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海这城市里，就像是个外来户。母亲总是坚持说普通话，虽然她明明会说上海话，且还比普通话更标准。普通话是我们家中的语言，这使我与人交往有了困难。我常常闭口无言，人们就以为我是个沉默孤僻的孩子。等我将上海话越说越流利，不再惮于开口的时候，人们反以为我变得聒噪了。母亲还不准我和邻家的孩子往来，认为他们会带给我不好的影响，至于这不好的影响是什么，我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没有弄清楚。因此我和他们在一起时，内心就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我时时警惕着，却不知应当警惕什么。可是偶尔的，我的某一个表现，便会遭到母亲严厉的批评。母亲批评我们从不以激烈的态度，她只是使我们感到强烈的羞惭，这羞惭将伴随我们一生。母亲批评我们的标准，我很久以来难下判断，不知该往哪一类型归纳，这其实反映了母亲的经过了嫁接的价值观念，这是我后来才弄明白的。母亲从不带我们去看越剧这样带有村俗气的剧种，可是要抵制越剧的诱惑在我们所住的那幢房子里几乎不可能。越剧里后花园私定终身的故事是各家保姆奶妈们热心的话题。保姆偷偷带我们去看了一场《梁祝》，那绚丽的服饰和婀娜的身姿使我们顿时倾倒。从此，我们的游戏便是站在床上，披了毛巾毯作水袖，演出后花园里的悲喜故事。心里则充满了犯罪的感觉，生怕被母亲发现，便做贼似的蹑着手脚。有一回，母亲到我学校去开家长会，出于向母亲表现的动机，这晚上我便分外活跃，走进走出，喊这喊那，情绪亢奋。回家的路上便被指责为：行动琐碎。和同学胳膊挽胳膊走路也是不允许的，这是俗气的姿态。母亲还经常检点我们诚实、勇敢、勤劳、俭朴的品格。汇总起来看，母亲对我们的要求是，具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屏除市民习气，再具有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品质和理想。
邻居们称呼父亲母亲为“同志”，态度恭敬，这使我觉出我们与他们的区别。这种称呼延续了许多年，后来的改变是由于我们家新来的保姆。她进门就称父亲为“先生”，母亲为“师母”，无论母亲怎样纠正，请她叫“同志”，她只说：我不会叫。她是那种生来就为保姆的人，一看见她，我就拉住了她的手，随她去米店买米，一见如故的心情油然而生。她十七岁就来上海帮佣，那时已是四十岁，懂得一切雇佣和受雇的规矩。在这点上，她对母亲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开头就是关于称呼这一件事。我觉得，对于我们进入上海城市生活这一桩事，她是有着不可抹杀的功劳。她还喜欢带我们到她昔日的东家家中去，让我和那些人家的孩子结成朋友。在她离开我们家后，同样也带了她新东家的孩子来玩。这拓展了我们家的单一的“同志”式的社会关系，对于我们家契入上海社会，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她帮佣过的人家形形色色，她对各家的底细，也都一清二楚。有时候，我们被引进宽阔的客厅，她和她昔日的师母娓娓而谈，我则流连于一排玻璃橱前，橱内满是指甲大小的玉做的飞禽走兽，一层又一层，这给我的童年印象抹下了深刻的一笔。我们有时候只能坐在黑暗的灶披间里，小孩子在后弄里冲来杀去。她不时出去拖进一个，呵斥着擤掉他的鼻涕，拉直他的衣领，再放他回去。我跟随她走过上海许多明亮的客厅和黑暗的灶披间，那里的生活与我的都是大相径庭。保姆她还在外国人住的公寓里帮过佣，所以她会说几句英语：早安，晚安，去，来什么的。她称外国人为长毛，极其蔑视，说那长毛只穿了三角裤在阳台上晒太阳观街景，恨得她立即辞了生意，掉头就走。她的民族气节虽然只是体现在这些小事上，却并不减弱强烈的程度。“长毛”的蔑称又与义和团运动偶合，其中总有些渊源关系。她时常和母亲说她的亲见亲闻，我在一旁听着，觉得她的阅历真是了不得。我还注意到母亲的表情，当她听到“长毛”的情形总是开怀大笑，有时则悲声叹息，这是在听到某个人家遇到了不幸，再有时她会收敛了笑容，面无表情，眉宇间还有一些恼怒似的神气，这往往是在保姆她醉心于某家某户的奢华生活，她每日里不需干别的，只需坐在小凳上，用小刷子刷洗红木家具的雕花，她还描述那些精致菜点的制作过程，以及女主人的丝质内衣的洗涤方法。母亲的不悦是出于一个革命者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义愤，还是一个破落户后代的小心眼儿？母亲是一个破落户的后代，我是后来才了解的。
总之，保姆是上海这城市里信使一般的人物，又有些像奸细。她们可以深入到主人的内房，以她们独特的灵敏的嗅觉，从一切蛛丝马迹上组织情节，然后她们再将这情节穿针引线似的传到这家又传到那家，使这里的不相往来的家庭在精神上有了沟通。我想，我们对自己所居住环境的了解，是从她走进我们家之后开始的。在这之前，串门走户，被母亲严格禁止，而她视我母亲的法律为粪土，母亲说母亲的，她行她的。于是，自她来后，我开始走进了我们邻居家的门。再由于保姆她的带领，人们也相继以“先生”和“师母”这样的称谓称呼我的父母，这使我欣喜若狂，我认为这是我们一家真正走进这个城市的第一个信号。我从小就这样热衷于进入这个城市，这样生怕落伍，是母亲对我最感失望的地方。有一次，我和母亲路过一幢楼房，我告诉母亲这是我们区的少年宫。母亲先不作声，只是驻步仰望了一下那楼房的尖顶，红瓦顶上正飘扬了一面少年先锋队的队旗，背景是蓝天白云，似乎还飘荡着悠扬的鸽哨。我注意到母亲的眼睛有一种微妙的表情，她望了一下楼顶，然后说：这是我的姨母家。这话使我大受震动，后来每当我心感寂寞的时候，我就会走到这座楼房前，楼房里总是喧声震天，孩子们的脚步几乎将楼板踏穿。目睹他们的热闹，我心里想着：虽然你们中间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可是这座房子是我母亲的姨母的。想罢我便骄傲地转过身子，向回走去。有了这幢房子作背景，我在这城市里就不再是孤独的了。而我根本弄不清我母亲的姨母是什么人物，现在去了哪里，和我母亲的关系又如何。我有一回试图向母亲提出这些问题，母亲却不快地反问道：这对你有什么重要呢？从此我就不敢再提这问题，母亲也闭口不谈这话题。但是，我却从此坚信，我们在这城市里不再是无亲无故。在我童年的时候，这座房子对我的作用就是这样重要。
除了这幢房子以外，还应当提到一位母亲称之为“三娘娘”的女客。她所以在我幼年时代深入记忆，是因为她是我们家惟一的一位说上海话，并且不属“同志”队伍的一位客人。她的装束也与“同志”大不相同，她描眉，涂唇膏，指甲上染有蔻丹，她穿一件翠绿的旗袍，她很漂亮，又很伤心，她一坐下来，总是泪水涟涟。母亲对她很客套且很冷淡。记得有一回她给母亲看她腕上的青紫伤痕，母亲正在削一个梨，削下的梨皮完整地包在梨身上，也许是削得过于专心没有听见，母亲连眼皮都不曾抬一下。她只得把她的手腕给我看，我由衷地唏嘘了一下，她脸上露出了安慰的笑容。她走的时候，母亲送她到门前的台阶上，总是由我积极地跑出去为她开天井的门，那月光如洗，她身穿翠绿旗袍，袅袅婷婷走过天井的景象实在难忘。她每回来去总是走前门，这也是一个特征，母亲站在台阶上迎送的情形，使我们家有一种高门大户的威势。她身上有一种“旧社会”的气息，而我们家却是一个完整的新社会，这体现在我们都说普通话，还有，我们来往的都是“同志”。三娘娘在我们家有点毕恭毕敬，母亲则有点傲然，这在我们家中显现出来的等级关系，令我陌生、不舒服，却又异常兴奋。有时候当她在的时候，家中又来了一位客人，母亲并不与他们作介绍，只是着重地说一句：这是一位同志。“同志”的意义这时大放异彩，连我都有些骄傲。三娘娘立即起身告辞，走过天井时，就有些灰溜溜的。这便是我们家与上海这城市所有的关系了。在我父亲那边，是别指望有什么线索的，他来自很遥远的地方，为我与这城市的认同，帮不上一点忙，希望就寄托在我母亲身上了。这些关系虽然不多，而且为母亲有意缄默，但是却多少减轻了我在上海这城市里的孤独感。
那时候我还很热衷于翻阅照相簿。我在保姆她带我去过的别人家里，看见过白纱曳地西服革履的结婚相片，就想要在我们家的相册里也找到同样的一张。父亲母亲的结婚照令我扫兴，他们穿着皱巴巴的军服，站在一幅红布前面，红布上是前来祝贺的同志们的横七竖八的签名，看上去就好像在党旗下宣誓。我觉得他们简直不成体统，并且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们家，任何一桩事情，比如过年走亲戚，比如结婚，都要弄成“同志”式的。我们家的照相簿里，充满了同志们的照片，男女同志穿着军服排列成各类队形。母亲有一张照片意义不凡，那是渡江时候，几天几夜的行军使她疲劳不堪，靠着一棵树熟睡如泥，风将她的头发吹得高高飘扬，大有一派“钟山风雨起苍黄”的味道。这张照片使我很激动，母亲身为“百万雄师”中的一员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渡江的意义我们从小就明白，它意味着全中国的解放。在这样的时候，我便将外来户不外来户的问题抛诸脑后，心里充满了救世主的骄傲，我想：我们是上海这城市的主人啊！如不是这样这城市将如何黑暗啊！此时此刻，我会有意无意地强调我们家庭中的“同志”的因素，突出我们家与其他家庭的不同，用鄙夷的目光看别人，在三娘娘面前很放肆，使用“小市民”这个字眼去评介事物，虽然在我们居住的区域里，人们对“小市民”这个贬义词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反应迟钝。这是我对上海这城市极其矛盾的心情，自卑和骄傲混杂在一起，使我的思想左右摇摆，前后不一。但无论是自卑还是骄傲，都是我心感孤独的原因。
照相簿里有外婆的照片，她穿着高领镶边的缎衣，这和我们一整个家庭的格调很不投入，使我感到新鲜。我家保姆看了这张照片，很是明眼人地说：只须看看她胸前的这朵珠花，就可断定不是小家子的女儿。这话又从另一方面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我的虚荣心从小就使母亲很头痛。我立即很势利地承认了她是我的外婆，并且时常翻出她的照片看看，想象一下我与她的血缘关系。我发现外婆容貌十分端正，温柔娴雅。她的气质还很高贵，仪态万方。她和母亲简直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很难相信她就是外婆。关于外婆，我缠着母亲问了有上百个问题，回答却很简单：她在母亲三岁那年死了，死于白喉。白喉直到今天还是可怕的疾病，每到白喉流行的季节，社会上就要大力开展预防白喉的卫生运动。关于外婆，只有这一桩事是我熟悉的，其它我一概不知。不过，无论如何，我有一个外婆，这和其他人是一样的了，否则我就显得更加出格了。这点令我安慰。在我七岁那年的清明时分，我们忽然间要给外婆去上坟了，外婆的坟好像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这城市。母亲说新近才找到外婆的坟。怎么找到的？母亲也不说，我东猜西猜也猜不出个名堂。上坟使我欢欣鼓舞。这一天，我们全家好像春游，穿上过节的衣服，母亲捧了一束白花，还让保姆提着草篮，里面有酒菜之类的祭品。这天我们出游的时候，楼上阳台上有一个阿太一直在注意我们，过后她对我说：以鲜花祭祖是西洋的规矩，而奠酒奠食则是中国风俗，这两种不能合二而一，混淆一处。由她这样一说，我们给外婆上坟就好像掺了假，我们的外婆也好像掺了假。我又羞惭又愤怒，本来我在给外婆上坟这一桩事上寄托了许多幻想，现在全被她破坏殆尽。这老人闲来无事，好像专门在挑我们家的不是。她的笑使我刷的一下红了脸，我连连向她翻着白眼，她一点不在意，还笑容可掬。话再说回去，上坟那天风和日丽，我们一家盛装走出弄堂的情形，使人羡慕无比，人人瞩目。坟地在城市的郊外，那里粉蝶飞舞。外婆的坟很小，石碑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四周长了野草。这是我第一次去墓地的经验，不了解墓地的真实含义，我们在人家的墓坪上跳来跳去，兴高采烈。外婆这一码事早被我们忘得干干净净。给外婆上坟这一回事发生在我七岁的时候，真是可惜，我很快就把给外婆上坟的印象糟蹋掉了。我完全不能了解上坟这一件事的重要和美丽，我错过了实地体验生死的机会。七岁那年上坟的印象使我将上坟这一桩事看得很轻佻，很游戏，我就只好从书本上去了解其间的意义。后来，外婆所在的墓园夷为平地，变成街道和楼房，成为我们这城市的一角，我们就无处可去上坟。其实上不上也无所谓，上坟这一件事在我们家庭生活里，本来就带有即兴的色彩，就像一个旅游项目。母亲一是对外婆毫无记忆，感情疏离；二是作为一个“同志”，她对“上坟”这桩民俗活动兴趣也不大。所以，给外婆上坟，在我们家庭的现代史中，犹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只有在我感到极其孤独的时候，才会从记忆中挖出这件事来安慰一下自己。
有时候我也认真地问过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强烈的孤独感？想到后来，我就把矛头指向了楼上那老是在阳台上窥伺我们的阿太，我心怀成见地认为，我的孤独感全是她一手造成的。很早以来，她就用慈爱的口吻对我说，她曾经带着我去过老城隍庙，当时我坐在一架童车里，她推着我，就这样去了老城隍庙。我觉得她是在暗示我，去老城隍庙这样的重要旅行是由她率领的，因此我应当对她感激不尽。而我却并不领情，相反还觉得阿太把我的老城隍庙之行弄得过于草率了。我矢口否认有这次经历，她便进一步说，曾给我买过什么样的吃食，而我又是如何欢欣鼓舞，手舞足蹈。她把我描绘得这样没有见识，伤害了我的自尊，我便咬死了说没有这样的事。保姆她打圆场说：她一定是忘了；阿太却说：她没有忘。她这样确信老城隍庙之行于我意义深刻，用意是在强调我的严重缺课。凡是在此城市里生活的人们，话里总要提及老城隍庙。星期天，许多家长带了孩子去老城隍庙，还有大世界，还有静安寺，还有大自鸣钟。我们的父母带我们去电影院看描写战争与建设的影片，去公园看动物，去某某会堂和“同志们”举行联欢活动。像老城隍庙，大世界，静安寺，大自鸣钟这样的名字，对我来说，包含有一种秘闻般的奇特内容，是上海这城市的秘闻。阿太总是有意地在我面前提到这些地名，看着我的眼睛，好像在问：去不去？我故意不看她的眼睛，不搭她的话茬。她还常常以纠正我的用语习惯，来对我的孤独处境进行强调。在我们的使用普通话为语言的家庭中，对事物的命名称谓往往是一种书面化的，并且是具新时代特征的书面化用语。比如我说：昨天我们去吃西餐；阿太就说：你们昨天吃大菜去了？还比如我说：妈妈到办公室去了；她就一定要说：妈妈到写字间去了？她以强调语言的不同来强调我们外来户的身分。有时候，她心情好，又正遇上我性子比较和顺的时候，她就领我上楼去玩。她让我参观她家的红木家具，床上铺的台湾席，一摞配有铜锁的樟木箱。下楼再回到我们家里，看着我们家从单位租借来的白木家具，便觉得又寒碜，又临时，好像我们在这个城市只是来歇歇脚的，歇过了马上就要开拔似的，而在我内心里，却早已一厢情愿地和上海这城市认同了。这便是我的痛苦所在。阿太还送我一个旧的八音盒，粉红的底上描着草叶花纹，打开盖子，便响起叮咚的乐声，这首乐曲后来我知道就是大名鼎鼎的《圣母颂》。这个八音盒在当天晚上，就被下班回家的母亲让保姆上楼去送还了。我隐隐地感觉到，母亲和阿太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凭着我的聪敏和小心眼儿，我还感觉到，阿太对我做的一切其实是做给母亲看的，这就使我对她更加反感。送回八音盒的第二天，阿太在阳台上看着母亲走出家门，就下楼来故意压低声音对我说：来，给你玩八音盒。我很有骨气地回答：不要玩！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这可怜虫一直担任着一个倒霉的角色，那就是充当母亲和阿太明争暗斗的武器，她们双方都利用我的说来十分可怜的矛盾心情，就是说一方面我割舍不了一个上海新市民对这城市的认同；另一方面，我又割舍不了一个孩子对母亲的认同。我想不起来她们这场明争暗斗是从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上开始的。反正她们越演越烈，毫不顾惜我的心情。我对上海这城市的了解便在这种斗争中逐步加深，同时加深的还有我的孤独感。阿太其实是没有诚意领我加入上海这城市的，她想的只是难倒我，难倒我母亲。这使我非常悲观，但这已足够让我认识到我们家的严重缺陷，我无法为这缺陷命名，为这缺陷命名是个大难题，这缺陷使我对我们家很失望，这就是我孤独的原因。这样，在传统的节假日里，即使有“同志”的家庭与我们家串门，也驱赶不了我心中的寂寞了。我觉得，我们家就好像这城市里的一个孤岛，我父亲说着令人惊奇的口音，我母亲明明会说上海话却偏偏要说普通话。我们无亲无故，只有男男女女的“同志”。“同志”这样的关系和普通话一样，带有人工的痕迹，有失于天然。给外婆上坟使我产生了一个信念，那就是我们家在这个城市里，一定还有一种自然的血缘的关系，问题是要将这关系寻找出来，困难重重。有几次我凝视外婆的照片，还有几次我去那大房子，我时常等“三娘娘”上门，而“三娘娘”却销声匿迹，不知去向。我们家只有我一个人为这个问题所困扰，其他的人，你说他们在孤岛上，可他们比谁都欢喜，都安心，因为他们都比我现实，承认一切存在的合理性。过年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发愁。
我们隔壁还有户人家，他们有一个极其庞大的家族，共有四代人在一起生活，最上一辈的代表是一个老太太，小脚，驼背，耳聋眼花，终日对了镜子梳她那日益稀薄的头发。他们家里时常有亲戚上门，从他们那里，我才了解到亲戚关系的多种性质：舅公，叔公，舅爷，叔爷，姑婆，姑奶，姨婆，姨奶，表舅，表孃，等等。有时候看他们家呼啦啦的一大群出得门去，心中就很羡慕，比较起来，我们家就这么几个人几条枪，形单影只，无援无助。他家有一个男孩，与我同龄，平日言语中总显示出他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渊源，他开口就是：嗯奶带我去舅公家吃表叔的喜酒。“嗯奶”是宁波人对祖母的称呼，吃喜酒就是参加婚礼。我对吃喜酒心怀向往。我从未吃过喜酒，“同志”式的婚礼，总是联欢加喜糖。这样的婚礼上，只有一件事叫我喜欢，就是收集糖纸。我在桌子底下，大人的腿间，爬来爬去地拾糖纸，收获糖纸使我欢喜却也心感无聊。自从在男孩那里听到“吃喜酒”这个词，就被这个词打动，其中包含了一种红火火的喜庆景象，是任何联欢都比不上的。男孩虽然只和我一样大，却已经有多次吃喜酒的经历。他不仅有“吃喜酒”的经历，还有“大殓”的经历。“大殓”是富有悲剧意味的活动，“大”字当头便说明了其场面的隆重与壮观。当他“大殓”归来，站在弄堂里，口沫横飞地描绘他们全体穿了白色孝服磕头的情景，我激动得喉头哽塞。我对他渐渐地心生崇拜，他这样小小年纪就阅历丰富可真是了不得。我话里笑里都有点讨好他，想做他的朋友。这一切都须背着我的父母，母亲不喜欢我成为上海的弄堂孩子中的一员。前边已经说过，母亲希望我做个闺秀和革命接班人，这两者都要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素质和作风。母亲确信，弄堂里只能培养出市侩之子。无论从哪个立场，母亲都深恶市侩。这就是她不让我和邻家男孩来往的原因。可是那男孩对我的诱惑使我顾不得母亲的禁令。我从男孩那里得到的知识真是无穷无尽，我还了解到“宁波”这个地方。“宁波”是他们的老家，他家的嗯奶说一口纯粹的宁波话，把床叫做“眠床”，小菜叫做“下饭”。他家的“下饭”又咸又腥，一派宁波风范。宁波那地方，常有亲戚来他家，用一种荸荠状的带盖的竹篮，装着糕饼进门来。这使得他们家的一切都有根有据，不像我们家无根无由。
我曾经问过母亲，母亲的家乡是哪里？母亲说：杭州。后来有一次我们全家出游杭州，是在建国十周年的大庆里，我们的家庭活动往往是和国定纪念日联系在一起。在杭州我们住的是旅馆，陪伴我们的依然是“同志”。我没有看见一个亲戚，所谓家乡本应该是亲戚聚集的地方。因此“杭州”在我脑子里，只是个旅游胜地。没有家乡的悲哀涌上我的心头，我想我们是多么不幸啊，连个正式的家乡都没有。男孩家还有一个祭祖的日子，到了这一天，家里便香烟缭绕，气氛庄严。关于祭祖的故事，那男孩说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在他的故事里，祖先们不仅面目可怖，而且举止轻佻，以骚扰晚辈为快事。男孩是个故事家，我以为祭祖的传统是他想象力的发源地。男孩有时会给我吃他们家乡的一种印糕，不灰不白小小的一块，十分坚强，用力一咬，刹那间崩塌，弥漫了满满一嘴，呛得眼里流泪。那糕有一股淡淡的霉味，这霉味使我联想起他家的祭祖活动。整整一天我都感到不舒服，有一股凉气从我脚底森然而起。我吃完了糕，坐在家里，望着窗外流动的阳光，隐约觉得身在了另一个世界。最初的历史的感觉是以鬼魂的形式进入我头脑的。鬼故事对我的吸引几十年不灭，这其实是丧失了历史的人们为自己编造往事，可悲的自我安慰。人家祭祖的日子，我最感空虚，看外婆的照片安慰不了我。照片上的外婆年纪轻轻，没有一点祖先的威仪，无法使我心生敬仰。
有一天，母亲意外地向我提到了她的祖母，是以一种忆苦思甜的方式。那一天我很不乖，欲望无边，态度浮躁，母亲严肃地叫我坐下，给我讲述了一段童年往事。母亲在往事中提到了她的祖母，说她祖母带她怎样艰苦度日，吃了上顿没下顿，有了今天没明天。这故事本身并没有吸引我的太大注意，在黑暗的旧社会，水深火热的故事基本大同小异，学校里天天都有教导。使我兴奋的是母亲的祖母这个人的出场，她于我是三代以上的长辈，作为祖先当之无愧。理所当然，我把她安排在了母亲的家乡杭州，在风和日丽的西湖畔上活动。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家族的背景。当然，和男孩相比，我的家族实在太过抽象，不像他，个个都有生动的实体。他的曾祖母每天坐在破镜子前梳她小得不能再小的发髻，要吃这要吃那，折磨着她的儿媳妇——男孩的嗯奶。男孩的嗯奶成日价忙到东忙到西，烧饭洗衣，拿出自己的私房钱，给男孩到老城隍庙去买玻璃弹子和香烟牌子。我有生以来第一回看到香烟牌子是从男孩那里。他对香烟牌上的古人熟同今人。他们横刀直马威武而立，他们的身世和战绩，被男孩描绘得栩栩如生。老城隍庙就好像是男孩的家似的，他说去就去，说来就来了。我还不曾斗胆与他去一回老城隍庙，这对我就好像历险一般，一旦想起，我便激动得打战，临到做时却怎么也下不了决心。
这一切都使我这个生性轻浮的孩子生出了一股自卑心。照我的本性，我是可骑爬到一切人头上去的，我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前途也很光明，而这一切使我心情有了暗淡的机会。心情暗淡的机会其实也不可多得，思想这一样深刻的东西，都是在心情暗淡的时刻产生。有时候，我们这些“同志”的孩子聚在一起，聊天玩耍，我本应当有一种回家的感觉，结果却正相反。我发现我的普通话很不标准，他们具有的自信、优越，我也一点没有。他们彼此间很相熟，说这说那乐乐陶陶。我与他们有些格格不入，自觉得身上沾染了不少俗气，当他们批评“小市民”的时候，我会多心多疑。这种情形相当糟糕，我和他们在一起行动拘束，心情紧张，我说话不敢随便说，生怕他们看出破绽。我的处境变得十分为难，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没有人可以与我做伴，我成了这世界上顶顶孤家寡人的一个，谁都不认我了。有时我想弄个明白，究竟是怎么到这一步的，却也弄不明白。男孩可说是我惟一的伙伴，可是爸爸妈妈不让我和他玩。他精于上海这城市的一切游戏，比如香烟牌子，玻璃弹子，陀螺——他称之为“贱骨头”，这个称呼很有道理，你手执鞭子，越下力抽，它转得越欢。他有过人的灵巧，什么玩意儿在他手里，转眼间便玩出了精。这些弄堂里的把戏统统为我的父母看不上眼，他们要我从小学习英语，背诵唐诗，明辨是非，提高觉悟。我父母的意志主要由我母亲来体现并且执行。因此，长期以来，我一直把母亲作为我们家正宗传代的代表，这其实已经说明我的追根溯源走上了歧路，是在旁枝错节上追溯，找了半天结果找的却是人家的历史。这是混乱不堪的地方，不过也可证明在上海这城市里，妇女的地位上升，父权观念下降。母亲把我管得很严，有时候为了把我从家中叫出去，男孩费了好大的难，他学鸟叫，学蝉叫，学猫叫，学蟋蟀叫，学这城市里可以学得到的所有动物的叫。听到他的叫声，我便心旌摇曳，坐立不安。母亲最最看不得我这副作派，于是就招来严厉的训斥。他为什么要找我玩而不找别人，是因为除了我，他也没有别的伙伴。在上海这城市，人很小就面临了找不到伙伴这一问题。大部分的游戏都须两个人以上才可开展，假如没有伙伴，这世界上就会有许多游戏消失。男孩这个游戏的好手，为了保护小朋友们游戏的遗产，就只有来联合我了。
游戏是一件好东西，它可消除人的孤独。在游戏中，人们结成同盟或者敌手，这样我们就不会觉得形影相吊，孤家寡人。游戏还可产生戏剧性的事件，作为插曲，调剂我们平乏的人生。所以，母亲不让我们做游戏是很不对的。这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孤独全是母亲一手缔造的。母亲在我某一个成长时期里，成为我假想的仇敌，我总是在对她作出反抗。她要我东，我就西；她要我西，我偏偏东。我只能在一些没有意义的小事上反抗母亲，在大事上，比如和不和那个男孩玩耍，我却不敢违抗母亲的意志。因此，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独处的，我一个人在家里走来走去，心里恨着母亲，觉得是母亲使我们一家都成了孤儿一样的人。母亲是孩子我在这世界里，最方便找到的罪魁祸首，她是我简而又简的社会关系中的第一人，她往往成为孩子我一切情感的对象物。孩子我对母亲的心情就变得很复杂：是她生我到这一个熙熙攘攘的世界上来，也是她，把我隔绝在四堵墙壁之中，上下左右都没了往来。她这样做是多么矛盾，一个孩子就在她亲手布下的矛盾中饱受寂寞之苦。事情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呢？那时我年龄幼小，见识不多，眼界很窄，不知道在上海这城市里，像我们这样无亲无眷的人家有许多许多，许多孩子在这样孤岛般的家庭中长大，也很健康，且有出息，像我这样苦闷的只在少数。糟糕的地方在于：我们家既不是像隔壁男孩家那样脉络清楚，根据确凿；又不像另外有些家庭一样干净利落，根除草尽。在我们家的周围，有一些蛛丝马迹，向我的好奇心招手。这些蛛丝马迹，从我童年时候起，就不间断地露头，一点又一点。比如说那幢大房子，比如说三娘娘，再比如说，患白喉死去的外婆，就在现在，白喉还没有灭绝，还有忆苦思甜活动中的曾外祖母形象，这一些，造成了一个故事的氛围。这就不能怪我疑神疑鬼，多思多虑了。而且，事情还仅仅是开头，远远没个完呢。
接着，一件在我看来是非同小可的大事发生了。这件事情，无论是于我们家的历史，还是于我们家的社会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开拓的意义。事情发生在一个晚上，家里正有几个“同志”在吃饭，挺热闹的。事情不知怎么都挤在一起了。有很多晚上，我们家没有客人也没有事情发生地过去了。忽然，电话铃响起，母亲去接电话，我看见母亲的表情一点一点地陷于迷茫。这时候，“同志们”正在热烈地干杯，兴高采烈，惟独我一个人注意到了母亲异常的表情。我警觉得像一条狗似的，时时留神家中有什么不寻常的情况发生。我心里开始激动，我想大约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要发生了。母亲在我眼睛里，是一个意志坚决的女人，很少有过表情迷茫的情形，她表情迷茫便意味着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欢声笑语，觥筹交错，全都远去了，只听母亲低声惊呼了一下：你呀！母亲是用上海话叫这一声：你呀！然后母亲的脸红了，布满了又感动又欢喜的神情。母亲就带着这样的神情回到饭桌上，她说，她的一个孤儿院的老同学找到了她，“老同学”马上就要来了。听了这话，我不由战栗起来，我想：天哪，孤儿院的老同学，这是哪里的事啊！“老同学”在我们家的社会关系中是头一个；孤儿院呢，则是在帝国主义侵华罪恶史中得到的印象，成千上万个孤儿在西方宗教温情脉脉的面纱背后遭到蹂躏与残杀。难道母亲就是其中幸存的一个？“老同学”也是一个？我们家的近代史忽然呈现出绮丽的色彩。母亲匆匆地吃罢饭，来不及招呼客人，便退了席。我看出她心神不定，坐立不安，她好几次说有人敲前门，然后走过月光照耀的天井去开门，铁门被她开得哐当地响，大弄堂里人影都没有一个。我趴在窗台上，看着母亲一个人站在门口的景象，心中忽然涌起一股怜悯，我想：她是个孤儿啊！
孤儿这个词多么叫人伤心。我想，母亲三岁没了娘，那个祖母肯定也活得不长，否则她怎么会进孤儿院，做了一名孤儿啊！怪不得我们家无亲无故，原因都在于母亲是一个孤儿。原来我是一个孤儿的孩子啊！这个新发现叫我又痛心又感动，这个晚上我永远难忘，月色溶溶。有一个“老同学”将来我们家，也是一个孤儿，上海这城市原来还幸存有两个孤儿，其他的孤儿都死在帝国主义宗教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后面了。我竟是这幸存者之一的孩子，我是多么危险地、差一点就来不到地来到这世界上了啊！后来，“老同学”是从后门进来的，她一见母亲就用上海话叫：小鬼头！举座皆惊，我顿时觉得这一声叫揭开了我们家新的一幕，今后，我们家将在新的背景上演出我们的戏剧。母亲和老同学是在小房间里进行她们意义重大的会面。房门关着，我在门口走来走去，焦灼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当母亲开门出来取水添茶时，我如鼠一样地溜进了房间。起先我站在门口，老同学招手让我过去。她比母亲年长，也消瘦，戴一副黑边眼镜，态度和蔼。我有点胆怯，可好奇心驱使我向她走过去。她问我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这一类普通的问题。她抚摸我的手有些侷促，有些害羞似的，好像不知道怎么对待一个小孩子。作为小孩子的我，则在仔细地打量她，还大胆地去触摸了一下她腕上的一个小表，这使她惊慌了一阵，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母亲进来了，她意外地没有赶我走，于是我目睹了这场会面的尾声部分。老同学说别人传说母亲去了解放区，在战争中牺牲了。可是就在今天上午，她们医院清理病历卡，她在这城市一家著名的妇产科医院做一名护士长，清理病历卡时发现有母亲的一张。她久久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然后又怀疑这是一个同名同姓的人，要知道，这世界上不仅同名同姓，连外貌相同的人都是很多的。可是，她最后还是决定来找母亲，万一正是呢？她从病历卡上抄下母亲的工作单位，从工作单位问到我们家的电话。母亲自己都已经忘记了多年前曾经上那医院作过一次检查，是慕名而去，因为身体内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疑团。她仅仅去看了一次病，却留下了记录，这就是上海这城市的好处，这好处是档案工作很周全，给寻人提供了方便。她再三地说：小鬼头，你还活着啊！这使我心里充满了侥幸之感。一夜之间，我了解到母亲生命中度过了两次生死关头，第一重是帝国主义反动教会温情脉脉的面纱；第二重是战争的枪林弹雨。母亲和老同学亲密谈心的样子使我感动，她们说的都是上海话，这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我对上海这城市的局外人心理。但是，母亲是一个孤儿这一个念头却占据了我的心，我甚至在那样小小的年纪就已经感觉到了，作为一个孤儿的寂寞是比做一个上海城市的局外人还要来得大，来得深，并且没有缓解的办法。
老同学找到母亲这一桩事，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影响了我们家的生活，这主要体现在我们开始了频繁的互访活动。去老同学家吃饭，使我们全家欢欣鼓舞、兴致勃勃。我们穿上节日的盛装，大人和孩子手拉着手。老同学的丈夫是一个牧师，牧师这行当我那时并不了解。牧师他身材不高，偏胖，戴着金丝边眼镜，温文尔雅。他家没有小孩，老同学她独身很久，新近才嫁了牧师，他，却已过了生育年龄。她长久独身是因为她所供职的那个医院是个教会医院，规定护士不能结婚，要结婚必须离职，这是一种向上帝奉献的方式。这规定在解放以后才取消。上海是个教会医院很多的城市，这些教会医院给这城市留下多少独身和不生育的女人呢？没有小孩子和我玩，我并不觉得丧气，我和大人坐在一起，听他们说话。他们的话我多半听不懂，产生许多谬误，就是这些谬误，组成了我对母亲的孤儿院的印象。和老同学交往于我们家是一个新鲜的经验，我们由此了解到在“同志们”的战斗革命的生活道路之外的人生道路，他们的奋斗与发展有一种社会进化论的意味，和同志们所走的社会革命的道路不同。在我们家和她们家进行互访的同时，老同学家成为我们家一个热闹的话题，这是一个崭新的领域。从此，关于我母亲的故事，就扩大了题材面。说真的，我很感谢老同学找到了母亲，否则，母亲忙忙碌碌的，不会有什么机会回顾往事。大部分人都不回顾往事就是因为没有机会。由于我们不能经常地、全面地回顾往事，我们生活与生命中的一些疑团，就失去了解答的线索，比如像我这种刻骨铭心的孤独疑团。可惜的是，我们家与老同学家的交往仅仅热烈了起初的一段日子，很快就疏冷下来。彼此的家离得远是一个原因；大家的工作忙又是一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我想应当是除了回顾往事，再没有一个现实而需要的理由使这种交往保持密度。回顾往事，毕竟只是一种心情的需要，于我们现实的生活无关。所以，是家远，工作忙，缺乏必要性这三点原因使我们家和老同学家疏淡了联系。这其实是我们所居住的这城市的一个大问题，也是我们所以孤独的原因之一。所以，先前我认为老同学将揭开我们家新的一幕的预感，其实是夸大其辞了，事实上，这只是我们家庭生活中的一个插曲。然而，不管怎么，孤儿院的这一段却从母亲隐秘的历史上揭露了出来。
母亲的孤儿院坐落于我后来独自居住的一条街上，我每天要从这条街上走至少两趟，一趟是上班，一趟是回家。这条街上没有一扇门和一扇窗透露出孤儿院的痕迹。那是英国人办的孤儿院，以英语会话，嬷嬷给每个孩子起一个英文名字，都是花的名字。我母亲的名字是“怀娥丽特”，就是紫罗兰。在孤儿院里，除了祷告以外，就是学做女工。嬷嬷们对她们的教导合起来只有两个字，就是“奉献”，奉献给上帝。母亲和许多女孩子坐在长桌边，低头做着女工的时候，她想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上帝是谁。我母亲的现实精神使她拒绝接受一切抽象的东西，这就是她后来成长为一个无神论者的基础。上帝使她迷惘得要命，如不是因为这个，也许她就在孤儿院里呆了下去。因为对于一个孤儿来说，有一张床和一日三餐，就再无所求了。可是上帝这个题目天天在伤着她的脑筋，原罪的说法也在伤着她的脑筋。由此她就觉得上帝是一个惩罚者，惩罚使她联想起阴曹地府的惨烈景象，这是她祖母给她灌输的思想。说她今生做了错事，要下油锅上刀山地受煎熬，凭她实际的头脑还可接受，而认定她前世已经做了错事——这就是她对“原罪”这词的理解——前世的错处今世要来赎还，是她怎么也想不通的。她还隐约觉得，在做祷告和学女工之后，会有残酷的惩罚等着她，祷告和女工只不过是个序幕而已。这些念头使她日益苦闷，还有一些亵渎的念头缠绕着她，她在精神上备受折磨。我想，这大约就是帝国主义教会温情脉脉的面纱后面的杀人真相。所以母亲宁可在街头流浪，也不愿在孤儿院里衣食无忧。我后来居住的这条街道经常阳光明媚，下雨的日子里也很明亮。梧桐树长得很好。只有两路公共汽车往来，自行车也较稀少。这是上海这城市里少有的几条宁静马路中的一条。我选了一幢尖顶红瓦的楼房作母亲的孤儿院，因那尖顶有点像教堂的钟楼。前边还有一个花园，许多衣服晾在横七竖八的竹竿上，告诉人们那里居住有七十二家房客。我好像看见母亲排在一队女孩里面，走过草地，去到尖顶楼房，也就是教堂里面去做祷告，钟声当当，很悠扬。这些没爹没妈的孩子悄无声息地、像猫似的溜过草坪，去进行向上帝奉献的仪式。上帝做了她们的父母，将她们集合起来，彼此做姐妹，使这些孤儿们彼此也都有些亲眷可以走走。我想，从这一点上说，上帝的用心也还是好的。只是母亲从小没有父母，她不想让一个面目暧昧的家伙来做她的父亲。像母亲这样没有管束的孤儿，是不会喜欢有人做她的父亲。孤儿的生活其实也不错，无牵无挂，自由自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我想母亲离开孤儿院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她坚持要做一个孤儿。
我觉得母亲至今还保留着一个孤儿的习性，比如她不喜欢寻访亲戚，她只和“同志”在一起。同志关系是一种后天的再造的关系，亲戚则是与血缘有关的。母亲这人对血缘的问题没兴趣，她不太去想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一类追根溯源的问题。这就苦了我了，我天天都在想，人是从哪里来的？母亲帮不了我的忙，就再没有人能帮我的忙了。母亲具有孤儿的特征还表现在她独立、坚强、自信、凡事不求人。这样一来，即使有“同志”，却也构不成命运的更趋紧密的关系了。命运的关系其实是以互相需要为基础的，而上海这城市的服务设施却有计划有系统地解决了人们的需要。比如抽水马桶漏水，只需往房屋修理处报告。假如没有这些服务，我们会去找一个亲眷，抑或是一个同志，请他来治理漏水问题，我们会对他生出感激之情，“谢谢”说个不停，他则说：下回再来找我。可到了下回，却是他来找我们，因为他家电线漏电，而我们恰恰在实践中学得了电的知识，这回就是我们帮他的忙。渐渐地，我们与他就建立了一种息息相关的情义，我们彼此解决水与电的问题。水与电是这城市里的命脉，将我们牢牢联合在了一起。这就是命运关系建立的过程。如今，日益完善的保修部门解决了命脉的问题，使这种产生命运关系的机会消失。这为人的独立自强提供了条件，这是孤儿特别易于生存的地方，它甚至可以把一个本来不是孤儿的人锻炼成一个孤儿。
母亲这种孤儿的习性使我很感寂寞，有时我会向母亲问东问西，而她完全不理解我为什么对亲戚这样热衷。终于有一次，母亲被我问烦了，她忽然流露出一股悲愤之情，她说：亲戚算什么？过年的时候，我奶奶带我到我姨母家去，我在楼梯底下磕三个头，上面就扔下一块钱，这就是亲戚。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们家和亲戚们被分野在两个阶级阵营之中，这大约就是歌曲里唱的“亲不亲，同志情”的道理。从此，我再走过那幢大房子，眼前就出现了母亲跪在楼梯底下磕头的情景，这情景刺痛了我当时还相当柔软的心，而这种刺痛却使我与这大房子的关系变得具体化了。于是我就反复地去想象那幅情景，体验被刺痛的心情。有几次，我们学校也组织我们到那里活动，我参加少先队的仪式也是在那里举行，曾经有一位画家，一定要为戴着遮阳帽的我画肖像，我不肯，他就追着我不放，我跑到东，他追到东，我跑到西，他追到西。这时候，我完全忘记了我与这大房子的关系。这门亲戚我见也没见过，我对他们，没有恨也没有爱，要说有恨，也是后来培养的，于我没有切身的联系。我在那里一疯起来就什么都忘了。作为一个少年宫，我对它还有点看不上眼，比起市少年宫，它简直算不上什么。市少年宫是一个德籍犹太人的产业，这故事也记录在帝国主义侵华史上。那是一座大理石砌成的大厦，带有维多利亚时代富丽而典雅的风格，以它来对比一个民族工商者的我姨婆家的产业，便可看出中国资本与外国资本的悬殊差距。我想，母亲的姨母应当是外婆的姐妹，她们姐妹一人得了白喉，另一人住这样的大房子，世道真是不平，而又人情比纸薄。财富真是个有害的东西，它将自然的血缘关系破坏，再重新组织关系，使世界陷入混乱。从此，我对亲戚这一回事便淡薄了不少，而且对财富也起了恨意。这种情绪，在某一个成长时期甚至很激化，“文化大革命”中，我参观抄家非常热心。外婆的坟墓被推土机平掉就在这段日子里。报纸上一连三天刊登了这则启事，说“连义山庄”因市政建设需要将要迁地，日内请坟主前去拾骨迁葬。我们家看报纸总是很粗略，何况我们家的危机正逐日逼近。革命再一次使社会关系产生分化，同志队伍中有一些人陆续转为非同志。这种形势之下，那些位于报纸夹缝里的启事，我们家根本无心留意。事过之后听人说起，才知道外婆的坟墓已不复存在。这消息并没有给我们家带来任何影响，悲伤这样的情绪是一点没有。外婆死的时候，母亲实在太小，没有记忆，革命队伍又把她磨练得很坚强。而当我看见别人家的外婆，才猛然醒悟到，假如我的外婆活着，也会这样牵着我手，对我说这说那，外婆外孙女儿总是亲如一家。外婆并不是遥远到看不见的一个人，她完全可能和我们朝夕相处，晨昏相伴。我还想，没有外婆就没有母亲也不会有我，我身上其实流淌着外婆的血，而外婆自己竟一点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伤啊！
是外婆的坟没有了之后，我才想起外公的。我想外公也应当有一个坟。坟地是一个好东西，它带有家园的意味，它将我们死去的亲人挽留在那里，又将活着的我们召集去那里，使我们永不离散。去找坟地就好像去找我们的家。母亲却说，外公没有坟。外公做了野鬼，死无葬身之地。自从外婆死后，外公就不见了踪影。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家的事情就是这样糟糕，人人都很出格，走着莫名其妙的道路。外婆染上白喉，已属偶然，外公却又去浪迹天涯，成为少数浪子中的一个。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真正的替罪羊，那就是外公。我想是外公的不负责任，使母亲成为孤儿，继而使我们家那样寂寞，没有长辈，也没有亲属。先辈们应当认认真真地谱写家族历史，前仆后继，代代相传，使血缘的锁链环环相扣。现在可好，一个的坟被平掉，另一个则抛尸荒野，使我们血缘系统中关键的一环断裂。
外公弃家而走，是中断我们家历史、割裂我们家社会关系的关键一着，从此，旧的一页翻过去，新的一页展开。母亲原来是个浪子的女儿，集孤儿与被抛弃于一身。我想，母亲最后选择了戎马生涯，和外公的遗传不无关系。母亲做过工，教过书，最后到了军队就好像到了家。行军的时候她总是唱着歌，永远不知疲倦。渡江时她靠了树打盹只是一刹那，转眼间便精神抖擞，歌不离口。“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歌曲迅速流传，有她不可磨灭的一份功劳。由于营养不良，母亲得了严重的夜盲症，晚上起夜没找到厕所却跌进水沟的事件时有发生，可是这丝毫不影响她一如既往地喜欢夜行军。她凭了狗叫声，也可辨别出走过了一个新的村庄。如果长久的没有转移的命令而停留一地，她就会意气消沉。母亲在军队是一名文工团员，她不大会跳，不大会演，嗓子像公鸭，乐器一件都不会，可她想象力丰富，会编写歌词，“跑得快就是打得狠”之类的歌词，她一夜可写十几首。这样，她就成了一个著名的战地歌词作者。一边行军，她就一边写词，写完之后交给曲作者，转眼间谱成歌，立即唱遍在行军路上。这种流动的热情的生活是我母亲一辈子都怀念的生活。她说，行军的快感在于，你一直在向前走，行军的快感还在于前边有什么在等待你，你却不知道，这其实也就是希望的意思。她说，行军是个好活动，成百上千的人，走成队列，朝着一个方向齐步走本身就是一种歌唱。行军的时候，会有一个特别劳累的阶段，腿脚发软直打绊，一步一个跟头。可是越过这个极限便会获得节奏，是什么节奏呢？有些像音乐中的“如歌的行板”——这是我母亲这个词作者多年与作曲者打交道得来的知识。在和平的日子里，由于没有行军活动，母亲的革命性就有些衰退，这体现在她阻挠我上山下乡这一行为上。我母亲的流浪汉习性在生养了我们这些宝货、母性大爆发之后，渐渐熄灭了，她渐渐变得居家起来。她对于我们家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都非常爱护。她每晚用算盘这一件古老计算工具筹划我们家的开销，将我们家的餐具、服装分成平常时用与节假时用两套系统。她要我们早上上学离家时要说一声“再见”，谁要少说这一声，回家就没有好果子吃；她还要我们放学后准时回家，谁要无故拖延回家的时间也没有好果子吃。她像箍桶似的将我们家庭牢牢箍住，这其实在另一个极端上反映了她流浪和孤儿的身份。行军成了她的一项回忆活动。有几次行军是她主要的话题，一是鲁南突围，她六天没脱军帽，头发里的虱子成了团；一是渡江，她学会了怎样边走边睡，急行军就像是球赛进入禁区全速奔跑的那种气氛，激动人心。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兴起的拉练活动，又使她尝到一次行军的甜头。那一天北风呼啸，小雪飘飞，母亲神情庄严地上了路。关于行军的歌，母亲写了一篓，最为脍炙人口的是那首“跑得快就是打得狠”。这是提出了一个行军效率的问题，当然这是对于行军的战术意义而言，就母亲个人来说，行军具有象征的意义。母亲是在行军的间歇，也就是某一个驻地认识了父亲。父亲是第一个使母亲激起母爱这一种情感的人，母爱对母亲是第一重要的情感，这是孩子我的认识。这里一定有褊狭之处，但是孩子所能设想的母亲的情感除了母爱实在想不出别的。父亲是那种永远需要母爱的人，所以，母亲就好像是我们全家的母亲，这也是我一旦寻根就寻到母亲那里去的原因之一。
行军生活是母亲青年时代最快乐的时光，在这之前都很暗淡。关于这暗淡的岁月，我听母亲描绘过几次，几次都提到她祖母这个人。她祖母带着她，一老一小的怎么活命啊！这老太生了个不要家的儿子，又娶了个短命的媳妇，命真是比黄连还苦。她们基本是在上海和杭州这两个地方来来去去。在上海过不下去了，就想杭州也许好些；到杭州也不好，就想，上海还有点活路。她们总是在筹划盘缠，同时作逃票的预谋。一上火车她们便装作陌生人，素不相识。当人们不注意时，祖孙二人视线碰到一起，便挤一挤眼，这是快乐的不期而遇。有时候，她们还会装成萍水相逢似的，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天。她祖母说：小伢儿，你一个人去上海做什么？她说：我奶奶在上海等我。或者这样，她说：老婆婆，你一个人去上海做什么？她祖母说：我孙女儿在上海等我。一边说，一边在肚子里憋不住地笑。那时候，杭州到上海是一天一班慢车，车上是木头的长条椅，一摇一晃，一坐就是一天，这就是她们祖孙所找到的消遣。睡觉也是一种消磨的办法，无票乘车的母亲一上车就骨碌一下滚进木头长椅底下，火车哐啷哐啷的节奏催人入眠。母亲就在这一来一去的火车旅行之间长大，她的身高渐渐高出了车厢里的木椅，她就蜷起身子，不让查票的看见。她们的生计主要是她祖母替人翻丝棉和向富亲戚家“借”钱。母亲到大房子磕头就是“借”钱的一幕场景。她们所以没有去讨饭是因为她祖母的虚荣心。她祖母说：我们家祖上是状元出身，书香门第，做不到光宗耀祖，也决不可辱没门楣。做状元的好后代这一个信念支持着她们祖孙决不去讨饭，她们无论如何不能沦落到乞丐这一步去。就这样，一名状元出现在我们家的历史上了。
曾外祖母这人我想起便觉得惨淡而又悲壮，她是努力要使我们家历史堂堂正正往下写的一人。别的人都在随风而去，起着破坏历史的作用，她一个人力挽狂澜，于事又有何补。记得曾外祖母的除我母亲，还有一人，是母亲的小学校长。当她祖母送她上学去时，他正坐在课桌上挖脚。那是一所贫民小学，学杂费全免，这校长其实是一名地下党员，后来竟成为母亲所在机关的领导，也是同志之一。母亲在和领导谈工作之余，有时会共同回想过去的往事：领导教她读书。他教母亲背诵《伊索寓言》——“从前有一个农夫”。母亲在背书方面缺乏天才，当别人放学回家，她却留在学校，继续背诵“从前有一个农夫”。校长坐在桌子上监督，一边挖脚，然后说：你这小孩没有指望了。母亲使他失望，所以并没有成为他发展革命力量的对象，母亲参加革命是从另一条道路。对于母亲成长为一名同志，他并没有建树，他没有教母亲任何革命道理，只教“从前有一个农夫”。母亲记得他有一日神秘的失踪，小学校便不宣自闭。关于他的传说有许多，有说他是个掮客；做黄货买卖，赔了钱无力偿还，只得卷席而逃。上海这城市，这类诈骗背信拆白党行径天天都有发生。这里集中了许多底细不明的人，他们来无影去无踪，神秘兮兮。贪小图利的二房东，为了把他们那些三层阁、亭子间，甚至灶披间租出去，从来不过问房客的来龙去脉，只要不拖欠房租就行。其实，校长只不过是从这个区迁到了那个区，重新又开办了一所贫民小学。他所以连夜搬迁是因为那天晚上有个外国人来敲他的门，说要找某人，是个女人的名字，他说没有此人，外国人却不依，继续把门敲得砰砰响，惊醒了一条弄堂，人们都推窗张望。校长只得再去开门，再次说没有他要找的人，外国人不相信，直往他身后看，最后才悻悻而去。校长觉得事情蹊跷，心想这地方不能再呆啦！做他们这样工作的人警惕性总是很高。他们生活在日伪占领的沦陷区，好比生活在敌人的心脏。他们睡觉的时候都保持着清醒的耳目，一旦有异常情形发生，立即作出反应。能够人不知鬼不觉地迅速搬家也是他们必要的本领。他们的生活用品总是可简可繁，要说走，一个铺盖就可走，要说留，转眼间便安居乐业。他们还能够摇身几变，今天是个商人，明天就成了个伙计。他们在形势较好的时候，积极地工作：传送情报，接应同志，宣传革命，发动群众；当革命进入低潮时便偃旗息鼓，保存斗争力量。校长在一夜之间搬了家，他想：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别看他平时动作迟缓，搬起家来机灵得像一只鼠。后来他才知道那只是虚惊一场，原来在他之前的房客是一个妓女，那天是她多年前的老相好上门，情况就是这样。校长和母亲就这样分手，后来，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母亲是野战军，站在进攻的队伍里，校长则是内应，这一对师生就此成了同志。这种戏剧性的事件在后来的和平时期就极少发生，动荡的社会就有这点好处，可为人生提供奇遇。为母亲制造这奇遇的开头一人，应当说是曾外祖母，她在她日薄西山的日子里，还努力地为母亲建立着社会关系。母亲和领导的亲过常人的关系上，有着曾外祖母生命的一抹残照。后来，领导他也死了，虽说是寿终正寝，可也令人哀思绵绵。在这世界上，旧的关系渐渐在解除，新的关系却来不及建立。死去一个相熟的人，剩下的我们就又孤单了一点。我发现，母亲为什么不怎么怕孤单，还因为有这些奇遇垫底，而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也很想有一件奇遇，比如说在公共汽车上，或者马路上的不期而遇。战争的年代已经过去，奇遇的舞台只剩下这些公共场所。可是一旦有陌生人对我们说：朋友，去看电影吧，我们又会瑟缩不前。不能怪我们叶公好龙，而是因为这城市的治安不怎么样，犯罪率每天在增高。母亲虽然是一个孤儿，可是能有这些奇遇，为她创造不寻常的同志关系，可谓是孤儿不孤。而我们有爹有娘，倒像是真正的孤儿。
母亲她祖母在抚育母亲的过程中，有过数次壮举，其中一次是拐卖丫头荷花。荷花是母亲她姑母、即她祖母的女儿出阁时的陪送丫头。从这点看，母亲家曾经有过一个繁荣时期。这里又有一个人物出场了，那就是母亲的姑母。她姑母虽然生长在我们家的鼎盛时期，却只读过半年书，中途而废的原因是在她上学的路上，总有一个男孩用石头扔她。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是一个穷人对富人的仇视，还是一个男孩对一个女孩的转爱为恨？谁也不知道。总之，她姑母读了半年书，男孩就扔了半年石头，使得她姑母视学途为危途，辍学回家，两下里都太平了下来。荷花大约是从小买来的丫头，没爹没娘，和她姑母一同长大，最后陪送到了她姑父家。拐卖荷花的计划，是在她祖母山穷水尽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作出的。所有的亲戚都已经因为无穷尽的告贷而冷了脸面，我想其中一定也包括杭州的她姑母家，并且由于她祖母的不断上门，使她姑母在夫家的日子不太好过。她心里一定又愁又怨，虽然每日里穿金戴银，做少祖母的款儿，其实却是个断肠人。当时，她们祖孙已经断了炊，她祖母当机立断，让母亲自己呆在上海，独自一人回了杭州。这一趟回杭州她祖母没有买票，她身无分文，心反而定了，想：随你把我怎么办，我反正就这样了。她这种念头已经接近于耍赖，却也包含有“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这一层道理。她想，她只有一件牵挂放不下，那就是我母亲。想到我母亲，她不由悲凉地想到：自己要死了可怎么办？我想，这就是她祖母后来去吃那致她死地的人参的思想源头。她想到她一旦死去，我母亲的凄惨景象，忍不住就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她一个人哭得哀哀的，也没有人注意她，乘坐火车的人总是昏昏欲睡。她用破烂不堪的衣袖在脸上横一把竖一把地抹着，车窗外已经换了景色。她祖母来到岳坟附近的女儿家门口，天还没亮。风有些凉，她祖母站得脚麻。她双手笼在袖子里，望着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冥灭。她想她这一生，向回看没什么意思了，向前看也看不见什么，只有眼下，于是就什么也不去想了。风吹过来，似乎还带有南宋时的弦管歌舞的轻音曼曲，那股绮靡之下的衰落之气弥漫在晨曦里面，一点一点消散开去。只听“吱”的一声门响，她祖母不由地抖索了一下，思想从漫无边际之中收拢了。她看见后门开了，一个身影掩了出来，正是荷花，她一手拢着披散开的头发，一手端了一个簸箕。她睡眼惺忪的，路也走不直。当我曾外祖母走出来，夺过她手中的簸箕往地上一放，她不由地惊了一下，险些儿要叫出声来，等看清了是我曾外祖母时才松下一口气，叫了声“老太太”。荷花这一声叫，却勾起了我曾外祖母的无限感慨。她想：如今还有什么老太太不老太太的了。她看了看荷花，见她满脸纳闷，憨态可掬的样子，不由叹了一口气。荷花说：老太太为什么不进屋去，要不要我去叫姑娘出来。她以为我曾外祖母这回来也和其他无数次来一样，是向姑娘要钱要首饰。我曾外祖母摇摇头不言语。停了一时，她忽然笑了一下，凑近荷花的耳朵，说：荷花，跟我去上海不去？荷花疑疑惑惑地说：去上海干吗？我曾外祖母就慢慢地与她说，在上海给她找了份帮人的事情，服侍产婆，管吃管住，还另有工钱。不容荷花犹豫，我曾外祖母推起她就走。荷花也不想想等会儿姑娘找不到她该有多着急，也不探探老太太话中的虚实，只说了一声：等我把簸箕倒了送回灶间。我曾外祖母当然没依她，她也不再争了，两人就这么一径来到车站，上了火车。可怜荷花她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懵懵懂懂到了上海，还当是在做梦。我曾外祖母早已经说好了买主，荷花一到，就一手交钱，一手交人。这一次买卖，扣去中人的佣金，付了拖欠的房租，到当铺赎回过冬的棉衣，还剩有几十块光洋，供我母亲她们度过了一段安乐的日子。再说杭州那边，找了一天的荷花，连个影子都没找到。只有我姑婆私下有些明白，却要作出更不明白的样子。她一家一家亲戚走着，见人就问：看见荷花那死鬼吗？心里则暗暗叫苦：妈呀，你造的什么孽啊！她想她母亲这一段音信杳然，她母亲每一段音信杳然之后都会有出其不意的惊人手笔出现。她想她母亲拖了个孙女儿不知度的什么样的日子，眼看着冬天又要到了。她想着这些，不由愁肠百结，泪水涟涟。而这时候，我母亲和我曾外祖母已经吃上了多日以来第一顿饱饭，随后进入了甜蜜的梦乡。惟独不知道的是，荷花到了哪里，是做了人家的丫头，还是小老婆，或者是一个婊子。荷花从此不知下落，永远地消失了。
这些人物和事件我都是连问带猜这么得出的，虚实很难推敲，但母亲从小在杭州与上海来回这点不会错，这是她亲口对我说的，附带说出了逃票的情节。我想母亲那时其实是上海城市的流民，属社会不稳定因素。她们栖宿的大都是灶披间这类地方，租金很低。她奶奶也具有夜间逃遁的本领，在当付房租的前夜，无声无息地消失。她们的行李非常简单，只有一条棉被和一条席子。她奶奶背着棉被，席子由我母亲负责。她们在火车站也睡过三五个夜晚，席地而卧，头上是星星月亮，带有露营的气氛。四周全是席地而睡的人们，城市的火车站是一个大露营地，许多流浪的人们在那里度过前途未卜的希望蠢动的一夜。他们出于逃避现实的本能，入睡都特别迅速，睡得还特别酣畅，好像是世界上最最安居乐业的人。睡觉是一件好事情，它可缓解一切危机。这样的露营地对于一个孩子，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孩子们吵吵嚷嚷，不一会儿就结起了欢乐的联盟，他们疯过了头，最后终要招来大人的责打，以啼哭着入睡收场。母亲参加露营一般是等待次日凌晨的火车。凌晨乘车有一种天地苍茫的感觉，站台上灯光昏暗，车厢里面空荡荡，汽笛在静夜里嘶鸣。都说上海是夜上海，上海的夜晚最美丽热闹，其实上海夜晚是最最寂寞，最最动荡不安的夜晚。在她们祖孙流民的生涯里，她们和人的相遇净是萍水相逢，她们今天认识一个，明天就离开了，今后不会再见到，像校长那样的奇遇毕竟只在少数，大多数人物的出现都是一次性的。在她们祖孙的流民生活中，比较固定地出场的人物，除了她们需要求贷的姑婆家和姨婆家，还有两个不定期出场人物，一个是她奶奶的兄弟，即母亲的舅公，另一个是她奶奶家当年的账房，后来在上海当铺里做朝奉，叫七斤公公。
关于她舅公，母亲的记忆很不详，她一会儿以为他在杭州开有一个的笃班，来过上海扇子桥一个剧场演出；一会儿以为他喜欢变戏法，跟过一个杂技班子，演出的地点是在上海“大世界”。总之，她舅公是一个热心民间艺术的人物。为了建设的笃班或者是学习变戏法，他倾家荡产。他从乡下买来穷人家里养不活且又聪敏伶俐的女孩子，供她们吃穿住，再请师傅来教戏，置办行头也很花钱。的笃班据说是越剧的前身，在浙江南部一带，分布有无数个的笃班，它们自生自灭，在世道安定，经济略为繁荣的时候，串街走乡地演出一出出才子佳人的脂粉故事。那是一个民风自由而抒情的地方，有西施和范蠡的传说为他们树立了爱情至上的榜样，他们和以儒教为正统的中原政治保持了地理和心理的距离，编派情事是他们的特长和热情所在。他们大都小家小户，员外家是他们的最高门第。使一位员外家的小姐和一名穷书生联合，穷尽了他们对爱情的传奇性和社会性的最高想象。员外小姐和贫寒书生是的笃班戏文里的永恒人物，培养一个生角和一个旦角是一个的笃班的基本建设。她舅公对生角和旦角的要求很高，他有伯乐的胆，却无伯乐的识，他培养了多名生旦角色终也没成器，演出很失败。在扇子桥头炮就没打响，接着是连日雨雪，场子里空空荡荡，当地的流氓又来捣蛋，因他忘了给地头蛇烧香。最后他是典卖了衣箱行头，才得以回到杭州。这只是她舅公的笃班无数次兴衰中的一次。他具有不屈不挠的性格和对理想执著的追求。学习变戏法也是花销很大的事。戏法的秘诀是家传法宝，传男不传女，像她舅公这样一个没有遗产继承的人，要去偷得一点技艺，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他不知在师傅身上花了多少钱，他在这个师傅身上花点钱，那个师傅身上花点钱，还要收买师傅搭档。他善于钻研，广开思路，眼明手快，诡计多端，他学了一招又一招。关于她舅公是变戏法的这一说里，还有一个情节，那就是他是青帮中的一员，属“通”字辈。“通”字辈虽然是青帮里的小字辈，上有清，净，道，德，大，五代压顶，但“通”辈中亦出过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上海影星阮玲玉的情人唐季珊。入帮是要花钱的事情，像他这样半途出道的戏法家，要加入一个杂技班子，我想也要靠钱去通融。在“大世界”演出自然是她舅公事业辉煌的顶点。“大世界”的杂技场子当是在中心地带，几层长廊环绕。变戏法又是杂技中顶顶令人激动的一幕，多少神奇古怪的事情就在眼皮子底下发生，顿时山呼海啸，波澜起伏。那时候上海这城市是个做梦的城市，听着像是梦话的，转瞬间却成了现实。这是这个近代城市发展初期的重要特征，就是机会很多，可能性很大，瞬息万变。变戏法是将梦想实现的过程典型化，叫人们满心欢喜。像“大世界”这样的演出毕竟难得，更多的时候他是独自一人，找不到班子。他游来逛去的找班子，通人情，花钱如水流。那时我曾外祖母家还可以，这个姐姐便成了他资金的重要来源。
她舅公在她奶奶家不受欢迎，无论是的笃班还是变戏法都不上桌面，有辱状元后代的门庭，于一个小型工商业主门下也是不耻的贱业。她舅公总是从后门迂回地接近她奶奶家，姐弟二人坐在灶间里，嘁嘁嚓嚓说个不停。她舅公梳一个油光的分头，白纺绸的长衫，手里经常捏一把折扇，作他的道具。他行动说话都像做戏，令她奶奶家的人深深讨厌。一旦发现她舅公又来与她奶奶接头，家中就会爆发一场争吵。我外公还怀疑我曾外祖母贴钱给他，这是在我曾外祖父去世之后，我外公与我曾外祖母矛盾的焦点。我外公怀疑我曾外祖母给他的钱远远超过实际的情况，出于怕吃亏的心理，我外公就加紧花钱。我外公花钱的方式五花八门，斗蟋蟀，扎鹞子，吸鸦片。鸦片这东西其实并不像后人说得那么可怕，它使人陶陶然，心平气和，脾性特别安详。烟膏的香味，沁人肺腑，令人久久不能忘怀。它还是一种良药，可治疗拉痢和肚疼一些毛病。于我外公这样的人家，完全是能够承担的消费。问题在于曾外祖父死后，家中的情形就处于光消费，不生产，还要发生内战，离心离德，这是我外公家破产的原因，也是我外公最后出走的原因之一。我外公从心底里蔑视他舅舅，只是出于嫌贫爱富，而不像我曾外祖父是从尊严出发，这是我外公堕落的表证之一。我母亲讨厌越剧，不让我们看越剧的出发点，则是精神境界的问题，她要我们从小屏除小家子气，树立大家子气。在母亲和她奶奶漂泊的日子里，她舅公尽他的可能给予她们帮助，比如收留母亲一段，让她奶奶自己出去找活路。从这点看，她舅公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加上他热爱艺术，总之是个性情中人。母亲住在他家，每到夜晚都会遗床，这于她平时一贯的少吃少拉的作风不符，至今母亲也无法解释这一奇怪现象。母亲在他家的床上画了一张又一张地图，她舅公有一回听了偏方杀了一只鸽子给她吃，这鸽子有可能是他变戏法的道具，已经衰老无用，结果还是照尿不误。这个舅公具有传奇色彩，不太走运，在上海很失败。在母亲的记忆中，他家有一只猴子。后来，母亲的记忆模糊了，这只猴子就到了她姨母家，然后又到了她姑母家。这只猴子在母亲记忆中长生不老，在她那些下落不明的亲戚家里游荡，从这家到那家，从那家到这家，有时也回到她舅公家。鸽子和猴子使她舅公家就此变得活泼泼，乱糟糟，鸡飞狗又跳。
七斤公公是我外公茧行里一名账房，每到收茧的时候，他就坐在藤椅上，吸一根巨大的水烟袋，监督过秤。对他的说法也相当复杂，有说他在我曾外祖父死后勉力撑持这份生意，最终由不得老的倒贴，小的挪用，还是败了业。另有一种绝然相反的说法，则是他是头一个吃里扒外的人物，是个米蠹虫。他在加速我们家的破产方面，犹如干柴上添了一把火。后来他在上海，又和我曾外祖母碰头。他是当铺里的朝奉，而当铺则是我曾外祖母经常光顾的地方，从概率的概念出发，他们的碰头势在必然。他是我外公的同乡，绍兴人，我猜想他具有一副绍兴师爷的面目和头脑，他精于计算，很识行情，曾经是我曾外祖父的得力助手，也是我曾外祖父家的一员。他看着我曾外祖父娶了我曾外祖母，又目睹了我外公的出生，再参与操办了我外公和我外婆的喜事。据说我外婆的嫁妆摆了有大半条街，我外婆是南浔四大家之一、庞家的女儿。能娶这家的女儿为媳，也可见得当年我曾外祖父家的发迹。当时，七斤公公穿着簇新的长袍，忙里忙外，水烟袋不离手。在我曾外祖父死后，曾有一时，他承担起茧行的全部管理。我想我曾外祖母相当信任他，我外婆也还可以，只是我外公不买他的账。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我外公身为小老板，看不惯一个账房在家中颐指气使；其次，出于和我曾外祖母的矛盾，凡是我曾外祖母信任的人，他一概不信任；第三，他听了许多于七斤公公不利的闲话，对他徒生疑心。于是，我外公非但不与七斤公公合作，努力支撑家业，还和七斤公公作对。自从我曾外祖父死后，家庭内部的矛盾就是这样复杂，并且愈演愈烈。七斤公公晓得这份家业要完了，他再努力也不过是苟延残喘。后来，我外公败了家，卖了房子，举家迁往上海，七斤公公心酸之余，也感到了如释重负。我想，凭七斤公公后来到上海做朝奉这一点来说，七斤公公不可能吃里扒外。假如他有一些本钱，凭了他的智慧和世故，做个生意不在话下。当然，那是一个混乱的世道，一次大战后，全世界陷入经济大萧条，或许七斤公公的小本生意破了产也说不定。那时候，上海是所有破产人的希望。这就是上海的车站拥挤的原因。七斤公公离开我外公家，再和我曾外祖母碰头，其间有一些什么遭际，我们不知道。自从他与我曾外祖母碰头之后，他有时会来看望她们祖孙，为她们找房子。他和曾外祖母已不再是过去的主仆关系，即使在过去的主仆关系中，他们也还有一种超越了阶级的情义浓浓的关系，那就是同乡。同乡的概念在今天的我们头脑里，已变得有些费解。乡情的意义，我想一是土地的原因，由于共一方水土；二是宗族的原因，他们很可能是一个祖先的后代。所以，同乡之间是有着水土与血缘的交融关系，在上海这城市里，同乡会到处皆是。所以，七斤公公和我曾外祖母，除了往昔的主仆之恩外，还是一对乡亲。在母亲已经熟睡以后，七斤公公吸着水烟袋，我曾外祖母做着针线，他们回忆起过去的时光。看着我母亲酣睡的样子，他们不免会想起我外婆，他们想：一个花一样娇嫩的人，就这样没了。我曾外祖母会落下泪来，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凉永难消散。然后就又憎恨又无奈地说起我外公，他一走了事，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寻欢作乐去了。七斤公公会讲一些宏观性的人生道理给曾外祖母听，比如“六十年风水轮流转”的道理，来劝解曾外祖母。七斤公公在她们祖孙惨淡的流民生活中，所起到的安慰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做一名朝奉需有识货的眼光和如簧的巧舌，他要一眼识破所典之物的真伪高低，再以机智的辩才去争得一个最低当价。七斤公公如果早生十数年，到衙门台府做一名幕友，前途将是远大的。可惜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政体改换，幕友的职业逐渐消亡，七斤公公就只好到上海去做一名朝奉。
老实说，母亲对以上这些人物的记忆极其淡漠，她仅仅对一些道具有印象，比如，她舅公家的猴子，七斤公公的水烟袋。我就从这些道具出发，去组织我们家的亲属关系。我觉得，我曾外祖母的去世是使这些亲属关系以及同乡关系脱离的关键，意味着母亲家族的最后离散。我曾外祖母是吃了别人赠予的一支人参而死。送人参的，我至今也想不出是何许人也。送人参这一行为证明在他心目中，我曾外祖母家就好比老话中所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虽然败了，也是个富户。所以，他选择了送人参，而不是送一斗米。然后，又是什么原因促使我曾外祖母不去将这人参换米，而是自己吃了它呢？我想，她是为了长寿。那时她已经年老力衰，她想她是朝不保夕，一日不如一日，她明显感觉到体内的生命在迅速的消耗。在这同时，我想，吃一支人参多少也唤起了她对往昔光荣岁月的缅怀，含有回味的意思。然而她没有料到，她衰老而虚弱的体质已经承受不住人参这样强劲的进补了。这支人参，最后地、一举地，扑灭了她微弱的生命之火。吃一支人参而死，在我的想象中，具有一种安慰的气氛，我曾外祖母是死在一个往昔的缅怀之中，或者反过来说，是这一个缅怀残酷地杀了她。无论怎样，这都是一种两厢情愿的死法，只是苦了我母亲。她奶奶的死是母亲一生中最悲惨的遭遇。那年她十三岁，谁都说这孩子活不下去了，只有死路一条了。人们分头去找我外公，让这浪子回家为老母送终，去找的人都失望而归，说他已经死在前面了。结果，我曾外祖母的薄皮棺材后面，就只有哭哭啼啼的我母亲和她姑母。母亲先是在她姑母家，然后被送到上海她姨母家，再被送去了英国人的孤儿院。孤儿院的生涯就是那时候开始的，老同学的情谊也是那时候结下的。
孤儿院在母亲的社会关系史上，可说是具有开端的意义，从此母亲开始建设她自己的人际关系。如果说母亲在亲属们安排之下进了孤儿院，使她和亲属之间还保持了一些微弱的联系，那么，当她毅然逃出孤儿院，采取了这样公然违抗人们的决绝行动，亲属们便彻底将她放逐出去了。她姨母为她偿还了她在孤儿院的宿膳费，这本是可以“奉献上帝”而作抵销的。偿付宿膳费是母亲和她亲属的关系的最后收场，从此一刀两断。这就是我们家在社会关系方面，一无遗产可继承的最终缘由。这就是过节时人家走亲戚家我们只能走同志家的最终缘由。母亲从孤儿院出来以后，才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孤儿。自从母亲开始她孤儿的生活，她的社会关系就带有一种人为的再建的色彩，老同学可否算首当其冲第一种？然后，接下去，母亲和同志们的关系就要开始了。
母亲参加到同志的队伍，其实机会很多。第一次是校长，可是校长没有发展母亲，他把教育的重点放在了背诵“从前有一个农夫”。后来，我母亲在一个女子寄宿学校读书，那学校其实就有一个地下的党组织，而他们也忽略了母亲。他们为什么会忽略一个孤儿这种革命与反抗的力量，我也弄不太明白。母亲对共产党也无认识，心思全在早日有一个糊口的饭碗。她每天最热衷的是看报纸上的征用女秘书启事，还有就是去看电线杆子上的张贴。我估计她也偷偷地往电线杆子上贴过求职启事。她曾经无数次地去应征，都因僧多粥少而落了空。找一碗饭吃是母亲从小到大的生活目标和动力。因此最后她投奔新四军根据地，主要是出于对吃饭的考虑。当然，屡次在求职上的碰壁，也已经使她认识到这个社会不行了，可是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才行，她却并不知道。她和所有时代的青年一样，愤世嫉俗，和社会抱有对抗的姿态。她和所有时代的青年不同的地方在于，人家青年胸中有一个空空洞洞却轰轰烈烈的理想，她只有一个渺小却实在的吃饭问题。
在母亲的女子寄宿学校里，有一个女生，女生常有一个表姐来访，有时一来就不走了，与她表妹挤一张床睡觉。由于常来常往，女生的表姐和大家就熟了，尤其是和母亲。到后来，她倒和自己的表妹淡了，和母亲却成了好友。她带母亲去看原版电影，豪华的国泰电影院里空空荡荡，观众寥寥。她却拉了母亲坐在后排，使母亲很觉吃亏。看电影于母亲向来是奢侈的享受，坐得越近越好，母亲至今还有看电影坐前排的习惯。越过空旷的座席，放映孔中射出的光柱在黑暗中明暗变幻，母亲有时看看那表姐，表姐的侧影看上去心事重重。母亲也应邀去过那表姐家，她家住一幢石库门房屋，天井的墙很高，天井又很窄，使人感觉压抑。她把母亲径直带到她的房间，两人睡一张床上，听无线电里周璇的歌唱。她似听非听，不知在想些什么。有时，母亲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后已是黄昏，天井里一棵夹竹桃的树影在窗户上摇晃。屋里很暗，楼下客堂里，一桌麻将还未散，滴滴落落地响。母亲想这表姐，一定有一桩烦恼，可是表姐不开口，她就不好问了。这种识相的态度，大约就是表姐喜欢母亲的原因。这样，她既可有人作伴，又可无人打搅。母亲同情她，却并不太喜欢她。她有时表现出的小女儿状的亲昵使母亲很感不适，比如走在街上，胳膊挽着胳膊。胳膊挽胳膊是母亲禁止我们做的动作之一。她的某些情调也使性子刚烈的母亲感到肉麻，比如看好莱坞影片时的唏嘘不已。她的穿着与母亲截然不同，冬天她穿一件豹皮大衣，母亲则穿一件朴素的棉袍，走在一边难免有瑟缩之感。她曾要赠送衣物给母亲，母亲执意不收，使她难堪得哭了起来。这时母亲就说：你要真和我好，求你爹爹替我找个事做。后来，她真的给母亲找了个事，在小学做代课老师。母亲领取第一个月薪水时，请她吃了生煎包子和鸡鸭血汤。
接下来，事情就有些浪漫。那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整个世界风云激荡，上海的孤岛最后崩溃，社会动荡，政治多变，经济萧条，苦闷的青年在街头徘徊，寻找着出路。这是书写传奇的时节。应当说，浪漫主义的日子，母亲这一辈，还赶上了点尾巴。同志式的关系，其实带有浓郁的乌托邦色彩，这色彩吸引了许多胸有大志的青年。他们从旧的关系中挣脱出来，去获取这种全新的光芒四射的关系。母亲他们一行四人来到苏北解放区时，在饭馆吃饭，听见人们叫跑堂的小二为“同志”，是多么欣喜啊！“同志”这个词，给人的关系增添了高尚的意味。它将社会关系纯化了，洗涤了其间一切原始积累的渣滓，只留下精神的联盟。进入解放区是以称呼改变为标志的：新鲜与欢喜，抵消了纪律整肃和生活艰苦带给他们的种种不惯。母亲他们去解放区的一行四人是：母亲，表姐，还有一对兄弟，大的叫辛宝，小的叫德宝。他们装扮成有钱的商人夫妇，穿着长大衣，母亲的大衣自然是向表姐借的。母亲和表姐还钳了眉毛，涂了口红，用火钳烫了头发。还没有上路，他们已被这行动中的传奇色彩激动了。他们在辛宝和德宝的亭子间里商议了几个夜晚，设想有种种遇险，然后制定脱险方案，一边在烟囱炉上烤着朝鲜鱿鱼干和年糕片吃。他们这几个彷徨的青年终于聚在了一起，一股相濡以沫的心情充满在他们中间，苦闷也有些驱散。他们似乎并非才认识不久的萍水相逢的四个人，而是同根生同根长的兄弟姐妹。可是他们大约还不知道，他们作出的决定是个大决定，他们的人生道路从此扭转了走向。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很多人生的大决定都出于偶然，这也就是传奇发生的基础。
辛宝和德宝也是我们家常来常往的同志，过年时走动的同志家之一。去苏北根据地的故事听他们说过几回，每一回都不尽相同。不过也不要紧，从黑暗走向光明的途径本来就有千千万万种。并且，他们不尽相同的说法刺激了我的想象力，写一个好故事大有希望。现在把话说回来，事情是这样的：表姐把母亲介绍到某小学当代课老师，她几乎天天都要来学校找母亲。上课的时候，她就到各教室坐坐听听，聊以解闷。她几乎每天换一身行头，在薪金微薄生活贫寒的小学教员中显得十分扎眼，也使人侧目。但表姐对人随和，甚至还很殷勤，有时帮着打水扫地，于是，人们的态度才又和缓了下来。一日，她从隔壁的教室听课回来，问我母亲道：那人是谁？母亲顺了她的指点望去，见是一个消瘦黝黑的青年，手里拿着粉笔和书本，正从教室里走出。母亲看了有些面生，就问其他同事。有同事说：这是德宝老师的哥哥辛宝老师，替他弟弟代课的。以后几日，表姐日日必听那黑瘦青年的课，课后就沉默不语，陷入冥思。由此，母亲也开始注意起这位辛宝老师。听同事说，他是从大后方来的青年，在上海找不到工作，只能和弟弟挤住在一起。这一日，表姐请母亲吃饭，吃饭间，她忽然说起了自己的事情。她说她家里给她说了一门亲事，男方是个做五金颜料的商人，比她年长十一岁，她虽不情愿又有何用，儿女婚嫁自古是父母说了算。何况她一无经济能力，不从父命又从谁命？那男家对她逼得很紧，天天催问嫁期，衣服给她做了有几箱。她心里恨恨的，又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她只有将那男人送来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赌气似的穿。其实，我是很羡慕你的——表姐她说，低下头去，摆弄一双筷子。母亲没料想今日她会有这样贴心的话对自己说，又恍悟到表姐她原来有这般心事啊！表姐忽又抬起头，眼睛亮着，说：从那辛宝老师的话里，听出有想走的意思，他说，上海这城市太沉闷了，这话正契合了她的心。这时，母亲提出一个现实的问题：走往哪里去？表姐却好像没听见母亲的话，她越来越兴奋了，脸上浮起了红晕：倘若他能带了我们走，离开上海这沉闷的地方，多好啊！表姐她的情绪感染了母亲，“走”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字眼，母亲猛省到，自从她奶奶死后，她在上海这城市里已经停留得过久了，这停留早已叫她心生烦闷，这真是一个沉闷的上海。为了一份微薄的薪水，她早出晚归，在这阴湿的教室里教书。那是在母亲十八岁的时候，由于从小饱受磨砺，身心都很结实，又吃了几天饱饭，便感觉到那弄堂里的小学校的窒息。她们当下决定，去探那辛宝老师的口风。下一天傍晚，趁人不备，我母亲递给辛宝老师一张字条，约他到咖啡馆喝咖啡。这是一种摩登的行为，于我母亲是史无前例头一遭，以此也可看出，上海在四十年代，就已是一个开放的城市了。
再说辛宝老师，接到这一字条，首先跳出的念头是：会不会是一个圈套？这也反映了像他这样一个来自大后方的青年在沦陷区上海险象环生的处境。他想上海是个拆白党很多的地方，近来又增添了特务，这两种营生合在一起，使得上海就像一个大陷阱。沉闷的上海啊！辛宝老师感到胸膛里有一团火似的东西，眼看着就要爆发。他回到他弟弟的亭子间，将这字条给他弟弟德宝看。德宝老师由于失恋，苍白和忧郁得像一个患了结核病的人。他已有一个星期卧床不起，一日三餐由哥哥送到床前，转眼间扒得精光，说明失恋的事件伤了他的心，却没有伤他的脾胃。这时他从被窝里伸出乱糟糟的鸡窝般的头去看那字条。字条使他来了精神，他看出字条上娟秀的字迹出于女性之手。他说，是不是圈套，要去看个究竟再说。他们继而为第二天的约会作了长长的讨论。首先是服装问题，是长衫还是西装，这问题对德宝折磨得比较久些，最后他决定穿西服，将西装裤铺在被褥下压了一晚裤线。然后是谁来会钞的问题。辛宝说，既是对方发出邀请，自然由对方会钞；德宝说，哪有叫女士会钞的道理。可是兄弟俩口袋里只有一块钱，那咖啡馆他们从未去过，不知个中深浅。这个问题苦恼着他们两人的头脑，并使他们联想起上海的沉闷，失业者连日增加。上海街道上的电线杆子，辛宝如数家珍，却还找不到一个糊口的位置。
约会是成功的，表姐她眼明手快，抢先会了钞，又建议去看一场电影。去电影院的路上，母亲和德宝同时地停在了一根电线杆子前，本能地去看那上面的招聘启事。他们不禁相视一笑，这一举止使他们的互相认识进了一步。他们想：他们其实都是上海这城市里没有出路的青年，一句古诗涌上他们心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彼此取得信任，互诉身世和平生抱负。这时候，走的问题自然而然地提到了面前。当表姐她说出这个字的时候，母亲看见辛宝德宝兄弟迅速地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露出了神秘的微笑。等到表姐说到往哪里走的时候，辛宝慢慢地开口说：倒是有一个地方可以走，就不知道你们愿不愿。表姐与母亲便紧着追问是什么地方，辛宝又慢慢地吐了两个字：苏北。同时伸出了四个手指。母亲她们不由地惊呆了。辛宝的目光缓缓地在她们脸上移动，半天，母亲才说出一句话：你有路吗？辛宝说一声有啊，就从最里面的衣服口袋里摸出了一张信纸，给她们看。原来是他们的一个大哥，现在苏北新四军做教官，给他们写来的信。他们本来并没有将这作为一条出路，可是一旦动了走的念头，便想到了它。这个亭子间的晚上具有革命前夜的意味，他们四个青年，由于看到了一条出路，陡然振作起来。他们那时候没想到拯救人类，他们只想救自己。社会的黑暗，战争的持久，生存的艰辛，以及青春期的苦闷，扼住了他们年轻的咽喉。去根据地的计划是真正将他们这四个不同身世，不同类型的青年紧紧联结起来的关键，这计划里的神圣感和危险性使他们成为真正的相濡以沫的一群。去根据地的计划此时还只在理论准备阶段，促使其进入行动的是德宝和表姐她的恋情。他俩可说是一见钟情，花前月下地定了终身。此时此刻，表姐家也已定好了成亲的日子，形势就变得非常紧急。表姐她偷偷地将她的嫁妆运往辛宝德宝的亭子间。她拎一个手提包，包里装了麻纱的桌布，身上套了五件旗袍，一趟一趟往那亭子间跑。她偷运过来有四季衣服，床上用品，金银首饰，中西餐具。然而有一件最最重要的东西，她却绞尽脑汁也无法偷出来，那就是她的身份证。身份证被她母亲统一锁在抽屉里，钥匙永不离身，白天在腰上，黑夜在枕边。为了这张身份证，她哭了又哭，她想万事俱备，却坏在了一张身份证上。后来，还是辛宝想出办法，他找来一张作废的身份证，稍作修改，贴上表姐她的照片，再用回形针按着旋转一周，制造一个印章。旋转一周是关键的一举，稍有不慎，那圆周就会走形。辛宝他深深地吸一口气，以拇指按着回形针的一端，然后坚决果断迅速沉着地旋去。这本事是在流亡大后方的日子里学会，他把桂林和长沙街道上的电线杆子数完，然后搭了一个浙江人的汽车。汽车烧的是木炭，他的任务是摇鼓风机，以炭气发动引擎，权充车资。数千里路程，他摇了有几百小时的鼓风机，制造有无数张各类证件。用回形针旋转一周是他从无数次成功与失败的体验里总结出的最佳方法。这样，他们一行四人上了船。坐船的经历于母亲是平生第一遭。船走在江道，使人心情舒畅。离开这城市，母亲心里没有一点惋惜，对这城市的记忆母亲在一夜航程间统统忘光。母亲是个朝前看的人，从不为往昔嗟叹。这样的人具有现实精神，生活中一往无前，包袱较少，可是对文化积累无益，他们将历史消耗掉算数，不给后人留下经验的财富。这也是孤儿的特性，所有的人将她抛弃，她也将所有人抛弃。抛弃上海这城市于母亲一无困难，到哪里对她都一样。缅怀这一种情感对她不合适，她会去创造一样什么，却从不会挽留一样什么。去根据地这一行人中，辛宝是最成熟、最足智多谋的一个，对于这次行动，他的作用举足轻重。没有他，便去不了根据地。德宝与表姐这一双则在热恋，儿女情长，情爱的缘故使他们成为这次行动的最积极者。我母亲却是一个真正的战士，她头脑冷静，性格坚定，只向前不后退。对于母亲来说，去根据地的行动其实又是一次切断历史的行动，在一个孤儿的一生中，她将无数次地切断历史，因她无牵无挂，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她走到哪里算哪里。上海就是这样被我母亲抛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