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代表性的作家、评论家、翻译家，茅盾著作等身，留给我们上千万字的文学遗产。长期以来，许多茅盾研究工作者为搜集整理茅盾的著译做了大量工作，但是迄今各种茅盾著译年表，包括198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大册《茅盾研究资料》在内，均未列入这篇《美国人对中国新文艺的兴趣》。可以肯定，这是茅盾的一篇集外文，值得向读者介绍。
这篇集外文原载1946年8月1日上海《导报月刊》创刊号。《导报月刊》的前身是《导报》半月刊，1945年11月10日创刊，共出十四期。这份杂志是国民党陆军第三方面军上海日侨管理处宣导科办的，其目的在“迅速的消失（除）”留在上海的十万日本侨民“思想上所受的”军国主义教育的毒素。因此，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份政治性读物，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很少注意到它。其实，当时上海文艺界和学术界许多著名人士，如柳亚子、郑振铎、丰子恺、熊佛西、赵景深、顾仲彝、李健吾、曹聚仁、徐蔚南、凤子、胡山源、范烟桥、郑逸梅和唐文治、胡朴安、金仲华、杨宽等都曾为它撰稿，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和鹿地亘也为该刊写过文章。《导报》半月刊停刊后，改出《导报月刊》，“侧重于远东问题的研讨”，署丰子恺编辑，茅盾可能是应丰子恺之约，为创刊号写下了这篇《美国人对中国新文艺的兴趣》。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茅盾告诉我们：
史沫特莱女士写信给她在中国的朋友，说起美国有些出版家愿意译印中国的文艺作品，托她来找书目。
老舍先生写信给上海的朋友，也说起“华盛顿大学的文学系对中国新文艺甚感兴趣”，而这大学的“远东系对中国一切俱深关切”，这两部的主人“深盼获得中国新文艺作品，从事翻译”。
从这两件事，我们可以想见美国人对中国一切的如何俱深关切了，关切的原因，不难猜想；而注意到中国的新文艺，大概是在看多了官书之余也想听听中国民间的呼声罢？果真如此，这意义可就严肃了。这就和美国人也曾嗜看那些描写印第安人乃至非洲土人生活的影片未可一概而论了。
茅盾提到的史沫特莱和老舍都是大家熟悉的。前者是美国著名女记者、作家，中国人民的朋友；后者是我国的杰出作家，当时正与曹禺一起应邀在美国讲学。针对他们两位来信中所说的美国出版界和文学评论界对中国新文艺作品颇感兴趣，而美国政府又在支持中国内战中执政的一方，茅盾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向美国读者翻译介绍中国新文艺作品，是一件好事，但也是一件严肃的事。如果像赛珍珠创作《大地》那样，使美国读者把王龙认作中国农民的代表，那就无法真正认识中国了。
赛珍珠是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她把中国视为她的“第二祖国”，她创作的《大地》等小说被誉为“对中国农村生活作了丰富而生动的史诗般的描绘”。然而，尽管《大地》在艺术上颇有可取之处，它对中国农村的描绘毕竟还有一定的片面性。小说主人公王龙为了获得土地而拼命奋斗一生的个人发家史固然动人，但他的追求未必是觉醒的中国农民的追求，正如鲁迅所指出的：赛珍珠作品中反映的中国“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她所持的不过是“一位生长在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见鲁迅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信）。茅盾的观点与鲁迅很接近，他强调1940年代的中国农民经过抗日圣战的洗炼，已经不满足于王龙式的翻身。在批评美国政府当时执行的对华政策的同时，茅盾进一步指出，“唯有美国人民真切认识到今天的中国不是二十年前的中国，不为成见所蔽，不为歪曲的宣传所欺”，中美文化交流才会有成效，才是有意义的。
茅盾是有远见的。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改革开放，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随着中国文学逐渐走向世界，美国读者和其他许多国家读者对中国现当代文艺的欢迎和爱好，已远非昔日可比，他们更加渴望通过中国的小说、诗歌、电影、戏剧了解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了解中国大地上划时代的变化，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将向中国读者和包括美国读者在内的世界各国读者奉献怎样的作品呢？读一读茅盾这篇集外文，也许会受到一点启示，我以为。
（原载1987年合肥《艺谭》双月刊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