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呐喊》再版本说起
《呐喊》1923年8月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初版，是鲁迅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划时代的经典之作，本不必我再饶舌。但最近见到《呐喊》再版本，觉得还可再说说。
《呐喊》再版本在初版本问世四个月之后，即1923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印行。封面装帧与初版本相同，深红色之上仅印书名和作者名，书脊上除了书名作者名，下部还印有“新潮社文艺丛书”，朴实无华。扉页也仍然与初版本相同，右侧印“文艺丛书 周作人编 新潮社印”，中间印书名“呐喊”，左侧印“鲁迅著”。版权页除了出版时间印作“一九二三年八月初版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再版”，“著者鲁迅编者周作人 发行者新潮社”仍与初版本相同，但“印刷者”却已不同，初版本为“京华印刷局”，而再版本改作“京师第一监狱”。换言之，《呐喊》再版本是由“京师第一监狱”印刷的，看来北洋时期就已由监狱犯人印书了，十分有趣。为此，唐弢后来在《闲话〈呐喊〉》中还说：“说句笑话，鲁迅先生和那时的‘囚犯’偏偏特别有缘。”此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版式不同，《呐喊》初版本是大32开毛边本，我所见再版本则是32开光边本，是否再版本全部都是光边本，抑或也是毛边本后来有一部分切成了光边，待考。
值得注意的是，再版本版权页上半部分印的“新潮社文艺丛书目录”。“目录”共有七种（第三种即《呐喊》，目录中未再列）：“一，《春水》，冰心女士诗集”；“二，《桃色的云》，爱罗先珂童话剧，鲁迅译”；“四，《华鬘》，周作人译，希腊英法日本诗歌及小品三十余篇”；“五，《纺轮故事》，法国孟代作，CF女士译”；“六，《山野掇拾》，孙福熙作，游记八十二篇”；“七，《托尔斯泰短篇小说》，孙伏园译”。第七种后来未出版。引人注目却又使人困惑的是周作人译《华鬘》，在周作人生前出版的各种著译中找不到这本《华鬘》，那么《华鬘》到底出版了没有？“新潮社文艺丛书”中确实有一本周作人的翻译集《陀螺》，1925年9月由新潮社初版，已改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七”而不是第四种了，第四种由《纺轮的故事》取代。《陀螺》内容正是希腊日本及其他各国诗歌，共278篇。因此，可以断定《华鬘》是《陀螺》的原名，但未出版，出版了的《陀螺》正是《华鬘》的扩充版。有必要补充一句的是，《陀螺》也是“京华印刷局”印刷的。
当时，这种更改原定且已作了广告的新文学书名的做法并不鲜见，再举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李金发1926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的《雕刻家米西盎则罗》（“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中有“本书著者的其他作品”目录，第四种作“《荒年的食客》（诗集）（即出）北新书局出版”。但是在已经出版的李金发著作中，并无这本《荒年的食客》。实际情形是，八个月之后，即1927年5月北新书局出版了李金发的诗集《食客与凶年》，列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未标序号）。因此，也可以断定《食客与凶年》即为《荒年的食客》。不知李金发这个书目，也就不知《食客与凶年》还有个《荒年的食客》的原名。
《食客与凶年》为“新潮社文艺丛书”最后一种，这就不能不再说这套丛书了。研究者一直对孙伏园主编《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津津乐道，当然并不错，然而，孙伏园自1920年10月起主持新潮社出版部的历史功绩也不可没，现在却几乎无人提及。他倡议编选这套文艺丛书，得到了周氏兄弟的鼎力支持。周作人亲自出任丛书主编，这大概也是他唯一一次担任文学丛书的主编，列为丛书第八种的李金发的诗集《微雨》也是他亲编的。不过，《呐喊》是鲁迅自己编定的，这有鲁迅日记为证。1923年5月20日鲁迅日记云：“下午子佩来。伏园来，赠华盛顿牌纸烟一盒，别有《浪花》二册，乃李小峰所赠托转交者。夜去，付以小说集《呐喊》稿一卷，并印资二百。”同日周作人日记也有“下午伏园来”的记载，当天孙伏园一定在周氏兄弟家便饭，三人也一定谈兴甚浓。从中又可得知《呐喊》的印费二百大洋原来还是鲁迅垫付的。当然，孙伏园后来分两次归还了鲁迅。否则，《呐喊》就成了一本鲁迅自费出版的书了。
不幸的是，从某种意义讲，可以视为鲁迅和周作人合作推出的《呐喊》在出版之时，即1923年8月，兄弟已经失和。鲁迅日记1923年7月14日云“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7月19日云“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即为发端。尽管如此，《呐喊》初版和再版本的扉页和版权页仍赫然印着“周作人编”，为兄弟两人的此次合作留下了一个珍贵但又十分遗憾的记录。
《呐喊》初版和再版本共印了多少册？两书扉页和版权页均无记载。但《呐喊》第三版于1924年5月改为鲁迅自己主编的“乌合丛书之一”由北京北新书局印行时，扉页上竖行印明“一九二四年五月三版，4501—7500本”，这是对初、再版印数的延续。也就是说《呐喊》初、再版本共印了四千五百册。这个印数今天看来很普通，但《呐喊》后来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和产生的深远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
鲁迅与毛边本新史料
中国新文学作品之有毛边本，出于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的倡导，鲁迅还自诩“毛边党”人，这早已有许多论者作过梳理。但是，鲁迅与毛边本因缘的具体细节，相隔约一个世纪，我们已难以知晓。
值得庆幸的是，有一个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作过追述，那就是荆有麟的《鲁迅回忆》。此书初名《鲁迅回忆断片》，1943年11月桂林上海杂志公司初版。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上海杂志公司又在1947年4月出版了此书“复兴一版”，书名改为《鲁迅回忆》。
荆有麟（1903—1951）是山西临猗人，1924年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求学时结识鲁迅，对鲁迅执弟子礼，《京报副刊》的创办与他的提议有关，他又参与鲁迅主持的《莽原》周刊的工作。《鲁迅回忆》是他1941—1942年间在重庆陆续写成，写的正是他1924—1926年间与鲁迅交往的点点滴滴，颇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在《鲁迅回忆》的第七章《鲁迅的严谨与认真》中，荆有麟专门写到了鲁迅与毛边本的关系。这段故实很少有人提及，照录如下：
中国印毛边书，是先生所主张，而且开创的。因为先生看到，中国新装订的书，因看书人手不清洁，而看书，又非常之迟缓，一本还没有看完，其中间手揭的地方，总是闹得乌黑，因为那地方，沾的油汗太多了，等到看完了要收藏起来了，一遇天潮，书便生霉，再长久，就生虫。所以先生主张将书装订成毛边，待看完以后，将沾油汗的毛边截去，书便很整齐摆在架子上了，既新鲜，又不生霉。但看毛边书，却非常之麻烦，第一先用刀子割，不割是不能看。第二看完又得切边，不切边放不整齐。因此，一般买书的人，多不高兴要毛边，以此，先生第一次在北新书局印毛边书，就再三告诉北新老板李小峰，一律装成毛边，一本都不许切边，但等印成，李小峰将一二十本送给先生，预备供给先生送赠人时，书却都是切好的了。先生当时火起来了，问李小峰，究竟怎么一回事？李小峰是这样答复的：
“一开始装订，我就将毛边的摆出去买，但没有人买，要教我切了边才肯要，我看没办法，所以索兴都切了边。”
鲁迅先生马上说：
“那我不要切边的，非毛边的不行，你能将就买客，当然也可以将就我。切边的我决定不要，你带去好了。”
李小峰只得将截边的光本带回去，再为先生送毛边的去。此后为先生送去的，虽然都是毛边，但寄到外埠分店的，还是切边本，在北平，恐怕先生看见不答应，便将毛边本送上街坊上了。待以后，毛边本成了时髦品，那只能又作别论了。
原来，后来成为毛边本大本营的北新书局，一开始并不看好毛边本，没有鲁迅的督促和坚持，毛边本很可能半途而废，无法推广。在这段回忆中，荆有麟首先肯定毛边本是鲁迅所主张，所开创。但他同时提醒我们，鲁迅之所以大力提倡毛边本，或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实用角度出发。书本的书口阅读时容易受污，制成毛边本，阅读后就可以将受污处再裁去，以保持书本的“新鲜”。
有必要指出，鲁迅本人并未对他为何那么喜爱毛边本作过完整的说明，他只在1935年7月16日致萧军信中说：“我喜欢毛边书，宁可裁，光边书象没有头发的人——和尚或尼姑。”后来唐弢对此又加以引申和发挥，归结为“和尚、尼姑”说（唐弢《“拙的美”——漫谈毛边本之类》）。荆有麟的回忆不仅使鲁迅与毛边本的关系鲜活起来，而且也是一个必要的补充。也许可以这样说，鲁迅钟情毛边本，既注重其美观，同时也考虑到了实用的因素。
与鲁迅同时代的人，大概只有荆有麟写过鲁迅与毛边本，而且又写得那么细致，那么生动。而今，毛边本已成了抢手的“时髦品”，重读荆有麟的回忆，不是很有意思么？
鲁迅“不见”敬隐渔
2016年9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敬隐渔文集》和《敬隐渔传》，分别为张英伦编和著，半年以后，我才见到。
敬隐渔（1901—1930？）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很特别。他出生于四川遂宁一个笃信天主教的中医之家，自小入天主教修院“学习拉丁文和法文”。1920年代初到上海，开始迷恋新文学。处女作《破晓》刊于1923年7月21日《中华新报·创造日》创刊号。从此一发不可收，写小说，弄翻译，很快成为前期创造社的后起之秀。但他唯一的小说集《玛丽》却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1925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5年9月，敬隐渔赴法留学。在法期间，他不但与罗曼·罗兰交往密切，而且做了四件至今仍值得我们大大称道的事。一，把《阿Q正传》译成法文，经罗曼·罗兰推荐，连载于1926年5、6月《欧洲》第41、42期。二，把《约翰·克里斯朵夫》译成中文，连载于1926年1月至3月《小说月报》第17卷1至3号，虽远未完成，却是这部法文名著的第一个中译本。三，撰写法文论文《中国的文艺复兴和罗曼·罗兰的影响》，刊于1927年9月《欧洲》第57期。四，法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于1929年3月由巴黎里厄戴尔书局出版，书中收录鲁迅的《孔乙己》《阿Q正传》《故乡》和郁达夫、落华生（许地山）、冰心、陈炜谟、茅盾以及他自己的法文创作《离婚》等九篇中短篇小说，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新文学作品的第一个选译本，后来又有据之转译的英译本和葡萄牙文译本。由此可见，敬隐渔是把鲁迅和中国新文学推向世界的第一人，也是中法和中欧文学交流的先行者之一，功不可没。
不幸的是，敬隐渔后来患了神经症。1930年1月，他被留学的法国里昂大学遣送回沪。同年2月24日，他登门拜访鲁迅，鲁迅日记记载“不见”。“不见”虽只短短两个字，含义却很丰富。鲁迅1927年10月定居上海后，常有不认识的陌生者造访，鲁迅“不见”已不是个别例子。就在1930年2月，鲁迅“不见”的人除了敬隐渔，还有18日“秦涤清来，不见”，24日“波多野种一来，不见”。2月4日“上午王佐才来”，因为“有达夫介绍信”，鲁迅才与之见面。但敬隐渔又有所不同，敬隐渔与鲁迅通过好几次信，鲁迅也并未反对他翻译《阿Q正传》，还寄赠他新创办的《莽原》杂志和“三十三种”中国现代小说供其翻译之用。按理说不该“不见”，为什么“不见”呢？
由于双方都未留下相关文字，只能分析推测。原因恐怕有三。一，敬隐渔1926年1月24日致鲁迅的第一封信中说到他把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评语寄给创造社（张英伦认为其中包括罗曼·罗兰1926年1月23日致敬隐渔信、敬隐渔中译文和他致创造社同人的信），创造社却从未将之披露，鲁迅对此心存芥蒂，这是远因。二，1930年3月10日也即“不见”半个月之后，上海《出版月刊》第3期刊出消息《敬隐渔回国》，透露其“诗句中常有奥妙不可解释的奇句”，他还“告诉友人说能看相，能测字”，显然这些都是神经症的病状。很可能鲁迅事先已从某个渠道获知，这是近因。三，当日鲁迅日记中还有一条不容忽视的记载以前一直被忽视了，现照录如下：
二十四日 昙。午后乃超来。波多野种一来，不见。敬隐渔来，不见。
请注意“午后乃超来”这一句。《鲁迅全集》对这句的注释是“冯乃超来请鲁迅审阅‘左联’纲领草稿”，夏衍后来回忆，当时他也在场（参见《懒寻旧梦录》之第四章“左翼十年（上）”，1985年7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也就是说，1930年2月24日下午，鲁迅正与冯乃超、夏衍商议《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定稿和左联成立诸事，这么重要的大事，波多野种一和敬隐渔两位先后来访，当然只能都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