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只是在猜测。实情是我一点都不了解上校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倒是希望他是开始怜悯我了，但我怀疑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德·范加上校不算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假如他突然想让我的日子稍微过得舒服一些，给我一支笔也是一个古怪的方式。一份满是谎言的手稿可能会让他感觉良好，但他不可能认为我真的会在最后关头改变自己的说法。他近来试图迫使我就范，我要是不照着做就几乎被打死，现在我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做呢？根据谨慎的推断，我想，这是他自己在为下一步将发生的事情做某种准备。因为有太多的人知道我在这里，所以他不敢未经审判就把我处决。从另一方面来说，又必须尽一切代价避免审判——这案子一旦被提交法庭，我的事情就将公之于众。让我自己来写这件事情，他其实是在收集证据，是确凿无疑的铁证，以证明他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来对付我都是正当的。假如，举个例子，他未经审判就直接把我处决了。一旦首都的司令部听到我被处决的消息，他们便会依据法律展开官方调查，但那时他只需要拿出我写过的内容，便可以被免罪了。毫无疑问，他们会给予他嘉奖，奖励他将难题处理得这么干净利索。或许，他已向司令部写信谈过关于我的事，如今我可以拿笔写些什么，正是出于司令部的授意。一般情况下，从乌尔蒂玛给首都寄信大约三周送达。如果我在这里待了一个半月，从我来时他写信汇报司令部，那么可能他今天收到了回信。让那个叛徒写写自己的故事吧——他们或许会这么说——然后我们就可以想怎么处置他就怎么处置了。
这是一种可能。或许，我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上校只是想消遣一下我。谁知道他是不是想看我受折磨的惨样并以此为乐呢？在乌尔蒂玛这样的镇子上想找点乐子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有办法自己发明一些，否则你很有可能会被这里的单调乏味搞得发疯。我可以想象那种情形，上校给他太太朗读我写的东西，他俩晚上坐在床上冲着我那可怜的蹩脚语句哈哈大笑。那该多有趣啊，是不是？如此令人开怀的娱乐，如此猥琐的玩笑。如果我能让他一直这么高兴，也许他会让我永远写下去，而我就渐渐成了他的玩偶了，一个蘸着用之不竭的墨水不断给他涂写笑话的小丑。就算他最终厌倦了我的故事而把我杀掉了，那些手稿仍然还在，不是吗？那将成为他的战利品——他的收藏品中新添的一只头骨。
然而，我还是很难抑制内心的喜悦。不管德·维加上校出于什么动机，不管他给我设置了什么羞辱的陷阱，我只能坦白地说这是我被捕以来最快活的时候。我坐在桌前，任凭笔尖在纸面上龙飞凤舞地游走。我停一下。我把钢笔伸进墨水瓶里蘸一下，看着黑色的字迹随着捏笔的手从左向右慢慢移动。移到头再回到另一侧，当字迹开始变淡时，我再停下来，把钢笔蘸进墨水池。这样一路下来，写到这一页的底下，每一簇墨迹就是一个词语，每一个词语就是我脑子里的一个声音，每当我又写下一笔，我就听见了自己的声音，虽然我没有张嘴出声。
那军士一锁上门，我立即就搬起桌子把它挪到西面的墙边，正好就在窗子下面。然后我回去搬椅子，把椅子搁到桌子上面，我先是爬上桌子，再爬上椅子。我要看看自己的手指能不能抓住窗上的栅栏，希望能把身子探上去瞧一眼外面的景色。可是不管怎么折腾，我的手指离那个目标总是还差一点。我不想放弃，脱下衬衫，往栅栏上抛去，心想也许能把衬衫甩过栅格，这样我就可以拽着衬衫袖子把自己拉上去。但衬衫不够长，也没有工具（一根杆子，一把扫帚，甚至一根树枝都行）能让衬衫绕过金属栅条，我只能拿着衬衫上下甩动，活像是在挥舞着一面投降的白旗。
到最后，最好还是别做这种梦了。如果我不能把自己的时间用于眺望窗外的景致，那就只能迫使自己专注于手上的工作。最要紧的是别为上校而心烦，把所有牵扯到他的念头统统逐出我的意识，把他视为已知的事实抛在一边。他想要这份报告完全是他的事，我没有办法影响他的决定。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叙述这桩事情。讲出我必须讲述的这个故事，已经是相当困难的事了。
布兰克先生稍停片刻让眼睛休息一下，他的手指捋过头发，思忖着刚刚读到的这些话的意思。当他想到叙述者没能眺望窗外时，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窗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遮住窗子的遮阳帘，既然不必起身就能滑行到那里，他觉得是时候拉起帘子向户外看一眼了。倘若他对周围的环境能有一个判断，过去的记忆也许可以回到他的脑子里，帮助他解答为什么他会在这屋子里。也许只需瞥见一棵树或是一幢建筑物的檐口或是天上的那片云朵，就能让他洞悉自己的困境。于是他暂时搁下阅读的手稿，朝窗子那边的墙面滑行过去。当他到了那个目的地，便伸出右手，抓住遮阳帘底部的手柄，迅速将牵引绳一拽，原以为里面的弹簧会让帘子马上往上收拢。但这帘子很旧了，几乎都没有弹力了，非但没能升上去露出后面的窗子，还往窗槛下方松落了几英寸。第一阵力气白费了，布兰克先生再拉了一次，这回用力更重、时间也更久，这样一来，遮阳帘才像一个正常的帘子那样卷到窗子上面去了。
当他透过窗口看见外面的百叶窗全都关闭着，阻断了朝外观望以确定自己所在位置的任何希望时，可以想见布兰克先生有多失望。而且这还不是通常那种能透入一点光线的木制百叶窗；这是严丝合缝的坚硬的金属板条，刷着单调的灰漆，表面上已是锈迹斑斑。一旦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他就明白这情形并非如他所想象的那样。百叶窗是从里面插上的，为了能让手指够到那插销，他要做的就是尽量把那扇推拉窗扳起来。这样，就能拔出插销，就可以推开百叶窗看见那个外面的世界了。他知道自己必须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取得必要的身体平衡，才能做这一系列动作，当然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代价，于是他把身子拖离座椅，以确认窗子并没有上锁（确实如此），他用两只手掌牢牢地抵住下方窗格顶上的木条，歇一下准备发力，然后用尽全力推了一把。出乎意料的是，窗子纹丝不动。布兰克先生停下来屏住呼吸，又试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他怀疑这扇窗子不知什么地方给卡住了——也许是因为空气潮湿，或是油漆把窗子上下粘在一起了，可是当他更仔细地查看窗扇顶上的木条时，他发现了起先一直没有察觉的情况。两枚老大的建筑用钉，由于刷过漆几乎看不出来，被钉进了木条里。一枚大钉子在左边，另一枚大钉子在右边，布兰克先生知道他没法把这两枚钉子从木头里拔出来，所以窗子不可能打开——他意识到，现在不可能，以后也不可能，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
现在有了证据。某人，也许是某些人，违背了布兰克先生自己的意志把他禁闭在这个房间里。这是他从两枚钉进窗框里的钉子得出的起码的结论，虽说有了这该死的证据，但门是否同样如此却仍是个问题，除非布兰克先生决定查明一下这扇门是否被从外面锁上，看看自己得出的结论是否有可能完全是错误的。如果他想清楚了，他下一步行动就是走到门边或是用轮子滑过去，马上去看一下事实是否如此。但布兰克先生仍然待在窗子那里没动，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他害怕，他太害怕通过这番查证会搞清楚的门的真相，他无法面对这真相。所以他又坐回到椅子上，决定打破窗子。不管他是不是被关在里面，他最想要知道的是他眼下在什么地方。他想起刚才看的那份打印文稿里的人，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最终也会被带到外面去枪毙。或者，甚至他想象中还出现了更吓人的情形，他会不会就在这屋子里被谋杀了，被某个凶手用一双强有力的手掐死。
身边一件钝器也没有。比方说，扫帚柄、铁锹、丁字镐或是消防锤，而且布兰克先生在动手前就已经明白，他的一番尝试注定会失败。但他还是试了一下，不仅是因为他心里害怕，还因为气愤，他气呼呼地脱下右脚的网球鞋，右手攥紧鞋头，用鞋后跟对着玻璃狠狠地敲去。倘是普通玻璃在这敲击之下也许就碎裂了，但这是最坚固的双复合保温玻璃窗，老人拿着塑胶帆布的物件有气无力的敲击根本不能撼动它。连续敲打了二十一下之后，布兰克先生放弃了，把鞋扔到地板上。现在，他觉得又气又无奈，他又挥起拳头朝玻璃上砸了几下，玻璃一点反应都没有，肌肉与骨头撞击的效果与刚才的鞋子没有什么两样。他不知道要是用脑袋撞一下会怎么样，可就算他脑子还不像原来那么清醒，却也足够明白这样的撞击对他自己会造成何等严重的后果。于是，他心情沉重地倒在椅子里，闭上了眼睛——不仅是害怕，不仅是气愤，还因为筋疲力尽。
在闭上眼睛的这一瞬间，他看见那些影影绰绰的人影穿过自己脑海。这是一个长长的朦朦胧胧的行列，即便没有好几百人也有好几十人的身影，这里面有男人有女人，有孩子有老人，有些是矮子，有些是高个子，有些是胖子，有些是瘦子，布兰克先生心神不安地听着这些影子发出的声音，他不仅能听见他们的脚步声，似乎还听到了呻吟声，隐约听见他们发出的此起彼伏的呻吟。他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地方，要去哪里，但他们似乎脚步沉重地踏过某个地方的一处被遗忘的牧场，一片荒无人烟、草木稀少的贫瘠之地，由于光线太暗，而且每个人影都耷拉着脑袋向前走着，布兰克先生无法辨认出任何一张面孔。他所能明白的是这只是一种充满畏惧的幻象，是他不能安抚自己负罪感的结果。他估计这些人影都是多年来受自己派遣去执行任务的人，用安娜的话来说，他们那些人中，或许是一些人，或许是许多人，或许是所有的人，境遇都不好，甚至不得不承受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或死亡。
布兰克先生没法确证任何事情，但是想到这些面目模糊的人影和桌上那些照片可能存在的某种联系，很可能会对他造成某种打击。如果那些照片上就是他脑子里挥之不去的那些人的容貌，那会怎么样呢？果真如此，那么他所见到的幽灵就不是什么臆想的幻影，而是对一些真实的人的回忆——那么，这些已经不存在的人最后一次拍照片是在什么时候呢？布兰克先生知道他这揣度没有什么可以借助的依据，这般推测只是荒诞中的荒诞，但总该有个道理吧，他对自己说，总该有某个缘由，能够解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一切，能够说明他为什么会在这房间里守着这些照片和四叠文稿，还有——为什么不做进一步查证，看看这莫名其妙的暗中羁押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去想那砸进窗框的两枚钉子，不去想那扇门是不是从外面锁上了，布兰克先生坐在椅子上滑向桌子，捡起那些照片，码放在自己身前。当然，安娜在最上面，他又花了几分钟打量她的模样，研究着她那怏怏不乐却年轻美丽的面庞，深深地凝视着她那深情的双眸，那目光炯炯的眼睛。不，他对自己说，我们从来没有结过婚。她的丈夫是一个名叫戴维·齐默的男人，现在齐默死了。
他把安娜的照片搁到一边，看下一张。这也是一个女人，大约二十四五岁，浅褐色的头发，坚定而警觉的眼睛。她身体的下半部分晦暗不明，因为看上去她像是站在纽约一处公寓的门道里，那扇门朝一边敞开着，她像是正在开门迎接一位来访者，她眼睛里虽然带有警觉的神情，但嘴边还是显露出一丝微笑。有那么一瞬间布兰克闪过似曾相识的感觉，一阵突如其来的剧痛，可是当他竭力回忆她的名字时，却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二十秒，四十秒，过了一分钟还是想不起来。安娜的名字他很快就能回忆起来，所以他以为同样能够回忆起别人的名字。但显然不是这么回事。
他又看了十张照片，结果都一样。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瘦得像一只麻雀，戴着一副盲人的墨镜。一个咧嘴微笑的女人，一手拿着饮料，一手捏着香烟，穿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宽松裙子，戴一顶钟形女帽。一个神情惊慌的胖男人，生着一颗硕大的脑袋，嘴上叼着香烟。再就是一个年轻女人，她是中国人，穿着舞蹈演员的紧身裤。一个黑发男人，一把茂密的胡子，梳着辫子，戴着高顶礼帽。一个年轻人，像是躺在公园草地上。一个年岁稍大的男人，大约五十五六岁，躺在沙发上，两腿搁在一堆枕头上。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衣衫褴褛，看上去是一个无家可归者，坐在人行道上，抱着一条老大的杂种狗。一个圆脸黑人，看上去六十来岁，举着一本1937年至1938年的华沙电话簿。一个身材修长的小伙子，坐在桌边，手里拿着五张牌，面前搁着一摞扑克。
随后一张张照片都没能认出来，布兰克先生变得越来越没信心了，他很怀疑自己接下来是否还有认出的可能，他低声咕哝着，声音轻得录音机无法捕捉到一个词，他放弃了努力，把照片推开。
他坐在椅子里前后摇晃了一分钟，尽可能重新恢复平静，把刚才的失败扔到脑后。然后，他不假思索地拿起打印文稿又开始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