军特种直升机编队：10架黑鹰直升机、6架小鸟武装直升机以及4架小鸟运输直升机。（这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步确定的标准警戒编队，对于完成这项任务是足够的，还可以安排喷气式飞机运输机协同。）
● 空军特种战术行动人员：机场控制和伞兵营救。
● 特遣部队指挥小组：必要的作战和情报参谋、情报和医务人员。
虽然海豹突击队在突袭方面受过专门训练，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完成任务，但一艘游轮却是个非常难以攻击的目标。攻击行动必须于夜间，在游轮航行途中进行，因为谁也没有想出一个能让游轮停下，而又不会对它造成破坏的办法。在海豹突击队登上游轮之后，他们必须在第一波攻击中消灭他们能发现的所有恐怖分子，控制乘客和船员，对至少1000个舱室、隐蔽地点和缝隙处进行搜查，清除里面暗藏的恐怖分子……和可能的爆炸装置。
力量分配完之后，斯廷纳指示他的副指挥官弗兰克·凯利准将着手组建远程战略运输机所必需的军事空运指挥部，其作战能力应当具体满足特种作战的需要。这是一支比通常需要大得多的部队，但这将是一个极其复杂、极具挑战性的目标。
斯廷纳知道，空运将成为这顶帐篷中最长的支撑杆，但它是由军事运输指挥部控制的，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虽然特种部队需要随时作好准备，要在2个小时内出发，但必要的运输力量却没有保持同样的战备警戒状态——特别是C-5。此外，还要挑选受过特种作战训练的机组成员，要能进行灯火控制下的低空全天候飞行。恐怖分子并不是笨蛋。他们根据我们途中所需的实际飞行时间，华盛顿的决策圈通常所用的时间，就能知道我们的反应时间。他们就在这段时间里展开活动。分分秒秒都很宝贵。
对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的常备要求是：一旦收到关于突发事件的通知，就能立即出动。如果后来发现不涉及美国的利益，飞机可以在大西洋上空掉头返回。如果存在着威胁，特遣部队将会抢在猎物之前到达。
与此同时，斯廷纳继续与华盛顿联系，获取进一步的情报。由于只有国防部长和总统才有权下令派特种部队去执行任务，他还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或者他的助手和国防部长取得联系。
大约在9时整，斯廷纳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联合参谋部的作战部长打电话。联合参谋部的作战部长也像斯廷纳一样，一天24小时随时都能找到。斯廷纳在电话中问他是否有进一步的情报，并要求启动他的联络分队。部长将把这项请求向3个星期之前到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威廉·克罗海军上将汇报。
斯廷纳的这些由3个人组成的联络小分队随时处于待命状态。每个小分队都有一位作战参谋（上校或者中校），一位情报参谋（少校）以及一名卫星通讯无线电报务员。每个小分队都能确保斯廷纳和参与危机处理的关键人员立即取得联系。联络小分队随时了解他的想法和做法，并有权代表他说话。
作战部长向斯廷纳保证说，关于派出联络小分队的问题，他很快就会给他答复。“信息很少，很零碎，”他继续说。“那艘游轮似乎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附近遭到劫持，此前游轮上的大部分乘客都上岸参观金字塔去了。有迹象表明留下的乘客中有美国人，但有多少人上岸游览，有多少人留在船上，目前还不清楚。”
“好消息，”斯廷纳回答说。“这就意味着需要区别和控制的人数少了许多……有更多的理由立即展开攻击。”
“你会很高兴地听到，作战行动小组很快就要开会，”他回答说。作战行动小组将影响派遣命令。“我们很快就能得知他们的决定。”
美国的危机处理小组也称为作战行动小组，或者叫恐怖事件处理小组，由国家安全顾问巴德·麦克法兰领导。由于麦克法兰陪同总统去了芝加哥，不在首都，所以会议由他的副手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中将主持。小组成员包括国务院的反恐大使罗伯特·奥克利、国防部部长助理诺艾尔·库克、中情局的查尔斯·艾伦、联邦调查局的奥利弗·巴克·雷维尔、白宫工作人员弗雷德·菲尔丁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奥利弗·诺斯。这个小组的使命是监控危机局势并以符合形势要求的方式协调部门间的支持。该小组起到作战方面的作用，但却不在指挥链上，然而它可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适当的建议。
斯廷纳给联合参谋部的作战部部长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他打电话说，除了空运力量外，特遣部队已经做好待命准备，请他向克罗海军上将重点反应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在夜色中占领这艘游轮，”斯廷纳对部长解释说。“这就意味着在明天天亮之前，我们至少要到达斯戈尼拉。”——10月8日（星期二）。“这将使得我们拥有用其他方式都得不到的选择余地。”
这是克罗上将上任以来碰到的第一次危机，不过他的助手阿瑟·莫罗中将已经干了两年，参与了先前危机的处理，有一定经验，与几位关键盟友的私人关系不错，可以很快进行协调。
1985年特种作战部队多次前往斯戈尼拉，以便对恐怖事件作出反应，并为未来建立计划和联络。斯廷纳在那里派驻了一个永久性的联络小分队和一个卫星通信站，作为美国本部的指挥作战中心的延伸。这个小分队是斯廷纳在地中海地区的眼睛和耳朵，一天24小时运作，收集作战和情报信息，并通过斯戈尼拉协调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的要求。
就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而言，斯戈尼拉是一个重要的基地，美国方面的指挥官、海军上校比尔·斯皮尔曼知道如何进行安排。斯皮尔曼总是考虑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的需要，无论是什么样的需要，都要与意大利方面保持很好的关系。（有一次正好碰巧，斯廷纳和斯皮尔曼制定了一项计划，万一有这种需要，让斯皮尔曼从意大利人手中接管机场控制塔台——在一般情况下控制塔台由意大利人管理……这项计划实际上将于那个星期的晚些时候付诸实施。）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华盛顿终于传话过来，同意派出斯廷纳的联络小分队。于是他们全部换上便衣，乘坐商业航班出发。
小分队将在罗马的美国大使馆组建起来，由戴夫上校担任队长。有一个小分队飞往德国斯图加特的美国欧洲司令部驻地。另一个小分队前往驻扎在意大利加埃塔的海军中将弗兰克·凯尔索的第六舰队总部所在地。还有一个小分队前往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斯科特空军基地的军事空运指挥部。
那天下午，斯廷纳和特种部队的指挥官们召开了一次电话会议，协调他们的行动。这些指挥部已经交换了联络官，这是一个正常的操作程序——每次都是同样的人员。
每隔一个小时左右，他就与华盛顿通话，要求给予空运支持并作出派兵的决定……时间在流逝！
与此同时，不断有少量情报传来。尽管美舰“萨拉托加”号派出了飞机进行侦察，但是那艘游轮的具体位置还是不清楚。
到17时00分，斯廷纳终于得到通知说，已经同意派出特遣部队。飞机很快就到。大家都快速向机场运动，准备登机。所要求的全部设备（直升机、特种船只等）已经准备就绪，现在只是等着登机了。等飞机一到，登机是不会用太长时间的。
此后不久，斯廷纳接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名成员打来的电话，希望了解他们开始行动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
“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处于待命状态，”斯廷纳告诉他。“也许你可以帮我们一个忙，给五角大楼打个电话，请他们让空运我们的飞机快点来。”
空运飞机到达时已是午夜时分。此前12至14个小时，斯廷纳就在盼望飞机了。在登机过程中，飞机的舱门上都加装了专用天线，用于航行途中飞机之间的通话以及与这次行动有关的主要指挥官之间的通话。飞机的内部很快就设立了为作战计划而准备的工作台以及通信指挥台。
在斯廷纳的飞机上，除了参与指挥、作战、情报以及空运之类的上校、中校和少校等作战参谋人员外，还有空军的作战控制和通讯人员，大约20名操作手、射击手以及医疗手术设备（在尾部舱门附近架设了一张手术台）。特遣部队首席军医达雷尔·波尔少校从世界各地采购了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并集中了一批外科手术专家，必要时他们可以在飞机尾部那张手术台上进行急诊手术。
10月8日凌晨大约1时整，飞机开始飞向斯戈尼拉。由于当时仍然没有发现那艘游轮的具体位置，斯廷纳计划在那里作短暂停留，留下一支海豹突击队小分队和两架小鸟武装直升飞机。这是一个预防措施，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后来他们确实发挥了作用。
接着，他打算继续快速向塞浦路斯的一个空军基地运动。该基地处于地中海东部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上，使用直升飞机就可以到达大多数潜在目标。
特遣部队比较熟悉这个基地，因为他们以前来过好几次。但使用这个基地是有条件的。因为苏联的间谍卫星从它上方飞过。特种部队的飞机必须在夜间降落，把从飞机上卸下的所有设备放进机库。运输机要在天亮之前离开。他们将分散到这一地区的其他基地，但又不能离得太远，这样一旦有情况，它们就能迅速作出反应。
在飞越大西洋的航行途中，斯廷纳花了一些时间整理新的情报。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已经初显端倪：有4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有97名不同国籍的乘客（其中有些是美国公民），有344名船员。船的位置仍然不清楚。自从劫持之后，它就立即进入了“无线电静默”状态并向北行驶。据推测它目前的位置在地中海东部的某个地方。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干的了。计划已经到位，只要有更多的信息，就可以修订计划。着陆之后，他的部队将把计划付诸实施，可是眼下却平静得出奇。
斯廷纳感到飞机在颤动，他的思绪又回到了使他处于目前境地的原因。他回想起以前受过的训练和完成过的任务，回想起他曾经到过的非常炎热、极其荒凉的地方。他想到了他的一些前任——是他们创造了他目前正在介入的这种形式的战争。
突击队袭击、深入敌后侦察、破坏、游击小分队——只要与其他人发生冲突，这些现象都会存在。但是，在二战之前，官方并不认可现在被人们称为“非常规战争”的东西，认为它不是真正的军人所从事的正当活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写出了关于特种战争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