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应友人之邀，到唐人街赴宴。友人知道我不喜欢这类应酬，一并邀请刘洪根，请他接上我。刘洪根是我的同村乡亲，还当过我的学生。我和他约好，在金门公园另外一侧的列治文区富吞街碰头。洪根说，富吞街离你家很远呢。我说，散步是我的日课。
10点40分，出门去。为了走路，穿了带破洞的球鞋。阳光依然是温吞水一般，海风不减其凌厉，使得百多年前马克·吐温的抱怨“最寒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天”依然成立。但毛线衣加夹克，太多了，到了林肯大道，便要脱下外层，夹在腋下。
走进金门公园，坑坑洼洼的是草地，下了一个坡，又一个坡。走上一条公路的边缘，一辆自行车大呼小叫地驶近，是母亲载着女儿，都戴着头盔。我回头看她们走远，感动起来，上帝真是仁慈，他造了人，他给了人一个足够长的成长期。这对母女的前头，有多少好风景啊！
忽然想起，从前，在这里步行过，那是1980年的冬天，距今将近三十二年。那时，我在唐人街读“四四制”职业训练班，上午上课，下午到下城的“马车”西餐馆实习。在以大型和热闹称雄金融区的酒吧当码酒瓶和洗酒杯的下手时，和白人吉米成了朋友。蓝眼睛、金头发的吉米，五十岁上下，参加过朝鲜战争，以军械上士的官衔退伍（这是载于他的名片上的），是“马车”的资深调酒师。他最得老板喜爱，因为他在资本主义社会彻底地实行“忘我劳动，不计报酬”。他的上班时间是上午11时，但天天9时前便来了，码杯子，盘点，补货，为收款机换纸带，至少一天白干两个小时，唯一的回报就是一顿丰盛的早餐。不全是白吃，中国厨师尤金给他煎两只一面生的鸡蛋，加五根熏肉和一勺马铃薯泥，吉米往他的围裙口袋里塞上两块钱。那年代，麦当劳的早餐也不过两三块一客。他喜欢上我，因为我勤快，而且从来不会顶嘴。连听也没听全，还敢乱说？他有过几次婚姻，没人晓得。但最近，他的分居妻子回心转意。这消息，是他自己到处宣扬的。在酒吧逢人就说，兴奋起来胖而歪斜的肩膀更要一边倒似的，蓝眼睛眨巴着。星期五下班前，吉米拉上中国人伊凡当翻译，在酒吧里三人面对面，问我明天能不能去他家。我说当然可以。我问，去干什么。吉米作了拿滚筒漆墙壁和拿扫把扫地的姿势，那倒是我看得懂的。伊凡替吉米翻译完，再以吉米听不懂的广东话告诉我，吉米的老婆后天一早搬回吉米租赁的屋子，明天要做好迎迓的准备。
星期六早上，我坐巴士穿过金门公园，到了吉米的家。1200美元租金，一栋小楼，别说我这穷光蛋，即使月薪、小费加上退伍津贴，税前收入近3000美元的吉米也嫌吃力。可是，吉米只怕怠慢娇妻，绝不计较口袋“月月光”。我要干的活计是给车库和车库后面的杂物房油漆和清洁。这是粗话，他信得过我。至于二楼，给所有窗帘和地毯吸尘，换床单，整理衣柜和鞋架，布置鲜花，挂两口子的合照，这等技术活，则由一位墨西哥女佣包办。我兴冲冲地干了六个小时，午间吃吉米送来的火腿三明治，那是他昨天买下，放在电冰箱里的。吉米长于示范：“手这样握刷子，这样扫过去，啧啧，不赖……”“噢，我的老天，完了！补课，再刷一遍！”其实，活计只够干三个小时，但他非要我磨蹭，光是刮掉方形洗手槽周围的污垢，就费了两个小时。我离开时，吉米塞给我40块钱。我遵循国内的交友之道，坚决不要。他生了大气，吆喝着，粗颈项上的血管差点变为出土的蚯蚓，最后，把两张20元钞票塞进我的上衣口袋，把我推出去，旋即关门。我惊愕地站在门口，他上了楼，从窗子探头，向我挥手，说：“谢谢你帮忙，再见！”调皮的蓝眼睛眨巴着。第二天，吉米上班以后对伊凡告我的状，说我不懂规矩。伊凡责备我，说干活拿钱，是美国的铁律，以后不要再被嘲笑为乡巴佬。
我在街上转了一会，白色的雾气游走在寂寞的草地上，几乎见不到人，遛狗的女子在远处闪过。我在刚才下车的巴士站，站了30分钟，巴士没来，不耐烦了，走路！开始时照巴士路线走，走得兴起，改道进入金门公园。
一样的路，一样的风景。树的年轮，人的皱纹。草地的绿，头发的黑与白。这条横穿公园的南北向公路，我驾车经过无数次，但脚板没触及软软的沙土。不知道是走在“从前”，还是“从前”回到“当下”。漂着绿萍的池塘，被梧桐树遮蔽了一半，梧桐在仲夏进入全盛期，翡翠般的叶子密匝匝的，把水面折射的稀薄阳光吸进绿色深处。一队大型哈雷牌摩托车开过，该是俱乐部的集体行动，一律男人驾驶，女士坐在后面，一色黑皮夹克。都五十开外了，无不镇定自若，不知是大马力、加长型的车给了底气，还是他们给机动车添了活力，只有对自身魅力洞若观火的人物才这般目不斜视的。车队的后面，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骑自行车，蹬得兢兢业业，后座上的儿子一味做鬼脸。
我的光阴如此多情！这一结论是走到第十九街街口时从脑际闪现的。不是吗？上一次和这一次的分隔，成为恰到好处的中点。我从三十二岁到达六十四岁，依然可以靠两条腿穿越时空。记得上一次，到了这儿，才宣告对巴士绝望，不再回头看，径直走上贯穿金门公园的公路旁小道。那年代，家里一台带圆盘的电话机，已教我这新乡里受宠若惊。我那天既没借用吉米家的电话给家里报个讯，也没在路旁的电话亭给投币孔投下十美分，明明知道妻子在家牵挂。而劳苦和期待，是可以把时间拖长的。
那年头，我周遭的美国，和现在比，自然陌生、新鲜、神秘得多。厄荣街的汉字招牌，中文日报的招工广告（那一年，人生理想极为卑微——当赚小费的“企台”），居民区的悠闲情调和商业区的竞争气息，一个不在乎吃苦的新移民。走吧，我在起起伏伏的小路上兴冲冲地迈步，身边呼啸的，是轿车，坐着在万紫千红中探赜索隐的观光客，还有当今流行的“多功能车”的前身——箱形车，载着去公园内足球场练习的中学生。三十年过去，依旧太平世界，景色没太大变化，变的是人，还有人的服装。1980年，美国人的后脚还来不及从反叛的20世纪70年代抽出来，长鬓角的男人和喇叭裤曳地的女子偶然见得到。但在公园里，谁都穿休闲服，那倒是变不出花样的，充其量是运动衫上的字句和图画换了。
经过一个野餐专用区，一对马来西亚情侣对着地标牌，查荷兰式风车位于何处。不远处一个厨师模样的胖子在做烧烤的准备，依稀嗅到日本产“塔拉雅集”酱汁的香味。草地有如白人女子的眼瞳，晶莹地绿着。
再往前，是一个巴士站，上次穿越时它肯定没在这里，这种以厚玻璃为墙壁、塑料板为盖，挂着电子信息牌的统一样式，是本市到了新世纪才普遍设立的。一个年龄和我相仿，但比我雄姿英发许多倍的男人，穿着雪白的衬衫，熨褶触目的“达克”长裤，在庄严地演说。供候车人坐的简易小凳子上，放着一本带图解的小册子，似乎是关于什么“经”的。“诸位千万不可草率，此点至关重要……”我捕捉到这一行，居然是地道的乡音。我揣测，虽然此公面对的是芦苇和橡树，并无听众，即鲁迅所慨叹的“无物之阵”，但不会是表演欲过剩的精神病人，而是做实战训练，今晚他将登台，闪光灯下的讲台，会场上的崇拜者、掌声……他拥有成功人士应享的尊荣。不过，单单截取“练习”这一片段，便成我一部分人生的象征。这三十二年间，我没有放弃的，便是类似于“无人处大呼小叫”的写作，纯然为了发泄，所以不敢庄严其事。好在，我已走过“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愤懑期，也走过“恐修名之不立”的追逐期，往“坐看云起时”的空灵期前进。
走上连接日落区十九大道和列治文区要塞街的一段，小路紧贴公路，车的流水从耳畔滔滔流过，谁也不会向一个左手挽着巧克力色夹克的东方老头子多看一眼。一路是细叶桉，路面被叶子覆盖了一层又一层，踩上去，酥软如春泥。褐红的、杏黄的、乌黑的，斑驳的、破碎的、完好的，如剑如刀般锋利的凋零之物，是它们把岁月切割为日与夜、明与暗、生和死吗？也许不是，它们是时间与空间无时不进行的混战所留下的，没有胜负之分，只能做意味深长的见证。不过，即使是最底层的腐叶，也不可能印上三十二岁的健步，那不要紧。业已做好跋涉和摔跤的准备的脚，有路承托着，不管里面铺的是泥泞、碎石还是柏油、水泥。
那一回，走出树木蔽天而冷意森然的公园区，就是铺满阳光的富吞街，再走两三公里，在第十六街和格里大道交界处，是我租来的居所。月租200元，车库改成的。露出水管的矮天花板，下雨天有水漫过地板的卧室。破地毯上碾过女儿的自行车，用第一笔工资买的26英寸电视机前，晃着儿子的大脑袋。同甘共苦的妻子，那年三十岁，在缝纫机前赶做车衣厂送来的裙子。那就是我在异国的依托。后院多刺的冬青树伴着我栽下的白菜苗，一似月光搅拌鲜美的乡愁。在路上，想到因了出外一整天没给家里打过电话，妻子一定急坏了。我进家门，她会抱怨，然后捧来一碗“清补凉”汤。
人生之美，莫如有路走，长长的路。此刻，和三十二年前一样，路在前面延伸，即使连接它的是未知，是虚无，乃至陷阱，也比无路可走好，更比几步就走完好，好在一路有挑战和希望。我走出兴头了，步幅大大的，呼吸依然均匀。刘洪根来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在树林里头。面对着林子里弯曲而崎岖的路，我成了在村里赚大寨式工分的知青，面对着大片等待栽下秧苗的稻田；我成了乡村小学月薪25元的民办教师，办公桌上堆满待批改的作文簿；我成了旧金山勤劳但不勇敢的新移民，只知道路是有得走的。说时光多情，是指它的赐予，如此之长久，如此之丰富，让我尝遍人间百味，不错过生命的全部阶段。
这不，我一路走过来了。我的家，转移到这一段路的后面，我的家里，第三代——外孙女，没到当年她妈妈的年岁，正被她外婆抱着，吮吸奶瓶。“不行了，太多了，四盎司吃完，还要哭闹！”外婆的抱怨就是骄傲。
走到富吞街，全身冒汗。坐在靠近第十八街的巴士站，拨通刘洪根的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