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真正的人生，是从懂事开始的，即知道自己的生存状况和应该承担的责任。一般是从了解父母和家庭情况开始的。我的懂事是从那次回家要学费开始的。
那是小学三年级开学一个月后，那天秋高气爽，天高云淡。北边桥山最高峰上空，一片白云，在蓝蓝的天空映衬下，变幻着各种形状。一行大雁排着“一”字形向南飞过，不时传来“嘎——嘎”的叫声。
“你还不服气？再摔一次嘛！”我不停地自言自语，不停地奔跑着。看到秋庄稼收获后而麦子还没种下的田野里光秃秃一片，就朝着家里的方向从地里斜插过去。刚才教室里那尴尬的一幕不断浮现……
“没有交学费的同学，请站起来！”班主任苏老师在午饭后自习一进教室就说。像母亲一样可亲可爱、给我们当了两年班主任、教语文的赵老师暑假调走了，由新调来的一个叫苏中林的英俊而严厉的男老师接任。
全班五十多名学生，竟然只有我一个人站了起来。“李厚品，我都催促三次了，全班就剩你一个了。你现在回家拿钱去！”这时同学们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我一下子从脸热到耳根、脖子，倔犟地用余光扫视了教室，无奈地夺门而出，身后传来个别同学的嘲笑声，特别是王建设的笑声最刺耳。
自从两年前进校门，我一直引以为豪的事情，就是陆续与班上的男同学摔跤都取胜了。我以为征服了班上的男生，全班就是我的地盘了。可这学期班上来了两个留级生，一个李满堂经过两次摔跤已经服了，而王建设只被我摔倒一次，他还不服呢。“咱再来嘛，张狂啥哩？”想着跑着，二三里路不知不觉就到家了——红苕窑的第二排村子。
我们队是第五生产队，是窑堡公社窑堡大队红苕窑上五个生产队之一。窑堡大队由五个窑居生产队和五个堡子房居生产队组成。红苕窑散布在由桥山向关中平原过渡的坡台式地段上。这些住户不像堡子那样密集的原因可能是为了选择较高的埝头便于挖掘窑洞，也可能是一户一户陆陆续续从各地逃荒迁来的，反正它像天女散花一般稀稀拉拉占了半个窑堡生产大队的摊场。此处的土地干旱而贫瘠，只适宜栽种红苕这种食物。正因为旱地含沙土壤长出的红苕甘甜面腻如板栗一样，它不仅救下这些逃荒人的性命，而且生熟红苕拿到街道很受顾客青睐，成为这些逃荒人置办家当和衣食等生活必需品的主要资金来源。
这些逃荒人也像红苕对水肥要求不高一样，他们对生活也没有过高的奢望，只要有一个遮风挡雨的窑洞，哪怕每天只有红苕这样的食物充饥就相当满意、乐意在此落脚。可能是这个缘由，堡子人把这一大片窑居的村落叫做红苕窑。农业合作社以后，窑堡大队由北向南把红苕窑分了一、二、三、四、五五个生产队，和房居堡子的六至十生产队，平分了窑堡大队的半壁江山。
我们队在红苕窑的南端，由南往北依次沿四个埝头分散居住，其中最南端和最北端的埝头各住了三家人，靠近中间的两个埝头居住了生产队的大多数人。可能是为了生产方便，分了南窑上和北窑上两个组。北窑上也叫李家窑，是因为清朝光绪年间灾荒后我们李家的先人最早来到这个地方开荒种地居住。我家在北窑的中间偏西一点。
父亲还在家，我一边擦汗一边给父亲说老师要学费的事儿。“给老师说说，再缓缓。”父亲听了，无奈地说。
“只有五毛钱啊……”我说。
“看你这娃说得轻巧！咱家连一分钱也没有，还‘只有五毛钱’？你二哥吃饭时也要，还是没有。你给老师好好说说，再缓缓吧。”说完父亲拿了锨，对东窑里说了句“你们妇女拾棉花哩，你也该走了”就出了院子，可能是上工去了。我们家有两面相互垂直的窑洞，朝北的正窑和朝东的偏窑窑门口紧紧挨在一起。听父亲说是先人在清朝光绪年间打的。
想起家里放钱的地方——北窑半墙上一个腰窝，我赶快拿了小方桌，站上去，踮起脚尖，在腰窝里找寻了半天，一分钱也没找到。
“好娃哩，你大咋能哄你哩？家里实在没钱啊。你二姐就因没钱这一学期都没去书坊（学校）了，回队里跟你大哥、大姐出工了。你要好好上学，不要分心，去给老师好好说一说。”妈妈在东窑的灶房里洗完碗筷，一边擦手，一边说。
我慢慢从窑里出来，到了门口的路上，转过身，看着我们的家：在东西两邻家高大的房墙、院墙夹着的两面破旧窑洞，两面垂直的窑门口与西邻界墙、南边的土台自然构成一个小院子。一个敞开的斜坡通往与村路一样平的门口院子。门口的院子是由东西两邻的院墙与村路自然形成的一个四方形的院子。靠北边的是用烂砖干垒的后院（厕所），南面是猪圈，后院与猪圈之间是粪坑，后院与粪坑东边有一堆柴火。朝南朝东的土路与村路相连。处于小院子的土台上，长了一棵直溜溜的香椿树，高过窑背，高过村子所有房屋、树木。没有围墙、没有大门，其他什么也没有。
这就是我的家，我的家和别人家不一样。别人家阔气洋火整洁，我们家土气陈旧烂脏；别人家富裕高贵，墙高门大，我们家贫穷？惶，毫无遮拦！
为什么我们家穷呢？可能是我们家娃多。西邻家七大只有红霞姐一个娃，他家就有钱富裕。而我们姊妹九个，给出去了两个，还有七个。都怪我们子女太多了，拖累了父母。
难怪大哥、大姐没有上学，二姐也是和我一块上的学，这一学期父母也没有让她去。我也是因为没有裤子穿，晚了一年才去的学校。怪不得人家瞧不起我们家、瞧不起我们家的人。给父亲起了带鄙视性的“洋人”的绰号，可能是父亲的高鼻子有点像外国人吧。给母亲也起了很不雅的“拨架腿”的外号，可能是因为母亲双腿有点“罗圈”吧。他们侮辱性地叫父母为“洋人拨架腿”！叫大哥是“涎水”，不叫厚命。我从小就是在这种带侮辱的绰号声中长大的。“这是‘……’生的娃”！有人竟然当面丝毫没有顾忌地喊出来！我一直十分难受、十分气愤！马上予以反击，甚至挥拳以报，虽然因此我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但终于使喊这种绰号的人有了顾忌，最起码在我当面没有人敢再叫这些绰号了。
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流下来了，我哭了，哭得很伤心……
从我记事起，我就感到自己比其他兄弟姊妹个子高、力气大。妈妈说是因为我连着吃了两个娃的奶，比我小不到一周岁的大妹妹生下来两三个月就给人了，我接着吃该她吃的奶。我比二哥小三岁、比二姐小两岁，但我的个子和他俩差不多。身高力气大，我在和小伙伴们玩比赛力量一类的游戏如摔跤、顶牛中，我都能取胜。在把我们村里的伙伴们征服以后，进了学校，首先把我们班里的男生一个一个摔倒，又成了我们班的“孩子王”，我常常引以为傲。
唉！咱这样的家庭凭啥当“娃娃头”呢？凭啥还嫌王建设不服？
我看着自己家的样子，从未有过的难受自卑，又夹杂着委屈不服的感觉升腾起来，进而发展成为一种神圣的责任：我要改变这个贫穷家庭的面貌！
我擦干眼泪擤掉鼻涕握紧拳头，看着自己身上的二哥穿过退下来的破旧不堪的粗布黑衫子、黑裤子，因小而收缩到一块，遮不住显得过分伸长的双腿和双手。就是这样的衣服自己在三年前还没有，因此上不了学。想起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可笑。我自言自语：我们家和别人家不同呀！
听说把我们李家从湖北带到这里来的是曾祖父永胜。清光绪年间，丹江流域发生水灾，为了一家人的生存，他由湖北均州乞讨而来，沿着当年刘邦入关的路线翻过秦岭，进入关中越过渭河，来到能够清楚看到桥山的地方停下来。可能因为，对水灾的忌惮，看到干旱的坡台式地貌就有一种天然的喜爱，便停下逃难的脚步，在这里开荒，种了玉米、红苕和谷子。结果只有红苕获得大丰收，他把红苕切片，晒干，藏起来。又去湖北老家将父母兄弟一家人接来此处安家，到如今已经四五代人了，而居住在红苕窑的李家人只有五六家。有的由于在土改中分得房屋搬到堡子去了，有的因为参加革命去了城市。留在红苕窑的人应该是李家中日子过得比较差的，而我家是家族的最差户（特困户）。
我父亲是李家落户红苕窑的第四代，排行老六，名延盛，在小家中排行老三。前边有两个哥哥支应，爷爷让父亲学了三年私塾，能写会算后又送去官桥药店当相公。三年学徒期满，在药店当了伙计。20岁那年有媒人给父亲说媒，介绍的对象是官桥镇南边大财主占家油坊家的程姓丫环。父亲曾经听说过程姓丫环可怜的身世，也见过漂亮善良勤劳的母亲，便同意与母亲订婚、结婚。过门后，母亲说已经记不起自己的官名，父亲就给母亲起了程富琴的名字。
母亲老家在山原县程家镇，三岁时由于家穷，送养给渭北县官桥镇的大地主——占家油坊。当时财主家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儿。老太太便在外县要了母亲做女儿。三年后老太太因病去世，六岁的母亲便成了地主家的小丫环。扫地、洗衣服、烧火拉风箱这些活儿使她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七岁时母亲得了小儿麻痹，地主不经心给看病，还让母亲继续干活。因为行走不便，便将母亲拉扯到灶火前，要母亲继续烧火拉风箱……致使母亲双腿变形，成了“罗圈腿”，留下了终身遗憾。
与父亲结婚后，母亲生了第一个女儿，父亲给起名叫“瑞贤”。抗日战争爆发了，已经弃药务农的父亲支壮丁去了山西，母亲在老家管着瑞贤。这时爷爷奶奶已经去世，母亲一人拉扯女儿过日子，受的可怜可想而知。瑞贤四五岁时，因伤风感冒无钱医治咽了气，母亲抱着女儿的尸体放声哭诉：“娃呀，你不敢走，你走了，你大（父亲）回来了，我给你大说啥呀？……”
埋了女儿一年后，母亲的姐姐（我的姨妈）从高原县到渭北县官桥镇找占家油坊，得知母亲已经嫁到窑堡的红苕窑。姨妈又一路向东，走了约三十里路，打听到红苕窑。找到母亲相认后，两个亲姊妹抱到一起，大哭一场……
从姨妈嘴里母亲才知道外家的情况：母亲还未送人时，姨妈已经出嫁到高原县。当时外家还有外爷、外婆、舅舅。当母亲送人后，在外拉长工的舅舅年底回家，听说把妹妹送人了，舅舅负气出走。临近除夕外爷见儿子没有回家，就出门寻找，到了除夕也没有回来。当年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从此二人就没了音信。剩下一直有病的外婆一人在家，无钱医治。在孤苦伶仃、饥寒交迫中什么时候去世无人知道。直到邻居发现后，才告诉了姨妈，姨妈赶回娘家简单葬埋了外婆。……姨妈说完，姊妹俩又哭得死去活来。
姨妈看母亲一人在家，日子很难场，男人又去了战场，是死是活也没准信。她问母亲作何打算？母亲说：“娃她大走时让我等他三年。三年满了他不回来，让我改嫁；三年中他不死，他就回来找我哩。我得等他回来啊。”
姨妈要走时，母亲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通往县上的大路。临别时，姨妈给母亲说：“到时候你男人不回来，你就来高原县南边的坡底村找我，我的儿子叫良良。我们那儿水浇地，秋麦两料饿不着。”
姨妈走后不到半年，父亲回来了。他在部队上因为识文断字，干的多是文案上的事情，虽然也在前线，出生入死的机会少。父亲眼看与母亲约定的三年之期临近了，他只好乘部队休整换防之际逃了回来。与母亲见面后，又怕被抓走，就逃到黄龙山躲了起来。直到听说日本投降了，才回到家乡。没有地种就给堡子的地主拉长工。不久爆发了“康庄战役”，枪炮响了几天，国民党跑了，共产党和解放军来了——解放了！日子终于安稳了。后来进行土地改革，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政治上翻身了。但是我们家没有底子，娃们多劳力少，日子过得一直很紧张。
大哥李厚命，出生时身体很健康，十分可爱。两岁时不知得了什么病，全身抽搐不止，不吃不喝，哭喊不止。当时是1949年前，父母无钱医治差一点死亡。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后，遗留下流涎水的毛病。十岁时人民政府动员学龄儿童上学，父亲送他到学校。他不听老师的话，只听堂哥厚顺的话。老师看他鼻涕、涎水不停地流，心里失去信心，便将他送回家。大哥从此就在家帮父母干活。后来成半大小伙子，就又跟着父亲到农业社干活了，虽然一天只给记六分工，但大哥舍得力气，不怕脏、不怕累、吃苦耐劳，还是受到社员的称赞。不到十八岁就评为十分工了。
大姐招娣出生时已经解放了，到了上学年龄，家里穷，加之她要给母亲帮忙做家务，所以一直没有上学。
只有二哥厚运是按时上的学，他聪明好学，学习成绩一直不错，父母特别高兴，对他抱了很大期望，所以各方面对二哥也特别关照。
到了二姐焕娣时，父亲原打算不让她上学，学校赵老师第一年来我们家，父亲当面点头答应了。可他把赵老师送出门，话又变了，对家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娃家上啥学哩！”
第二年，我和二姐都到上学年龄了，赵老师又来我们家，父亲不好意思地说：“家里实在太穷了，你看——”父亲指着赤身露体的我，“他现在还光着身子，没有衣服穿，咋上学？”农村男孩在天热的时候一般都是光着身子疯玩：滚铁环、藏猫虎，一直到天凉了才穿衣服。
赵老师又对着二姐说：“她也没有衣服穿吗？”
“我穿的是我大姐的衣服，她病了在炕上躺着，盖着被子哩，那不是——”二姐一边抢着说，一边向炕上摆头。炕上大姐躺在被窝里。
父亲接着说：“赵老师，不瞒你说，我们家本来娃多，又遇自然灾害，日子实在不好过啊。等到明年争取让她姐弟俩一块去上学。”
第三年赵老师又来我们家，终于把我们姐弟俩领到学校。比我大两岁的二姐就和我在一个班读书。老师经常表扬二姐，而我常常因为没有按时完成作业，或者是听到被我摔倒哭着去告状同学的哭诉而受到老师严厉的批评。但是我不恨赵老师，她是好人。在冬天风雪交加的一天，当赵老师看到我们姐弟俩冻得瑟瑟发抖的时候，她把我俩叫到她的办公室（宿办合一），一边脱下自己的毛衣给二姐穿，脱下自己的棉窝窝让我穿，一边说“我比你们强啊……”
到生下我后面四个妹妹时，其中大妹和最小的妹妹都给人了，我大（父亲）给母亲说：“让娃逃个活命吧”。
这样的家庭，能活下来就不容易了，还让我读书，我应该知足了。
“哎呀，你——！咋还没有去学校？”母亲带了草帽，提着竹笼走出小院子。
看着我伤心的样子，母亲停下来，放下笼，下决心道：“让妈给你借去！”
我惊奇地看着母亲向右边拐去，罗圈腿的母亲一走一摇的背影是那样的可爱，高大！先进了最西边的猫蛋家，一会儿，又出来了。又踅摸进新婶婶家，不一会儿，又出来。又拐回来要向东边借去，我拉母亲不要去了，她甩开我的手：“我再试试！”我看着母亲的背影，一片晃动的模糊影像。
过了不大一会儿，母亲回来了。“人家说得比咱家还可怜啊！你还是去学校好好给老师说说吧！”母亲无奈地说，我默默地点点头，告别母亲，慢慢向学校走去。
当走到南埝十字路口时碰到南窑上的王增新，他比我大两岁，在学校也高我两级，我们平时也经常在一块儿玩。王增新小时候说话比较晚，到四五岁时才开始说话。大家就叫他“老闷”，到上了学才开始叫王增新，“老闷”成了他的小名。他虽然个子不高，但是人很聪明，能说会道。特别是他讲“吕八爷”打鬼子的故事，他一边说，一边比画，十分生动。他是我在南窑上最要好的朋友。
“哎，你也是回家取学费的吧？也没有拿上吧？”
我点点头，叹了口气，“你呢？”
他说：“不说那事了！咱去考县文工团吧！我听说文工团在频阳招收学员哩。今天不去人家就招完走了，你去不？”
“文工团要学费吗？”我问。
“不要，不但不要学费，还管吃管住发生活补贴哩。”他就像是文工团的人一样。
我想：“反正学费没有拿到，上学也晚了，还不如去考文工团！”就跟着王增新向频阳走去。一路上聊着文工团管吃管住发补贴具体事项，好像我们已经是文工团成员了。
到太阳偏西我俩就赶到频阳的新书店门口。听说县文工团工作人员在新建成还没有正式使用的书店里招生哩。新书店在频阳街道十字南边坐东向西，大门紧闭一片冷清！王增新推门、敲门无人应声。我也上去用拳头一边擂门，一边喊“开门，开门！”里边仍无声息。街门口摆水果摊的老汉转过身问：“哎，你俩敲门干啥？”
“我们是来投考文工团的。”
“人家上午就结束了，你们来带没带学校或者公社的介绍信？”
“没有，还要介绍信？我们是冒碰哩。”我如实说。
“我说哩，你们开介绍信就应该知道时间嘛。”戴着瓜皮帽的水果老商贩显得什么都知道。
我们两个像皮球上戳了一刀子，“嗤！”疲软下来，一屁股坐在书店门口的新台阶上。
瓜皮帽老汉看着我俩说：“就是让你们考，你们也不一定就能考上。”
“为什么？”我俩不约而同地问。
“人家剧团的人说，一百个娃里录不到一两个，主要看特长呢。”他又说。
“啥是特长？”王增新问。
“特长？——特长就是你会别人不会的本事。”瓜皮帽一边招呼买主一边回过头对我们说。
瓜皮帽收了一个顾客的钱，转过身看我俩低着头，又说：
“我看其他娃娃来考，人家拿着乐器，家人陪着，还给指教哩！你俩靠冒碰就能考上的话，哼，这满街道的人都去冒碰，早把县剧团的门挤破哩。”
他停了一下，看着我俩继续说：“罢了，看把你俩热的，我给你们算便宜一些，买点水果一吃，逛一逛，回家去吧。”
我看到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金黄的罐罐梨、绿中泛红的苹果、裂开皮的红石榴和黄石榴、早熟的火晶软柿子、用温水脱涩的四盘盘硬柿子等水果，嘴里不自觉留下了涎水。
瓜皮帽看着我俩的穿戴，又忍不住问：“带钱没有？”我使劲咽下一口唾沫，赶快站起来，顺势拉起王增新，迅速离开了瓜皮帽，离开了频阳街道。
傍晚，我俩终于回到我们生产队。路过南窑，王增新要我在他家吃饭，我谢绝了。又走了一段连接南北窑的斜路，从西边进入我们村，远远看见母亲在门口朝南边望着。
我的心里一酸，忍住眼泪，紧走几步，装出一副轻松自然的样子，“妈，我回来了。”
母亲回过头，看着我自然的神情：“回来就好，饭给你在锅里热着，饿了吧？”
我跟着母亲进了小院子。“先洗，再喝水，我去端饭。”母亲朝换了净水、放着毛巾的脸盆一指，进了东窑。
我洗了手脸，坐下来，端起一碗凉开水，一口气喝完。就见母亲从锅里端出热腾腾的篦子，放在小方桌上。有红苕、窝窝头，一碗糁子面条，一碟炒红苕丝，我把水碗放在桌子上，便狼吞虎咽起来。母亲给水碗里加着水说：“慢慢吃，再喝口水。”
母亲等我吃过一半，平静地说：
“苏老师，你们的班主任，刚才来咱家啦，郭雪红陪着。”郭雪红是我们一个生产队的，家在南窑住，和我是同班同学。
“他？他来干啥？”我惊奇地问。
“他来家访。说你今天晌午、下午都没去学校，来家里看看。
“他好像知道你去了频阳，也知道是跟王增新一块去的。他说你考不上，说你嗓子不行，还得回来上学。”母亲说。
“他还说啥？”我问。
“他说，你事先应该告诉他一声，让你们跑了二十里冤枉路。”
“他没说学费的事情？”我又问。
“他说了，如果咱家实在困难，让家里写个免学费申请，让生产队队长签字，交给他，由他去办。他还说，怪他不了解咱家的情况，不该让你跑回来专门要学费。否则不会弄成这样子。”
“是吗？”
“苏老师一再说，要你明天一定去学校，他要和你好好谈谈。”
“苏老师走后，你大写了免学费申请，去找队长签字，说让你明天给苏老师带上。”母亲又说。
“好，我明天去学校。”我给母亲答应着，也好像在给自己说。
第二天我又去上学了。只是经历这次风波，我感到自己一下子长大了，懂事了，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最明显的就是再不找同学王建设摔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