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琳·休斯
我38岁时，一直没有孩子。有一次，一位有孕在身的朋友因为丈夫需要在海外工作数月而向我求助，希望我能当她的分娩教练。这个请求使我受宠若惊，于是一口答应下来。早在很久前，我就打定主意不要孩子，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切身参与到怀孕生子的过程中来，这是多么珍贵的礼物！时间一天天流逝，我们一起为了迎接宝宝而忙碌，我几乎变得和她一样热切地期盼着这个小生命的到来。
待到临产时，我们急忙赶到医院。看着她因为剧痛而备受折磨，我却束手无策。总算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一颗小脑袋先冒出来，接着医生熟练地切开产道，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一个婴儿便呱呱坠地。不久，我的朋友就带着全新的母亲身份，顺利回到家中。
然而后来她告诉我，她还想再要一个孩子。在亲眼目睹她捱过了难熬的九个月和可怕的分娩之痛后，这个决定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好在我已经算是半个过来人了，于是又欢欣鼓舞地陪她把之前的经历再重演一遍。从孩子们在襁褓之中，到他们蹒跚学步，我一直参与其中：接送他们去托儿所，筹备生日派对，甚至做一名临时保姆，好让他们的母亲可以享受难得的片刻休息。
有一天，这位朋友邀请我参加一个研习班，其中有项模拟测验，要求我们选五人组成小组，搭乘“宇宙飞船”去开拓新文明。我毫不犹豫地将她的名字列入自己的名单，但她的名单上却没有我。我震惊地问她原因，她却说：“因为你没有孩子，也不愿意要孩子。”我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伤痛。难道在她心里，因为我选择不要孩子，就没有了价值？她眼中的我只是一个对社会毫无用处的人吗？
在活动结束后，她开始疏远我，并逐渐断绝了这份友谊。当我问到原因时，她告诉我：“现在我有了孩子，我和你已经不再有共同语言了。”我还记得自己当时的回答：“我陪你经历过那么多，现在你竟然这样对我？”我终于意识到，原来自己对一个母亲日夜忙碌的生活竟然一无所知。也许她已疲于照顾家庭的需求，以至于不得不选择放弃一些她再也无力去顾及的人。不经意间，我成了可有可无的那一个。这种取舍一再上演；有了孩子的那些朋友会慢慢从我生活中消失，正如预料的那样。她们时常抛下几句伤人的话，评论我选择丁克生活的决定。这些评论也同样从更亲密的挚友和家人口中说出过。我认识的大多数人似乎始终不能理解与生育传统相违背的行为。那些我常常听到的评论包括：
1.“你的童年一定很不幸。”
直到母亲离世那年，她总在我生日那天打来电话，给我讲起这件往事：“你哥哥出生后，我曾经犹豫过到底要不要再生一个孩子。他是个大胖小子——九磅多重[39]。我觉得自己没办法再经受一遍。但就在我的母亲去世后，我开始渴望下一个孩子，这次要是个女孩儿该多好。怀上你几个月后，我去做了X光检查——那时候是可以做这个检查的。医生告诉我，这胎儿手脚长得真大，很有可能还是个男孩儿。我几乎没法掩饰自己的失望。”
“到临产的时候，整个过程几乎和第一次一样艰难。就在那时，我突然听到有人喊‘是个女孩儿！九磅重，手指脚趾都齐全！’我望向上苍，喃喃道：‘谢谢。我别无所求了。我已经拥有了儿女双全的幸福。’”
这些话我百听不厌。我的父母成长于大萧条时代，“黑色风暴”事件[40]发生时他们正住在俄克拉荷马州，并在那里有了我。艰难困苦的岁月塑造了他们的人生观。他们把所有顺遂当作恩赐，把一切不幸转化为动力。我的母亲活到了94岁，父亲也活到了95岁。
我并不是个完美的孩子，而他们却称得上完美的父母。他们从容面对世事，并懂得如何保留适当的界限和独立性，以及在期望目标与实践行动之间找到平衡。我和母亲的关系如此亲密，彼此毫无保留，以至于长大后我常会望而却步，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和下一代建立起同样的情感纽带。不仅如此，她还为我倾注了毕生心血。她担任过女童子军领队、圣经学院的负责人，还在教堂的儿童唱诗班当助手。她是心灵手巧的裁缝，为我裁剪过拉拉队队服和毕业舞会上的礼服；她还是天赋过人、勤勤恳恳的厨娘，既擅长香甜的椰子奶油派，还能做出堪称绝世美味的炸鸡和肉汤。
要是孩子和我无法建立感情怎么办？更糟的是，如果母亲的身份并不能给我带来如同我母亲曾获得过的那种幸福呢？每当我设想自己有孩子的时候，种种疑虑就充斥脑海。如果选择成为母亲，我又该如何去完成生命中其他的追求呢？我想要有一番作为。我想旅行，想创造艺术作品。我能像母亲那样，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孩子吗？更重要的是，我应该奉献吗？这对我来说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有可能像她一样感受到作为家长的快乐吗？这是不是适合我的生活方式？哪怕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知道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发自本能的回答。我已知道，自己终将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2.“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好母亲。”
和大多数女孩一样，我从小就设想着自己会成为一位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深信“国家掌握在推着摇篮的手上”。高中时期，我当上了“美国未来主妇协会”会长；大学里，我甚至还拿到了家政学的学士学位。
但小时候照顾婴儿的经历却给我带来一种愤怒和挫败感——我震惊于自己居然有种把那些小屁孩儿扔下阳台的冲动。我痛哭流涕地呼唤着正好在楼下的母亲，她马上赶来接下我的烂摊子。她照料孩子的时候是那么简单而自然，完全让我大开眼界。
“你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会改变的，”母亲试图安慰我道。青春期的我笨手笨脚，除了传统女性外没有别的人生楷模，似乎除了沿着母亲的脚步走下去之外别无他法。然而万幸的是，我并没有变成预想中暮气沉沉的仆妇。成年后，我成了哥哥的三个孩子的姑妈，做过初中老师，并旁观了大多数朋友的孩子的问题行为……这些经历让我庆幸自己的自由。父母们承诺为了孩子而奉献出自己的十八年岁月，过着在我看来纷乱嘈杂的生活，这种未来图景并不能吸引我。
我或许没什么当母亲的天分，但却觉得自己能担任很好的父亲角色。我爸爸每天早上离开家去工作，赚钱养家糊口，并掌握着家庭财政大权。他热衷参与政治活动和社区服务；他教我骑车，还告诉我如何同别人公平地玩游戏；他领着我慢慢摆脱对蜘蛛的恐惧，向我展示怎么样安全地放烟火，并且给我上了第一堂关于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启蒙课。他是家里的主心骨，只有家务活和照顾孩子除外——这两方面由妈妈全权负责。
爸爸坚实可靠，给我安全感，但他并不是我沮丧时最先想到的人。每当我为了学校里失之交臂的奖励或者遭遇的其他青春残酷物语而心碎流泪时，他会走进我房间说：“到了下周，你大概根本不记得今天发生了什么。相比你一生需要经历的事情，这点风浪简直微不足道。”接着妈妈就会在厨房里向他大喊道：“保罗，她现在不想听你说这些！”
事实上，与妈妈相比，我与爸爸的相似之处一直更多。但是从来没有人想过对我说一句：“你会成功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
3.“生孩子其实没有那么糟糕。”
我的童年在俄克拉荷马州度过。每逢亡兵纪念日，我们都会去国家公墓在亲人的坟茔前放上塑料花圈。当年纪渐长到可以阅读墓碑上的日期时，我常疑惑为什么有些女性年华早逝。“愿她安息，她死于难产。”我偷听大人们谈论着，却没有感受到安慰。尽管现在生孩子已经是一件比过去安全得多的事情，但仍然没有人能保证万无一失。
青春期里使我倍受折磨的痛经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于分娩的恐惧。我常问自己，为了生下越来越不确定是否想要的孩子，而在生命中一半的时光里被月经所折磨，这样真的明智吗？在参加拉拉队的日子里，经期变得更加难以忍受。我经历着可怕的忽冷忽热，有时还会排出橄榄核大小的血块。脸色苍白、强忍痛苦地离开学校真是既尴尬又羞耻。
每个月的浮肿、潮热，和情绪失控已经严重到让我开始考虑自杀。有些医生直截了当地对母亲说，这些痛苦不过是我的幻觉。可即使成年后，我痛经的症状也没有缓解。我一度向医生请求做输卵管结扎手术，每次医生都会竭力劝阻我说，总有一天我会改变不要孩子的决定。但是他们错了。48岁那年，我做了子宫切除术。如果能早知道我如今的决定，我宁愿时间倒流回12岁，在那时就完成这个手术。
4.“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听到宝宝踢踢踏踏的脚步声？”
1968年，21岁的我嫁给一位年轻的军人。紧接着，家人和朋友纷纷开始询问我们什么时候添丁增口，打算要几个孩子。他们还想让我保证，以后会做个全职妈妈。
基本上，我所生活的圈子和整个社会都在明里暗里地秉承着“神圣三位一体”的观点：保持贞操、婚姻和生子应该是地球上所有好女人的必经之路。我刚进大学时，学校的健康中心开始为已婚或订婚过的学生发放计生用品。亮出订婚钻戒证明我符合条件后，等待我的是第一次可怕的盆腔检查。检查结束后，我拿到避孕药的处方。可由于当时的药效太猛烈，我常常感到不适，以至于差点在试婚纱的时候吐了自己一身。
到了新婚之夜，未经人事的我羞涩又尴尬，面对丈夫时手足无措、方寸大乱。西尔维娅·普拉斯在《钟形罩》中关于男性器官的描写突然跃入脑海，她将其形容为“火鸡脖子连着火鸡胗”。我暗道：“等了这么多年，就为了这玩意？”我甚至感到急需把母亲叫来，帮我解决一下状况。
我丈夫是海军军官，常年不是在海上就是处于低落抑郁中。作为他的妻子，婚姻给我的感受是一种奇异的孤独。我旁观其他军人的妻子——她们有孩子，却同样孤独着，疏离于她们的家庭。一位军人妻子向我吐露她的家庭观：男人只会带钱回家，一旦要照顾孩子，他们就像“公野猪肚子上的奶子”一样毫无用处。
我还认识一位妇人，她丈夫是我丈夫的指挥官，我们常在一起打桥牌，还在丈夫们出海的周六晚上聚餐。有一天我直截了当地问她，有孩子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她说：“我爱我的孩子们，为了保护他们，我甚至可以躺到铁轨上阻拦疾驰而来的火车。但如果我是你，那就另当别论。去享受生活吧，去见识世界，做有想法、独立自由的女人。你可以换男人、换工作、换居住的城市，可孩子却永远无法割舍。”
5.“孩子能使你的婚姻更牢固。”
似乎除了那位军嫂朋友直率地讲出了她所见的实情，其他所有人都热衷于劝我生孩子。丈夫和家族成员们一次次地向我施压，朋友们向我保证，孩子会让婚姻更坚实。但我一直对这段婚姻深怀疑虑，并且认为在感情步入正轨前，推迟要孩子的计划会比较好。
但我们从未有过岁月静好。婚姻对我来说并没有像人们宣扬的那么幸福。它就像一场花言巧语的欺骗，一个强买强卖的交易，需要女人恪守“贞洁、婚姻、生子”三位一体的戒律来换取欢愉。在之后九年里，我无数次回绝生孩子的提议。丈夫最终申请了离婚。我很庆幸没有孩子将我们永远关联在一起。慢慢地，我发现自己的天性就是无法适应传统的生活。我既不想选择一夫一妻的制度，也不想在某个地方终老一生。正如有的女人沉醉于与唯一固定伴侣生儿育女的快乐和挑战中，对我来说，最符合天性也是最幸福的生活方式，是与不同的床伴享受激情。我接受这个事实，也的确这样生活着。
6.“等你上了年纪，谁来给你养老？”
一位曾经常和我一起去漂流的未婚男性朋友最近在睡梦中去世了。他的遗体过了六天才被发现。这让我意识到，自己可能也会遭遇同样的事情。
完全确定自己不会再要孩子以后，我像个疯子一样拼命存钱，买了长期健康保险，还立了一份遗嘱列明遗愿。我指明一位朋友，让她负责决定何时放弃对我生命的维持，并让另一位朋友作为她的替补。我对她们说，要是明显无法再从生存中获得快乐了，还有什么必要再勉强让我活着呢。我还开玩笑道，等我没法讲故事也不想跳舞的时候，就应该让我归西了。比起住在远方、思想传统的亲哥哥，我想也许朋友会更容易做出决定吧。
在我眼里，孩子从来就不是某种晚年的养老保险。我的父母坚决不愿在上年纪后搬来和我同住，甚至不肯搬到我在的城市。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也会和他们一样。父母亲临终前，我悉心照料，但这出于自愿而非义务的束缚。他们对我说：“我们不想看到你打乱现有的生活节奏，为我们奉献一切，或者在我们去世后悲恸悼念。我们度过了幸福的一生，有两个优秀的孩子和一个融洽的大家庭。我们已经别无所求，充满感恩，并做好了随时离开的准备。”因为母亲的一句“我不可能永远活下去，宝贝”，我泪水决堤。然后她也泪流满面，哽咽道：“要离你而去，真的太难了。”
这些年来，我与许多好友结成小团体。我们大多数都是单身，彼此相互照应，来代替对子女的依靠。最近一位朋友诊断出了喉癌，手术过后她做了气管切开术，并插了食道导管。我们几个安排出值班表，每六小时一轮班，以保证总有一个人可以陪着她。从她进医院到出院回家后几个月，我们一直坚持照顾着她。
那么，什么是家庭？家庭应该如何定义？血缘关系一定必不可少吗？如果血缘真的那么重要，婚姻又如何能使丈夫和妻子组成家庭呢？有一群挚友，他们见证过彼此的一生，依偎到老，并且承诺不论疾病或健康都不离不弃、相互扶持，直到死亡将他们分开。这难道不是家庭吗？
7.“你太自私了。”
我曾经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第一家人流手术诊所担任行政管理员。来诊所的女人没有一个愿意踏入这里。她们的遭遇往往相似：尽管一直被要求克制性欲，但她们还是在没有做好避孕措施的情况下，让自然本能占据了上风。在诊所里，我帮助过信奉天主教的女人、亚洲女人、有钱的女人、女博士生，牧师的妻子，还有附近小城镇来的女人。青少年常常独自前来，而男人与家长都极少露面。
她们离开诊所时眼中流露出的解脱神情，让我从这份工作里收获了史无前例的欣慰与满足。她们感激着我们的友善、支持，还有从不妄加评论的态度。我能很自然地向她们表达同情，设身处地为她们着想，尊重、支持她们，并向她们提供相关教育。最让人心痛的是乱伦行为的受害者，她们往往只有十至十五岁。我始终无法接受，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种悲剧却一再发生。如果我来抚养孩子，我有没有足够的精力照顾她们，提供她们所需的关注和关心？从我的角度来说，选择不要孩子是自私的吗？
即使是那些陪同来此的家长们，也会失去理智，愤怒、情绪失控。长久以来对孩子和自己的挫败感使他们精疲力竭，最终上演了可怕的场面。一些家长就此遗弃了他们的孩子。在诊所工作期间，我曾经把三个不同的问题少女带回家，希望这些孩子找到未来方向前，能有一个安全的容身之所。
尽管我乐于和她们相处，但与孩子深入接触还是会让我感到精疲力竭。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不明白，父母是怎样在孩子持续不断的需求之下维持自我的。我佩服他们的付出；我也佩服鸟儿会飞翔，但并不代表我也要赶忙跳下房顶，扑棱翅膀。
8.“不要孩子，你会后悔的。”
某天，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尽管已经万分小心谨慎，我，一个坚决不要孩子还常常教别人避孕的女人，居然怀孕了。虽然我当时身体健康，有合适的对象和稳定的财务状况，但在重新衡量生孩子这个选项后，我内心已经明了，这并不是正确的选择。
我对自己十分恼火，觉得自己很失败，更因为以病人的身份躺在自己的诊所里而感到无比尴尬。不过，意外总归会发生的。它们不可避免，我已经目睹过一次又一次了。选择接受人流手术后，我决定把这种“意外”彻底且永久地留在病床上。今生我再也不会要孩子，也不会再走进婚姻。这两个决定是不可分割的一体。
我偶尔也会好奇，如果我有孩子的话，他（她）应该长成什么样，是怎样的人。住在市郊，每天开车送他们去上课；在杂货店里努力安抚他们突然爆发的小脾气；在他们生病发烧的午夜时分，摇着唱着哄他们入眠……这些体验是什么感觉呢？如果不能成为一个完美的母亲，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自己。应该会非常非常自责吧！
我是一个热爱创造的人。生育孩子是最根本的创造，对于自己缺席于这番经历，我并非完全无动于衷，这点我不否认。母亲虽然从没说过什么，但我怀疑她并不完全明白我的选择。我乐观地猜测，她可能暗中羡慕我，支持我走上不那么传统的道路。可能她也好奇过那么几次，如果她自己也能过上我这样拥有独立和性自由的生活，会是什么感觉。生命是短暂的，它将一些不得已的选择强加于我们身上，但在我们的所有选择背后，总是存在着那条我们未曾选择的道路。不论我们被自己的选择带向何方，我们永远怀揣着对另一条未知道路的憧憬。
我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生活。我的选择不能使生活变得十全十美，也不能保证绝对的幸福。对于所有女人来说，不论有没有孩子，生活都是这样。没有什么是绝对完美的，但我对现有的一切都感到满足。不得不说，我走的这条路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更重要的是，虽然一路上有过失望与艰难，但我从未后悔过选择了这条路，并坚持到底。
9.“难道你不想把自己的血脉传承下去？”
我的前夫对延续他的基因有着强烈的渴望。这很有可能是出于本能，甚至对于很多人而言是物种上的本能。有了孩子似乎可以掩盖生命终将消亡的事实。你的儿子或女儿还生活在世间，作为继承了你一半遗传物质的人，将生命延续下去。对我来说，这些想法从来都不重要。我想这大概仅仅是我的性格原因，不过，也有一系列的作者在影响着我。
保罗·埃利希[41]在他1968年出版的《人口爆炸》一书中首先提出警告，过量的人口会对世界的未来产生翻天覆地的影响。我还曾读过蕾切尔·卡森[42]写的《寂静的春天》，她在那本书里详细列举了人们是如何毁灭着自然环境的。这些残酷的预言使我更加不愿延续自己的血脉。另外，查尔斯·A·赖克[43]的《绿化美国》让我对反主流文化和不同的生活方式有了接触和了解。从那时起，我意识到自己不需要追随按部就班的传统道路。
不再被生育儿女的义务所驱使后，我发现自己想要“生育”富于创造力的艺术品来作为传世的遗产。我曾经对想要靠生孩子来将自己的一部分留在世上的父母不屑一顾，现在我后悔自己当时的想法。不管是生孩子、建造桥梁，或者为了艺术倾尽全力，都是在表达创造的冲动。这种冲动当然是驱使所有人的基本动力之一。
和我的许多画作一样，我现在的艺术作品主要想通过舞台表演、纪录片和最近在写的这本书籍来讲述自己一生的故事。
我的故事没有孩子为我传承，因此更应该为自己发声。这样反而更好，我还担心孩子会把故事讲错，或者漏掉了最精彩的部分。
还记得那位没有选我上飞船的女人吗？在她的孩子长大后——大概二十七年过去了——我们聊过一次，她提出想重拾我们的友谊。她说，尽管我们已经无法像从前一样亲密无间，她依然把我当作是可以信赖的朋友。我不得不向她坦白，自从她放弃我的那时起，我也已经放弃了她。说实话，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还能相信她会珍惜我的友谊，不会再次拒绝我。当然，时间已经抚平了我的伤痛，但我已经不愿意再赌一次了。
假如我还能回到那时，需要选择五个人去开拓新文明，这次我会更实际。我会毫不犹豫地将母亲们——那些愿意将孩子带到这个美丽新世界中的人——选上我的飞船。正是因为更深刻地了解到母亲这个角色是多么的艰难，我才更需要一路跟随着，以保证创造力和各种各样的艺术都有其合适的地位，就像它们在其他伟大文明中一样。我明白自己将兼任孕期帮手和艺术指导的任务，继续去做我擅长的事情：不循规蹈矩。
现在，艾瑞琳将生活重心放在创造、艺术和讲述故事上。作为一名视觉和表演艺术工作者，她从工作中感受到，在小众领域面对已知挑战不畏挫折的经历能给她带来无上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