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我的生平
开始写下我的往事的时候，我有点惴惴不安。像是要揭开一直如金色薄雾一样笼罩着童年的面纱，我似乎犹豫得有点不能自已。写自传是件难事。当我试图分辨最初的印象时，我发现从过去到现在，事实和幻想竟然都那么像。要知道，女人都倾向运用想象力来描绘自己的童年。一些早年的印象仍然生动浮现，但是“困在小黑屋的阴影仍然潜伏在那里”。除此之外，童年时候的欢乐和忧伤都已经不再强烈，因为后来重大发现而产生的兴奋，致使我早年教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很多事件都被遗忘了。因此，把最为有趣和重要的片段先后简单勾勒出来，于我并不是一件枯燥乏味的 事。
1880年6月27日，我出生在塔斯坎比亚，它位于阿拉巴马州[1]。我父亲的家族上溯自卡斯帕·凯勒，他是定居在美国马里兰州的瑞士人。我的一个先祖曾经是苏黎世第一个聋哑人教师，也写过有关教育他们的书，这真是太巧合了。虽然说没有哪个帝王的祖先中没有奴隶，也没有哪个奴隶的祖先中没有帝王的。
我的祖父，即卡斯帕·凯勒家族之子，“迁入”阿拉巴马州的大片土地并最终定居在那里。我曾听说过有年他骑马从塔斯坎比亚到费城，就是为了采购种植所需的物资，姑妈那里有很多祖父寄给家族的一些信件，也生动地描述了这些旅程。
我的祖母凯勒是拉菲特州一个副官即亚历山大·摩尔的女儿，也是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的外孙女，他是弗吉尼亚地区早期殖民的管理者。祖母也是罗伯特·爱德华·李的二表妹。
我的父亲亚瑟·H.凯勒是联军上尉，而我的母亲凯特·亚当斯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也比他年少很多。母亲的祖父本杰明·亚当斯和苏珊娜·E.古德休结婚，在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居住了很多年。他们的儿子查理斯·亚当斯在马萨诸塞州的纽柏立波特出生，后来搬到阿肯色州的海伦娜市。内战爆发时，他在南部上阵杀敌并成为一名准将[2]。他和露丝·海伦·埃弗雷特结婚，后者与爱德华·埃弗雷特和爱德华·埃弗雷特·霍尔博士同样隶属于埃弗雷特家族。战争结束后，整个家族搬迁到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
早在疾病夺走我的视力和听力之前，我就住在一个小房子里，房子由四方的大房间和一个小房间组成，小房间是让用人住的。南方这边有个习惯，就是在住宅附近建一个小房子作为附属物，偶尔使用。我父亲在内战后就兴建了这样一所房子，在和我母亲结婚之后就搬进去住。房子覆盖着葡萄藤、爬行玫瑰和金银花。从花园里望去，房子就像花草的藤架一般。小走廊被布满黄玫瑰和南方牛尾草的屏风遮挡了。这里曾经是蜂鸟和蜜蜂的理想栖息地。
我们小小的玫瑰凉亭离凯勒家族的住宅仅有几步远。它被称作“常青藤”，因为房子和周围环绕的树木栅栏都被美丽的英国常春藤所覆盖。而老式花园就是我童年的玩乐天 堂。
在我的老师到来之前，我已经习惯凭着感觉沿着四方严密的黄杨木树丛走动，根据嗅到的香味找到最先开放的紫罗兰和百合花。有时发了脾气，我会为了寻找慰藉，把滚烫的脸蛋埋到凉凉的树叶和草丛当中。沉醉在花丛中是种快乐，我从一个地方快乐地漫步到另一个地方，直到突然来到一株漂亮的葡萄藤跟前，我从它的叶子和花朵认出了它，知道它正是在夏天摇摇欲坠覆盖在房子上的葡萄藤，就在花园尽头那里。这里，同样有蔓延生长的铁线莲，下垂的茉莉花，还有一些稀有的甜美的花儿叫蝴蝶百合，因为它们柔弱的花瓣就像蝴蝶的翅膀。但玫瑰是花儿当中最惹人喜爱的。我从来没有在北方的温室里找到像我南方家里长得这样让人心花怒放的玫瑰，花朵沿着门廊一路蔓延甚至伸展出去，香气弥漫在空气中，未被任何粗俗的气味所污染。在清晨，经露珠洗涤，它们是那么地柔软，纯洁，我忍不住遐想万千，不知道上帝花园里的水仙是不是也像这样 的。
我生命的最初和每个小生命一样简单。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正如每个家庭第一个婴儿到来的时候一样。关于我的取名一如既往需经过讨论。家里的第一个婴儿是不能随随便便地取名的，每个成员都很注重这一点。我的父亲建议取名为米尔德里德·坎贝尔，那是他十分敬重的一个先人，为此他拒绝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我的母亲则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了这个问题，她认为应该以她母亲来命名，而她母亲出嫁前的名字叫海伦·埃弗雷特。但当一家人兴高采烈地带我去教堂洗礼时，我父亲却在半路上把名字忘掉了，非常自然而然地，因为这是他拒绝参加讨论所决定的。当牧师问起我的名字时，他只记得我的名字被决定是根据我的外祖母的名字取的，然后他把她的名字记成是海伦·亚当斯。
他们告诉我，我还在襁褓时就已经表现出急躁而专横的性格。我见到别人做什么，都执意要模仿。六个月大的时候，我已经可以挤出“你好”这个词，有一天我十分清楚地说出“茶、茶、茶”，这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我生病后也还记得在早年的几个月学过的一些词语，那就是“水”这个词。我说话能力丧失后，仍然继续模糊地发出“水”这个单词的声音。当我学会拼那个词语的时候，我才停止发出“哇——哇”的声 音。
他们告诉我，我一岁的时候学会走路。我母亲刚把我从浴盆里抱出来，放在她的大腿上，阳光下叶子飞舞在光滑的地面，我突然被树叶摇曳的影子吸引住了。我从母亲的大腿上挣脱出来，几乎是要跑向它们。冲动劲儿一过，我跌倒在地，哭着让她抱我在怀里。
快乐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一个短暂的春天，伴随着知更鸟和蓝嘲鸫的歌唱，一个盛产水果和玫瑰的夏天，一个飞驰而过的金色和深红色的秋天，把它们的馈赠留在一个热切的、欢乐的儿童脚下。然后，在沉闷的2月内，突如其来的疾病把我的眼睛和耳朵都封闭起来了，我顿时陷入如新生婴儿般意识不清的状态。他们说是胃部和脑部的急性充血。医生认为我活不下去了。然而第二天清早，发热像当初到来那样突然神秘消退。那天早上，家里人都欣喜不已，但所有人连同医生在内，都不知道我再也看不到，听不到了。
我想我还依稀记得那场大病。尤其记得在我一连数小时的烦躁和疼痛里，母亲抚慰我的柔情，和辗转反侧，半睡半醒醒来后的痛苦和迷乱，我转动干涩炙热的眼睛，把目光移到墙上，远离曾经喜爱但逐日变得模糊昏暗的灯光。如果这些的确是记忆的话，这些稍纵即逝的回忆看起来却都不那么真实，就像一场噩梦。我逐渐习惯包围着我的无声寂静和黑暗，忘记从前有过什么不一样，直到她的到来，我的老师，放飞了我的精神。但在我生命中最初的十九个月期间，我亲眼瞥见了辽阔翠绿的旷野，明亮的天空、树木和花朵，这些都是随之而来的一片黑暗所不能完全湮没掉的。如果我们曾经看到了，“那一天就是属于我们的，那一天所展示的一切也是属于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