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你居住的那座城市，走也走不到头的路，数也数不过来的人。高楼大厦，密密层层，街衙都是笔直的，看不出差别。
你的城市太大，大如一个陷阱，能包藏许多东西。政客的阴谋，文人的反骨，市民的悲剧，都被这陷阱蔽护着，不露一丝痕迹。你是否觉知了这种安全呢？
我的城市很小，很精致，像被一只大手加工过。这么多的景物和人踏在上面，有时担心它如熟透的石榴果儿，包裹不住便流淌出来。
乘电车，不经意就听见一声呼喊。不用回头，就知道是遇上同学或者小时候的邻居。这一路便不寂寞，车厢里的人都得跟着受久别重逢的折磨。
逛商店，冷不防肩上就挨了重重的一掌。辨认半天，才记起那次海滨小聚，她是朋友带去的朋友的朋友。于是，一个人逛街的自由就被剥夺，要付出十倍的热情弥补刚才的不敬。
周末周日，应最是保留自我的日子，但也安排得满满的。突然发现，在这个城市里，有这么多的朋友，这么多的牵扯，人生是这样千头万绪。
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许多人看不见你，许多人走不近你，许多人就要千方百计了解你，而且要做到对你知根知底，长什么样儿，会不会吸烟，有没有风流韵事……所有的都要知道。这个城市不准你有尊严，不准你有隐私，不准你孤独。它简直太女人，太琐碎，像一处大杂院。
坐在家里想象的时候，居高临下地勇敢。一走出门，思想的帆便黯然落下，灵感的触须便随风蜷起，笑容也小心，声音也变形。都因为我不够老，老了就无所谓；都因为我不够小，幼小也无所谓。我年轻又成熟，既然不敢手执长矛，那就做一只蚌。
有位整日居家写作的朋友，每次见面必问我一些外面的事情，有些就是我所在机关里的事情，我竟然一问三不知。她吃了三惊：“你每天都在干什么？”
又一位中央某报驻大连记者站的朋友，因工作关系常到我的单位来，有天大惑不解地说：“原以为你在大楼里一定无人不知，怎么所有的人都看不见你？”
不愿为人注意，想过宁静随心的日子，已是我天性里的需要，并非刻意制造。罗兰女士说，在台湾社会里，搞文字的人拼命搞专栏，是因为怕被忘记。我为此想了许久。人真是有差别，有的人生怕被冷落而不断生些变故，而让自己处于舆论中心。我却是生怕被人关注而尽量地缩小自己，并总想与世界隔开一会儿，哪怕只是一小会儿。
所以，我格外看重这个城市的文化品格。而它真正是一如既往地透明，因为它太小。一贯怕闹的我便羡慕大都市了，城市越大，人与人越陌生，越遥远。
后来有一天，当我的生命里也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变故的时候，我才发现，谁也逃不开世界，逃不开人群。不是要不要面对，而是必须一一接受。
我重新认识了你的城市，也第一次理解了我的城市。大与小没有区别，有人的地方，就有痛苦，有折磨。不同的是心，你能包涵，能无视，你就赢了。
如此，我便从容地走在电车上，走在商店里，从容地过着周末周日，从容地写文章。
在我从容地等待某一种声音的时候，却惊异地发现：这个世界已改变了许多，这个世界已很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