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节的午间，我正在翻译一个从网上下载的故事，书房外一片喧哗。妻子和丈母娘一起，边看食谱边炮制火鸡。我在忍受碗碟的碰撞声之外，还得随时听候差遣。“喂，过来一下，把烤炉的温度和时间校好。”太太站在书房门口，威严地下达命令。平时她要是听到键盘的敲击声，不轻易来叨扰，但今天是合家团圆的法定节日，按惯例，要努力感恩，我当了逃兵，道理上亏了。我所以争分夺秒，是因为过一会，亲人都要来，弟弟和妹妹、他们的配偶和孩子，到时济济一堂，野小子们到处跑，更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了。
我在翻译美国某城市一名夜班计程车司机的自述。故事太动人了。
二十年前，我以开计程车为活。一天凌晨二时半，我依约到达一个建筑物的门前。夜深人静，大楼里一片黑暗，只有楼下一个窗户亮着灯。在这种情况下，换上别的计程车，司机顶多按一下两下喇叭，如果没人出来，就开车走掉。不过，我知道好些可怜的人赶早班车，只能依赖计程车，我要是开溜，他们可能赶不上趟，于是我下了车，到门口去。我对自己说，那乘客说不定需要我的帮助呢，我对自己解释道。于是，我敲敲门。
“请等等。”里头传出苍老的声音。我听到她在地上拖着什么重物。过了好一会，门开了，一个小个子女士，看模样有八十岁，站在我跟前。老太太穿着印花上衣，头戴方形帽子，帽子上用扣针连着一块面纱，活像从20世纪40年代的电影里走出来的。她身后有一个尼龙衣箱。我环顾一下这家公寓，好像许多年没住人，所有家具都被床单覆盖着。墙壁上没挂钟，厨房的柜台上没有小摆设也没有餐具。在墙角倒有一个纸箱子，盛着玻璃器皿和照相簿。
“劳驾，把行李提上车去。”老太太对我说。我把衣箱放进车后厢，回过头去帮她。她挽着我的臂膀，缓缓地走下人行道，一个劲地感谢我，说我是大好人。我说：“我没做什么，我所干的不过是这样：我要求人家怎样对待我的妈妈，我就怎样对待每个乘客。”
我马上惦念起父母亲来。父亲最近害了重感冒，别的症状好对付，咳嗽却折腾得他睡不着，坐不好，叫苦连天。我开车送他去看了几次医生，医生说，没什么大碍，只要不引起肺炎并发症就好。今天早上，父亲在电话里说，咳嗽轻了点。随即他抱怨起同他们一起住的妹夫来，昨天说好的，妹夫开车，中午和他们一起来。可是，妹夫临时被在车衣厂当裁剪工的弟弟抓了公差，要在下午四点前把货赶出来。父母亲只好在家里等。我以为老人家来到这里，也就是坐在客厅，要么读读报纸，要么打瞌睡，几个精力过剩的小子到处蹦跶，没个安宁，晚点来就晚点来吧！
我继续翻译下去。
“你真是个好孩子。”她说。
老太太上了车，把目的地告诉我，接着问：“你能不能穿过下城？”
“路可不近。”我随即说，意思是不想她额外付车费。
“不要紧，反正我不赶，我这趟去的是Hospice[1]。”
我从后视镜注视她，她的眼睛含着泪花。她喃喃道：“我没有亲人，医生说我的日子不多了。”
我没搭腔，悄悄地把里程表关掉，问：“你要走哪条路？”
往后两个小时内，我和老太太穿过了整个城市，她指给我看，她曾经在那栋大楼内当电梯操作员。我们开进一个住宅区，她告诉我，她和丈夫在那幢房子里度蜜月。她让我在一家家具店的门口停下来，说这里原来是个大舞厅，她在里面跳舞时还是小姑娘。好几次，驶过特别的楼房或者街角，她要我放慢，她坐在车里，久久地沉默，凝视着暗处。
午饭后，父亲来了几次电话，一次比一次急。我纳闷地想，人老了就难缠，又没什么要紧事，赶到这里来干吗呢？我安慰父亲说，聚餐反正在晚上，再等一下吧！父亲说：“不等了，你叫阿文来接。”我的儿子文躺着看电视，不想动弹。我离开电脑桌，拿不定主意，可能要跑一趟了。然而，对老爸有点气，这么一个有担当的男人，脾气怎么变成小孩子呢？手头的翻译放不下。想好了折中的办法，给在车衣厂忙碌着的弟弟打电话，问妹夫什么时候可以收工。妹夫回话说马上就好。我松了一口气，在电话里告诉父亲说：“阿民现在去接你们。”
我还在翻译。
到第一线晨曦洒下来时，她蓦地说了一句：“我累了，走吧。”
一路上再也没说话。目的地到了，低矮的房子，看样子像疗养院，驾驶道直通往门前的柱廊下面。车子一开到，两个医护人员马上跑出门来，他们又殷勤又紧张地盯着老太太迈动每一步，他们早就准备好迎接她。
我打开车后厢，把衣箱拿出来，放在门口。这时老太太已经坐在轮椅上。
“多少钱？”老太太边问我边打开手袋。
“不用付钱。”我说。
“你要养家糊口呀！”她说。
“我从别的乘客那里赚回来就是。”我回答。
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弯下腰来，拥抱她。她紧紧搂着我，说：“你给了老人一点快乐时光，感谢你。”
我攥着她的手，好一阵才放开。然后，我走进熹微的晨光。背后，是关门的声响，一个生命完结的信号。
三点多，楼下的门铃响起来。我连忙下去迎接。父亲病恹恹地拄着拐杖进来，后面跟着神情端肃的母亲。我要扶父亲上楼，父亲把拐杖搁在楼梯口，说不用，自己握着栏杆，一步步地挪。八十一岁的父亲，真的老到火候了。脸上不再有深刻的皱纹，老人斑所覆盖的五官，重新膨胀起来，一似早已瘪了，揉得皱巴巴的废气球，再次充满了气，平滑诚然平滑，轮廓却是陌生的，晚年的忧患不声不响地把相貌安排过一次。我遂惊觉，父亲的肩膊倾斜，过去的中等身架，已经缩小四分之一。从背后看，父亲拄拐杖站立的模样，和祖父酷似，也是肩膊歪斜，不同处是祖父惯常所拿的是乡间称为“大碌竹”的水烟管。可以预测，我如果有幸活到八十出头，模样也差不离——肩膊肯定是歪掉的。妻子早已这般预言。世代的传承，在体形方面，如此昭彰，真是惊心动魄。
父亲还在病中，心理较脆弱，我不敢像往常那般放肆，请他坐下，问他喝点什么。安顿好了，我回书房，继续敲打计程车司机的故事。
这一天，我再也没有接载过一个客人，我漫无目的地开着车子，脑袋一片混沌，几乎无法说话。我想，如果老太太碰上一个坏脾气的司机，或者一个急着下班，失去耐性的司机……如果我不载她跑这一趟，或者在接她前，只在门外按一下喇叭就溜之大吉，结果会是怎样的？
回顾一番后我想：刚刚做完的这档子事，在一生中没有比它更重要了。我们总是费尽心机去追寻好时光，可惜好时光在手中时，我们不曾发现它的美丽，因为它被好些人裹在“微不足道”里头。
译到这里，父亲进书房来。平时，他看到我在忙，便不多说话，唠完非说不可的就离开。但今天不是，他在我背后的椅子上稳稳地坐下。我赶快把最后一段翻译完。
一位老人，读罢这个故事后说，人们未必记得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但他们都记得你的言行让他们感觉了什么。
转过身，和疲态毕露的父亲说话。当然是说病。这几年，父亲的话题逐渐缩小，病成了中心。他本来很健壮，精力充沛，脑瓜灵敏。我二十一岁那年，他四十四岁。父子俩到四十公里外的乡村买“黑市”稻谷，每人用自行车运一百多斤。路长不说，还提心吊胆，提防路上的关卡把谷子没收。回到家，我累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父亲没事似的，和弟妹们打草包直到半夜。临睡前过来看我，说了一句：“骨头太嫩！”从壮年到老年，他都硬朗。七十岁上才因为右膝盖严重磨损，导致肌肉萎缩，进医院换上一个塑料膝盖。从此行走有困难，近年来尤其严重，据医生说，十年的保用期已过。他偏生就行动型的性格，坐言起行，风风火火。
“爸，我和你说多少遍了，不要给医生折腾了，有确切的症状才看，不然就不去。死生有命，怕得那么多！”
“我晓得，我如今的状况，是心脏科医生害的，非要我服阿司匹林，吃得我的眼球出血，手脚的毛细血管出血。我不吃，他又说我的心律有毛病，照心电图，照X光，折磨得真惨！”类似的话，每天他都对我念叨至少一遍，我不敢打断，只说：“那么你吸取教训，不要随便找医生，别以为不花钱，跑诊所是不捡白不捡的便宜。”我终于明白，父亲迫不及待地来我家，是要撇开母亲，和我说说体己话。
“我早就拒绝，应付不来。上午在甲医生那里量血压，结果正常。下午到乙医生那里一测，高出二十多。乙医生说危险，必须马上服降压药。我是老鼠进风箱……”
“还有你妈，我不去她就唠叨，像在耳边嗡嗡的苍蝇，一定把我弄到医生那里去。”父亲说到和他结婚六十多年的老伴，语气的可怜，教我惊讶。上星期，父亲抱怨母亲彻夜失眠，要我说服她服安眠药。我几乎磨破嘴皮，举了岳母和几位朋友的例子，说明安眠药的可取，也引用了医生的权威结论，父亲在旁帮腔，但母亲坚决不从。我差点下跪，说：“你今晚试半片，为了我，好不好？”母亲摇头，那种决绝，一似赴义的仁人志士。后来，趁父亲不在旁，母亲才把原因说了：父亲每晚起来小便七八次，服了安眠药后，神志不清，没走进洗手间，随地乱撒。我对母亲说：“乱撒也随他，顶多是洗洗地板吧！总比你晚晚不合眼好嘛。”
现在我才省察，母亲夜夜不睡，是为了监视她相依为命的丈夫，怕他摔倒。牺牲自我，保全丈夫，已到病态的偏执。那么说来，五头牛也不能拉她回头了。
“我没法独自出门好久了，到几个街区外去买一份报纸，她也跟着。”父亲长长地叹气。
“这也好，你的腿不好，万一摔了真难办。”我想起十年前他在唐人街的街上，失足跌进一个小坑，锁骨脱臼，送到医院急救。
“好是好，可是我不能到处走走，散心的自由也没有。”看来，父亲所面对的是两个死结，一是被母亲逼着去看除了折腾别无用处的医生；二是过度的受保护，妻子以自虐来履行守护他的职责，徒然增加他的负疚感。我作为父亲最信任的长子，对此能做什么？白发齐眉的恩爱夫妻，这爱，部分地以牵制和折磨来体现。为爱的奉献，有时是可怕的，如果以损害自己为前提。
“这辈子，不敢回头看，失败，从头到尾是……还幸亏末尾这十多年，在美国吃到安乐茶饭。”父亲呜呜地哭起来，那样地哀切，那样地绝望，我的眼也被泪水模糊了。我高声叫起来，客厅的孩子以为出了什么事，蹑足前来窥看。
“是你的罪过吗？整整一个中国，你那一代，我这一代，都是这样过来的，能怨自己吗？”我激昂地说着。我的父亲，左手拨拉算盘珠子右手写账簿的精明人，开文具店不到两年就把全镇竞争对手打垮的强人，新中国成立后当过镇工商联第一任主任。老天爷给了他卓越的头脑、健全的性格、旺盛的精力，却没有给他机遇，青年时逢上抗日战争和内战，刚进中年就被下放农场劳动，然后是“文革”，他被挂上“阶级异己分子”的牌子，在镇里敲破锣游街。我泪流满面，对父亲无言。我要问，父亲，这个账怎么算？我们失去的是岁月，是生命。
父亲还在哭着。五十多年间，我没看到父亲这般悲哀过。上一次是三十多年前，他被关在牛棚里，靠一位同情他的工作队员通关节，我在天没亮时，趁他出外上厕所，在黑暗的公厕过道里匆匆忙忙见了一面。我压低声音说：“爸爸，要顶住。”爸爸的声音颤抖着说：“好好。”那阵子，他被工作组的车轮战逼得万念俱灰，想去自杀。临分手，我对他说：“母亲在家很好，就是挂着你，你没事，很快就能出来。”在厕所门外，熹微的晨光照着，他的脸色苍白，心中失去凭借的惊慌，从眼神中透露出来。他毕竟没有失去全部希望，至少，妻子和六个儿女在守候他。可是今天不同，末路在不远处，想及失败的不可挽回，怎不撕心裂肺？
“我问自己，到这田地，还不满足？儿女孝顺，每月领的福利金花不完，看病服药也是政府包下，可是，心里就是难过。”我仍旧无言。对这个赋予我生命的男人，对这个给我最丰沛的父爱的男人，我的心绞痛着。我能做什么？面对无情的光阴。我们都是遭受剥夺的失败者，一天天退却，一天天讨价还价却无法取得任何宽限的可怜虫。啊，命运！
我要做计程车司机一般的好人，尽可能地让末路上的父母亲活得轻松一些。可是，我绝不敢向父亲转述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为了忌讳的缘故。
注释
[1]Hospice，指为垂死者设立的医院。
