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诗评里，有一种说本事的，像唐孟棨的《本事诗》，说明作诗的人因某事而作某诗，使读者容易领会他的意义。这本是取法于《毛诗》小序。再上推之，实在是由《左传》开其端。
古时没有个人诗集文集的流传。所有各地方的诗，都由朝廷上采集拢来，做两种用处。一以编为乐歌，就是前面所引郑康成《仪礼》注，谓“周公采诗以为乐歌”之用。又一种，是采诗以观各地方的民风。就是《礼记·王制》里所说：“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郑注说：“陈诗谓采其诗而观之。”这两种都是说采诗的用处。但是这些诗，用的时候，是由乐官把他歌出来（太师也是乐官，陈诗的时候，当然也是唱出来），而平日这些诗，都经过史官考究过的。所以《诗·大序》说：“国史明乎得失之迹。”而孔颖达疏也说：国史对于这些诗“明其好恶……选取付乐官”，就是说国史知道诗人心中所指的事。所以后来也有人根据《诗·大序》这句话，认为《诗序》是国史所作（看朱子《诗序辨》）。史官既然熟于各地掌故，对于诗的本事，自然容易考明。左丘明也本是史官（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里说“身为国史”），《左传》里时时说到诗本事，不为无故咧。
《左传》时时说到诗，叙朝聘会盟的时候，往往多有赋诗。但有些赋诗，是说赋诗见志，引现成的诗，以表见自己的志意，不是自己作诗。至于说某人自己作诗，也有好几处，那就十分有意义了。本来，诗与史的关系很密切。读诗而不读史，对于事实的环境，不能深知，就不能深得诗旨。但史是直叙事实；诗是因事实环境深有感触而发表情感，使人读着如身历其境。所以读史又兼读诗，就更可以对于当时的事实，有深刻的印象。这种诗史相通之义，无论读后来何代的诗，都应当知道。《左传》说到诗本事，就是深深地告诉我们这个意义了。《左传》隐公三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这个赋诗，是说作诗，不是引诗。庄姜贤而无子，因此卫庄公又娶厉妫和戴妫，生了些儿子。又和一嬖人生了州吁。既没有嫡子，所以这些庶子，互相争位，引起数世之祸。《左传》叙这些事，说得很沉痛。但他于“庄姜贤而无子”下，就点出“卫人所为赋《硕人》也”一句，看来好像于叙事无关，而实则这一句更是加重之笔。他的意思是说卫国数世之祸，都因庄姜无子所致，这个关系很重大的。庄姜既贤且美，其所以无子的缘故，因为庄公惑于嬖妾，不理庄姜。庄姜出身高贵，她虽是一妇人，而关心国家兴衰，性情十分恺恻；看《毛诗》里《邶风·燕燕》和《绿衣》诸篇可以知道。无奈庄公不明白，不和她亲近；卫国当时人，早已“闵而忧之”（《硕人》诗序），这是当时卫国史上一个最重要的可歌可泣的事。《左传》叙到这里，就说起卫国人当时因此作首《硕人》的诗，就是特别告诉人这件事的重要，的确有可歌可泣的地方。指点人读史到此，应将《硕人》那首诗参看一番，然后对于那时的情况和许多曲折的内容，更可以了然了。这岂不是示人以诗与史相通的要义吗？岂不是最好的诗本事吗？
又闵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卫。……遂灭卫。卫之遗民……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这里又是说《诗经》中《载驰》那首诗的本事。他这里的用意，是说卫国这时候君死国亡，只剩下遗民五千人，勉强立了一个君，跑到一个偏僻的小邑去建都，情形危险极了，人民、土地、财产，都几于荡尽，非有别国的资助，绝无复兴之望。许穆公的夫人是卫戴公的姊妹，感叹自己所嫁的许国势力太小，不能有救于母国，哀痛之至，作了这首诗，诗中有“控于大邦，谁因谁极”的话。读史到这里，参看那首诗，就可以深知那时卫国危急待救的迫切，和戴公许穆夫人诸兄弟姊妹同心协力以图复兴的志事。所以下文就紧接着齐侯居然来帮助的话，也正是许穆夫人意中所求祷希望的事。在《左传》，是一直叙下来，点出诗本事，以加重他文章的精神。在我们读《载驰》诗的人，本来已感觉这首诗的委婉凄凉，得着《左传》的本事，又更为惊心动魄了。
又闵公二年，有“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这几句话，尤其好像是专为《清人》诗作本事了。
本来，诗本事的好处，是要发明作诗者发生情感的事由。这种事由，是诗本文之内所没有讲的，必待于说明，如果诗中已讲出来，就不用本事了。所以孟棨《本事诗》序说：“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左传》说明这几首诗的缘起，都恰能疏导这几个作诗的人所感触的事境，妙达文外之意。凡文学所以要批评，因为我们可以借助于批评，更容易领会文学的本身。诗本事这一类的书，列于文学批评之类，也是本于这个道理。像白香山的《长恨歌》，那种长庆体的诗，诗中都把事实说尽了，哪里用得着陈鸿那篇《长恨歌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