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叫遗作？为什么又叫在世的？
有些作家留下的遗产，是贵重的礼物；但一般来说，遗著与因歇业而清仓大拍卖有某种可疑的相似之处。尽管如此，它们仍还受到喜爱，这种喜爱可能来自广大读者对一位作家怀有一种情有可原的偏爱，而这位作家则最后一次给读者找了点儿事做。可是不管怎么说，不管对一部遗作何时有价值、何时仅仅是一个有价值的商品这个问题可以作出些什么推测，我反正已经决定，趁局面还没有发展到我无能为力的地步，我禁止出版自己的遗作。要这样做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我在世时自行出版它，无论这样的解释是否能让所有人都搞明白。
然而，人们还能谈得上在世吗？德意志民族的作家不是早就已经比自己活得长久了吗？看上去是这样。准确地说，就我记忆所及，情况看上去一直都是这样，只不过这段时间以来事态进入了一个关键性阶段。用预制部件生产鞋子，生产适应个人特殊需要的现成西服，这种时代似乎也想生产出用预制的内部和外部组件装配起来的作家。依循自己尺度的作家，几乎在所有地方都过着一种深沉、离群索居的生活，但又不具备死人的本事：死人不需要房子，不需要吃喝。在世时期对遗著真是有利呀。这对这本小书的命名及其产生不无影响。
当然，人们得更加小心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最后遗言，哪怕它们只是假装说出来的。在一个雷声隆隆和唉声叹气的世界里，只出版些小故事和小观察；有这么多大事要事不谈，净谈些琐屑小事；对远离事件中心的现象耿耿于怀。毫无疑问，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不足之处吧，而我则乐意承认，出版决定也曾引起我的种种忧虑。但是首先，作家所发表的意见，较之不受它们影响在宇宙空间里奔驰的两亿七千万立方米的地球，它们的分量孰轻孰重，总还是有某种差别的吧，这是无论如何都必须加以承受的。其次，读者也许会认为这本书凝聚力不足，为此我或许可以援引我的主要作品，它们可能最不缺乏那种力量，但想要继续写作它们，恰恰需要有这样一种过渡性出版物。最后，当有人建议我出这本书，并且组成该书的一篇篇短文又摆在我面前时，我发现，其实它们并不像我所担忧的那样经不起时间考验。
这几篇短文几乎全是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九年间诞生并首次发表的。但在篇目中称为“映像集”的那部分作品，源出于更早时期。比如《捕蝇纸》，此篇一九一三年就已经以“罗马的夏天”为题发表在一份杂志上；《猴岛》也属于这个时期，我必须提及这一点，否则人们很容易会认为，这两篇是改写后来状况的虚构之作。实际上倒不如说它们是一种预见，展望了一张粘绳纸和一类猴子的群体生活。但这样的预言每一个人都能成功做出，只要这个人能够在一些不起眼的细微之处观察人们的生活，并跟着“等待”的感觉走，而这种感觉在一个搅动它们的时刻来临之前，似乎始终“没什么要说的”，并且毫无恶意地表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当中，表现在包围我们的事物当中。某些类似的东西，但主要是反其而意用之的，多半也可以拿来为《不友好的观察》和《不是故事的故事》做辨析。它们明显地具有其产生时代的特征，它们包含的挖苦之词部分适用于曾经的状况。这一来源也显示在其形式上。因为它们是写给报刊的，面对众多不专注的、各不相同的、面目模糊的读者。假如我为自己和朋友写它们，就像写我的书那样，那么它们毫无疑问会是另一番面貌。所以这里恰恰就得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可以将它们结集出版。任何改写都势必导致重新勾画一切，于是我不得不完全放弃改写，只能在有些地方对某些在当对的情况下未能遂愿的东西按其本意做些小修小补。所以，如今它们有时候确实是一抹阴影，是已经不存在的生活，而且还是一种有限度的愤怒，这种愤怒无法达到圆满和面面俱到。尽管如此，我依然敢于相信这些讽刺短文能够经得住时间的检验，这份勇气我得自歌德的一句话，它为达此目的而被改动了意义，但其真理性并未受损。这句话就是：“人们把做错一件事看作是做错所有事的譬喻。”这句话让人心生希望：在犯下许多更大错误的时代，对小错误的批评仍不失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